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1)
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温，一年前结识的某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额前的刘海儿垂挂在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双眼皮上，新闻界的老大哥宇业荧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还是比较喜欢单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艺文界的友人也怀念我以前的东方古典美。我发现凡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多半能维持比较长久的情谊。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就是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跟着团团转，把宝贵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驰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群众的反应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影从业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影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相同的那两三个人。
导演群中除了老一辈的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宋存寿之外，应该数刘家昌的产量最丰，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刘疯子”。刘疯子走路快、动作快、思考快，国骂出笼的速度也快；像一场台风似的，他把全组的工作人员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个省时、省钱、省人力的导演，因此而创下了三天拍完一部电影的惊人纪录。他片中的演员从这部戏的客厅跑进了另一部戏的饭厅，接着又都挤进了咖啡厅。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让男女主角漫步于白浪滚滚的沙滩，配上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终结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厅电影”。
刘疯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类。别人口出秽言总给人负面的感觉，然而他的“六言绝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还是觉得童言无忌。他的性格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无论怎样折腾，总能维持住吓人的排场。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紧要关头，却出落得“忠党爱国”。他的情绪永远写在脸上，他的计划永远挂在嘴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幼稚，因为连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当然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简单结论，人性的复杂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员群中有许多高能量的、不吝于展现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还是内敛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谈话的兴趣。虽然合作的机会不多，但我总觉得心灵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艺人员虽然不是个个胸中有墨，却很少有愚钝之人。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也许智识上的收获并不多，但情感和情绪的交流往往是通畅无阻的，视觉上的享受也很充足。当时有许多明星都是“摄影机偏爱的演员”——他们的骨骼构造、脸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肤色与肤质、情绪的展露和身体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国外也有许多这类个人魅力型的演员，他们多半能成为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在每部戏中展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剧中人。
客观地比较之下，我早已认清自己是“摄影机不爱的演员”——我的脸不是“巴掌大的小脸”（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镜条件），体重则必须维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脸部在镜头上才能呈现出美感。此外我的气质带着几分冷艳，身材却不够女人，然而我对自己不满意的程度还不到需要丰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尽是一些非玉女非艳星的尴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杀的女老师、《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跳河自杀的贤妻、《花非花》中特立独行的舞女、《跟我说爱我》中的叛逆女画家、《酒色财气》里偷汉子的老兵之妻、《借尸还魂》中的女鬼、《六朝怪谈》中与白马做爱的少女等等。
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2)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我和石峰就开始拼了命地连跑带跳，在我们飞跃过土堆的那一刻，炸药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大。智者常说：你恐惧什么，就必定会发生什么，但中镖的不是我而是企图保护我的石峰。只见他的西装裤上布满了小小的孔洞，当他把裤子掀起时发现腿上起码有十几处伤口，都是被炸药轰得四处乱窜的小石子击中的。当时的演员碰到这类问题通常很难获得赔偿，李涛的前妻张海伦在泰国拍戏时整只手都被炸掉，后来自杀身亡了。像这类的不幸事件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是层出不穷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岛拍摄《六朝怪谈》的外景，这部片子的导演王菊金说服了几位艺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构想不差，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组合也不俗，唯独经费有限，必须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拍摄。剧情取材自魏晋南北朝的传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调子采用日本怪谈的模式，我负责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宠物白马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竟然到达以身相许的地步。原来白马不是禽兽而是有灵之物，深夜里它化身为一名书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里的长辈觉得人兽之间似乎有异，便自作主张宰掉了白马。白马的皮被剥了下来铺在院子里晒干，这时待嫁的小茵前来看它最后一眼，没想到马皮竟然飞扬起来将小茵重重裹住，悬在树梢结了一个茧。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茧的由来。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摄过程，《六朝怪谈》也需要克服各种人事问题、技术问题与沟通问题，工作人员和导演相处得并不愉快。我记得为了拍摄马皮飞起来裹住小茵的画面，导演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由女主角裹着马皮自行转圈子，再以摄影机的高速镜头呈现快速旋转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马皮里，两只手臂完全不能动弹，两脚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转，又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转了没多久就出事了。我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笔直地倒在地面，头部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当场晕了过去。我晕过去的时候竟然进入了濒死经验——脑子里快速地浮现一连串的人生倒带镜头，每个镜头似乎都在与人争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咽了气，神识一定会奔往内在次元的修罗道。结果那一个“为艺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借尸还魂》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影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影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人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影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习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影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3)
当时台湾的电影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面，禁不住兴奋地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因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里生起了一股悸动，湿霉的空气中似乎飘拂起了宜人的熏风。那一刻我才开始深自反省，其实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暗自嘲笑对白的荒唐和肤浅；那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应。我在这个领域里占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我能为我的演艺伙伴们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正视这些问题。
舞台表演者的圣经
不久在“新闻局”的一次晚宴里，我结识了《六月六日断肠时》的英籍女演员达娜·温特（Dana Wynter），这位知性而颇有风度气质的女士相当吸引我的注意。那顿漫长的晚餐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她交换心得。我们谈得很投契，我向她表达了自己对演员工作的挫败和期许，她似乎很能理解；她十分关切地建议我可以去纽约的H.B.工作室进修。她说这所小型的演技学校是由杰出的德裔女演员乌塔·哈根（Uta Hagen）及其夫婿所创办的，它融合了“由里而外”和“由外而里”两种主流表演方法而自成一格。
所谓“由里而外”的表演方法，其传承的创始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近代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李·斯特劳斯伯格与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师承李·斯特劳斯伯格的西方演员为数众多，其中较著名的有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保罗·纽曼（Paul Newman）、简·方达（Jane Fonda，）、阿尔·帕西诺、达斯廷·霍夫曼（Dustin Hoffman）、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等，他们透过长期训练（通常需要五年左右），不断地探索个人经验里的某些特定的情绪和感觉记忆，当他们演出时便试着唤起这些记忆和想象，借以诠释角色的心理状态。这个途径虽然成功地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演员和超级巨星，然而不幸的是它比较不强调肢体训练或外在技巧，因此某些“方法演技”的演员总是在演出自己，而表演教室则变成了心理分析的治疗中心。
“由外而里”的表演方法本是英国舞台训练的传统。演员必须熟练发音技巧、肢体动作、化装术和服装道具的运用，透过这个途径也培育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英国演员，譬如我最欣赏的瓦妮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杰里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亚历克·吉尼斯（Alec Gennis）等。这个途径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它的机械化和流于表象，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总是能自然融合这两种途径在其演出中。H.B.工作室所提供的演技训练就是要结合这两种方式，成为一个完整的途径。
达娜·温特回到爱尔兰后很快地寄给我一本乌塔·哈根所著的《尊重表演艺术》，我至今都感念她的诚恳与关怀。这本书被誉为“美国演员的圣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在厘清我们对演员和演技的概念，并探讨方法论上的替换、情绪记忆、感官记忆、即兴排练，等等。第二部分阐明的是目标训练，也就是演员在私下独处时要利用生活里两分钟的时间，借由周遭琐碎的事物和心理真相来进行自我的演技训练。在这一部分，乌塔也提出了舞台剧的三种登场方式、面对第四面墙（观众席）的心理建议、独白和对剧中人行为的揣摩等。第三部分探讨的则是剧本和角色的研究及发现方法。乌塔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去创造一个角色而不添加人工或虚假的矫饰。乌塔认为伟大的演员下意识地贮备了类似这本书中的精华，不过我们还是得学会其中的技巧作为工作的蓝图。
我从头至尾详细地读完这本演员的圣经，那真是一次启蒙经验，我为“顶着脑袋去演戏”的台湾电影界汗颜，也为自己的怠惰和不敬业感到责无旁贷。东方直观民族凡事模糊化的笼统化作风，在西方理性检验和精益求精的方法论映照之下，显得多么粗糙而草率，于是我决定将《尊》书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的演艺伙伴和有志成为演员的后进作为参考。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国内能找得到的少数探讨演技的著作。某些导演譬如李安，甚至要求他戏中的演员以《尊》书作为演出前的家庭作业。
《尊》书出版前一年我只身前往纽约进入H.B.工作室进修。我在纽约索霍区最热闹的West Broadway买了一间二十多坪的小统舱。我把这间可爱的studio漆成了蓝、黑、红、白四种鲜艳的色彩，组合成一个现代感的空间；这是我拥有的最亮眼的家。在友人的协助下以DIY的方式把房子布置妥当，便开始每天上课磨炼演技重温做学生的感觉。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是威廉·希基（William Hicky），他后来参与了《现代教父》（Prizzi誷 Honor）和《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这两部电影的演出。他在《玫瑰的名字》中饰演一名修道院里的老先知，以灵视帮助肖恩·康纳利饰演的圣方济会修士探案，最后侦破了修道院里的离奇谋杀案。我非常喜欢这部戏，剧情主旨是要透过谋杀案揭发传统宗教组织刻意掩盖神秘奥义的阴谋，同时也技巧地批判了苦行禁欲的扭曲和病态。H.B.工作室里的学生称威廉·希基为比尔（Bill），他的年纪当时已经有六十出头，加上长年酗酒，看起来瘦骨嶙峋，潦倒而略带神经质。然而他真是一位充满着睿智的好老师，学生们的演出如果有任何矫饰或模仿的成分，他在演出后一定加以揭露和纠正。我记得那时我的演出伙伴是一名希腊青年，我们用英语发音合演了《奥塞罗》和《小偷的嘉年华会》，颇获老师的好评。
演员的深意
在这段期间我开始思索演员的深度定义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演员在社会形象上和人类内心里都承载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种种投射。他既是人人羡慕的名利典范和过度被注目的焦点，又是轻易被藐视和嘲弄的对象，即便是最杰出的演员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赤裸地站在媒体白纸黑字的布阵中，时而被枪林弹雨轰得遍体鳞伤，时而受宠若惊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拥有最多群众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无权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总是在政客与财阀主办的晚会里饰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银幕或小荧光幕上他也只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达他人的人生观的工具，那么，演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人类学者和心理学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是以萨满或巫的形式展现的，那时他的功能乃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传递者、占卜者、医者和人生顾问。他透过宗教仪式来治疗和转移人们心中的恐惧及困惑，甚至直接成为无形能量的管道，展现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剧、印尼及西藏的仪式舞蹈，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曾经拥有过神权以及崇高的地位，东西方皆是如此。但自从西方正统基督教会兴起后，巫的传统就被逐渐贬为异端，人神中介的角色开始由牧师取而代之，演员的崇高地位从此沦为娱乐他人的艺匠。在东方世界里，演员也逐渐沦为戏子、俳优，以及卖淫、无情和伪善的象征。
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似乎达到了心智与情感之间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现出高等形态的理解力与流畅无阻的情绪表达。当我仔细反观自己时，我发现十五年来的演艺工作，我的焦点竟然不是情绪与情感上的表达，而是智力活动。我在拍戏时手上几乎永远有一本书相伴，内容不外是哲学、心理学、玄学或宗教。戏剧中的演出似乎并不是我心中的重点，知性活动反而是我所热衷的。乌塔·哈根曾经说过：“一个知性的演员可能将真实的演出冲动过分理性化。”很显然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演员。我发现自己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或荧光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而且我关心理论和形上思维远远超过戏剧上的表现。当我开始清楚自己的特质和潜力时，心中最深的召唤就变得清晰可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投入于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于是我告诉老母从此之后我不再为金钱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