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清华其神，北大其魂㊟
卞毓方
季羡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想当初，他小学毕业，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主儿，临到报升学志愿了，济南城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他嘛，想都不敢想，掂量来掂量去，只等而下之又下之地填了个三流的“破正谊”——用今人的眼光看，已输在起跑线上。及至高中毕业，叔父让他投考邮政局，那意思是能混个“邮务生”，这辈子就结了。嘿，孰料人家还看不上他，飨他个“名落孙山”，不予录取。弄得灰头土脸，这才掉转笔来考大学。他这会儿倒像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国内高校，数北大、清华最有名，他就指定了考这两家。而且，不考则已，一考惊人，大名同时上了两家的红榜，成了双料状元。这在当年，是刮遍济南城茶楼酒肆的新闻，更甭提在他老家清平县引发的特大轰动；这在今天，在考试制度已经规范化，也逼近老化僵化的今天，已成绝响。
季羡林十九岁进清华，二十三岁毕业，四载寒窗，奠定了百年学业的基础。1981年，他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劈头就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季羡林过早失去了母爱，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所幸还有补偿——还有母亲般温暖博大的清华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88年，季羡林又作《梦萦水木清华》，他用了八个字，概括心目中的清华校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作为说明，他举了三则例子，那都是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一、新生入学，第一关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具体做法：凡新生，报到之前必须先去体育馆，老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恭候，他们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抓住新生的双手、双脚，凌空举起，反复摇晃数次，然后抛落在垫子上。当然，什么危险也没有，垫子是软的，抛掷是讲究分寸的，如是这般，便算过关，形式大于内容，有点像《水浒传》里描写的杀威棒，又有点像政党帮派入伙结盟的手续，始于罗曼蒂克而止于形而上的神秘。谁要反抗，那是断然不行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这不是虚声恫吓，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季羡林呢，因为有一位山东老乡保驾（就是与钱锺书同班的许振德，长得人高马大，身手也相当了得，是清华篮球队的队长），免去被“拖尸”，当时自以为幸运，走了个后门，老年回首，却不胜惋惜，白白错过了一次“唯我清华”“咸与清华”的洗礼。
二、敢于同教授开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折合成实物，相当于两百多袋面粉，三四万个鸡蛋，财力雄厚，社会地位也高，进则为官为宦，退则坐拥书城，学生等闲难以接近，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以教授为对象，大开其玩笑。譬如拿俞平伯，俞平伯在中文系授课，他常常选出一些古典诗词，摇头晃脑地吟诵，一副名士派头。诵到得意处，干脆闭上眼，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遗世而独立，浑不知今夕是何年。蓦地，又圆睁了双目，连声夸赞：“好！好！好！就是好！”学生们赶紧尖起耳朵，恭听教授先生解释好在何处，他那里却不管不顾，径自咏起下一首来了。就是这位俞先生，一天，忽然剃了个光脑壳，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这可是太前卫了！帅呆了！酷毙了！学生们立刻有了笑料，数天后，他们在自己主编的《清华周刊》上，登出一则花边新闻，说俞先生要步李叔同后尘，出家当和尚啦！换在今天，当事人一定大光其火，弄不好还要诉诸法律，讨要名誉权。俞先生么，“是真名士自风流”，根本不把兹事放在心上，依旧净光着头皮，翩翩然招摇于校园，到了课堂，照旧摇头晃脑，大赞他的“好！好！好！就是好！”
又譬如拿吴宓，吴宓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天生情种，雅好恋爱。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呼之欲出，清华人谁猜不出，□□□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吴宓如此泛情，学生们岂甘寂寞，未几，《清华周刊》又有精彩表演，一位学生把吴宓组诗的第一首，今译为：“一见亚北貌似花，匝着秫秸往上爬。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盯梢也挨刷。”下面三句，季羡林忘记了，末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按，“亚北”者，亚洲之北也，喻指欧洲之南，即“欧阳”，此乃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全名欧阳采薇，欧阳修三十二代女孙）；此译本一出，立刻风靡清华园，其转载率、火爆度，远胜过现今手机短信流传的那些博人一笑而又笑不出品位的段子。吴先生遭此开涮，就像时下绯闻旋涡中的明星，不以为恼，反若中了大奖，尔后有了得意或失意的情诗，照样拿出来和学生分享。
三、智育与体育并进。清华源于庚子赔款，源于一场丧权辱国的灾变，因此建校之初，就提倡“知耻而后勇”的奋发精神，特点之一，是于智育之外，格外注重体育。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凡体育考试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更不能留洋。这在其他学校，是未与闻的。拿我们熟悉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来说，就差点绊倒在游泳池边，两位才子，跑跑跳跳还凑合，一入水，就成了铁牛儿李逵，只有手忙脚乱、拼命挣扎的份儿，怎么办？为了顺利赴美，不得不大练特练“浪里白条”张顺的那一套水上功夫，抢在毕业之前达标。比较起来，吴宓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跳远跳远，跳而不远，一测再测，皆不及格，没奈何，只得推迟半年毕业，留下单练这一项“陆上竞技”。正因为如此，在季羡林读书的那几年，他回忆：“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笔者：一种篮球游戏）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1935年，季羡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季羡林曾经奇怪：“寅恪师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清华，反而介绍给北大呢？”这件事，他在有机会动问的时候，没有开口，如今恩师已逝，想问也无从了，只好永世存疑。
季羡林执教北大，迄今已届六十年。他对清华的依恋，已如前述。那么，他对北大又是一番什么情思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了一篇短文：《我看北大》，内中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他对北大的认识是古董而又新潮的，就说这历史，他说：“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大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子，袖里藏的是什么样的乾坤呢？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季羡林说：“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2006年元月，笔者动手写作季羡林传记，其间一个绞尽脑汁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握传主的风格。你可以强调他的淹博，他的朴实，他的勤奋，他的温和而倔强，洒脱而严谨，清澈而幽默……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隔那么一点点，不够传神。直至有一天，读到他关于北大派和清华派的话题——这话题不是季先生引起的，也不为他所认可，出于凑热闹，后来也参与了——他说：“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轾。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是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则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一个“清新俊逸”，一个“沉郁顿挫”，我心头一亮，突然悟到，季羡林清华毕业，北大执教，在他身上，这两种风范是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地掺和在一起的。当初读大学，他只能选定一家，一脚不能踩清华、北大两条船；如今论风格，则可兼容并包，涵融荟萃。简而言之，他的清新俊逸似李白，他的沉郁顿挫似杜甫，正所谓“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此念一出，原有的难题即迎刃而解。我于是决意拿这八个字，作为解读季羡林的钥匙。是耶？非耶？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谓“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各得其一的了。区区不才，颇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谨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