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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日记(7)

我们在晨雾中看到了绝妙的景色。那美景简直令人无法描绘。

造型优雅的了望楼和城墙浮现在水中。长在城墙边的水中杨柳更增添了一种风情。尤其是火红的朝阳挂在树梢上,河水灿然生辉,那景致美不胜收。配备在大快艇上的步兵炮吐出火舌,击中了城墙。一发、两发、三发,但坚固的城墙纹丝不动。几分钟后,大概是害怕了炮击的衡水县城的居民们,挥着赶制出来的太阳旗一溜排开在城墙上,表明了归顺之意。

停止炮击,继续前进,但我们的船很难通过架设在河上的低矮的石拱桥,不得己,决定等待工兵队炸毁这座桥。这时,传下命令让我们做饭。我们正做着饭时,一个当地居民过来,我给了他五十钱让他买糖,他只买了一点点回来,我用乱七八糟的支那语抱怨他,并让他领路,我自己去交涉。那家店在城外。

在那里,我发现了可怕的事。许多士兵在那里大肆掠夺商品,商店的主人和伙计们一脸悲痛地呆立在门边望着他们。我已经没有必要再交涉什么砂糖价格的贵与贱了。

轻率盲从的我们肆无忌惮起来了——这是战胜国士兵的权利。首先得还回我的五十钱!我打开了店主的抽屉,五十钱还在。

就像饿狼一样看了一圈,想着掠夺什么东西。首先是砂糖。葡萄干味道不错吧,又抢了一盒葡萄干。罐头也挺好的。

手电筒也很需要。香烟不拿上一点也不行。扔掉献县的支那米,换上糯米吧。有了砂糖,面粉一定更好吃。哎呀,还有皮手套,到了冬天没这可不行。这东西少拿些,就拿两副吧。露宿时羊皮也是很需要的。

正当我抱着这些多得抱不下的东西要出门时,大队本部的经理部的下士过来了,他怒吼道:"谁允许你们拿走的?"

我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其他士兵大大咧咧地拿着东西出了门。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钱付了吗?如果没付钱,赶快付钱,随便多少都行。"

我从怀里掏出了一枚硬币,交给了店员。那个店员可能很生气,又把那硬币掷还给我了。但我硬塞进店员的手里就势跑了出来。宽阔的河岸上,分队的战友正在等待着我这个圣诞老人。这边也喊,那边也喊,都为掠夺品之多而惊叹。两三个战友又拿着东西回来了,我们分队的食物真够多的了。

我们常常因吃不上东西而大叫其苦,这次拼命弄来了食品,但又不可能吃完,最后剩下的连运也运不走。我们一直吃到想吐为止,死命往肚子里塞。吃葡萄干,吃果脯,吃罐头,吃年糕团,吃油炸饼,一直吃到我们松了裤带。我们说:"这不是掠夺,是征收。是胜者之师必须进行的征收。"

不知怎么,"掠夺"这个词让人觉得心情黯然,而说"征收",便不会感觉到罪恶。

突然响起"轰"的一声,工兵把桥炸毁了。

天快黑下来时,下起了瓢泼大雨,砂糖和面粉全随泥水流走了。尽量带上出发命令允许携带的食品乘上船,前行了一阵之后,装甲艇在爆炸的地方过不去,便停了下来,没办法之下又往回走,系好船开始宿营。

第二天,吃上了征收来的蘸上果酱的糯米团子,吸着香烟,手浸在水里,赞颂着美丽的风景,那心情就像乘游览船观赏风景一般。下午五点左右,到达了新河县城前面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敌人的粮草仓库,看守仓库的两个敌兵正在午睡。

一个是大个子军人,一个是学生兵似的年轻人。两个人身上都带着相当数量的纸币。翻译审问了他们。士兵们充满了仇恨,又是用香烟火烫他们的脸,又是用刺刀捅他们。西原少尉举起军刀摆开架势砍了其中一个,军刀砍歪了,没有杀死敌兵。另外一个被翻译的手枪打死了。这个少尉看上去好像对杀人非常感兴趣。他至今已经砍死了不少可能是无辜的平民,尽管说是试刀。粮仓有米有点心,点心都是带糖的,特别好吃。

命令我们分队负责搬运弹药,所以脱离了中队,这下要急着赶上中队。亲爱的横山淳工兵伍长提醒我说:"喂,东君!洪水太大,小心点!"

从上岸地点到刚才的村庄有两百多米路程全浸泡在水里。在这么大的洪水中我使出很大力气走了起来,但要走这两百米很不容易。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泥土粘脚,更何况扛着背包和弹药箱,移动身体真是难上加难。泥水漫过腰部达到了胸口处。好不容易弄来的砂糖和香烟全浸透了泥水,但我这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事了。背着背包,左肩扛枪,右肩用棍子和前面的人扛着弹药箱。前面的人一闪,后面的人就跟着一闪;后面的人站稳了,前面的人又进退两难。脚被泥土粘住的话,脱也脱不开。好歹花了一个多小时过来了,弹药箱终于没受潮。我们嘴里说出的话都一个样——"畜生!真他妈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能更好地表达此时的心情。

可是,洪水的困难并未就此结束。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在等待着我们。横山淳的忠告成了严酷的事实。穿过村庄,出现了茫无边际的一大片洪水,简直让人怀疑是大海。看到这情景,想想刚才的辛苦,整个人就要垮了下来。暮色苍茫,弄不清部队前进的方向,我们十二个人望着洪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抽起了香烟。

无边无际的洪水,沉重的弹药,方向不明,残敌的袭击,黑夜的来临,我方人数太少等等,一想到这些,就神经质似的焦躁不安起来。

好不容易征用了六个当地人,我们决定让他们扛弹药。

其中一个是七十多岁的患了中风的老人,走路摇摇晃晃,看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很可怜,但这时不是同情的时候。这样的病人扛着别国军队的沉重弹药,被迫跟着别人在黑暗的洪水中行走,而且还不知走到哪儿才是尽头。这是战败国民众的悲惨可怜之处。

老人摔倒了好几次,求我们放了他,但我们坚决不听。他终于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地哭了起来。我们对他又打又踢之后,又像神一样命令他背起了背包。本该让他扛弹药的,由于他是病人,就让他背了个背包。我们为他找来了一根拐杖,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为了防止他中途死掉或者不堪痛苦而倒下。从他的病势来看,估计他会死在洪水泛滥的、漫长的跋涉途中。我们为什么如此惨无人道呢?这是因为对巨大痛苦的厌恶使我们漠视了人道,再加上扛过一次背包和弹药,我们自身也难保了。

十二名战友开始游泳前进。天已完全黑了下来。踏稳地面,浮出水面,摇摇晃晃,摸索着,我们静悄悄地走着。一寸一东史郎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之躯开始痉挛,迎来最后一口呼吸,死神掩没了他的肉体。

呀,老人被刺中了。

刺杀老人的那个士兵真是一个太狠毒的士兵。

老人呜呜地呻吟,他以自己的鲜血喷出了自己鲜红的老命,同时喷出了想使之存活的孩子的红色生命。

三十几具尸体惨不忍睹地叠在一起。

杀人工业!

我们是这个工业的忠实职员。

死亡到处播撒着尸骨。

播下尸骨的地方又萌出嫩芽。那嫩芽又不分昼夜,不分春夏秋冬地在成长。

残酷狰狞的杀戮结束了。我们继续前进。

晚八点左右,我们到达了百尺口。

听见了"隆卤的枪炮声。

终于遇见了敌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我们中队是预备队,依旧没参加战斗,弹药一点也没减少。微微昏暗的道路上,通讯兵不停地拨打着电话。他说,一百米前方已经开始交战,我军也有几人伤亡。我们聚在道路的一侧坐着。这里虽说是后方,但并没有片刻的安宁,当火线上友军的某处阵地出现危机时,我们必须立刻去增援。就在这等待时机的时候,上面给我们发下了一点极为珍贵的食品: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

这点贵重的食物由两个人分。由于太贵重,我们都没动手。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两个人不知怎么分。

在内地恐怕不屑一顾的一粒奶糖和一条乌贼腿干,在这里却是极珍贵的。

听说这些东西还是空运来的。

我把奶糖,还有乌贼腿干放进嘴里,一面深深地感激,一面有滋有味地咀嚼着。

每大的过度疲劳要求身体补充糖分,这时正是连一粒糖也都想要的时候。

仅有的一粒奶糖既可笑但又难得。

火线上在激烈交战,天完全黑下来后,枪声渐渐低了下来,不时地响几下之后便戛然而止。

黑暗中子弹漫无目标,所以射击停止了。

这样,黑暗给战斗带来了休息,我们就决定在路上睡觉。

白天的汗水沾在脊背上,随着温度的下降,我们开始感到阵阵寒冷。就在我们睡不着、阵阵发抖的时候,命令让我们做饭。

我们进入屋子里。

为了不让做饭的火暴露目标,我们只能在大门紧闭的屋子里做饭。

街上有一口井。许多士兵都用这仅有的一口井,水是用一只旋转式摇柄打上来的,每次只能打一点,打水的队伍排得很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把粘有剩饭的饭盒洗几下,然后再用饭盒淘米,这是因为我们还留有内地生活时的习惯,或者说还有清洗的习惯。

其实,早已不是需要这种清洗习惯的时候了,我们有的人还没能完全摆脱在内地时的习惯,不适应野战生活。

腾腾烟雾之中,我们终于做完了饭。野口好像物色到了什么东西,他摸出了糖果。听了他的报告,我们电击一般地飞出去,到了一家商店一看,一个大罐子里全是茶色的糖果。

这时已经有几只肮脏的黑手伸进罐子里了。我一面把糖放进了嘴里,一面想起了孩提时代见过的一个老头儿,他把这种有些酸味的松软的糖绕在棒子上卖。这家店可能也卖香烟,地上散乱地扔着空的香烟盒,但我一支烟也没见到。烟和糖,我没福气兼而有之。

十二日,早晨七点,我们担任军旗护卫小队,出发去攻打宁晋城。和联队本部一道排成纵队在高粱地中前进着,这时,从右侧"嗖嗖"地飞来了子弹。我们立即散开队形,继续前进。

飞机飞来,在我们头上盘旋,好像在寻找降落地点。盘旋了两三圈后,发出轻轻的声音漂亮地着陆了。小队长命令我们去看清是敌人的飞机还是自己人的飞机。我们走近飞机,内心在想肯定是我们自己人的,只是带着一些好奇,想知道到底乘坐的是什么人。

飞机上下来了炮兵科参谋,会见了联队长后又跳上了飞机。敌人的子弹依旧在我们的头上掠过。苦力们因害怕,拖着铁皮弹药箱在地上爬行。

子弹命中分队长竹间伍长前面的铁箱,子弹引爆了里面的几发子弹,它自己也停留在里面了。竹间伍长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

他说这个弹药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要带回去作纪念。

中队长也感慨万千他说:"好!我给你办手续。"

面对敌人密集的射击,步兵炮开始发威了。旗手紧紧握着军旗精神抖擞地前进,我方的炮击终于压倒了敌人的射击,联队再次排成纵队,我们小队处在本部前方三百米,顺着炮车的轮印螨跚前进。二三十分钟后,高粱穗的前方浮现出了宁晋城的影子。

一想到靠近宁晋城了,就觉得令人高兴的休息似乎正等着我们,脚步也不由得加快,可是,敌人的子弹突然呼啸着飞过来。我们再次慌忙散开,踏倒了高粱秆。子弹好像是从三个方向交叉飞过来的,我们四面都是敌人,怎么办?我们必须尽快冲出包围圈。穿过高粱地,来到了有六间(日本的长度计量单位,1间约合1.8米。)那么宽的很气派的大路上,这里可能是敌人的军用道路。道路的两侧是深深的堑壕,多半是敌人来来去去用的。

不论敌人怎么射击,我们一枪都不还击,因为我们发现不了敌人的影子,从子弹声来判断,敌人可能是在四五百米或者更远的地方朝这里射击的。

命令让我们在宁晋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宿营。我带着哨兵去了司令部所在的前面的房子里。本部人口处必须有一个哨兵。紧紧关上哨所人口的大门,我们一面烧着火一面吃着从分队运过来的晚饭,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

"东!"这时,正在站岗的步哨带进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支那人。在士兵之间,谁都不说某某上等兵先生,某某伍长先生,某某哨长先生。即使是现役兵也是直呼其名,如称"横山淳"。

"什么事?"

"这家伙在本部旁边的小路上转来转去的,我把他抓来了。"

"是间谍?"

"也许是的。"

"脸长得挺秀气,也许是学生军。"

步哨踢了那年轻人一脚。

"喂,关上门,别让火光漏出去。"我对哨兵说,然后在年轻人的怀里搜了搜,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我随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给我好好看着他。我去叫翻译官来,哨兵快站岗去!"

哨兵和我来到屋外。检查了一下年轻人转悠的小路之后,我去叫翻译了。

年轻人回答翻译说,他是前面四十多里地的一家当铺的掌柜。但是,我们不信四十多里地前面的当铺掌柜有什么理由来这个打仗的地方,都说他是残敌。他说他没想到这里正在打仗,他来宁晋是做生意的。

不论他怎么辩解,我们决定把他当做残敌或便衣侦探处理。不当班的哨兵们说,用粗绳子把他绑在柱子上站一夜。

我说,讨厌敌兵可以理解,但有的人也是强制征来的,明天就该他见阎王了,算啦,今晚就让他坐坐吧。于是,便把他绑在柱子上。那青年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他也许在想他那如明天的朝露一样的生命,想他的父母和故乡吧。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露珠一样的泪水。我想踢他,可看到他可怜的晶莹的泪光,靴子又抬不起来了。

这时,我深深地为自己不懂支那话感到悲伤。撇开这个青年不说,我们因语言不通,不知错杀了几百个无辜的良民。

语言不通会引起误解,进而恼怒,最后发展为杀人。我们在杀死的农民身上,有时撒一些冥钱,几千元不等。冥钱上印的数额都很大,商店的抽屉里多的是,上面写有"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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