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月笙
在与孟小冬重归于好到正式分手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梅兰芳没有被感情所牵绊。换句话说，感情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愿意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这年，他参与创办了国剧学会、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无可争辩的艺术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
众所周知，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中的程砚秋曾经是梅兰芳的弟子，拜过梅兰芳为师，因此，他俩的关系且师且友。程砚秋是难得的非常有思想有头脑肯钻研的京剧演员，他关注局势，关注社会，非常注重在剧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戏极具思想性。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将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是第一个有明确戏剧观的京剧演员。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程砚秋周围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和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一样，也是高阳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笔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号扩武。他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他6岁时即熟读诗书，有很深的国学基础。据传他年幼时曾被父亲带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还夸他日后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国历史上留得一名。
如今提起李石曾，人们有两个方面的记忆：他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是第一个留法学生，并和蔡元培开创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程砚秋与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因为李石曾给予的难得的机会，使他由原先单纯地戏剧实践，开始转向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戏剧教育方面的探求。这个“机会”，就是出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长。
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场所，其中有温泉中学和中华戏曲音乐院。他自任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邀请金仲荪、齐如山担任副院长。该院分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长由齐如山兼任，副院长是梅兰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设在北平，院长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长是金仲荪和程砚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请程砚秋为副院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俩有相近的政治主张，他看中的是程砚秋对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独特见地和研究。
北平分院成立后，仅设立了一个院务委员会，由冯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齐如山、王绍贤为委员。但是，该分院却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计划。因此，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著名票友张伯驹事后回忆说，北平分院实际上“徒具空名”。
南京分院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在音乐院设立南、北分院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南京分院，首任校长是焦菊隐，教务长是林素珊（焦菊隐之妻）。后来接替焦菊隐担任校长的是金仲荪。最早创办的培养京剧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19年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设立的伶工学社，在它之后，就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与南通伶工学社不同的是，该校男女生合校，这是戏曲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南通伶工学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该校也以教授京剧为主，兼授文、史、算术、英文等文化课。京剧老师有迟月亭、高庆奎、王瑶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剧演员；文化课教师有著名学者华粹深、吴晓铃和剧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的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并给学生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作为南京分院的副院长，程砚秋自然很关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建设，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让戏”给戏校学生。
南京分院下设的第二个机构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曾经居所“福禄居”。程砚秋时常和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在这里研究戏曲，锐意改革。
第三个机构是《剧学月刊》社。这是一本戏曲理论研究的专门刊物，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戏曲理论刊物之一。主编是徐凌霄。程砚秋和金仲荪、陈墨香、刘守鹤、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隐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出于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设论文、专记、研究、曲谱、古今剧谈、京剧提要等栏目，每期登载大量有关京剧历史、剧目、舞台艺术、角色分析、脸谱阐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性。程砚秋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话剧导演管窥》，就刊登在《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
南京分院工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给“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梅兰芳的支持者因为对程砚秋的不满，对李石曾的不满，替梅兰芳大鸣不平之下，又有为梅兰芳保全面子、以壮梅兰芳声势的意思，鼓动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学会经费来源于募得而来的各方捐款5万元，于1931在虎坊桥45号成立。
据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回忆，为创立国剧学会，梅兰芳曾一连三次分批宴请各界人士，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当他向张伯驹商议该请哪些人来主持会务活动时，张伯驹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于经营为由主张请办事认真、又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梅兰芳便又邀请了齐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议。
“国剧学会”这个名称到底是由谁提出的，是由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出面组织的，还是齐如山自己所说是由他约他俩的，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求证，但可以说，国剧学会的创办人应该包括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齐如山、傅芸子等。经过大家商议，学会下设四个组：
教导组：由梅兰芳和余叔岩负责主持教学工作；
编辑组：由齐如山、傅芸子负责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
审查组：由张伯驹和王孟钟负责主持研究提高工作；
总务组：由陈鹤孙、陈亦侯（一说白寿之）负责主持联络工作。
北平虎坊桥45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内建戏台一座，四周墙上挂着梅兰芳收藏的数十幅清廷升平署扮像谱。学会成立那天，到会祝贺的有李石曾、胡适、袁守和、于学忠、溥西园、刘半农、刘天华、梁思成、焦菊隐、王泊生、王梦白、管翼贤、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数十人。成立大会选出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李石曾、冯幼伟、周作民、王绍贤、陈亦侯、王孟钟、陈鹤荪、白寿之、吴震修、段子均、陈半丁、傅芸子为理事，王绍贤为主任。
为祝贺学会成立，当天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演出开始还是沿用旧办法，从跳男女加官开始，接着跳财神，再跳魁星，最后跳灵官。剧目有《庆顶珠》、《捉放曹》、《芦花荡》、《阳平关》、《铁笼山》、《女起解》，大轴是《八蜡庙》。在《八蜡庙》里，诸角皆反串，梅兰芳戴上白胡子，反串武老生，饰老英雄褚彪，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虽然很轰动，但也遭来非议，有人责问梅兰芳：“你们闹什么？都是反串，学会成立第一天，不严肃。”梅兰芳很平静地解释了他们的初衷：“一来是为学会成立助兴，大家一乐；二来是从反串中可以看出，一个角儿并非单会本行，对各行当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为后学者做个榜样。”
果然，一次反串戏给国剧学会带来了好名声，大家议论说：“国剧学会是提倡练真功夫的，连票友都功底不错。”
与程砚秋任副院长的南京分院附设一个戏校，一个戏曲研究刊物这两个机构相仿，国剧学会也下设一所介于科班和票房之间的教学组织“国剧传习所”和两种戏剧理论刊物《戏剧丛刊》、《国剧画报》。
国剧传习所是国剧学会里教导组的一部分，招收的学员有一定的演戏基础、年龄在16、7岁以上且过了倒仓期。传习所主任由徐兰沅担任。1932年5月12日，国剧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梅兰芳致开幕词、闭幕词，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该所共收了70名学员，分为老生组、青衣组、小生组、丑行、净行、音乐组。其中青衣组的负责人就是梅兰芳。他不但是负责人，还亲自参与教学。
为贯彻国剧学会的“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期发挥吾国原有之剧学”的宗旨，以达到“阐扬吾国戏剧学术”的目的，国剧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
《戏剧丛刊》的发起人有梅兰芳、齐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傅芸子、傅惜华。原定每年出4期，可始终没有按期出过。论及原因，齐如山说：“一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少，很难得写一篇；二是订的办法太讲究，必须用连史纸，且用线装，因此用钱较多，经费更难筹划。”因此，该刊继继续续一共出了4期后就停了。
考虑到《戏剧丛刊》虽然也有些图片，但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国剧学会又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以“刊登有研究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图片为主，附以戏曲评论文章”。
“九•一八”后，形势日紧，次年春，梅兰芳被迫南下，迁往上海，国剧学会因此停止活动，只在虎坊桥会址陈列一些戏剧资料。国剧学会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对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8年，上海创刊了一本杂志，取名《戏剧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编刘豁公。《戏剧月刊》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深受剧界好评。1930年，该刊举办了一个关于“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的全称是“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征文活动正式起始于1930年8月。为此，主编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头语”中，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四大名旦”。
所谓“之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论高低、排座次的问题。《戏剧月刊》的那则征文启事，因为是第一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称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认为是最早的排序。其实并非如此，最早为他们四人排序的，是剧评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时候，他在《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见》。这里，他没有用“四大名旦”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为大众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
从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题目中，可以发现，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这不是他的最终排序结果。他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多种排序：
以年龄大小论，就是梅、荀、尚、程；
以成名先后论，改为梅、尚、荀、程；
以声誉名望论，又成梅、程、尚、荀。
这也就意味着，《戏剧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属于第4种排序。
无论是舒舍予，还是《戏剧月刊》，他们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厢情愿”的意思，都是出于个人的理解，比较主观。“征文活动”之后，四大名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学性。
征文活动历时数月，1931年1月，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头语”中，这样写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声色技艺，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顾曲周郎都很愿意知道的。我们编者本可以按着平时观剧的心得，做一个忠实的报告，但恐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群众的心理，为此悬赏征文，应集诸家的评论，择优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计3篇……。”细心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戏剧月刊》对四人的排序已经由征文前的“梅、尚、程、荀”转变为“梅、程、荀、尚”了。这新的排序，来源于什么呢？
《戏剧月刊》是研究性很强的京剧专业理论刊物，读者群并不广泛。“研究之比较”这样的征文，带有研究论文的性质，所以参与的读者也不多。杂志社共收到70余篇应征稿件，热闹程度远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顺天时报》主办的“五大名伶新剧投票活动”。
经过戏剧评论名家的审阅，最终确定了10位获奖者，分别是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礼、朱家宝、陈少梅、张容卿、黄子英。刘豁公对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为喜爱，说它们“言论持平、文笔老练为最佳”。不久，《戏剧月刊》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全文刊发了前三名，即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的获奖文章。
实际上，苏、张、苏三人的排序方法，与舒舍予相似，即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况，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与舒舍予只从“年龄、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他们的分类更为细致，评论得也更加详细。
一、苏少卿从8个方面，对四个人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评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剧、成名先后、辅佐人才之盛，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嗓音：首推梅兰芳；唱工：首推程砚秋；扮相：首推梅兰芳；做工：首推梅兰芳；白口：首推梅兰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剧之多：首推梅兰芳；成名之早：首推梅兰芳；辅佐之盛：首推梅兰芳。
从这份列表来看，梅兰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项中占有7项，他位列第一，当无异议。
不管怎么说，苏少卿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这是继舒舍予、《戏剧月刊》之后的第5种排序。
二、征文的亚军获得者是张肖伧。与苏少卿的比较方式相似，张肖伧也是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地评价了四旦的艺术。与苏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办方公布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别给四人打分，最后得出各人的总分，梅兰芳为1230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1200分，尚小云为1140分。这样的方式，当然更直观更清晰。
巧的是，分数出来以后，人们发现，这个结果与苏少卿的极为相似，都是尚小云被排在了最后，而荀慧生和程砚秋因为分数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进行二次比较，最后的排序结论也是：梅、程、荀、尚。
三、征文季军的作者是苏老蚕。他的比较方式，与张肖伧相似，也是列表，只不过他只是从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剧这6个方面进行了打分。最后的结论是梅兰芳575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530分，尚小云为505分。
又是一个巧合。除了梅兰芳得分最高，尚小云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砚秋的分数又完全一致。不过，苏老蚕并没有将他俩进行二次比较，而是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态度，说：“程之唱工绝佳，哀情独步；荀之多才多艺，新剧优，平衡论之不可轩轾，好在第二第三差别有限，姑作悬案可也。”
除了这三大获奖“征文”外，上海剧评家怡翁也有类似比较。他在《荀慧生面面观》一文中，说：“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进步极速，以资质论，慧生花旦人才，跻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词，然其艺术之博，探讨之深，新剧之名贵，令誉之孟晋，致造成独帜一军之机，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兰芳；唱推小云；格属玉霜；做则推慧生。”
对于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观众比较理性，习惯上以成名先后排序，即梅、尚、程、荀。后来，又有所变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观众更感性一些，他们的排序，以苏少卿、怡翁等为代表，更多地从观感出发进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实际上，无论怎样排序，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进行硬性比较，并不妥当，也不公平。客观地说，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师王瑶卿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字评”：梅兰芳的“相”（一说“样”，又一说“象”），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据说他说这4个字的时间，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会上广泛为四大名旦排序的时候。按道理，他对四人相当了解，也可以为他们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顺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一个字分别概括出他们各人的特点。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最值得称道。不过，不管如何排序，梅兰芳始终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庆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京剧名伶汇聚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堂会。
杜氏祠堂建于上海浦东高桥，建筑十分考究。杜月笙极尽奢华，不仅大摆宴席，更点名南北各行名角儿齐聚上海，大办场面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堂会戏。当时，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帮会组织“青帮”头目，在上海广收门徒，势力很大，约角儿的邀请书直接由门徒送到角儿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称病未参加外，其他人无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会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常云恒。在堂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上海的梨园自治组织，相当于北京的“梨园公会”）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周信芳等人又为《跳加官》节目拟定了四条新的加官条子。可见，此次堂会前的准备工作，何等细致。
除了周、赵、常外，还有三位总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他们都与杜月笙交谊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亲。另外，洪雁宾、乌崖臣任总务主任；张啸林、朱联馥任剧务主任。孙兰亭、周信芳、常云恒、俞叶封、金廷荪等都是剧务部成员。
那段时期，所有人员无不竭尽所能，卖力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因为祠堂建在浦东，参演的演员、看热闹的百姓和众戏迷都得由浦西赶往浦东，而通往浦东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渡轮不够用，一时间，码头上等待过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程砚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内的名角儿，很多人竟险些过不了江。
比如，梅兰芳遍寻汽车不得，最后不得不坐上小独轮车，由一个老汉推着来到杜氏祠堂。程砚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车而来。杨小楼、王又宸连人力车、独轮车都没有机会乘坐，只有步行。因为路太窄，一辆汽车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还有人被汽车撞伤了腿。有一艘渡轮因为挤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为如此，原本下午3点开演的戏，不得不延迟。
杜家祠堂的内外都设有一个戏台。9日，祠内的戏正式上演。10日、11日两天，祠内、祠外的戏同时上演。祠外戏，以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员担纲，浦东农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进入。
祠内有三进，第三进门前有巨型石狮子两座，内即神龛所在。右边的十余间房子，陈列着各界所送贺礼，多达数千件。因来宾众多，祠内四周搭席棚百余间。西首便是祠内戏台。戏台异常宽大，台下设席二百余，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帮会中人及各界贵宾代表。之后的会场，可容纳数千人，但那天实际进场的戏迷，达至万人。从荀慧生花了几个小时方由浦西到浦东，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拥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了。就连舞台两侧，也站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观众，站到了戏台上，令维持秩序的张啸林、王晓籁百般规劝、驱赶，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据资料记载，6月9日的戏码，按照演出顺序排列，分别是：
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赵桐珊的《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马富禄《鸿鸾禧》；雪艳琴的《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尚小云、张藻宸（票友）的《桑园会》；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的《汾河湾》；梅兰芳、杨小楼、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的《龙凤呈祥》。
第二天的戏码，分别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合作的《富贵长春》；刘宗扬的《安天会》；谭富英的《定军山》；李万春和蓝月春合作的《两将军》；李吉瑞的《独木关》；王又宸的《卖马》；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合作的《长坂坡》；程砚秋、贯大元合作的《贺后骂殿》。最后一出大轴是全本《红鬃烈马》，其中，徐碧云唱《彩楼配》；尚小云唱《三击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军别窑》；郭仲衡和赵桐珊唱《赶三关》；梅兰芳、谭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谭小培和雪艳琴合唱《算军粮》；谭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银空山》；梅兰芳、荀慧生、龚云甫、马连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观看的观众，据荀慧生自己说，“约近万人”。演出时间也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
第三天的戏，最轰动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庆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说，这出戏是杜家堂会最精彩的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天，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专人前来拍摄戏照，其他剧目，他们只拍摄一、两个片段，却将《四五花洞》的末场，完整地拍摄了下来。荀慧生回忆说：当时，“台上置炭精灯八座，摄片时八灯全启，光线射人不能逼视。”
据推测，这次合作《四五花洞》极有可能是他们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城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啸林从中看到了商机，促成他们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律师郑毓秀是如何参与到调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据说，是因为“孟迷”沙大风。沙大风知情后，很为孟小冬抱不平。他虽然清楚感情的事儿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谁负谁谁骗谁，但是，他总是认为孟小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梅兰芳，对孟小冬来说实在不公平。再说了，既然当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证婚人的情况下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就是明媒正娶，那么，如今分手，就不应该只是分手那么简单，用法律语言，应当是离婚。既是离婚，该有个正式的程序上、内容上的完备手续。于是，他向孟小冬建议，去上海聘请著名的郑毓秀律师，由她出面处理善后。
孟小冬接受沙大风的建议，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她没有直接去找郑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结拜姐妹姚玉兰，大概是想让姚玉兰陪她一同去面见郑毓秀。此时，姚玉兰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两年前嫁给杜的。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打算，认为打官司并不妥当，一来麻烦，完成整个司法程序，既耗时更耗力；二来从名声上说，于孟小冬于梅兰芳，都很不利。想一想，当初两人结合，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闹得轰轰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让人看笑话么。孟小冬认为姚玉兰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姚玉兰提议不如让杜月笙出面，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是老相识，又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应姚玉兰的提议。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梅兰芳支付四万块钱。其实，两人谈分手时，梅兰芳就曾想给孟小冬一笔钱，但孟小冬拒绝了，当然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兰、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于离婚，他俩的结合，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论她多么不情愿，终究是妾。在法律不保护妾的情况下，他们的分手，也就无所谓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续。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万块钱，是杜月笙垫付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梅兰芳平时开支巨大，又是借款去的美国，当时手头很不宽裕，竟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为了偿还这四万块，他不得不将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卖了。两个人的一段真情，最后以四万块钱做了了结，不免有些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