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按照剧本排演生活

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内部的共识。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他揪出来大打特打的，却不是“红革会”，而是“胡守钧小集团”。这事看来有点奇怪，其实却反映出张春桥们的工于心计。盖因“红革会”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点名之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炮打张春桥的代表，如果将他们作为反革命集团大整起来，不但外界多所议论，而且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实际上，“炮打”的罪魁祸首却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战斗组，这一点，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晓得，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所以选择“胡守钧小集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最为相宜。何况，“红革会”人多势众，打击面过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钧这一派人数最少，对他们动手，也符合“打击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来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显，而且也难以定案，必须另找名目才行。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有篡党夺权之类，但胡守钧们又没有此类罪行，于是只好胡编乱造一些剧情，大小事情都往这方面挂靠，迫使被整者承认，要他们在生活中演出剧本中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剧本不是原创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语调和场面，只不过把其中的人名更换一下而已，这就显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说有什么创造的话，只不过是移植了别的剧本的情节和人物而已。例如，我这个“刁德一式的黑谋士”的角色，就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搬过来的，但同时又要我兼任“长胡子的角色”，则是根据张春桥要抓“黑后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于这两个角色并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逻辑，则在所不计也。所以这模仿实在过于拙劣。

但我们却只好按照他们模仿、拼凑出来的剧本来演戏，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演戏，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戏。当我发现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戏时，很有些愤慨，但事后略一涉猎中国文网史，却发现此类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我本想对这个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写，以为或能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看一个冤案是怎样罗织成的，但当时的众多演员都已星散，有许多已经出国定居，无法寻访了，于是只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

淘金者眼中的火鸡

1970年，春节刚过，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复旦园。“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要在复旦大学搞试点，抓典型，然后推向全市。于是复旦再次成为上海政治运动的中心，成为市民们目光凝注的焦点；复旦师生员工们的压力也特别大。节日的余温立刻一扫而光，拜年时留下的笑容陡然冻结在面孔上，瞬间又化为惊惶的表情。

何谓“一打三反”？当时就有点模糊，至今我仍讲不出它的全称。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打击方向是很清楚的，当时掌握复旦生杀大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扣发曾以明确的语言宣布：这场运动是要打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头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团情况，零星的反革命分子还不算在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总共不过万把人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吗？而且还是新生的？然而脑子里打着这种问号的，大抵都是书呆子，他们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变的错误。要知道，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讲得人们昏头昏脑，停下课来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发红，只要上峰一指点，有些人就会产生幻觉，在眼前幻化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来，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淘金记》中那个饥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伙伴幻化为一只火鸡，并且想要把他打死来充饥。至于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头头们，由于官运相关，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劲，抓得过瘾。他们此刻的心情，有如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至少不能输给那个不起眼的王胡，否则就有点“太妈妈的”了。于是，在这“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丽国家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到处都冒出许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说它批一件公文要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公章，办一桩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载。这话自然符合实情，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的观察，大凡要办成一件与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资、提职称、分房子，或者平冤狱、摘帽子、退还抄家物资等统称“落实政策”之事，那是办得很慢的，因为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云霓，却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阶级斗争，搞运动，整人关人等事，其办事效率却又神速得惊人，“最高指示”不过夜，上级命令马上贯彻，雷厉风行，遍地开花，几天之内，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全面地铺开了。

“一打三反”运动既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进展当然是神速的。市革会刚把“光荣任务”布置下来，复旦的头儿脑儿们马上就拟出了好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名单：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小集团、邹吴李小集团……还有一个叫做“为反复辟学会翻案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的“反复辟学会”专案组成员，因为不同意把“反复辟学会”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现在自己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了。这一着特别厉害，它无异于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警告：凡是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你们不能同情，对于我们的行动，你们不能有所异议，否则，也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而且立刻动手抓人。胡守钧被抓起来了，陈秀惠被抓起来了，王志惠被抓起来了，王华被抓起来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们带着市革会的公函和头头们的私信，昼夜兼程，采取行动。于是，周谷声从南京无线电厂被抓回，邱励欧从浙江乔司农场被抓回，肖昌雄从安徽天通军垦农场被抓回……对于他们，有些是智取，骗说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门来，就押上汽车开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绑押出农场，有如对付江洋大盗。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被抓、被关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复旦园内几乎每一幢楼都变成了牢房，学生宿舍、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到处都关着人，——甚至连放射性实验室也不空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并不允许任何机关学校私设牢房，但他们这样做却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拘留或关押，只说是隔离审查，因此也就不能说复旦私设牢房，只不过有许多临时隔离室而已，——虽然有些隔离室是“临时”到一年以上的。

可见中国的确是个文明古国，单是文字游戏，就远非洋鬼子们所能及。只消把关押、拘留说成隔离审查，把抄家说成是保密检查，就与法律无涉了；只消把失业改称待业，把涨价改称调价，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何况，脑子里装满法律观念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臭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律，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确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那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斗争和专政的需要，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让路的。

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道理还没有参透，看见那些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之事，难免要腹诽。而且每每发为议论，于是就成为反动言论，最终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军宣队的人常说：“我们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这些有花岗岩脑袋的人斗过来！”此话不假，我后来就通脱得多了。一则是见怪不怪，二则也就因为七斗八斗，斗得脑子都有点麻木了

1970年的春节，我是在南京过的。头年秋天，内子高云响应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关于“四个面向”的号召，与一批中学生一起，到黑龙江瑷珲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须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标准和法律根据才行，而在当时，一切准则都被打乱，道德和法律均被践踏，人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规，有什么罪名会飞到自己头上来呢？君不见有些人昨天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今日却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话昨天还称作革命指示，今日则已成反动言论乎？我倒相信另一条俗语，叫做“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工宣队气势汹汹地来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搜查后的头几天里，倒还平安无事。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暂时宁静。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罗店去。其时全国都正在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据说战争一触即发，各大城市都必须疏散，复旦师生就疏散到罗店一带。虽然罗店恰是交通要道，当年日本兵进攻上海，其中一路就从浏河登陆，经过罗店进军的，比起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来，罗店更不安全。但当事者似乎并无军事头脑，也不去研究历史、地理，只是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这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违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个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见过许多此类事件之后，聪明的人谁还愿意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呢？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狠批乱斗才能取得领导信任。

但这次运动来势太猛，很有点使师生员工人人自危，人们一下子还不敢太积极。

而且，驻扎在乡下，各生产队毕竟太分散，运动无法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没几天，全校师生一律调回学校搞运动。

校革会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卷铺盖、上汽车，别是一番战斗气象。谁也不敢问一问“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还要不要执行？随时准备打仗的战备措施怎么落实？好在教师学生们本不愿长期住在乡下，而头头们原也只是为了执行指示而疏散，现在既然有更紧迫的任务，当然就不管备战不备战了。

每次下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但这次回校，我却享受不到这种小小的乐趣了。还在上车之前，刘家国就通知我，到校后不准回家，住在学生宿舍。所以，当教师们都拎着行李纷纷回家团聚的时候，我只好跟着学生上六号楼宿舍。我们一家三口人此时分成三处，上海只剩我一个人，回不回家原无什么关系，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换洗衣服，需要回家。刘家国虽然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色，但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放我回去。当然，他没有忘记派一个人跟着。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一年级学生，我虽然没有教过他的课，但与他相处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队进校后，说教师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师学习组，将教师都分配到各班级学生小组中去。这位同学不但与我在一个学习小组，而且还在一个劳动小组。去年夏天到上钢二厂战高温时，我们一起在转炉下清除钢渣。这是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一不留神，便会被钢渣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刘家国交代的，说你是坏人，要我暗中监视。我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对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陷害你，但总得汇报些情况，你得心中有数。等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交朋友，但现在不能。工宣队总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如果一发现我与你亲近，他们马上会另调一个人来监视你，对你也不利。”

我虽明知工宣队对我很歧视，但以为既已整过一次，又整不出什么名堂，总该可以歇手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看重我，连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听了这些话，也还是微微吃惊。派来监视我的学生因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实际接触，对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谢他，但决不愿连累他，所以也不想与他亲近。这样，他一直担任着监视我的任务。随着我由暗中被监视转为明的被隔离，他也由暗的监视员变为明的看管员。

他一路上跟着我，保持几步的距离，别人既看不出他是监视我的，也不会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后，我随手把门关上，想与他说几句话，但他马上把门打开，并警惕地到门外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不能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