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文化之思

关于文化交流

听了今天研讨班的讨论，有点想法，给大家讲一讲。首先是李亦园先生提出的“本土化问题”。

社会学中国化是从吴文藻先生开始的，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意思其实并不奥妙。那时，燕京大学在社会学课堂上讲的不是中国的东西，而且是用英文讲课。所以要中国化，首先就是语言中国化——用中国话讲课。吴文藻先生就不用英文讲课，而是用中文讲外国的社会思想史。从孔德开始到斯宾塞，一路讲下来。可是用中文讲课发生了很大困难，要当堂一下子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不容易，因为许多外国的概念在中文里是没有的，怎么才能把它翻译出来讲清楚。所以课堂上讲的是bilingual，是多语言式的。像我讲到文化接触时就有“洋泾浜”的现象，比如上海人第一不说第一，说“那摩温”；广州人打的付钱叫“fee”，这是把英语变成了中国话。社会学中国化首先是要把一个外国的概念用中国语言讲出来，让没有在外国生活过的中国学生，能够懂得是什么意思。

刚才Charles先生用中文讲课，很不容易，因为有很多术语用中文不好表达，他要想尽办法，把想表达的东西讲清楚。他是跨了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就是这样，我们听的人还不一定能完全懂得。王斯福讲的ethnicity（种族）、nationality（国籍）都是英国的ideas（观念），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所以要讲，用英文讲容易懂一些。举个例子：“民族”一词应该怎么翻译？我把“民族学院”翻译成Institute of Nationality，这是不通的。因为nationality是国籍的意思，这样就成“国籍学院”了。那么，民族学院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我想不出来。但是我们就这样用了，这就是文化交流上的困难。跨文化之间进行communication，要互相懂得，不容易。因为每一种语言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历史，而各个民族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因此，社会学中国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我们要把什么是社会，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把社会翻译成society这些问题讲清楚，就很不容易。有人问我“社会”一词的来历，对于这个问题，考据很多，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依我看，这个词大概是日本人想出来的。在中国最早是严复从日文翻译过来，他把这个词翻译成“群学”。群字英文是group，group不完全是society。群和社会还不同，群里面互相发生一定的关系，又有分工合作，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当然，要把社会这个问题讲清楚，话就长了。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人们见了面，互相接触，应该要彼此能了解，不要你讲的话，我听了以后会发生误解。这是跨文化交流的第一个要求。现在有不少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掌握了很多概念、名词。但是，怎样把这些外国的概念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任务。比如ethnicity或者史禄国所说的ethnos（民族），这个字的含义很深，至今我还翻译不好。更别说我们同外国人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交流，那真是个难题。这几天，大家从报上看到了江泽民同志和克林顿的谈话，这是个cross-cultural dialogue（跨文化对话）。他们谈到“人权”，人权是什么意思？它里面有了政治含义，这就发生了问题。对于human rights这两个字，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讲法，西方人、美国人有他们的讲法。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对话里说，这是个文化问题啊。看来，怎么能让大家对问题有个共同的认识，互相理解，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说出一个字，大家认识相同，这就是跨文化的交流。这里面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懂得另一个人说的话的意思。

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写的东西，老实讲，我看不懂。他们开口闭口讲post（传递），比如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我看不懂，你们大概也不懂，外国人也看不懂。写这些东西的人，用了各种各样的名词，他认为看的人应当懂，不懂就说明你落后了。这些人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要你懂得他的文章，而是要表示我写的东西你不懂，我就比你强。搞得别人不懂，显得比别人高强，他是权威，就要听他的。背后是一个power（力量）。他的权威建立在你的无知上。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搞这一套。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讲的很多话，中国人不懂，所以中国人就得听美国的。世界上的确有一套游戏规则我们还不大懂，他不要你懂，不懂就说明你不行，不够post-modernity。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背景。人类是一个单线发展，你迟一步就落后，落后了，在社会里地位就低。

我们回到“中国化”这个问题上来，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化这个字眼，我们一直在用，天天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什么是中国化特色？我们还没有讲清楚。可是大家又不能说不懂，不懂就不行，你得冒充懂。这是特色，那是特色，其实每个人都在搞自己的特色。等于大家都在讲post-modernity一样。现在大家在讲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呢？又不懂，可是大家还都在讲。这背后是有道理的。我们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要理解、要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我们自己应当说清楚什么是中国化特色。

马林诺（夫）斯基讲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弗里德曼也讲过这句话。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说老实话，我们还不清楚，可是大家以为清楚了。现在我们得把它弄清楚，这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应付今后人类生存的问题，大家必须要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symbol（象征），要提倡共同的理解。刚才王斯福讲了很多如何重新解释人类学的概念和认识的问题，从nationality到ethnicity，弄得大家糊里糊涂，懂得的人不多。可是我们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因为人同人的接触多了，不同的文化碰了头，不清楚彼此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行为上也难于配合。

最近我常常在想，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互相理解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不是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国际足球赛吗，不同国家的球员在同一个球场上踢球，遵守同一个规则，谁输谁赢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个比赛。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说明共同性是存在的。更有意思的是，即使裁判判错了，球队还要服从，因为比赛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从球场上，看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合作关系，这是学习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课堂。就拿足球赛这件事来说，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白，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球队，能在同一个球场上找出一个championship（冠军），使比赛成为可能。我希望将来的世界变成一个国际的大赛场，如果真能这样，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我们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不能离开现实。从中美高级会谈到世界杯足球赛，再到东南亚金融风暴，我们看到一个global society（国际社会）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所以泰国发生的经济动荡很快引发了一场金融风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场风暴究竟会怎样结束？日元汇率是不是还会下跌……这些天天在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全球一体化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就看我们能不能跟上。像我这样的老人，如果听不懂别人的话，可以说我耳朵不灵了，听不清别人说的话，用这个托词来掩饰我的语言能力不行、知识不够，大家还可以谅解。但这不是个好的托词。

如何求得一个和平共处的未来世界，这是下一代的事情。做一个当代人是不容易的，社会留给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但交给我们的任务却是个艰巨的任务。

199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