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灵魂的撞击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自己提出来的。这一点，不但后来者难以想像，就是过来人也大都记忆模糊了。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事实的确如此。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同月29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63.7%，讲师有49.3%，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谈巴黎的胜迹、柏林的风光，一副游历过欧洲的派头。等到进入检查阶段，学生们就追问他在欧洲干过些什么勾当。其实，他只是在日本留过学，根本就没有到过欧洲，当然无从交代起。而大杰先生是极爱面子的人，拆穿之后，面子上很下不来，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了上来。

刘大杰跳黄浦事件，在复旦是一大逸闻，老人们每谈起思想改造运动，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从老复旦们的谈论中听来的。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