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1日 星期二
亲爱的吉蒂：
我晕头转向，真不知从何开始说起。星期四（上次给你写信的日期）一切正常。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下午，我们玩团体游戏，星期六下午也是。日子过得很快。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左右，激烈的枪炮声响起——机关枪，据男士们所说。此外，一切平静。
星期天下午四点半，彼得应约来见我。五点一刻我们去了前阁楼，我们在那待到六点。从六点到七点一刻收音机传来莫扎特美妙的乐曲。我特别喜欢《小夜曲》。在厨房我几乎听不下去了，因为美妙的乐曲深深地触动我的心灵深处。星期天晚上，由于洗衣桶里堆满脏衣服，在楼下的办公室厨房放着，彼得不能洗澡。我们两个就一起去了前阁楼，为了能坐得舒服点，我把我房间里唯一找到的一个靠垫带去了。我们坐在一个包装箱上。由于箱子和靠垫都很窄，所以我们挨得很近，背靠着另外两个箱子。莫西陪着我们，所以我们并非无人监督。突然，在差一刻九点的时候，范丹先生吹了一声口哨，问我们是不是拿了杜赛尔先生的靠垫。我们一跃而起，带着靠垫，和范丹先生和猫回到楼上。这个靠垫就成了祸根。杜赛尔很生气，因为我拿走的这个靠垫，他是用来当枕头的。他担心上面会爬满跳蚤，为这个靠垫吵得屋里每个人不得安宁。作为报复，我和彼得在他床上塞了两把硬刷子，这个小插曲让我们痛快地笑了一阵。
可我们的乐趣非常短暂。九点半的时候，彼得轻轻地敲门，问父亲是否可以上楼帮他解答一个很难的英文句子。
“听起来有些可疑，”我对玛戈特说，“很显然是个托词。你能从男士们说话的表情上看出有盗贼来过！”我说对了。库房刚刚有贼来过。父亲、范丹先生和彼得迅速奔到楼下。玛戈特、母亲、范丹太太和我等待着。四个受惊的女人得说话才行，于是我们就一直说，直到听到楼下砰的一声。之后一切又安静了。时钟指向九点四十五分。我们吓得面无血色，不过仍保持镇定，尽管都非常害怕。男士们去哪了？那一声响是怎么回事？他们和盗贼打起来了？我们吓得不能再想下去，只好耐心等待。
十点钟，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父亲走进来，身后跟着范丹先生。
“关灯，轻声上楼，警察要来！”
没时间害怕。灯全部关上，我抓了一件夹克，在楼上坐下来。
“怎么回事？快点告诉我们！”
没人回答我们，男人们又去了楼下。他们四个人直到十点十分才又回来。其中两个人不断朝彼得开着的窗户张望。通往平台的门锁上，书架关闭。我们在夜用灯上蒙了一件毛衣，接着他们告诉我们发生的事。
彼得在平台的时候，听到两声很响的砰砰声。他跑到楼下，发现库房门左侧少了一大块木板。他冲到楼上，通知了“家庭护卫”，这四人就下楼去。当他们进入库房的时候，盗贼们正忙着翻找东西。范丹先生不假思索喊了一声：“警察！”一阵匆忙的脚步向外走去，盗贼溜走了。为了不让警察注意到门上的洞，男士们把木板放上去，不料有人从外面猛踢一脚，木板又飞到了地板上。他们对盗贼的胆大包天惊得目瞪口呆。彼得和范丹先生气得恨不得把他们杀掉。范丹先生使劲敲地，一切又恢复平静。他们又一次想把木板装上去，可这种尝试又一次失败了。外面有一男一女透过破开的窟窿射入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照亮了整个库房。
“搞什么……”一个男人嘟囔了一句，可现在他们的角色颠倒了。他们现在成了盗贼，而不是警察。四个人跑到楼上。杜赛尔和范丹先生忙抓起杜赛尔的书本，彼得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和窗户，把电话机扔到地上，这四个人最后消失在书架后面。
（第一部分完）
带手电筒的那对男女很可能通知了警方。那是星期天晚上，复活节第一天的晚上。节日的第二天，办公室还是关闭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星期二早上之前不能随便走动。想想看，在这种恐惧中坐一天两夜！我们脑中空白，只是在漆黑中坐着——范丹太太由于害怕把灯全关了。大家低声细语，每次一听到点响动，就有人说“嘘，嘘”。
十点半，接着十一点过去了，没有什么声音。父亲和范丹先生轮流上楼陪我们。后来，十一点一刻的时候，楼下有了响动。在楼上你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此外，所有人纹丝不动。房间里响起脚步声，私人办公室、厨房，然后是……楼梯。再听不到一点呼吸声，八颗心怦怦地跳。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接着是摇动书架的声音。此刻无法言表。
“现在我们完了。”我想。我想象到我们十五人当天晚上都被盖世太保拖走的情景。
再次摇动书架，第二次。接着我们听到一个罐子掉落下来，脚步声渐渐退去。目前来说，我们度过了危险！每个人都浑身打颤，我听到好几对牙齿在咯咯地响，谁都不说话。我们这样一直待到十一点半。
屋子里没有其他响声，只是平台上有一处亮光在闪烁，正对着书架，是因为警察觉得这个书架看起来很可疑，还是因为他们仅仅忘了关灯？会不会有人回来把它关掉？我们再次开始说话了。楼里再没有其他人，不过也许有人在外面守着。接着我们做了三件事：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怕得发抖和去上厕所。因为便桶在阁楼上，所以我们就用彼得的铁皮废纸篓救急。范丹先生第一个使用，接着是父亲，不过妈妈很难为情。爸爸把它拿到隔壁房间，玛戈特、范丹太太和我都乐于使用，妈妈最终也屈服了。需要很多卫生纸，幸好我口袋里装了点儿。
废纸篓散发出臭味，一切都得轻声细语，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已经十二点了。
“躺在地板上睡！”玛戈特和我每人拿到一个枕头和一床毯子。玛戈特在食品柜附近躺下，我则在桌腿中间铺好。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味道也没那么难闻，不过范丹太太还是悄悄地取来一些漂白粉，在便桶上盖了一块抹布作为进一步防范。
说话、窃窃低语、恐惧、臭味、放屁声，还有人不断地上厕所，在这种环境下睡觉，你试试！然而到了两点半，我困得不行就睡着了，在三点半之前就再没听到声音，那时范丹太太把头压在我脚上了。
“看在老天的分上，给我件衣服穿吧！”我说。有人给了我几件衣服，但请别问是什么。我在睡衣外面套上一条宽大的毛裤，一件红毛衣和一条黑裙子，白短袜和一双破破烂烂的齐膝长筒袜。
范丹太太坐回到沙发上，范丹先生头枕着我的脚躺下。三点半之后，我胡思乱想，依旧颤抖得厉害，弄得范丹先生不能睡觉。我在做警察会返回的思想准备。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是藏匿者，如果他们是好人，我们就安全了；如果他们是纳粹支持者，我们就尽力买通他们！
“我们应该把收音机藏起来！”范丹太太叹息着说。
“是的，藏在炉子里。”范丹先生回答说，“如果他们找到我们，也一样会找到收音机的！”
“那么他们也会找到安妮的日记。”父亲说。
“那就烧掉它。”我们当中最害怕的那位建议说。
这和警察摇动书架一样是我最害怕的时刻。啊，我的日记不能烧，如果我的日记不在了，我也就不在了！谢天谢地爸爸再没说什么。
把谈话内容复述一遍，这毫无意义，内容太多了。我安慰着受惊过度的范丹太太。我们说起逃跑，被盖世太保盘问，给克雷曼先生打电话和勇敢。
“我们要表现得像个战士一样，范丹太太。如果我们的末日到了，那也是为了女王和国家，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正如广播中一直讲的那样。唯一不幸的是我们会拖累他人！”
一小时后，范丹先生和他妻子再次交换了位置，爸爸过来坐在我身边。男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听到一声叹息，有人又去光临了便壶，接着一切周而复始。
四点，五点，五点半。我过去和彼得坐在窗户边聆听，我们挨得这么近，都能感觉到彼此的颤抖。时不时说上一两句话，专注地听着。隔壁有人取下了黑色屏障。他们列出和克雷曼先生通电话时所要说的话，因为他们打算在七点钟给他打电话，并叫他派人过来。这是在冒险，因为守在门房或库房的警察可能会听到他们打电话的声音，可是警察会返回的风险更大。
我附上他们的清单，为了清晰起见，我在此抄录一份：
入室盗窃来了。警察上了楼，一直走到书架前，不过没有进来。盗贼显然被惊扰，从花园逃走。大门锁着，库格勒一定是从侧门离开的。
打字机和计算器在私人办公室的黑箱子里安然无恙。米普或贝普的衣物在厨房的洗衣桶里。只有贝普或库格勒有侧门的钥匙，门锁可能已被毁。
试着通知让，拿到钥匙查看办公室，同时记得喂猫。
此外，一切照计划行事。给克雷曼先生打了电话，取走门上的棍子，打字机放回箱子。接着我们又围坐在桌子边，等待让或警察的到来。
彼得睡觉去了，范丹先生和我正躺在地板上，这时听到楼下重重的足音。我静静地起身。“是让！”
“不，不，是警察！”他们都这样说。
有人敲了一下书柜，米普吹了一声口哨。范丹太太无力地坐在椅子里，面如纸白，快受不了了。如果紧张气氛再持续一分钟，她就已经昏倒过去了。
当让和米普进来时，看到的可真是一片欢快景象。单是桌子就值得拍张照片。一份《电影与戏剧》杂志，翻开的那页恰好是几个姑娘在跳舞，上面沾满果酱和果胶，我们用此来抵抗腹泻，两个果酱瓶、半个面包圈、果胶、一面镜子、一把梳子、火柴、烟灰、香烟、烟草、一个烟灰盒、书籍、一条内裤、一把手电筒、范丹太太的梳子、卫生纸，等等。
让和米普免不了收到夹着欢呼和眼泪的欢迎。让在门的缺口处钉了一块松木板，然后和米普又去了警察局报告这起入室盗窃案。米普还在库房门下发现了一张守夜人斯拉格斯写的纸条，他已经注意到门上的洞并通知了警察。让也打算去见见斯拉格斯。
这样我们只有半小时的功夫整理房间和我们自己。我从没有见过在半小时内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玛戈特和我在楼下整理好床铺，去盥洗室刷了牙，洗了手，梳好头发。然后我收拾了一下房间就返回楼上。桌子已经清扫干净，于是我们取来水，泡咖啡和茶，煮牛奶摆放餐具。父亲和彼得清空我们的临时便壶，并用热水和漂白粉冲洗。最大的那只便壶满到快要溢出来，重得都有点抬不动。更糟的是，它还漏水，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它放进一个桶里搬走。
十一点，让回来了，加入我们，坐到餐桌边，每个人都逐渐放松下来。让讲了下面的故事：
斯拉格斯先生在睡觉，不过他妻子告诉让，她丈夫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门上的洞。他叫来一名警察，他们两个搜查了整个大楼。作为一名守夜人，斯拉格斯先生每天晚上带着他的两条狗，骑车巡视这片小区。他妻子说他会在星期二过去把其他情况告诉库格勒先生。警察局还没人知道这起入室盗窃案，不过备了案，说星期二一大早就过来查看。
回来的路上，让碰巧遇见了范·荷文，我们的土豆供应商，和他说起入室盗窃的事情。“我知道，”范·荷文先生平静地接过话，“昨晚我和妻子正经过你们楼前，看到门上有个大洞。我妻子打算继续往前走，可我用手电筒朝里面照了照，那时候盗贼肯定已经逃走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叫警察。我想你们这种情况，那样做是不明智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已猜测到不少。”让谢过他就走了。范·荷文先生显然已经猜到我们藏在这儿，因为他总是在午餐时间送来土豆。真是个正派人！
让在一点钟离开，我们已经洗了餐具。我们八个人都上床睡觉。差一刻三点的时候我醒来，看到杜赛尔已经起来了。我睡意蒙眬，在盥洗室碰到了彼得，他刚从楼下上来。我们约好在办公室见面。我稍微清醒一下就下了楼。
“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还敢去前阁楼吗？”他问。我点点头，抓起我的枕头，用一块布包好，一起去了前阁楼。天气晴好，尽管不一会空袭警报就开始呼啸，我们还待在原地。彼得搂着我的肩膀，我搂着他的肩膀，就这样静静地坐到四点钟，这时玛戈特来叫我们喝咖啡。
我们吃着面包，喝着柠檬水，开着玩笑（我们终于能再次这样），此外一切又恢复了常态。那天晚上我对彼得说了谢谢，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
谁都不曾经历过昨天夜里那种危险。上帝果真护佑着我们。只要想想——警察就在书架旁边，灯开着，可还是没人发现我们的隐藏地！“现在我们完了！”那时我低声说，可我们又一次幸免于难。登陆到来时，处处落下炸弹，每个人都会自顾自，可我们还要为那些帮助我们的善良、无辜的基督徒担惊受怕。
“我们得救了，继续救助我们吧！”这是我们唯一能说的。
这件事带来一连串变化。杜赛尔先生在盥洗室里工作，彼得八点半到九点半会巡视整座房屋。彼得房间里的窗户也不允许再打开了，因为凯格公司的一名员工注意到它开着。晚上九点半之后不能冲马桶。斯拉格斯先生受雇当我们的守夜人，今天晚上一名地下木工会来用我们的法兰克福白床把门加固。后屋上上下下都在进行辩论。库格勒先生责备我们粗心大意。让也说我们不该下楼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楚斯拉格斯是否可以信任，狗听到门后有人会不会叫，如何加固等各种问题。
一切都让我们清楚地想到我们是被缚的犹太人，囚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权利，只有无尽的义务。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勇敢坚强，任劳任怨地忍受困苦，尽力而为，信任上帝。总有一天，这可怕的战争会结束，我们重新做回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是谁把这些强加到我们身上？是谁把我们同其他人分开？是谁让我们承受这些痛苦？是上帝让我们这样，但同样也是上帝将会让我们再次挺起腰杆。在世界的眼中，我们注定要灭亡，可如果经历过所有的苦难，仍有犹太人存活下来，犹太人将被树立为榜样。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宗教会教会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何为善，这是，并且是唯一一个我们必须受难的原因。我们永远不能仅仅做一个荷兰人，或英国人，或任何一国的人，我们会永远是犹太人。我们将一直是个犹太人，然而我们将乐于如此。
要勇敢！记住我们的责任，并毫无怨言地履行。会有出路的。上帝从来没有抛弃我们这个民族。犹太人千百年来经历着苦难，但是他们千百年来都生存了下来，无数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只能使他们更坚强。弱者倒下，强者生存，并坚而不摧。
那一晚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我等着警察的到来，准备像沙场上的战士一样赴死，欣然为祖国捐躯。可现在，既然我幸存下来，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成为一位荷兰公民。我爱荷兰，爱这个国家，爱这种语言，想在这儿工作。即使得亲自给女皇写信，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决不罢休！
我越来越不依赖父母了。尽管我还年轻，却比母亲有更大的勇气面对生活，有更坚定的正义感。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有一个目标，有自己的见解、信仰和爱。只要能做我自己，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具有内在力量和许多勇气的女人！
如果上帝让我生存下来，我会取得比母亲更多的成就，我会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走出世界，为全人类工作！
我现在知道首先需要勇气和快乐！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