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长征风云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不一会儿，军团司令部电告李聚奎：“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后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在那里渡江。”李聚奎率领一师跟随林聂首长又挥师北上，沿着羊肠小道和乱石滩，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赶到绞平渡。先期渡江的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口，等待红一军团。看见林彪、聂荣臻两人走了过来，毛泽东的焦虑之情顿时冰释，眉开眼笑。他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

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