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豪伊的伤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的钩了。

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

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

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

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为百万富翁的。

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林柏格心满意足，他是那种不很英俊但温和的人，巴菲特夫妇称他为“理想的女婿阿兰”。

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茜的伯克希尔股票也花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厨房。当苏茜怀孕后她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订好了计划，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茜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于是她申请贷款，利息从优。

沃伦拒绝了。

“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他建议说。

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伦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苏茜只是个普通人。她对这十分不快。

当苏茜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冻鲨鱼肉一直送到楼上卧室。格雷厄姆发现苏茜只有一个黑白小电视，她建议她买个大点儿的彩色的，当苏茜说她买不起时，格雷厄姆夫人吓了一跳——这可是巴菲特的女儿！

毕竟巴菲特自己有个大屏幕彩电。格雷厄姆立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这次巴菲特发了慈悲，给苏茜买了个像样的电视。

但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许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好像巴菲特以为所有人也都只是关心钱。他可能认为苏茜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像他自己一样，或者这样的礼物会改变女儿活泼乐观的性格。但在苏茜眼中，它只是个电视而已。

但苏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很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她认为厨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亲的一部分。“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她说，“只不过不给我们钱罢了。”

对豪伊来说，靠父亲养活比打仗还难。他也像父亲那样不修边幅，不打领带，只穿运动鞋。只有一点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尔股票卖了之后开办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于是豪伊跑到洛杉矶的喜诗糖业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奥马哈，第二次婚姻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从事房地产业务。作为副业，他租了块地种庄稼。

沃伦知道，豪伊真正感兴趣的是农场。在一段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用某位朋友的话说），沃伦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慷慨的建议。他要买下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豪伊种。 （豪伊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承担税收。）

豪伊问他母亲为什么父亲想插手。

“别问，”苏茜说，“弄到农场再说。”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沃伦根据农场的潜力提出了封顶价格。豪伊跑了上

百个农场，但由于出价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来。他对买农场都绝望了，但沃伦拒绝妥协。最后在1985年他们以30万美元在内布拉斯加的蒂卡马哈买下一个农场，就在奥马哈北部，驱车只要45分钟。

“这是典型的沃伦。巴菲特购买方式，”豪伊说，“我们是以市场最低价买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点谈判技巧。”

豪伊的农场里连电话都没有，但那儿是他得意的避难所。每年春秋两季他就带着一家人开着拖拉机种玉米和大豆。但沃伦是不会和他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的。“我不能让他到这儿来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豪伊哀怨地说。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两次。他对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顾。他说：“把租金拿来，可不要少了。”尽管他买这个农场时已经左思右想，但豪伊还是不能相信他这么干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可以看豪伊的书，但不看他的庄稼——那正是豪伊最关心的。在沃伦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对农场的这些事不屑一顾并讽刺说：“没人会到超市买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沃伦的确用农场教了豪伊点什么。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体重不超过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条，他认为这有益于长寿。同样他也用钱来刺激女儿和妻子控制体重。）但多数年份，这种用经济手段让豪伊控制体重的明显企图都失败了。

沃伦对豪伊更有帮助的是他的指导，因为豪伊常征求他的意见。在豪伊得到农场后，他决定像共和党员祖父一样参加地方竞选。但他担心人们会以为沃伦替他买选票或更糟——沃伦根本不支持他。父亲打消了他的顾虑，他宣称为他做一点捐助——最后豪伊当选了。

他们的关系改善了，因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开始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在他当选后，他被指定负责为委员会推广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机会与朵因。安德鲁——参与政治的阿切尔。堂。米德兰德公司董事长——接触。最后安德鲁雇用了他，成了一名飞来飞去的经理。沃伦向一位朋友夸口说，豪伊比他还“能干”，这是他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达方式。豪伊说，孩子们的成功会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像他们会对父亲的表扬“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样。

沃伦的小儿子彼得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后开了一个音乐室。尽管巴菲特竭力反对，他还是卖了他的伯克希尔股票，花了3万美元买了一个24磁道的录音机。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给他带来的收入没有多少。

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妻子慢慢在旧金山建了一个音乐出品公司，后来又搬到了密尔沃基。尽管他只能写些叮响的作品，他却批判了电影《与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的那一幕。他录了新时代乐队的几张流行专辑。

在密尔沃基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乐室，那儿正有两位音乐家在剪辑广告，并开始谈论起他父亲来。他不由得想起了沃伦曾笨拙地想对他施加影响。他曾邀请彼得到华盛顿阿尔弗法俱乐部这个独特的晚会上演奏，条件是，彼得得把傻乎乎的马尾辫剪掉。彼得并没有道谢。

“他总喜欢附加条件。”彼得说。近些年来沃伦开始以股票形式给孩子们1万美元的圣诞礼物。彼得认为这是个“信号”。“这又有个附加条件。这钱不能花。如果你投资于它，它就会增值。这是考验我们的耐心。”

“我把大部分股票卖掉了。我很高兴这么做了，”彼得补充说，他的马尾辫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我不用等待就一步到了位。真不错。”但

不久他又说很后悔父亲没有告诉他——或者他没听仔细——他本可以不用卖就可靠它借钱的。

彼得明显地喜欢刨根问底。好像他对沃伦的性格也很好奇。他对父亲的成就和道德非常自豪。他回忆起沃伦有一次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对你老爸说，见鬼去吧！”他说他跑到新城市打天地并卖了伯克希尔股票就是翅膀硬了的一个证明。沃伦是否对他爸说过见鬼去呢？彼得不知道。

彼得成为成功的音乐家后对父亲的理解加深了。当彼得和他的15人乐队在密尔沃基为700名观众演奏钢琴时，沃伦也在场并对他大加赞赏。他对儿子说：“我们干得都一样。”对彼得来说，这是最好的赞扬。

到80年代末期，彼得这位儿时曾为孤僻的父亲买《父亲手册》的人，终于和父亲一起学会了相互交流。当彼得婚姻破裂时，沃伦以从未有过的同情来安慰他。有一次，父子俩在深夜的微风中漫步在法南大街上，彼得很自然地说起了他的母亲。沃伦说他真希望苏茜能在他的巴菲特世界中多呆一段时间。“我们谈起了妈妈有多少干自己想干的事的机会，”彼得说。沃伦突然沉默了，这是他动了感情的习惯。彼得回忆说：“我们一直长谈到深夜两点。

谈话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天哪，原来老爸的感情如此丰富。你可以从他的表情和寡言少语中看出来。我真感动。“

沃伦与家庭的关系有了新篇章，但与苏茜的关系仍无进展。她直接向他说明了更多的离开的原因。他们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他们的侄子汤姆。罗杰斯说，巴菲特根本没有必要“设法弥补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是对方的影子。

一旦苏茜婶婶下了决心，他和巴菲特叔叔一样勇往直前，决不动摇“。

沃伦与妻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常见面。他仍像以前那样爱她。他们在西彻斯特县汤姆。默菲家中过了一夜之后，与斯坦。利普希一起同坐一辆超长豪华车回曼哈顿。他们坐在后排，一路上一直手拉着手。苏茜对他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情况很好。”她指的是沃伦达到了与她保持婚姻关系的目的。

1987年沃伦为家庭做出了一大贡献。他让女婿阿兰。格林伯格管理巴菲特基金会。与往常一样，这次慷慨也是有条件的——苏茜和阿兰必须搬到奥马哈住。他们同意了，并在离沃伦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所房子。苏茜很快就加入了沃伦的后勤网。当他需要车时，她就跑到推销商那儿为他挑了一辆。当年度会议召开时，苏茜帮他安排活动时间。她去奥马哈就是为父亲服务的。

由于沃伦给女婿的年薪只有49846美元，小苏茜的生活与奥马哈其他带小孩的妇女没什么两样。当她的儿子出生时，笔者有次碰巧去看过她。当时苏茜给小孩洗澡。她没有护士，也没有保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想赚钱的人常常误以为苏茜有打开通往财富之门的钥匙，为此苏茜不得不左支右绌。

有一位沃伦陪着微软公司亿万富翁神童威廉。盖茨去参观波珊的珠宝店。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标着“巴菲特预订”的小盒子。巴菲特问这是谁的。有位职员怯生生地承认是苏茜分期付款买的一串珍珠。巴菲特付了这笔钱作为给苏茜的生日礼物。他开始发现为波珊花钱真是可笑。另一次他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哼，苏，女人们真的爱珠宝。”

苏茜在身边的时候，沃伦发现家都大了许多。苏茜常把孩子们留在沃伦家让阿斯其德照看，这让阿斯其德与巴菲特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茜甚

至劝阿斯其德重新布置一下房子，那里正在消失的活泼格局还是苏茜的妈妈原先布置的。阿斯其德与苏茜一起把房间装饰得更温馨，厨房里摆上了阿斯其德收集的老式烤面包机。 （沃伦的妻子与她家中的女朋友的关系更好了。

这个奇妙的三重奏小组给亲戚们送礼物时，附上的卡片总写着“沃伦，苏茜和阿斯其德”。）

小苏茜和她的孩子们总是围着沃伦转，这使沃伦人性化了。他会穿着旧运动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与两个外孙一起玩耍。吃晚饭时他会漫不经心地听一家人闲谈，缩着嘴，敲着下巴，时不时插句俏皮话，而且每咬一口汉堡包就加一次盐。他对凯。格雷厄姆说，苏茜回到了奥马哈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甚至给了苏茜一支红宝石手镯。平时他可是连手势都不爱打的人。

看到“树上结出果子”了，沃伦渐渐感到放心了。他让女儿当上了巴菲特基金会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宽了自己的继承政策。孩子们每人可能将得到300万美元左右。 （他没说具体有多少。）

但不管数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让苏茜、豪伊和彼得过让人讨厌的“超级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肠与他给孩子们钱十分矛盾。他在捐赠时 （即使是为慈善事业捐赠）从没痛快过。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离开了约翰逊—约翰逊，参加了美洲无毒品运动）说巴菲特有个“障碍”，如果他掏钱，他就“少了可赚钱的工具”。

多年来，巴菲特基金会一直是人们取笑的对象。当 1979年巴菲特有 1亿5000万美元时，他的捐赠的总额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开始实施伯克希尔慈善计划后，苏茜和他用它为基金会准备资金。巴菲特稳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它没伯克希尔股价升得那么快。到1990年，每位股东可从伯克希尔的这笔钱中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捐赠6美元，即巴菲特和苏茜间接地捐了300万。

这个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巴菲特掏腰包。这不是他个人或伯克希尔的几千万或上亿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通过伯克希尔计划的这些间接捐助也与他的40亿财产全无关连。

巴菲特的吝啬常常受到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他很关心社会，也知道他没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认为他相当“慷慨”——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有个例外情况，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 （这是从一次银行失误中被发现。）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经济问题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为他们及时提供建议。但即使是亲密朋友向他要钱或有用的东西时，他总是搪塞过去。当作家乔福里。科万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成功的新闻节目《周末编排》遇到资金困难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编排》不能马上凑到5万块的话就得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会掏点钱的。

但巴菲特的个性相当强，他说“不”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钱也没掏。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常劝他不要把钱抓得太紧了。她说她尽了最大的力来劝巴菲特对“能为世界做点什么”感兴趣。

他干的就是积累，赚钱，赚钱，积累。但为了什么？他是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

是我们以飞机举例说：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多少乐趣！如果你把部分钱捐出，你会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赚钱、赚钱，有劲吗？

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嘲讽，有部分原因缘于70年代他与格林内尔大学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说服他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巴菲特把这个依阿华州的小艺术学校变成了经济动力厂。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花捐款中的1360万元买下了代顿的一家电视台，4年后又以4800万元卖出。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学校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花了这笔横财的一部分，这笔钱没被用来提高教育质量就被教授们随随便便地花掉了。

这使他对高等教育大倒胃口，虽然他仍为许许多多学生提供奖学金。格林伯格说：“沃伦宁可被钱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写支票。”当他的母亲同布达拉斯加大学的集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连门都不开——虽然他是该校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观多少有点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东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玩时，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你们选哪种？”

他好像是在为可口可乐寻找一种慈善事业，一种国内的，可以逐渐减少社会投资需求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对公共事业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钱的计划，比如医学研究很快就可以对病人产生效益。捐助人愿意承担一些损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艺术，用巴菲特的话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却可能是件无意义的事。（虽然对“部分人有益”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没人为博物馆投资，那整个社会也就枯燥多了。）换句话说，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像测可口可乐的利润那么简单。但巴菲特想看看“具体的结果”。

由于这些限制，他发现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公益事业。巴菲特基金会名义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实际则操纵在沃伦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将来的捐赠的。到1990年，基金会从伯克希尔和它的各种股票中的收入是380万元。但它只捐赠了230万。而当时它的资金已近1800万，真像个小伯克希尔。它只为了少数经过仔细挑选的事业捐赠，而它的资产“不断地积累”。

巴菲特对此有两个主要理由。自从广岛事件以来，他一直担心爆发核战争，而裁军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赏，后者在普林斯顿时是核裁军的积极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尤格正从事研究防止发生突然战争的办法。他请尤利到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年饭，并非常有人情味地讲述了自己对最后战争的担心。谈到中国时，他打了个比方，让尤利预测一下将来的情况。他说比如桌子上有数千颗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块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捡走一块石子。那么迟早，也许100年以后他会捡到那颗黑的。那就是核战争。

尤利曾提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些缓冲中心”，在那儿通过电话和传真可以在危机时开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对苏联非常敌视。

巴菲特说：“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毁灭全

世界。“他紧接着说：”我支持你，我要给你10万美元。“（最后基金会实际提供的是20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时，同意了建立缓冲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裁军一直无能为力。

巴菲特所有事业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赠额的75%，即170万是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堕胎权力法案等的。苏茜和巴菲特对此都深信不疑，但两人之间有分歧。苏茜是因为对第三世界的人，特别是妇女的恶劣生活条件触动很大，而沃伦则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类生存的问题。

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很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或防止将来发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战争和人口过多。但他却不愿把巨大财富中的一分一毫用于帮助穷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贫民区的人，也不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①和医院捐款（只有堕胎和计划生育项目除外）。由于只关心宏观经济和将来，巴菲特的慈善观看起来与现在毫无关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他认为普通的慈善事业是“浪费”他的钱财。从另一种角度看，捐款于人口控制也可解释为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同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欢迎凯丝。卢塞尔的宴会上阐述了这个观点。后者在加强贝洛斯堕胎权力法案问题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战士。在场的许多人曾是卢塞尔的病人，他们纷纷祝贺他接生了许多婴儿，芒格也高举酒杯站了起来说：“我想为卢塞尔医生不曾接生的婴儿干杯。”

巴菲特关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个方面是他并不因为人们得到了他的帮助而高兴。他常问别人是否对公益事业有什么好主意——好像这类事天下还太少一样。但常常是一无所获。他总是认为接受者可能并无价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无益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舍时也同样不安。有一次他在奥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麦芽，但发现身边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开。有位老妇人知道巴菲特不常来此店，于是很慈详地为他付了钱。巴菲特坚持要还她这一块五毛钱，但他却记不起她的名字来，真是太痛苦了。也许是良心不安，最后他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

最让巴菲特高兴的一项公益活动是基金会每年都给 15所公立中学的教师发1万美元的奖金。奖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丽丝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名教师，她在巴菲特幼年与祖父一起生活时对他倍加爱护。获奖人的评奖标准是业绩，因为这份奖金不是食品救济。巴菲特常指出，有钱人爱把钱扔到大学里，好让他们的名字刻在某大楼上，但他们根本不理对孩子们的影响更大的小学。他设立这项奖是对奥马哈的感谢。

但他不参加奥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许多老人的批评。当地有位厂主罗伯特。道格蒂说：“沃伦以不掏钱而出名。”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位全国最富之一的人。乔斯林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地方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几年的表面冷漠之后，巴菲特再次出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况。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义向内布拉斯加州西点的一个图书馆捐了10 万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40 万美元的礼物，让其用于计划生育医疗活动。

基金会，只为奥马哈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但它表明现已60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了奥马哈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却基本上没什么回报。

令奥马哈大吃一惊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小气鬼，但他的群体意识非常强。政治上，他不屑募捐并没有导致想象中的保守主义，而是他强烈认为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个部门服务。早在 1977年人们还未攻击“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许多团体用选举力量来转移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恶习”。

从那以后，他常常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性的提议，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上。主题通常都是“扩大大饼”而不是“大饼重分”，（就像他嘲笑华尔街的“大饼重分”一样。）其中某个主意可以简单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无须使用配额、关税和繁琐的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只需要算出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出口多少阿迪达斯跑鞋，政府只须一个法令就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前提是社会的整体贸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码，而无须在多种工业之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事实上它干得不怎么样。

虽然他并不反对政府解决实际的“温饱问题”，但他对政府的措施冷嘲热讽。他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个“稳定岛”的喻言警告。那是一个假想的具有稳定人口的社会，他们只大量种植大米和生产白酒。由于这是个“有同情心的岛”，工作者将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说，这样当退休者日复一日地增多时，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得出，工人们得累断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没酒喝来保证先辈们法定的大量配额。

他的多次建议都提到了新保守主义的作法，即约束人们的自私行为而不是依赖他们的“人性善”。沃伦与妻子不同，他对“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苏茜与拉里。金成了朋友。他办了一个假装在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组织。尽管金的工资只有16200块，但他开的是白色奔驰，戴的是金表，穿的是斑马皮衣和豹皮大衣，经常出入高档晚会。他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苏茜。但他骗不了沃伦。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要过钱的人。”那时金已经因为诈骗了几百万而进了大狱。

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顿。沃伦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借了他24900美元。6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期还债。

沃伦对这笔小钱被诈十分反感，于是他把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诉别人。

在国家级的政治家中，巴菲特与其中几个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其克。莫尼汉、比尔。布莱德利和鲍勃。凯利。但与多数总裁不怎么样，巴菲特并不对他们阿谀奉承。纺织贸易组织反复要求巴菲特帮着游说实行进口保护，但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从中受益。

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的存款和贷款是美联储的一部分。

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联储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各成员争取尽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饼”。甚至在S＆L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000①亿美元） ，它还四处游说要更多的资金。

① 在那件丑闻爆发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带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中，芒格指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机构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像以前一样，继续为储蓄与贷款业的储蓄账户保险，其结果必将是储贷协会越来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说客们是否还有社会良知，但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示抗议。芒格几年来一直对S＆L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报告上发表了一封信，尖锐地抨击了委员会“修饰自我服务的废话”的作法。

由于委员会长期以来已明显地误导了政府，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变本加利地进行误导。

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联储的袒护，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护主义者认为市场判断永远正确的观点。他不同意眼下时髦地认为自由市场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判断者的论点。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妇女从未发现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书对比时，他同意秘书“可以带孩子和参加社团活动。市场社会对她的许多才能的评价方法并不一样。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有什么才能了。“

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是十分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党人，但他的某些观点与他们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会公司的Q＆A，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权利，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巴菲特说。他要对个人消费课以重税，并收取很高的遗产继承税。

如果我想坐飞机旅游，我是这么干的，那好，我用支票结算。但必须对我课以重税，因为我消耗了社会的人力和燃料资源等等。

他的观点如此自由，但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得不够多。芒格虽然对公益事业也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认捐者，而且与一家医院和私立学校牵连甚深。但巴菲特拒绝参加进去。诺曼。利乐有一次请他在为一条叫商业企业托拉斯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做个简短的介绍。巴菲特对此组织很信任，因为它表彰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到场，但同时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都收到50个类似的请求。利尔感到很沮丧，他不相信似地补充说：“其实他只要走上12级台阶，到台上做个半分钟的介绍就可以了。”

巴菲特认为，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就像带着相机的旅行者追寻有色土著一样。凯。格雷厄姆认为他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抓着钱是保证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当他还是个孩子，为凯。格雷厄姆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

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48股伯克希尔的股票也是如此。比尔。盖茨时常卖点他的微软股票，李。艾柯卡卖点克莱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对他的漂亮股票就连一个角都不愿撕。可笑的是，伯克希尔如此上涨，却没为他的口袋里增加一毛钱。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他争辩道这是件好事情。他现在能给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笔钱代表着街上的两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说，“现在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我死了之后仍会存在。”他计划把股

胆大。格莱欣法则 （劣质贷款驱逐好的贷款）可能只对充分竞争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险的机构发生效应，如果 ‘胆大妄为取代了保守稳健’，最终定会出现由大胆信贷扩张导致的灾难引起的大范围破产。“

票留给苏茜。不管谁先死，活着的那位都要把它遗赠给基金会。那样社会就可以从他积累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仍带有成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来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为“严重问题”提供数千万美元而不影响他的财富积累。

读者也许会想，他对财富的控制欲会不会至少是部分，因为他不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伟大的旅程中是不会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测”的观点看，他对伯克希尔的控制，或许可以保护他一生不受恐惧的侵袭。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前，上帝是不会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事情就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