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4年，在西雅图由美国化学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莱纳斯·鲍林。当时，我作为《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记者到会采访。我提早来到会场，准备听取鲍林发布他关于大剂量维生素Ｃ的最新研究成果。记者们都非常清楚，鲍林是新闻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几乎又都认为，鲍林大力鼓吹维生素Ｃ的作用前后已有13年，有关维生素Ｃ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已被炒作得过火了。因此，在预定参加报告会的所有记者中，只有我一人出席。
实际上，我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听他的报告，而在见一见他这个人。这个人曾在众多媒体上以多种方式被描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在世的最杰出的美国科学家，但同时也被说成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杰。
我早早地来到会场，空荡荡的报告厅里就我一个人。鲍林大步地走了进来，身材颀长，腰板挺直，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长长的白发从帽沿下挤出来，形成一圈银白色的镶边。他径直向我走来，作了自我介绍。使我颇感意外的是，他随即向我作了为时五分钟的关于锡的化学键性质的个别小型讲座。说句老实话，对量子化学我是门外汉——我之所以被派去采访会议，是由于我粗通医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尽管我对他所讲的东西一知半解，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喃喃有声地进行着思考，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在讲话的同时解决着种种理论问题。我被这个愿意花费宝贵时间跟我讨论科学问题的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征服了。他的专注让我受宠若惊，他友好热情的举止也将我深深吸引。以后我才得知，在鲍林的众多崇拜者中，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我留下了鲍林用来记录自己想法的黄色笔记纸，并决定进一步采访他。我知道，鲍林诞生在俄勒冈州并在那儿长大，而我的故乡也正好在俄勒冈，于是我说服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星期日特刊的编辑，将我派到鲍林坐落于大苏尔牧场的私人庄园去采访两天，撰写一篇反映鲍林早年生活的特写。这篇特写发表以后，我一发而不可收，继续了解鲍林的生平，并与他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讨论，鲍林最终同意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合作。
鲍林的生活历程悠长、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波折，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诸多的科学成就包括：首次描述了化学键的本质；发现了蛋白质的结构；揭示了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病因；参与了研究DNA结构这一本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竞争；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了军工科研项目，并因此获得了美国总统功勋奖章；他推进了互射线结晶学、电子衍射学、量子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精神病学、核物理学、麻醉学、免疫学以及营养学等学科的发展。他共撰写了五百多篇论文和十一本专着。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一次是化学奖，另一次是和平奖（鲍林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
鲍林从年轻时开始即被公认为一个科学奇才——他32岁时即被选进美国国家科学院，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院士；36岁时，即受命领导该院化学部——并持续不断地作出各种创造性贡献达。年之久。
鲍林在他的奠基性专着和魅力无穷的讲课中，提出了原子之间的结合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分子结构的理论，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分子结构理论成为鲍林学说中的一个主旋律，他用这个统一的理论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并把不同学科的成果联结在一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勇敢地冲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创立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化学物理，分子矫正医学以及影响深远的分子生物学。
然而，鲍林在科学领域中的工作仅仅是他人生活动的一半。在其妻子爱娃·海伦的深刻影响下，鲍林凭借自己在科学领域的巨大影响，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与爱因斯坦和西拉特①都是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员不多，但被赋予阻止原子武器扩散的重大职能。后来对于美国政府的核武器政策，鲍林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并最终招致政治迫害，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对他长达24年的调查。他被剥夺了参与国家机密项目的资格，护照被吊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他在报刊上被肆意诋毁，还受到来自美国参议院的侮辱性的指名恐吓和威胁。面对这一切，鲍林勇敢地给予还击。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诉诸法律，其中包括影响广泛的控告赫斯特报业集团②，控告巴克利的《全国评论杂志》以及控告国防部等案件。
①西特拉（Leo Szilard，1898—1945），美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参与自持链式核反应研究，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起过作用，后研究生物物理学，倡导和平利用原子能。
②赫斯特报业集团，由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l951）创建，曾拥有25种日报、11种周刊和多种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参与美国报界的竞争。
到了60年代早期，鲍林被很多人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敢于冒险、敏于直觉、桀骜不驯、富于魅力、不敬权贵、自强不息、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到了有点傲慢的程度——而且，他几乎总是正确的。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他却声名狼藉。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受到来自政府机构的强大压力。他只得停止政治活动，随后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他40年来科学活动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到了大多数人考虑退休的年龄时，鲍林却失去了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流浪汉，在不同的学校之间漂泊谋生，直到最后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专门研究营养学和医学。到了7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宣传大剂量维生素Ｃ的作用，他再次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他宣称，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有助于减轻各种病症，从普通的伤风感冒到癌症。他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愤怒指责，而他以前的同事们不无担心地注视着鲍林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投入这种廉价营养辅助药品的研制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荒唐无谓的征战。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鲍林在科学界的形象从科技精英变成了一个行为孤僻的怪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人们对维生素Ｃ的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仍不十分清晰，却对鲍林几十年来宣传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支持。
传记说到底是一种诠释。在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和“纯客观”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关材料实在庞杂，鲍林的生活历程是那样的悠长和丰富，不经很多浓缩和筛选，一册传记的篇幅是无法容纳的，而每一次的选材都直接依赖于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关于鲍林，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意见，鲍林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充满着矛盾和难解之谜——他是一个天才，而他母亲却曾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穿甲弹的专利拥有者；他是一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到了几乎漠不关心的地步——这些也使你在写作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科学家，过去经常宣扬科学研究是不受个人品格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的创造性活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鲍林的经历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过程中，基金组织、公共关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品格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大背景下考察鲍林的科学活动，也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力。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是鲍林的一个热情崇拜者，我至今不改初衷——尽管这种崇拜已更趋向理性。鲍林是一个魅力出众、性格外向的人，一个知识奇才和出色的演说家，对任何人都赤诚相见。平等相待（除非事实表明你无法被他信任）。然而在他外露魅力的后面，隐藏着一颗好强争胜、永不服输的心和抑制着的丰富情感。他是一个远比他的公众形象来得复杂的人物。我力图在本书中忠实地写出他的这种复杂性。
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我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鲍林本人、其家人、同事、对手、学生和批评者所进行的数十次采访的笔记；他的来往信件、手稿、实验报告和科学论着；包括信函、论文、手稿以及鲍林同时代人保存的有关鲍林经历的录音资料等在内的档案材料；政府文件，其中包括最近才由国家档案局公布的议会文件和军方文件；法院案卷和地方志；以及超过300页的前不久还属机密，最近才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军方公布的有关材料。除此以外，我还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有关鲍林、他的妻子、他的科学工作和政治活动的文章，还阅读了当代的科技史和政治史。
本书并不是一本授权写作的传记。鲍林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向我敞开其记忆的大门，公开其各种资料，但并不要求我按照他的想法进行写作。他只要求对明显的史实错误有权进行更正（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去世前对我原稿开头三分之一的内客进行审读后，几乎没发现什么这类错误）。从我们开始共同工作起，鲍林就一直提供全面的合作。我对他进行了十几次长时间的采访，还经常通过电话进行交谈。他同意我查阅和利用俄勒冈州立大学收藏的大量人事和业务文件，向我公开了保存于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他收藏在大苏尔牧场庄园里的所有私人档案。他还鼓励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属接受我的采访。他还为我申请自由使用情报法规的权利提供了合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向我提供了帮助。鲍林以及他的两个妹妹波琳和露茜尔，他的女儿琳达，两个儿子克莱林和小莱纳斯等所表现出的合作和坦诚对于本书的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要特别感谢我采访过或交换过信件的各方面人士。我感谢俄勒冈大学的保罗·恩格尔金，赫尔姆特·普朗特和沃尔夫冈·莱普曼，他们帮助我翻译了许多德文信件。哈丽特·祖克曼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为了撰写《科技精英》一书对鲍林进行的采访笔记。我还要对向我提供帮助，使我方便地使用《纽约时报书评》和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和技术》杂志有关资料的几十位人士表示谢意。
传记作者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帮助和合作。俄勒冈州立大学科尔图书馆特别文档部主任克利福德·麦德及该部全体工作人员在我查阅浩瀚的爱娃·海伦和莱纳斯·鲍林的文档时，总为我提供最大的方便和超乎寻常的帮助。由于拉马什·克里什纳马希已把有关的文件输入电脑网络，这些内容丰富的科技和私人文件将变得更易查阅。
我还要特别感谢鲍林在莱纳斯·鲍林研究院最得力的助手多萝西·芒罗。她不仅指导我如何查阅该所有时略显混乱的档案资料，还作出安排，使我在帕罗、埃尔托的逗留愉快且富有成果。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工作人员埃米莉·欧克西尔特别善于在浩繁的收藏中找出有关的资料。国家档案局的罗德·罗斯成功地找到了有关的材料，使我了解了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工作情况。加州理工学院的简·迪特里奇为我提供了友好和有益的帮助。我还要感谢下列机构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些机构是：俄勒冈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密斯学院、芝加哥大学、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科学院、美国物理研究所、国会图书馆、贝克曼科学史中心、俄勒冈历史学会、帕萨迪纳市政府和加州理工学院。
我在写作过程中从好几位科学史专家的著述中受到启发，吸取了营养。我特别要感谢丹尼尔·凯弗里斯，他的著作《物理学家》使我了解到：美国的科学发展史也就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贺拉斯·贾德森，他的《创造性的八天》一书向人们显示，看似枯燥乏味的分子生物学也可写成一本那么引人入胜的读物；罗伯特·帕拉塔华斯基，他的博士论文《莱纳斯·鲍林的结构化学》对我理解鲍林早年化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罗伯特·卡根和莉莉·凯有关加州理工学院早、中期历史的优秀论着，对我很有帮助。
我感谢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编辑鲍勃·班德，他对我的写作不仅给予支持，并显示了很大的耐心：我原来的写作计划是两年，但最终却成了五年的马拉松。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奈特·索伯尔，是他为我选择了鲍勃这样好的编辑。
最后我要特别表达对我妻子劳伦·凯斯勒的深切谢意。她不仅鼓励我对鲍林紧追不舍，直至他同意为写作本书提供合作，她还不断为我提供重要的建议，耐心倾听我烦恼时的怨言，并且出色地编排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而与此同时，她正在写作自己的一部获奖作品。
托马斯·哈格
于俄勒冈州尤金市
199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