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老树新花-1
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对鲍林来说，使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原本只是一个关系到科学的问题，现在，爱娃生了这种病，这就同时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鲍林的看法，也即这个问题比原来的认识更重要。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一个星期里，鲍林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讲话。这一次，他不只是用温和的方式建议大家作进一步研究，而是用斩钉截铁的语调说：“根据我的观点，抗坏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质。”他作出估计说，正确地使用维生素，可使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鲍林这种凭空想象出的估计，再加上他用作根据的资料又少得可怜，结果使医学界对他思想的藐视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鲍林真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接下来，他和鲁滨逊打算向有关方面提出两笔要求资助的申请，其数额之大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第一个资助项目主要负责人是鲁滨逊，计划数是580万美元，配合凯瑟永久保健系统建立一个国家级尿库和血库，其中贮有可以供临床使用的几十万份样本；第二个资助项目由鲍林负责，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万美元，“用来支持基础性研究，开展在苏格兰进行的那种对维生素Ｃ的试验、动物试验以及病人对照试验。”
基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提供资金的机构认为，这个研究所太小，难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研究所的规模。鲍林一连四次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然而他并没有气馁。正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所说，“这位仁兄可不肯让步，他可以三天两头找上门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这两份申请最终没有被批准。拒绝鲍林这个项目的部分理由是：评审人认为，对照试验很难做，治疗的方法也过于笼统，无法重复做试验。两个项目都被认为有不切实际的毛病：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资金都很成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还包括鲍林，竟然要求提供800万美元的资助，胃口也实在太大了。
申请资助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本身就成了新闻。“鲍林和其他上了年纪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想再等了，”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规划人约翰·卡尔贝勒解释说。“他不想按一定的规章办事——科学研究也得一步一步来——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森特一哲尔吉也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他研究维生素Ｃ对健康的益处，卡尔贝勒对他也没有客气一点。“我本人是想给鲍林或森特一哲尔吉钞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资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说，“而且他们连一份可供审核的申请书都不愿送上来。”
鲍林作出了反应。他给国会几十名议员寄去了项目建议书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说明申请遭到拒绝的情况。在这些议员中，就有特德·肯尼迪、乔治·麦戈文以及众议院负责卫生和营养的几个小组委员会主任。他和鲁滨逊还与一位律师进行了接触，询问能不能控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为。律师的咨询意见是，在法律上，美国人无权迫使他人一定要满足自己资助的要求，因此，他们控告一个联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鲍林的活动至少对一个重要人物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松·德维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来防治癌症，很可能成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对这一意见愈来愈深信不疑了，”鲍林在1977年初给德维塔的信中这样说。刚开始的时候，德维塔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对维生素Ｃ的价值根本就没有重视，他本人的基点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药物冶疗上。此时，这位所长心里想，认真地作一次临床对照性试验，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鲍林博士开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这样回忆道。“他两度写信给我，并且亲自来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数据很有启发性……鲍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在劝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维生素Ｃ作一次试验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维塔亲自指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战争”，联邦政府为这场运动已经拨出了几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他取得的成果却不多。正如鲍林不无得意地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最普通也是最难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的下降。德维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继续对鲍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学家公开施压、国会游说话动增强以及对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攻击等等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1977年3月，德维塔致函鲍林称，他正在作出安排，对维生素Ｃ进行鲍林所要的那种试验。试验者将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人士：查尔斯·莫特尔，梅奥医学院肿瘤学教授，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双育试验，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Ｃ。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Ｃ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Ｃ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大批捐款源源不断流进，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1977年，来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过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邮募捐活动进入高潮，这一比例达到了85％。单单在1978年流进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万美元。
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不但没有使研究所稳定下来，反而使它分崩离析了。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希克斯，但是，他和鲁滨逊一直相处得不好，因此，当鲁滨逊在制订规划考虑如何使用这一笔钱的时候，两个人闹翻了。鲁滨逊想，有了这么大的一笔收入，为什么不搬出这所租来的房子，在远离加州南海湾地区选一个不那么嘈杂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楼呢？他开始与鲍林和研究所理事会商量，在俄勒冈买一块土地——该州新近将某一天宣布为“莱纳斯·鲍林日”——然后再创立一个新的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专门开发莱纳斯·鲍林牌药物。根据鲁滨逊的设想，这一机构将会成为萨尔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竞争对手。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南面几英里的一个小山上找到了一块风景优美、面积为两千公顷的农业用地，并且与当地医院的官员见了面，这些人似乎都赞成在医疗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还多次拜会了该州州长。双方草签了一份在资金方面诚心合作的协议。鲁滨逊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来，他将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们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一所名校，”鲁滨逊说道。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那时，鲁滨逊新婚燕尔，因而，去看望鲍林夫妇的次数急剧减少；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甚为密切，鲁滨逊几乎称得上是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但是，这种关系近来却开始冷淡起来。再说，他和鲍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沟通。举例来说，鲁滨逊认为，鲍林希望进一步从研究所的日常事务中脱出身来，用更多的时问去大苏尔牧场陪伴爱娃，写写理论文章，只是偶尔几次来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鲁滨逊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鲍林毕竟是76岁的人了，他让各滨逊当研究所所长，正是因为他不想钻在行政事务堆里。因此，鲁滨逊大权独揽，颇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现在机会来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梦在绿树丛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学然而还未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上却得不到一致的赞同。希克斯可不那么急着要背井离乡到俄勒冈去安家，他喜欢海湾地区，这个地方有大钱可赚，而且社会联系众多，他仍想待在这里。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电这样想，其中有些人还是理事会的骨干。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会成员找到鲍林，反映鲁滨逊当所长有许多缺点，不善于与人沟通思想，并且。谈到了将研究所搬迁到俄勒冈州的看法。
鲍林感到非常恼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争。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问题解决。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内部不和达到高潮，他和爱娃外出旅行的兴味却更为浓厚——年初又到苏格兰跑了一趟，仍然试图劝诱卡梅隆来美国；随后又花了几大时间到古巴一游——他实在不想卷入研究所里争夺行政领导权的斗争漩涡。
此时，根据鲍林的看法，鲁滨逊也的确很不像话。鲁滨逊原本主持对老鼠的喂食、维生素Ｃ和癌症的研究。试验方案都是他与鲍林一道设计的。其想法是，向不同试验组的老鼠喂食不同剂量的维生素Ｃ，其中有一组老鼠则用海水拌和食物喂养。然而，到了1978年，鲁滨逊却自作主张扩大了试验的范围。启发他这样做的是他与一对有钱的夫妇进行的一次谈话。丈夫名为阿诺尔德·汉姆斯伯格，妻子叫埃蒂·梅伊，他们对另一种药物颇感兴趣。埃蒂·梅伊患过癌症，她本人认为，她从一本名为《怎样用自然的方法征服癌症》一书学到一点经验，就是大量吃水果、饮果汁和生吃蔬菜，结果她把病医好了。因此，这对夫妇要求圣克鲁斯的这家分子矫正研究所推广他们的做法。
鲁滨逊决定用几组老鼠试验一下这种饮食疗法，除了让这些动物服用维生素Ｃ之外，专门喂食生的水果和蔬菜。当鲍林得知这一做法时，很不高兴。一方面是因为这与汉姆斯伯格夫妇有关，他对这两个人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是不满鲁滨逊整理出来的数据。从对老鼠进行的试验得到的初步资料表明，使用的维生素Ｃ剂量很高，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服用50克的剂量时，老鼠身上癌肿的数量和尺寸大大降低；但减小剂量，与一个人每天服用3克到10克的剂量相当时（这也是鲍林建议防止感冒和治疗癌症所用的剂量），其效果看来正好相反，癌症的感染率提高了，有一组老鼠的发病率几乎提高了一倍。鲁滨逊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目的是要鲍林放心，也许是因为老鼠体内就有一种合成抗坏血酸的能力，因此，在饮食中添加的维生素剂量较小时，也许就关闭了体内的合成功能，反而形成了维生素Ｃ不足的情况，因此在喂养的食物中一定要添加很高剂量的维生素Ｃ。
使鲁滨逊更感兴趣的是，他注意到，汉姆斯伯格夫妇建议食用水果和生吃蔬菜的方法似乎还有一种辅助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单用维生素Ｃ的保护作用。鲁滨逊与汉姆斯伯格夫妇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们曾经谈起要推广基于这些结果的癌症治疗方法，搞一些饮食疗法的配方，包装上打上经过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批准的字样。
鲍林得知这一消息时，真是火冒三丈。“我把他（指鲁滨逊）找来，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干——竟然将研究所与一些用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行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无论如何不行，必须赶快歇手，”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除了希克斯和另外一些人一再告诉鲍林的一些事情以外，鲍林也的确感到，他这位从前的门生，经他一手提拔，当上了研究所所长。他现在搞的研究项目经过改头换面，已不是鲍林原先计划的事了。
1978年6月12日，鲍林交给鲁滨逊一份书面通知，要求他和希克斯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必须先和他商量。鲁滨逊读了这份通知以后几个小时，就把希克斯解雇了。
6月19日，鲍林以研究所理事长的身份，要求鲁滨逊辞去所长之职，并且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以免干扰重新成立行政机构的工作。鲁滨逊要求给他30天时间考虑自己的做法，鲍林同意了。
7月初，鲍林向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他们不要听从鲁滨逊可能发布的任何命令，并且通知他们说，希克斯现在是研究所首席行政官。第二天，鲁滨逊发布了他自己的公告：“根据研究所的公司法条款和内部章程，我是首席行政官，”他这样写道。“无论是鲍林博士还是希克斯先生都无权解除我的职务。”
各种各样的传闻沸沸扬扬。8月15日，研究所理事会请来了律师，选举莱纳斯·鲍林担任所长兼经理。第二天，鲍林通知鲁滨逊，他开始接管对老鼠试验的工作。
九天以后，鲁滨斯提出诉讼，控告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五名理事会成员，其中也包括鲍林，要求赔偿2550万美元。
分裂是怎样出现的？双方在后来作出的解释中各执一词。鲁滨逊将根子归之于对老鼠的试验，称鲍林不希望发表这样的结果，即维生素Ｃ除了有抗癌作用外，还可能存在副作用。不过，鲁滨逊对自己试验的结果分析了一种可能的原因，鲍林后来在发表老鼠试验的结果时采用的就是这一种解释。
性格的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希克斯和鲁滨逊之间，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认为，鲁滨逊相对来说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产生矛盾的因素。“我认为，这一矛盾的本质和根源都在于鲁滨逊那种独断专行的作风，”祖凯康德尔这样评论说。祖凯康德尔与鲍林合作撰写了关于分子进化的论文，最终将接替鲁滨逊担任研究所所长之职。“在关系到研究所的重要决策中，他总想自作主张，……不大肯征求鲍林的意见。”
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鲁滨逊的生命和未来。只要研究所的大权执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摆脱鲍林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听从鲍林指挥的二把手。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担当过鲍林儿子的角色，那么他现在要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了，这几乎有一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了，阿特·鲁滨逊要搬掉这个父亲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们两人都视为珍宝的东西：研究所。
但是，对鲍林来说，哪怕是得意的门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声誉和研究。当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边的时候，他开始反击了。“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经习惯于将研究所当作他私人的财产，”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也许他以为我上了年纪，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树下抽烟了。”
鲁滨逊终于被撵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难缠的对手。他递交的诉讼状，几经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赔偿的总数高达6740万美元。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好几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现在的任务是，扳倒他曾经帮助创建的这一所大厦，鲍林的研究所理事会毁了他的学术前程和职业生涯，他要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许这样想，时间一长，鲁滨逊的精力和钱财耗光了，他自然就会感到厌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鲁滨逊和鲍林一样，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研究所的工作场所。他将自己一手购买的计算机用于赚钱的研究项目，将这些原本用于尿样分析的仪器变成了商海鏖战的工具。据他本人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用这种方法一共赚了50万美元，这笔钱足够支付他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开支了。
对研究所来说，这可是一场灾难。几十万美元当作了法律方面的费用，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以前募捐所得。诸如（巴龙）那样的金融报刊和一些科学刊物对这一案子所作的报道，也给研究所的名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况且，鲁滨逊仍不肯罢休。
对研究所来说，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别1978年年底的时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来一再向他发出的邀请，终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对许多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春风扑面。鲁滨逊走了，那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也随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为人和善，热情大方。他和鲍林一直忙于修改一篇论文，其中总结了卡梅隆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治疗癌症病人的有关结果；为了避开有些人的挑剔，他们删去了那些缺乏对照试验的病例，并对原先测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适当的修改。这样，试验的结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的病人，与没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将近一年。在接受维生素Ｃ治疗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布为“病人膏盲”以后，又活了三年以上；对照组的病人却没有这样的案例。这篇经过重新加工的论文，像往常一样拖延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78年9月号《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编辑部的一位编辑还附上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强调指出，运用历史性资料作为对照组进行的试验，与经过随机选择的双盲试验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随后，鲍林和卡梅隆又开始着手将他们的思想撰着成书。这件事情帮助鲍林暂时摆脱了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给他带来的烦恼。发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讯不断。鲍林作为现代化学之父的地位由于一系列新的嘉奖而得到人们的承认。《时代》杂志甚至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赞扬了鲍林。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列举了他们认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生活的领袖人物。历史学家科马吉提名鲍林，他对读者说，鲍林“将科学探索和道德领域里的伟大功绩结合起来，通过几乎是18世纪的方式”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鲍林以前在促进禁止核试验的运动中，巡回演讲的内容都已标准成文；现在，为了推广维生素Ｃ，他在作巡回演说时也有标准的讲稿。首先是介绍斯通关于大剂量抗坏血酸的进化论观点，然后批评美国政府在维生素营养问题上倡导了一种没有道理的方针。他会指出，在实验室喂食猴子的标准食谱中，应当将联邦当局规定的维生素Ｃ含量（相当于人的日荐量）增加20倍。他还会告诉听众说，当局也许希望实验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因为它们与人不一样，更换一批是要花很多钱的。
接下去，他会出示一套较大的试管，其中装满了不同剂量的维生素Ｃ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样大小的各种动物每日体内会产生多少维生素Ｃ。他对听众说，一头重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体内会产生13克维生素Ｃ，大约可装至半根试管。他说，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个人体内产生的维生素Ｃ有这么多，此时他举起了一根空空的试管。然后他又举起装着只有零星一点维生素Ｃ粉末的试管，这就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我们每天补充的数量。“这头山羊体内制造的数量是食品和药物营养委员会日荐量的330倍，”他说。“我想，这头山羊关于这一点懂得的知识比这个委员会要多。”
然后，他会告诉听众说，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克，他是随着自己对维生素Ｃ的知识逐渐增多而逐步增加到这一剂量的。既然他自己写的书本上建议的剂量只有2克左右，他为什么还要服用那么多维生素Ｃ呢？你们不必理睬从我的书中读到的内容，”他说，“因为我在写这些书时，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一步一步来，否则会吓坏那些医生的。”
尽管在科学上还存在着争议，公众却听从了鲍林的意见。正如鲍林一样，成千上万的人发现，每天服用1克以上维生素Ｃ，他们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维生素Ｃ的消费量不断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里，需求量增加得很快，尽管供应量增加了，抗坏血酸的批发价还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Ｃ制造商霍夫曼·雷罗彻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许多新工厂，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作为回报，该公司每年都要向莱纳斯·鲍林研究所捐款10万美元。
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
1979年3月，鲍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全面回顾了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综述了他们查阅350多篇文章和专着后发现的结果，最后的结论表明了他们在维生素Ｃ对控制癌症的作用方面得到的认识。“无论从对人还是对动物所作的试验中，都有证据表明，癌症的引发和恶化都与抗坏血酸的缺乏有关，”他们写道。“细胞间质要保持良好的状态，抗坏血酸是必不可少的。……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大量服用抗坏血酸，有助于用不同的方式增强人的免疫系统。另外，抗坏血酸可能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防止人体受到化学和物理致癌物以及某些致癌病毒的侵害；抗坏血酸在某些被认为有抵御癌症作用的生物学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们得出结论说：“应当毫不拖延地开展广泛的研究，弄清楚抗坏血酸与癌症之间的关系。”
六个月以后，这种研究的第一批结果发表了，但消息却不尽如人意。鲍林在1979年9月12日就收到了论文的样稿。他从论文的标题几乎就明白了文中的全部内容：“大剂量维生素Ｃ（抗坏血酸）疗法未给晚期癌症病人带来福音。”
这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莫特尔教授进行的一次临床试验，结果似乎否定了卡梅隆在苏格兰所作的研究工作。不过，鲍林和卡梅隆在读了这篇论文以后，如果说他们从莫特尔的研究中没有找到明显漏洞的话，那么至少还可以得出结论说，莫特尔并未重复卡梅隆的试验。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莫特尔进行试验时选定的许多病人以前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化学治疗，鲍林事先就曾警告过莫特尔，这一因素可能会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统。莫特尔让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Ｃ，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只有5人以前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经历。他们对维生素Ｃ没有反应，并不能说明维生素Ｃ没有疗效，鲍林致函卡梅隆时这样说。“我想，根据这一结果和您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对细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学治疗可能严重地损害了免疫系统，以致抗坏血酸收不到预期的疗效。”
接受卡梅隆试验的患者则很不一样——在苏格兰，对晚期病人一般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像美国的治疗方法那么急功近利——但这一区别在莫特尔的论文中只字未提。莫特尔声称，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过放疗或化疗，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卡梅隆这样说。在莱汶谷医院接受过这两类治疗的病人比例远远低于50％。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鲍林向莫特尔指出了这一错误，井要求他在论文中予以更正，然后再送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正式发表。然而他被告知说，这一期杂志已经开始印刷，来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尔的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就有人马上将其作为证据，说明鲍林关于维生素Ｃ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癌证试验发现维生素Ｃ无益，”这是《医学世界新闻》的一条标题。“莱纳斯·鲍林大吹大擂，声称维生素Ｃ能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与科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时间，全国范围内许多报刊都带上了这一腔调。
鲍林断然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写信并接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说明莫特尔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试验存在着根本区别。莫特尔在给《新英格兰医学》写的一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引述卡梅隆试验中病人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法的判断作出了更正。“卡梅隆博士和鲍林博士声称，以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长存活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根据现有的证据，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价值的医治肿瘤的种种方法，只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Ｃ，我们认为这是有损于良心的事。”
现在，在莫特尔和鲍林之间，斗争的界限已经标得很清楚。自此之后，两人中断了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转而公开攻击对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鲍林指摘莫特尔的试验是权势人物为了反对维生素Ｃ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宣称大多数医生之所以不愿试用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医疗失误的指控。莫特尔则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将维生素Ｃ归并为一种医治癌症的假药，就像苦杏仁、圣水、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一样。
说来也巧，这与40年前鲍林与林奇在蛋白质循环结构理论上的争论颇为相像。不过，这次鲍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鲍林是突然闯进这一专门领域的门外汉。权势人物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鲍林注意到，他对手的论文很快就能在严肃杂志上得到发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却经常受到退稿处理。因此，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资助的申请之所以被人直截了当地拒之门外，并非是因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
也许，鲍林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林奇当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将鲍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为“希特勒式的权势垄断集团”，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尔的研究工作当作最终的结论，但鲍林可不买账。他和卡梅隆写的《癌症与维生素》一书就在莫特尔的论文发表以后几个星期正式出版了。虽然，诸如《时代文献补遗》那样的一些报刊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评述——称鲍林“对维生素Ｃ几乎达到了空想迷恋的程度”，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希望”——但这本书的销路很好。其中一种原因是，鲍林自己出资购买了15000册送给医生和1000多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他还敦促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德维塔提高资助，再次展开临床试验，更精确地模拟莱汶谷医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结果。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德维塔的代理人最后同意进行第二次试验，严格规定病人在以前从未接受过化疗或放疗。使鲍林不够满意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第一二次试验仍由莫特尔进行。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公之于众，鲁滨逊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财源逐渐枯竭，在这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财务基础又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东通知鲍林，下一年度来临时，他就得搬出。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家仓库，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靠近帕罗·阿尔托的繁忙街区。要是在几年以前，鲍林是决不会考虑这种地方的，但那里房间面积大，房租又不贵，短期内就可使用。鲍林心里想，只要作一番改造，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等到筹资活动再度兴旺起来之后再作打算。
自从爱娃胃癌开刀以后，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几年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她与鲍林经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赢得了几个头衔：圣加勃里尔学院授予她名誉博士的称号，还有许多为争取和平、环境治理和妇女权利而进行募捐活动的团体邀请她担任名誉佳宾。
后来，关于抗坏血酸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却开始急剧恶化。1981年夏天，她陪鲍林第二次访问中国。由于腹部剧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厉害，因此不得不改变行程。当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的医生建议她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术。
结果不佳，她的胃癌又开始复发，医生对他们这样说道。癌症已经广泛扩散到一些动脉周围，做手术为时已晚。
在这种时刻，美国治疗肿瘤的典型方法是进行化疗，但是，爱娃与鲍林、卡梅隆、孩子们和她的医生商量以后，决定抵制这种治疗方法。她现在显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应作何种选择。她作出决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渐增大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疗方法。
随后，她搬到牧场居住，避开了多数人表示的同情和关心，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照顾鲍林的身体。她比谁都更加清楚，鲍林在失望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她鼓励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动，遵守预约，根据安排发表演说。鲍林外出旅行时，孩子们经常前来探望，陪伴在她的身边。有一次周末，时间很长，她对琳达说了鲍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她希望身后为她举行哪一类悼念活动，播放哪种音乐，采用何种方式殡葬。整个秋天，爱娃的身体愈来愈弱，同时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为平静的人。现在，琳达每次看到母亲这个样子，都禁不住要哭出声来。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亲啜泣，那是她在朗读琳达儿子沙夏的一封来信，信里充满了纯朴和爱戴之情，表达了奶奶在孙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最后，爱娃亲自安排在公众场合作最后一次露面。她非常高兴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尔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奖获得者的称号。11月1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蒙特里分会将要给她颁奖，她决定无论自己身体多么虚弱也要参加，并且把这个想法对孩子们和朋友们讲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她希望我们都能在场，”她的儿子克莱林回忆说。“她知道这是她一生最后一轮光环了。”
颁奖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九天之后，鲍林正在前往英格兰途中，爱娃开始呕血了。斯坦福大学特别护理组的医生告诉家属说，她的内脏发生了大出血的现象；癌症吞噬着她的组织细胞，造成了肠胃系统出血不止。鲍林一听到消息就立即回来了。爱娃出血的现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并开始筹划着让全家到大苏尔去庆祝感恩节。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经不能移动。于是，感恩节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过。
鲍林仍然希望，爱娃能够挺下去，大剂量维生素Ｃ能够产生奇迹，就像卡梅隆治疗的那几个病人一样，癌肿会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失。他还在她的饮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里榨取的胡萝卜、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的东西，他都想到了。“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达说道。“我想，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坚持下来……在我母亲过世后，他曾对我说过，在五年之前，他还一直认为能够救活她。”
爱娃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现象日益严重，发生的次数也日益增多。最后，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输血，因为她失血太多。现在，时间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给她输血。
鲍林尽自己所能，一直陪伴着她，抓着她的手默默无言。孩子们都在身边。
12月7日，爱娃离开了人间。
大海
鲍林坐在大苏尔家中的平台上，举目远望长满了海草的大海，然后起身外出，来到了海天相接成纯蓝色一片的旷野。这是坐下来静静思考的合适之地。鲍林在此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
思考，纯粹的思考，成了维系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脑汁绞尽，思考的问题愈是困难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过块状次级结构的设想，也即球子理论的结构化思想，为物质的核心构筑一幅合理的图景。他在1982年发表了三篇关于原子核理论的论文。
爱娃的许多遗物仍然放置在室内。墙上和书架上有许多民间艺术的作品，还有那架巨大的钢琴，现在在上面堆放着一叠叠报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讲话，一面与她进行虚幻的交谈，一面用调羹装满维生素Ｃ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还去寻找她的身影，幻想着在门廊中与她见面，她会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关照他别忘了回来吃饭。他想放声大哭，朝大海一边凝望，随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工作。
爱娃过世，他一时不知怎么是好。孩子们领着他举行了悼念活动。接下来，他们焦虑地守护着他，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他雇佣了一个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洗衣煮饭。然而鲍林解雇了她，同时却雇佣了一个园丁，替他照顾爱娃生前种下的那些花木。后来，鲍林又将园丁打发走了。
孩子们明白了其中的含意，决定让鲍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自己做饭，一下子煮上一大锅通心面条，连吃三天，然后再换另一种食品吃一段时间。在1982年春天，他曾试图尽量像往常一样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发表演说，审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内心并非这样。爱娃之死似乎将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个一半好奇地注视着第二个一半的行动。乘飞机开会的途中，他会莫名其妙地呜咽啜泣。在家里也是一样，预先没有什么先兆，经常不由自主地长吁短叹。有人问起爱娃，他就会失声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一些事情，鲍林也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真正懂得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现。有些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应，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了解他埋藏在心里的悲痛。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逐渐从忧伤中摆脱出来。时间到了6月，他感到身体已经很好，可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去参加第六十届同班同学的团聚会。这次聚会成了他医治心灵伤痛的一次机会。在团聚会前几天，他几乎未加思考就驱车登上了行程。车开得很快，一直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代顿才停下来。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铺路工人一起劳动，那时他和爱娃刚刚结婚，两人在此租了一个房间，度过了一个月时间。他寻找着两个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场所。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爱娃在一次智力测验中分数超过了他，使他大为吃惊。这是他碰到过的最为聪明的姑娘。
现在，生活又重新开始。从这个地方出发，他又驱车前往康顿和罗纳洛克，在那里瞻仰了莱纳斯·威尔逊·达令的墓地。然后来到俄勒冈的海滨，这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里，他对一切都已淡忘。最后，他抵达科瓦利斯，在那里住了几天，在团聚会上见到了以前的同班同学，在校园内散步聊天。他来到理科大楼的教室，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碰见爱娃；教室里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景象。他走到教室前面的讲台旁边，站在那里巡视着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他似乎见到了一个班级的年轻姑娘，全是20年代的服装打扮。他大声说道：“米勒小组，请你说一说氢氧化铵有什么性质。”
他去了塞勒姆，寻找当年他和爱娃结婚的地方。随后又到波特兰，在那里，他曾经参加了达令日记转交给俄勒冈历史学会的仪式。他驱车南下，一路上，观看了他为了打工挣钱上大学而帮助修路的一个个地方。最后，回到家里，前后的驱车行程一共2400英里。他可以让爱娃·海伦安息长眠了。
他回来以后，作了一些改变。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一套公寓，离开研究所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对儿子克莱林说，他可能会住在帕多拉谷地的寓所里。他在装饰房间时，挂上了爱娃和他本人的照片，将奖状用镜框装上，并且搬进了以前出外旅行带的几件家具。房间不大，但很舒适。他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另一半时间则住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