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6
北京，1917年1月17日
严寒明显减弱。终于开始热了，不过是在火炉旁。对于此地的穷人来说，冬天是可怕的。对于法国的穷人也不会更好，因为事情都要看比例才知道它的好坏。20个苏对于所有人来讲不是同等价值。
不知现在俄国有什么乱子。所有议会都打乱了，塞进去的全是彻底反动派。这些俄国人真奇怪，总是不急不慢，也从不会被打垮，我认为他们比欧洲人更接近亚洲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一些奇怪的类型。要想在10分钟内看到各种族的代表，没有比在北京更理想的地方了。
下周一是中国农历新年。欧洲新年虽然是官方的，但中国民众仍然更看重这个农历新年。欧洲银行在农历新年放八天假，这在我们国家可是没有的。
北京，1917年2月9日
近来，公众的注意力被一个重要问题所吸引。中国会否同美国一起同德国决裂？中国经过多次动摇，参战的可能性会最后决定，向这一边或另一边靠拢。电报会比我的信更早告诉你。
北京，1917年2月14日
我上周五给你写信时，没想到中国在两个小时后发表了抗议德国潜艇的照会，威胁德国要断绝外交关系。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生活在漩涡中。为避免事情爆发，德国人四处奔走，就像着了魔。协约国的人也像着了魔，他们却是为了促成。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吻你，盼望有享受家庭温暖的一天。
儒勒
北京，1917年4月9日
美国宣战对他们是颗硬蛋，就像复活节蛋。有个社交小游戏，是突然问一个人现在有多少交战国。通常，被问到的人掰指头5分钟才算岀有十五个（含美国）。中国，如果事情顺利，会是第十六个。
北京，1917年6月6日
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的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希望他们能成功。仍然有很多逃往天津租界的人，在那里我们的这些“伙计”认为是安全的，这并不妨碍他们事后说租界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持久的践踏。
北京，1917年6月13日
按信件的速度，应该祝愿你8月15日生日快乐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次我们一起过生日是1908年，我度二十八天假期的时候。希望1918年我度二十八周假的时候，能在那天真的吻你。
今天颁布了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其“物资”方面的故事非常喜剧性，值得我对你讲。
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他让人起草了法令，自己加盖印章。但掌玺的官员同许多人一样逃到了天津，钥匙都装在他们口袋里。所以总统的人撬开了放印玺的柜子，不巧的是印玺锁在一个小匣子里。他们害怕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打碎。便派人去天津找官员或者钥匙。
钥匙拿回来了。法令需要国务总理联署或者说是共同盖印。总统派了三个将军带着命令去外交部，那里现在是总理府。总理耳朵背而且非常“坚持宪法”，他任人重复了四次请求，仍宣布绝不在这样的法令上盖印。此外，他递交辞呈称自己“要去专事素食研究”。他们请求其他部惟一在任的部长盖印，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国会两周前任命的新总理还在天津，尽管他宣布不愿接受这个职位，他们还是向他送去了法令。代表拿回来没有加盖印章的法令。在此期间，军阀威胁如果法令不颁布就要动粗。于是，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北京，1917年6月20日
亲爱的妈妈：
政治的混乱就像菜价在涨。行政部门没有负责的部长和官员。总统被隔离在官邸，在保皇派军人手里。掌握局势的是一个叫张勋的将军，他是从土匪爬到这个级别上的，拥有的部队也是土匪出身。这伙人还留着辫子。这一切发生在北京，让民众恐慌。张勋有一个优点，他对其前任主子忠实。他去拜访了小废帝，按照旧规矩，在他面前三拜九叩。但他建议小家伙不要去谋求重掌权力，满足于共和国为了让他无所事事而发给他的年金。朝廷对将军的理性非常欣赏，对他倍加礼遇。还有，据说这位勇敢的将军是个文盲。
北京，1917年7月4日
亲爱的妈妈：
这一次，毫无疑问，国家之车行在火山上。我之前讲过由土匪率领的前土匪军队到了北京，是总统叫来作“调停人”的。前土匪叫张勋，以他的帝制感情闻名，他利用了机会，周日早晨宣布恢复帝制。小皇帝（大概是他自己）起草了长长的公告，说总统本人请求他重登皇位并自责篡权，请求接受惩处（这是中国对于犯错官员的习惯做法）。小家伙批准第一项请求，但对于第二项，他宣布黎元洪对国有功，封一等公。
总统什么都没签过，两天中被半囚禁在官邸，但周一晚上得以从小门逃脱，半夜逃到日本公使馆。他发了两道命令，一条任命驻汉口的副总统为临时总统，另一条重新任命他一个月前轻率免职的段祺瑞元帅为总理，段目前在天津。今晨，十四省（全国共十八省）签名反对帝制，我们这个省的总督向张勋发了最后通牒，限他24小时撤离北京
多数帝国王公看到故事结束，都已经逃亡，特别是皇帝的父亲（前皇帝光绪的弟弟）。恐怕这一切会以战斗和洗劫城市结束，这够我们受的。我说我们，是我错了，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区里很平静，这里设防而且有欧洲人部队，够那些当地人受的。
再见，亲爱的妈妈。也许下周我会写信告诉你关于共和国的新消息，谁知道到时会不会有呢？
儒勒
北京，1917年7月11日
亲爱的妈妈：
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
北京，1917年7 月18日
上周四我们有了一次吵闹的小插曲。早晨4点半加在城墙上的共和国大炮和步兵一同攻击张勋府邸。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中间有过一次炮击和一阵密集枪声。我不知有几千军人参加战斗，但死亡不到20人（还有几个平民），少量伤员。公使馆驻地遭到不少流弹袭击，有6个欧洲人受伤。中午，帮助他的德国人受命将大人物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
黎元洪总统辞职了。他家应当在今天离开公使馆去往天津。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我觉得自己老了”，儒勒在度过32岁生日的时候，这样对他的母亲说。他在法官职务（这让我们看到不少和远东事务有关的大人物）和教父职责（与此相关的则只有无名的普通中国人）之间忙碌，我们的领事永远不会没事干。他母亲和他相互以可以用燃烧一切的激情来鼓励，不向那个时代常常带来的忧郁气氛低头。
俄国退出战争，意大利在科波莱多的失败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乐观主义的天性使儒勒相信美国会第二次在欧洲登陆。1918年，他的期待得到了回报，因为协约国（不久包括中国在内），就要来参与这场战争，阻挡德国的推进。
北京，1917年8月8日
又一个离家万里的8月6日（注：儒勒的生日），但我不觉得过得孤单，因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没想到已经活了三十二年，现在我感觉到了。倒不是因为岁月的沉重，而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成熟的精神。幸好我各方面都还健康，我成为了一个真正有点用的人，在智力和体力上真正拥有了无数实现目标的方式。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原则”上中国决定向德国宣战。几天后就会宣布。那些德国人，真的开始要准备离开了。去哪儿呢？只有荷属印度殖民地比较有可能。因为暹罗也宣战了，所以这里的潜艇不够用了。
北京，1917年8月17日
我处理的司法文件快把我埋起来了。做这件事一方面挺有趣，另一方面也琐碎无聊。有一个勇敢的法国人，总住在远东大酒店，他向要账的人破口大骂。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我不过是个还俗的和尚。我把他叫来对他说：“我知道您是想因辱骂罪而被调查，然后被判入狱，然后被遣送回法国服刑。我才不凑您的趣呢，所以我不会调查您。”他知趣地回答我：“由于您猜到了我的目的，所以我收回我在信上所写的一切。”
北京，1917年8月22日
我接着主持法庭，这不太累。昨天，我不得不给那个上封信说过的骂人的神经错乱者判了15天监禁。这阻拦不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重新向我道歉，并且说他对我的善意感到迷惑。我对他说，这种迷惑让我很高兴，而且，这是我对他骂我的惟一的报复。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9月6日
亲爱的妈妈：
我现在很忙，不能按时写信，从而使我们的每周通信推迟了。尽管如此，通信对我是如此珍贵，让我有和你在一起的幻觉，使我感到远离中国，远离中国人，还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最后一场雨让空气清新。可爱的秋天来了，带来了一种光线，一种温柔，和一种非常透明的空气，十到十五公里之内的丘陵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作为“巴黎人”我非常热爱我的城市，可是我们在巴黎却从没看见过这种光线。确实，这里没有让风景和人变得沉郁的工厂烟囱。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0月12日
亲爱的妈妈：
你怎么会到渔夫堡去做护士呢？他们怎么不把你再派远点？我希望这个冬天，你另找一份事做，不要在冷天里走那么远。
周三是中国国庆节，我没有去阅兵，而是进行了一次舒服的远游。我们乘火车向北走，这是惟一通往蒙古的道路。那里有长城，或者说几座长城，因为人们在此地建了三段。尽管有16个轮子在转，火车还是很慢，我们一小时后才到。我们在草地上进午餐，快3点钟才返回，又欣赏了一番景致。不是个充实的假日吗？
西方战场的消息不错。我们都很清楚了，有时候距离得远，消息反而知道得更快。他们说，年底将有五十万美国人到欧洲，明天春天增加到一百万。这会替代失败的俄国人。
再会，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妈妈：
我当然同意你的说法，在一起比分开想念要好。可惜现在我没有一点可能回来。当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的时候，我回来休假十分不妥（人们不会给我假），而且，尽管我要求了很多次，至今还没办法让自己以参战中国劳工“领导”的身份回来。没办法，只有更耐心地等待缓和的时机。
北京，191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