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云（1821~1899）

宝云（1821~1899），又译作鲍恩、包文。爱尔兰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先做教育工作，曾任过大学校长。后来到英国殖民地部任职，曾任澳大利亚、新西兰、毛里求斯等地总督。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1岁。曾受封爵士。1899年去世。著作有《三十年的殖民统治》。后来的宝云道、宝云径即以宝云爵士的名字命名。

任内建树

宝云很看重香港的地位，“东方直布罗陀”的称号，就是他在任时起的。他认为，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商埠，在大英帝国里地位仅次于伦敦，就像当时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一样举足轻重，应当很好地经营。所以，他虽然任期较短，但对香港颇有建树。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热心发展教育事业，开办了皇仁书院及政府书院。成功地推行了大潭供水计划。新医院、新避风塘、天文台、电话公司，都是在宝云的倡导下发展的。

第九任宝云在宝云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历史上第二个人工水塘开始动工修建。这是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港岛东南部的大潭湾以北。由大潭、大潭小塘、大潭中塘和大潭笃四个水塘组成，总容量为916.7万立方米。其中大潭水塘第一期工程于1877年完成，初时储水量为141万立方米。第二期工程在港府努力下，于1889年完成，储水量增至172万立方米。大潭小塘、中塘和大潭笃水塘分别于1904年、1907年和1918年先后建成，其储水量分别为10.2万、89万和645.5万立方米。这座水塘的建成，对缓解香港的供水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港是自然灾害频繁地区，飓风经常袭港。每次台风经过，大雨倾盆，山泥倾泄，船只沉没，房屋倒塌，人财物损失惨重。每逢大旱，数月无雨，居民数天供一次饮水。气象天文设施的兴建对香港极为重要。宝云任内，1883年，香港首座观象台建成，矗立在尖沙咀艾尔尊小山丘上。它占地276平方米，建有拱窗长廊，具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这座古建筑已长命100多岁，它居高临下，上观风云变换，下观维港苍桑，香港百年历史尽收眼底。既为香港提供了天上信息，又是历史之见证。1983年，在它的百岁诞辰之际，被港府列为法定的古迹。

宝云在任期间，于1883年4月4日向英国殖民地部建议扩大立法局，增加议员人数。他提出，官守议员由5人增加到7人，非官守议员由四人增加到5人，非官守议员有权对政府提出的法案进行辩论。5名非官守议员由香港商会和太平绅士各推举出一席，华人社会要保有一席，任期为6年。英国殖民地部基本上批准了宝云的这项建议。1884年2月28日，新组成的立法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5名非官守议员中，端纳洋行总经理芬理斯?顿里和怡和洋行总经理佛兰西斯?约翰逊是原有的非官守议员；其余的是汇丰银行总经理、香港商会代表汤姆斯?杰克逊；沙逊洋行总经理、太平绅士代表腓列特?沙逊；黄胜，由港督宝云委任接替伍廷芳，是华人代表。1884年4月，立法局增设法律、工务两个委员会，加上原有的财政委员会，立法局共有3个委员会。华人代表黄胜出任法律委员会委员，是5个成员之一。

中法战争中的宪兵角色

宝云任内，适逢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宝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探明红河上游可能通航到中国云南境内，便加紧对越南北部的侵略。1882年春，法军攻占河内。1883年7月进攻顺化，强逼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攫取了对越南的“保护权”。11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中法战争。清军接连失利。1884年2月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带。李鸿章力主妥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助长了法国侵略的野心。5月，法军进攻中国驻谅山的军队，并向中国海面调集军队，扩大战争。6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基隆，被击退。同月，事先驶进福州马尾港的法军舰队突然袭击中国兵船，击沉多艘，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8月，法军再攻台湾，遭清军和当地人民的痛击，惨败于淡水。1885年初，法军进犯广西边界，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法统帅尼格里受重伤。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

对于这场战争，英国政府持中间立场，但是，宝云政府扬言英法缔结盟约，容许法国的舰队在香港作一切战时物资的补给。在港英商明目张胆地与法国舰队交易，为法国军队补给煤炭，支援粮食，从中谋利。

香港爱国同胞对法国的侵略和港府支持法军的行为极度不满，9月，香港码头工人、驳艇工人、运输工人集体采取行动，拒绝为法国轮船工作。法国商人向香港法院控告，结果竟有14名卸货工人被法庭判处罚款，更引起华人的公愤。10月，工人罢工，港英政府出动军队警察镇压，一些参与反英法活动的华人被捕监禁。与此同时，宝云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维持治安法例》，规定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与秩序”的人，未经判罪，亦可拘禁及驱逐出境。又规定华人未得总登记官的批准，不得发表文告，严禁华人私藏或携带军火。

陈谦所著《香港旧事见闻录》一书曾记载香港工人反对港英当局支持法国军队的斗争情况。英商发了战争财，洋行开庆功宴会。煤炭运输工人对此怒不可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正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打得法军落花流水，而英国商人以煤炭物资接济法军，打乱了刘永福的作战计划，使中国军队受到挫折。英商还开庆功会，怎能容忍。于是，煤炭装运工人成群结队，直闯宴会酒楼，搅乱了英商的庆功宴会。警察署接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察，挥动警棍，手持枪械，镇压工人。工人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使警察和洋行无计可施。之后，工人乘夜班船回到广州，使洋行供应补给法军的煤炭运输，陷于停顿。

英国政府借口中法战争香港防卫会受影响，要求港英当局每年在负担2万英镑驻港英军费的基础上，增加5.6万镑，加强防卫力量。宝云主持立法局会议，于1884年12月如数通过。次年，英政府又要求再增加5.4万镑，宝云唯命是从，如数照给。于是香港每年负担英军驻港费用13万镑之巨。

工务局建筑材料远来英国

宝云新成立的工务委员会，也称工务局，由英国工科大学毕业的专家充当工务司。会址设在花园道。在工务司之下，有建筑工程师、高级文员、事务文员及工人等。在香港地区，凡市政建设的工程，如修道路、砌堤防、造衙署、建营房、筑炮台、建学校，造桥梁、修渠道、盖街市等等，一切都归工务司规划，至于民房、商行、戏院等等，也要先将图纸呈报工务局，得到批准，才能兴建。工务局备有货仓，专贮政府工程需用的建筑材料及工具，由专人负责保管。

香港政府历来是每一项建筑工程，无论大小，都先绘就图纸，规定用料，估计施工日期，订出工程价格，编列表册，由工务局公开招商投承，以价低者承建。但为慎重起见，在投票时，商人须先缴一定数量的押票银存于库房，然后投得者方为有效。落选之票将原押票银发还。商人投得工程后，签定合同，一切遵守规划，不得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更改图纸，倘有不符，即须重行拆卸改建。因此投承政府工程的建筑商，非资本雄厚，信用度高而又熟识业务者，不敢轻易向工务局投承。

香港建筑物样式并不一致。富豪住宅多建于半山区和太平山顶上，有的采取英国建筑形式，有的采取意大利样式，或采取其他各国样式。至于平民房屋，则多是旧式二三层楼房，地方狭窄，租值昂贵，且无浴室、厕所等设备。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工业迅速发展，急需海外市场，推销产品，掠夺原料，这是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所以，占据香港之后，当然要控制香港市场。在建筑材料方面，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规定港府一切建筑物所用器材，如铁钉、铁丝、铁门、铁板等等，都要用英国工厂的出品；木地板或圆柱则要由缅甸或印度英商处输入，其余如卫生设备、水管、玻璃、油漆等，都必须用英国货。因此运输路程遥远，工料昂贵，采购不易。至于屋前的石柱石基等则就地取材，开采石矿，由工人加工而成。其余砖、瓦、灰、泥等才向中国内地采购。到20世纪初期，新式建筑开始采用三合混凝土和钢筋建筑，所用水泥，也规定要用英国货。民房建筑一切用料，若非英国产品，必须由工务局派人鉴定，才能使用。

建筑工程在完工时，还须经过工务局复核，认为工程完善，符合标准，才发给新屋居住证明，否则处罚。

华商傅翼鹏承建大潭水塘工程，当时订约以3年不倾塌为原则，香港经常有台风袭击，如遇台风，堤坝坍塌，必须重建，风险很大。傅氏投承完工后，香港竟三年未遇台风，石坝巩固，无需再建，因而致富。

成立赛马会

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专职负责赛事、日常营运和投注管理。

香港早年参加赛马活动的多半是英国军人，他们的调动比较频繁。爱好赛马的外国人还有洋行老板或高级职员，他们的工作也时有调动。所以，香港早年的赛马委员会是一年组织一次。后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发展，香港成为重要的转口港。到宝云时期，经港府批准，外国商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马会——香港赛马会。这个赛马会成为香港政府要员与各洋行大商人的交易场所，对香港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香港赛马会在其成立以后的四十余年内，种族歧视的观念一直很深，即使是中国人中的上层人士，也只能作为赛马会的来宾，而不能作为会员。这种做法伤害了香港中国商人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港的中国人便在1920年组织了一个华人赛马会，在粉岭设马场跑马。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赛马会才在1927年象征性地吸收两名中国人作为会员。这两名华人会员叫何甘棠和容显龙，是当时香港著名的买办。在吸收华人会员的同时，还准许中国籍骑师参加比赛。这样，华人赛马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粉岭的马场便移交香港赛马会管理。

随着香港赛马活动的开展，马场上逐渐出现赌马的现象。初期的赌马只是为了娱乐开心，算不得真正的赌博。主要内容是马主与马主之间，骑师与骑师之间，或两个观众之间，各选一匹马作为打赌的对象，赌注不过是一瓶香槟或一顿晚餐。完全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

由于赛马和赌马与香港民生关系密切，所以，马场上惯用的术语，逐渐流行到社会里来，成为民间俗语。

1927年跑马场看台这些俗语不但成为香港人日常说话的词汇，也传播到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甚至连东南亚和台湾等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交谈中使用这些生动形象的俗语。

由马场术语演变成一般人谈话俗语的例子很多，例如“搏到尽”，本来是形容马匹参赛时出尽全力，争取较佳的成绩。在香港社会中，这句话最流行，因为香港人士做起事情来十分努力，香港经济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也就是每一个香港人“搏到尽”的成绩，香港人也以“搏到尽”的精神闻名于全世界。再如常说的“爆棚”——以前香港马场是用竹木建造，所以称为棚。“爆棚”就是整个马棚都挤满了马迷的意思。如今戏院满座、巴士挤满旅客都称为“爆棚”。“抢闸”——每场赛事开始之前，参赛的马匹都由马夫拖入闸门内，等到闸门打开，马匹便冲出来。“抢闸”的意思，就是闸门刚打开，尚未准跑，马匹便抢先冲出，这当然在比赛中占了便宜。这句术语流行出来，凡是抢先去做的事，都称为“抢闸”。例如，月饼店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好大一段日子，便已推出月饼在市面上售卖，他们这种做法，就被称为是“抢闸”。“爆冷”——本来是形容冷马跑出。但在不正常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一向都称为“爆冷”，和所谓“热门倒灶”是相类似的意思。

1960年，该马会获准英皇御准衔头。跑马本来就是殖民地特征之一，加上“御准”二字，就更增强了殖民色彩。到90年代初，马会已有全职人员四千多人，一万多兼职员工，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设有董事局，下设有分委员会，分别负责赛事、发牌、投注、财政及一般事务、会员事务、捐款等各方面的管理、监察和发展决策。马会的总投注额的10.7％作为博彩税缴交给港府，7.4％作为马会佣金，余下约81.8％派给投注中奖者，所取得的净额盈余大多用作慈善服务。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马会赞助给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康乐、科技、福利等公益事业的拨款已达27亿元。

洁净局洗太平地

港府的卫生局，成立于宝云年代，当时不称卫生局而称洁净局。

香港开埠之后，由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渔村，迅速变成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城市，许多环境卫生设施都追赶不上人口膨胀的需要，尤其是环境的污染最厉害，以致居民患病的情况十分严重。陈勋所著《香港杂记》中记载，在香港开埠后的数十年中，痢疾、热病等传染病流传很厉害。那时驻港英军士兵生病的特别多，甚至整营英军都是病人。

1881年，英国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派遣皇家工程师柴维克到港，对香港的公共卫生情况做全面考察。1882年发表了《柴维克卫生调查报告书》，认为以上情况是由于香港水土恶劣，环境极度不清洁，卫生设施差，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所造成。根据报告书，港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的措施。

1883年3月，港督宝云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立法局提出一项卫生修正法例，决定成立洁净局，负责全港卫生事务，改变城市环境状况。

新成立的洁净局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经费支出仅次于警署，所管辖的工作也很多。当时，洁净局除了管理街道市场、屠场之外，打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殡殓埋葬、处理粪便、熏洗房屋、灭鼠除虫等事务，也全都列入洁净局的工作范围。

当时，洁净局的组织已相当严密，局内有十余人任议员，指导工作。日常事务，设有英人总办处理，下边还有帮办、华人翻译以及清洁工人。对工作人员要求也有具体规定。华人翻译必须具有英文书院第四班以上程度，并且必须全面了解香港卫生条例，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清洁工人必须经过政府医院体检，身体健壮，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年轻力大，才能录用。

有了洁净局之后，便规定港九所有华人屋宇，每年分区分段清洗两次，这种清洗方式当时叫做“洗太平地”。到了规定洗太平地的那天，洁净局人员将洗地用的竹扫把，通渠用的铁钩，放水的帆布水管，装水用的大铁桶，全都放在街道上，任由街坊居民取用，群策群力去清洁环境。

大水桶装满水之后，加入消毒药水，居民可将床板家具放进大铁桶内浸洗，以清除蟑螂和臭虫。

忙了一天之后，由洁净帮办检查，若不满意，又再清洗一次。

1885年，港府根据人口迅速增加的趋势，颁布了限制居民楼每层楼居住的人数的条例。条例按房间体积大小，规定每500立方尺限住一人，将全楼准住的人数写在墙壁显眼的地方。洁净局的帮办经常夜间巡查。如果居住人数超过限额，即被处罚。在香港西营盘附近的平民楼房，体积不大，每层常住二三十人。若按条例规定，人数显然超过，所以，许多居民户一到夜晚便往亲友家暂住，天明再回家，以免被查受罚。后来，港府认识到该条例有碍于香港的发展，便取消了这一条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还有洗太平地的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卫生设施的健全，洗太平地早就不存在了，香港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知道洗太平地的掌故，只有老年人在围城打麻将输光时偶然还露出洗太平地的说笑。

署理港督马殊与金马伦

宝云因身体健康关系提前退休，1885年12月中旬离港，英伦决定由辅政司威廉?马殊署理总督。

1886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催办在香港设驻领事馆。清政府与英国政府交涉，香港西商会不希望清政府在港设领事馆，马殊接受西商会建议，呈报伦敦，对清政府的要求不予置理。

清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因为海关关税一直发生矛盾。1885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同意鸦片输入中国，每箱征收税厘110两。1886年，在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停下，中英签订《香港鸦片贸易协定》，规定鸦片运入香港或从香港转运其他地区，必须获得香港港务处的允许；香港方面同意协助中国海关税收，并管理往返香港与中国沿海的帆船。中国方面则撤去1871年在香港海外的巡船，即原设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长洲四处常关关厂，由香港九龙关接管。次年，九龙关正式建立，总关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6-18号银行大厦二楼。摩根为首任税务司。九龙关的设立，扩大了香港海关的势力，加剧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当然，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威廉?马殊做了一年半代总督后，也调离香港，政务交由驻港英军司令金马伦少将负责。

1887年9月，署理港督金马伦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取消了成立健康局的建议，增加卫生委员会人数，委派土地总测量官、警察司、总登记官、殖民地医官等为官守委员。原来卫生委员会有4名非官守委员，这次增加到6名，而且规定其中2名必须是华人。这是中、西人士共同参与市政事务的开始。

1887年10月6日至1891年5月，德辅任第十任香港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