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蒙特塞拉特的变化
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逗留
见到了巴塞罗那的中国同胞
西班牙战后政治状况及其变化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体制内的改革派
共产党在流亡中提出民族和解
这次西班牙旅行，我们在巴塞罗那停留的时间最长。先后去了三次。
我们从美国过去，目的地就是巴塞罗那。这次去巴塞罗那，旅游旺季刚刚结束，有点担心临时找旅馆不容易。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可以为我们订旅馆。问要求，我们说，最好便宜些。没想到，一句话给认真的人出了大难题。怎么便宜才算够便宜？结果，朋友冒着烈日，为我们在巴塞罗那四处寻找“最便宜的旅馆”。一开始，为我们订了全球连线的青年旅舍，位置也很好。
很久以前，我们的朋友卢儿就向我们介绍了青年旅舍。那是大学生旅行者的天堂。听她的说法，那是一个大间，按照床位收费，所以就特别便宜。可卢儿又说，假如两个人的话，就未必合算，因为两个单人床的价钱加起来，可以找到小旅馆的单间了。所以，一直以为青年旅舍只有单人床的大统间，我们就一直没有去尝试。
这次，朋友告诉我们订了青年旅舍，我们很高兴。可是，朋友只怕我们还在嫌贵，就退了预订的房间，又花了大力气，为我们在老城区找了一家华人的地下旅社。这次，大概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比青年旅舍还便宜了一多半。花一天青年旅舍的钱，在这里可以住三天。但我们在巴塞罗那错失的青年旅舍的经验，终于后来在塞维利亚补上了。青年旅舍现在有统间，也有双人单间，可以在网上预订，也可以电话预订。它遍布世界，实在是很方便穷旅人。有关青年旅舍，还有一个朋友的经验是，她遇到过陌生男女同住的大统间。一开始真是吓了一跳。
转到那个不留心去记住、下次就要找不到的小街，顿时感觉很歉疚，相信找到这个地方，真是花费了朋友很多精力。那是巴塞罗那主教堂附近的哥特区，拉布拉斯大道边上，是老城的小巷。对旅游者来说，位置极好。你因此可以在老城区逗留得很晚，回住处很方便。
那是真正的老巴塞罗那。可是，有了这次的经验，才知道那一片已经变成穷人聚集的地方。其实，这和所有的大都市是一样的。纽约、巴黎也有大片如此的老城区。那都是旧房，至少有上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些房子要修的话，耗费巨大，而且旧的结构在那里，改造也相当困难。中国大城市的一些老城区也是这样，老城改造常常是在墙上写个大大的“拆”字，成片老城区就消失无踪了。非常庆幸的是，巴塞罗那和巴黎的老城区，都留了下来。可是这样的老城区，也容易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的滋生地，纽约就是这样。
这次去巴塞罗那老城区，一个几乎是震惊的发现，就是那里满是油漆喷上去的涂鸦，爬满整个人能够得着高度的墙面。不仅是我们住的后街，就连巴塞罗那主教堂的石墙都未能幸免。那几百年的古建筑，就这么被不肖子孙在糟蹋。
就在我们离开美国前往西班牙的那天，西班牙发生了大规模烧毁华人鞋商仓库的事件。在西班牙给中国的家里打电话，母亲在中国看了新闻，竟然在担心我们在西班牙的安全。其实，要不是母亲对我们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在这里旅行很少看到新闻，更少看到非西班牙语的新闻。而在西班牙行走，一点儿也感受不到这种暗暗在涌动的冲突。
可是，这次意外的便宜住宿，却使我们对这样冲突的基础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
这个落脚点，进去的时候，感觉是个家。夫妇二人，带着个男孩儿。只是小小的进厅里就有两层的架子床。刚去的时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在包饺子，大号的锅，满满一锅馅。虽说知道这家是山东人，爱吃饺子，可对着大锅还是很纳闷。他们招呼说，你们这几天就在我们家吃饺子吧。我们怕麻烦他们，还是天天在外面喝冰茶啃汉堡包。到了要洗澡要睡觉的时候，才发现小小的空间里，间隔或者不间隔的，挤了不知多少人，直到离开，我们都没有弄明白里面的住客究竟有多少。只见大锅永远在滚着开水，开水里始终在滚着饺子，一屉一屉地下去，一盘一盘地上来。窄小的厨房的桌子边，不论是不是开饭的时间，永远有人在吃饺子，也有从门外进来，端着走的。周末的夜晚，楼下的牌局通宵达旦。
待到要离开了，才渐渐明白，这就是中国新移民们的聚集处。除了我们这样罕见的临时旅客，都是相对常住的新移民，一般对身份问题都闭口不谈。那个餐桌就是小小的移民饭店，到走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其实不必去吃又贵又难吃的快餐，可以在大嫂这里买正宗的山东饺子吃。这对夫妇的热情和吃苦勤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可是我更注意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很面善，他是父母来到这里辛劳的理由。以后，他和他的后代，就要加入新一代的西班牙人了。
相比那些住户，这一家人还是幸运的。早来了几年，他们已经买下了自己在老城区的住宅，有了谋生的资本。家成为新来者的旅馆，小小的厨房是饭店。楼梯脚下的小过道的边上，一台小小的彩电，放着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而那些流水般的老住户们，昼出夜伏打工才是最艰难吃苦的一群。这样的移民生态，在纽约再多不过，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不以为然。而对于空间相对狭小的欧洲，移民问题的背后，就是工作机会的争夺，是移民经营母国廉价商品带来的冲击。后来，见到了为我们订旅馆的朋友，他们是这里的老前辈，早已经从艰辛中走出来，鸟枪换炮了。从他的描述，以及后来偶遇规模大得惊人的华人仓库区，才隐隐捉摸到了今天西班牙人感受生机受威胁，急得要烧中国货仓泄愤的缘由。
非常值得寻思的是，这样的冲突，同样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十七世纪，菲律宾的古城马尼拉就多次发生西班牙人和当地人一起排华，甚至屠杀华人的事件。全球化早就开始了，一开始就有华人的参与。在塞维利亚的档案馆里，至今留有十七世纪末中国商船进入塞维利亚港口的记录。例如在1686年，就有二十七艘中国大商船入港。今天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电视中中国香港的世界贸易高峰会会场之外，韩国农民正在暴烈冲击会场。他们的口号是反对现代发达国家，而背后其实是各国的劳工阶级在争夺饭碗，是工人对工人，农民对农民的战争。政府在这个时候出来谈判，其实只是相当于工会农会头头的身份。
这短短两三天的住宿经历很特殊，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西班牙背后的一个侧面。
要体验罗马时代老城墙下，小巷晨昏时候朦胧的气氛，确实住在老城区是最合适的。老城区的背后小巷中，还有许多西班牙人合法经营的小旅馆，比较规范。我们以前曾经住过一个，价格合理，简朴，安静，旅行者的基本要求，都可以满足了。
不久，我们随如约前来会合的朋友，住到了她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家。主人热情邀我们一起住到他家在山上的别墅去，我们就离开了老城。这一走，就出了巴塞罗那市区。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有大富豪才会有山间别墅，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光景。车子出城，又沿山里的林中公路走上八公里才到。小屋造在山坡上，十分简朴，却占了好地势。
这地方叫杰里达（Gelida）。杰里达是一个小镇，离巴塞罗那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居民四千，位于半山腰。周围是起伏平缓的山间坡地，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整整齐齐。这种齐整列成的无边际的起伏绵延，很动人。杰里达的名气是它的水。小镇近旁有泉水从地下涌出，据说水质好到来人都要带几瓶水走的地步。
现在很多西班牙人有这样的别墅，欧洲人也蜂拥前来西班牙买房。这样的山坡上，原来攀缘困难，并不合适盖房，可是最近几十年世道太平，技术进步，交通也发达了，就成了盖房住人的好地方。沿路有水管，居民们合作在山下打井，把水泵上山。房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烧罐装液化气。这远离尘世的山中小屋，真是人间仙境。
回来后读到报道说，西班牙城市居民拥有郊外第二居所的十分普遍。怪不得那时看到山间公路两旁，星散着这样的度假屋。根据收入状况的不同，规模和豪华程度也不同，可是景致是一样的，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可以俯瞰皑皑群山。刚到那天，晚霞下的山影，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边，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回来在报上还读到，西班牙早已经成为欧洲人买度假屋的热点。比利牛斯山，这一次是真正地消失了。它的消失不仅是现代交通便捷的结果，还因为现代西班牙，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可是论其余的一切，旅行条件、制度、观念，和欧洲已经没有差别。我们旅行途中遇到的德国退休夫妇二人，看上去还是中年人，他们对我们说，西班牙是他们感觉仍然是“舒服的欧洲”的最南端。他们也考虑在这里买度假屋。在西班牙，已经有成片成片的欧洲富裕移民住宅区，反倒把西班牙人拦在外面了。
杰里达也在网上向欧洲推销它的房地产，除了靠近巴塞罗那、有优质山泉之外，还可炫耀的，就是站在杰里达的山上，目光越过山下成片的葡萄园，在远远地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著名山峰突然耸起。这山太有名，这是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蒙特塞拉特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地，有着闻名世界的修道院和教堂。
从内战后期开始，西班牙就在佛朗哥掌控之下。佛朗哥宣称的起事目标，是要恢复“旧西班牙”。他要恢复原君主体制，但是在平定局势以后，他并没有把权力交给被第二共和废黜的阿方索十三世。两年后的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去世。这时，佛朗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而是留在了自己手里。
然而，佛朗哥并没有自己登基称王的企图。他的称号是“Caudillo”，是“领袖”或者“统帅”的意思。如何接回西班牙王室，完整他的传统政治格局，始终是佛朗哥的一件心事。
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一开始和世界是有一定隔阂的。我们喜欢读各个时期不同的人在西班牙的生活纪实。记得我读过一个“二战”期间在西班牙居住者的回忆，他说，他很惊讶地发现，每天报纸来了，周围的西班牙人关心的不是战报，而是彩票的消息。在“二战”之后，佛朗哥没有根本改造社会的念头，他的一切做法：对经济、对民族强大的关注，对权力稳定的关心，都可以在传统社会里找到。佛朗哥是一个军事统帅出身的人，佛朗哥的最忠实追随者是军队将领们。西班牙军队庞大，却装备陈旧。佛朗哥也从来没有希特勒般的野心。至于保卫国家，他知道，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下，并不需要他领兵保卫西班牙，他只要镇住西班牙内部就可以了。
佛朗哥在内战以后，把西班牙右翼的政治思潮全部归并起来，起了一个名字，叫“民族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包括了天主教神职人员、保王派、军人、长枪党人、技术官僚等等。原来的右翼党派也是多头多种，假如维持内战刚刚结束的局面，难保以后不相互开打。于是，佛朗哥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迫他们都归入“运动”，成为一个大家族。这个大杂烩不能说是一个政党，因为它太杂了一点，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点佛朗哥并不在乎，他自己就不是一个讲究政治纲领的人，谁也说不清佛朗哥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可是“运动”又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在佛朗哥时期，“运动”之外，任何政党都是非法的。
佛朗哥像所有现代独裁者一样，他维护稳定统治的方式，主要是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可是，佛朗哥不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和西班牙大众对立的。相反，他认为他才真正代表了西班牙大众。为此，“运动”这种大众化的组织旗号，它的民粹特征，对于佛朗哥来说很重要。其实，原来的长枪党和佛朗哥并不是一路，长枪党用“农民主权”来吸引民众。佛朗哥却用“运动”来吸纳长枪党，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运动”系统以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工会只是“运动”之下单一的垂直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都是如此。
不论佛朗哥是如何落后，他是从传统思维出发，他基本上是顺应传统的经济体系，因此在经济上，始终是开放的。如果说，一开始西班牙经济不能对外开放，那也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排斥，而不是西班牙的自我封闭。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并不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把他划入法西斯、对他关上大门，他就心生嫉恨，和世界作对。他只是耐心等待，抓住一切机会回到国际主流社会之中。仔细想想，论佛朗哥的观念，他只是西方民主社会之前的封建等级和秩序观念。他和西方主流在文化基础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的理解，只是他不认为西班牙已经能够“如此先进”。当时的西班牙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是“落后”和“先进”的关系，却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过去，而它们则是西班牙的未来。所以，它们之间很快走近，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
1953年，佛朗哥终于等到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从而使自己长久期待的经济向外开放，得以实现。在经济上和欧洲、和世界开始融为一体。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西班牙工业和旅游业都发达起来，社会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大量无地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城市扩大。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必然产生了一个技术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西班牙在政治上也向欧洲靠拢，而佛朗哥不得不容纳这些技术官僚。
据学者研究，在公民文化、识字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内战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相当于1840年的英国、1860年的法国，它明显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的佛朗哥统治后期，这种落后已经大大缩小。西班牙已经工业化，人均产值达到可以和西欧国家相比的水平，而这种飞跃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发生。1964年到1973年十年间，西班牙经济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人均产值从1960年的不到三百美元变成1977年的三千二百六十美元。当时，意大利是三千五百三十美元，葡萄牙只有一千八百四十美元，爱尔兰是三千零六十美元。
西班牙从事农林渔业的劳动力，从1930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到1970年降低一半。人口的城市化同时发生，居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城镇人口，从1930年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增长到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西班牙工业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马德里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意味着大规模的地区间移民。从1930年到1970年，有一百五十万人离开安达卢西亚，一百一十万人离开卡斯蒂利亚地区，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都接受了一百五十万移民。
1930年，西班牙文盲率在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三十一之间，到1970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能够阅读。1975年，西班牙每七人有一辆汽车，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有电视机。但与此同时，社会也存在贫富差距和不公，基尼系数1964年为0.378，1967年为0.446，1976年为0.487。少数人暴富，百分之一点二三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九的收入，百分之十最富的人比英国同样地位的百分之十的人富一倍。
一开始，西班牙就是矛盾的。它基本上是经济私有制，可是佛朗哥出于权力控制需要，规定工人无权罢工，工资由政府劳动部来规定，同时雇主也无权解雇工人。然而，西班牙开放的制度，使它的劳资关系面对国际竞争。从1960年到1973年，有一百五十万西班牙工人前往西欧国家找工作。于是，西班牙工人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和资本家展开集体谈判，这也为工会组织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去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有火车，火车连接缆车，可以一直到修道院的大门口。我们是坐着朋友开的车去的。沿途路况很好，却是一路盘绕上山。我们在离蒙特塞拉特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开始随着蜿蜒的山路，从不同的角度观赏这座奇特的山，一路向它走近。每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感觉都不相同。这山峰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巨石直立着，就像一群巨人站在那里。那是西班牙人心中的圣徒们。远远看去，圣徒们是站在高高的山的顶端，只是一个山尖，而那种由远而近的推进，使视角越来越大，我们开始仰望圣徒们。最后，当我们站在圣徒峰脚下的修道院前，再仰望巨大耸立着的圣徒山，才知道修士们为什么如此谦卑。圣徒峰前，云雾缭绕，似乎伸手可以触摸蓝天。转身看山下，大平原上，星星点点，是变得微型的房子。山谷里有一条河，九曲十八弯，不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水流不大，却气势磅礴。
据说，公元九世纪，在这山顶的岩洞里，发现了一个黑色圣母雕像，这里就开始成为虔诚信徒们的朝拜地。那个时代，没有公路、铁路和缆车，朝圣者得吃很多苦，才到得了此地。几百年后，这里盖起了一个修道院，修道院闻名于世的圣物就是“黑圣母像”。再以后，这里有了主教堂。每天中午时分，钟楼的钟声敲响，这是在召唤朝圣者和游客们，主教堂每天为公众举行的弥撒要开始了。蒙特塞拉特的男童童声唱诗班的水平闻名世界，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大多不肯放弃聆听童声圣乐的机会。
我们来到教堂门口广场上的时候，教堂里已经坐满，广场上还有很多人，人流还在往里走，渐渐地站满了走道。我们避开人流上了山，站到了峡谷对面，缆车沿峡谷上升。这时候，钟声响了。钟声冲撞着巨石峭壁，来回震荡，久久地在山谷里回响。一阵寂静之后，在心里，分明听到圣歌在山谷里清纯地升起来。
蒙特塞拉特在西班牙天主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西班牙教会的中流砥柱，而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在第二共和和内战时期，是共和派的基地，反天主教的暴力特别猛烈。在我们经过的路旁石壁上，发现了一块简单的铭牌，悼念1936年至1939年内战中的遇难者们。随手拾起一朵花，缀在铭牌旁。
今日蒙特塞拉特，早已不是右翼意识形态的象征。在佛朗哥死的前几年，蒙特塞拉特甚至成为要求改革的左翼政治团体的据点。听上去，这种变化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宗教组织、一种思想、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等等，它都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发展和变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时光的流水冲走，金沙留下来；可能，它没有站得住脚的内涵，以致完全被时间销蚀，踪影不见；也可能，它在顺应着变化，也在锤炼和改变自己，浴火重生。
历经两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刚刚在教皇保罗二世去世的时候，让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现代社会奇迹般的魅力。两千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够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认定这是信徒们愚蠢的人，很难说自己就是聪明的。
还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右翼滥杀俘虏的行为，就受到过一些教会的谴责。从政治层面来看，右翼胜利对教会的生存是有利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残酷行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淀下来，推动教会改革，是他们生存下来的理由。因此，当西班牙社会逐步向着开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同样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进步的教会，站在支持社会进步的一面，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理应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专制者的附庸。
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为起点，教廷开始改革，走向开明，表达了教会方面对贫穷人口的关切，开始能够接受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参与社会活动。这和天主教悲悯、关怀贫困的精神是吻合的。梵蒂冈教廷从外部影响着西班牙教会，促使西班牙教会重精神追求而不是重世俗权力的支持。
一个过于长久的独裁政府，假如不积极寻求转变，那么对立的极端派、地下活动、革命，等等，迟迟早早会重新冒出来。1971年，教会方面对一万五千名神父（占西班牙神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最大支持的政治倾向是“社会主义”，而“工人运动”占第三位。可见，佛朗哥已经不能像四十年代那样，能够得到天主教会的无条件支持。
教会的政治反对派开始参与“非法活动”。根据法律，警察不能随便进教堂搜查捕人，一些教会人士就利用教堂来进行政治活动。1978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采访中说，地下活动时，大部分会议是在教堂开的，得到教士的同意。有些神父的布道，有着左翼的政治倾向。在加泰罗尼亚，主要民族主义政党PDC，就是在这里——在我们访问过的圣地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里，举行秘密成立大会，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表明了西班牙教会的一次转变，也说明了西班牙教会仍然在深深地卷入政治，它还是没有走到和政治分离的根本转折点。
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佛朗哥政权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个新起点，仍然面临如何前行的问题。维持了一段内战后的“团结”景象以后，随着时代演进，对西班牙社会应该如何相应进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阵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别。他们有些是守旧的，最守旧的是军中将领；另外一些是倾向于改良的，比如技术官僚和天主教教会。佛朗哥的统治却必须依靠所有这些派别，他的办法就是在几派之间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表面上，他在各派之上。随着年岁增长，具体事务更多地让下面的人管理。西班牙开始走向后佛朗哥时代。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佛朗哥已经如此统治西班牙三十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对脱节，它的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1968年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左翼思潮再次风起云涌，法国巴黎甚至出现了街垒，但却没西班牙什么事，西班牙看上去很太平。可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显然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制度落后，就必然面临变革，也就再次面临难题：如何既推动演进，又不重蹈覆辙再走极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完善一个传统的政治格局，是佛朗哥最早的政治诺言，假如说佛朗哥有什么政治理想的话，这也可以算是。
按说，应该是死去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继位。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佛朗哥不让唐·胡安登基还是很有道理的。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佛朗哥不让唐·胡安继位的原因，是他在国外接受了太多的现代思潮，太新潮，不符合佛朗哥口味。可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唐·胡安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有着太强烈的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野心。很可能，对于佛朗哥来说，他只是不想招一个主意特大的麻烦制造者进来。可是，歪打正着的结果是，欧洲现代的君主制，都是虚位君主，而唐·胡安长久憋在那里研究政治，身边一大群西班牙流亡政治家，正摩拳擦掌伺机以待，等着跟国王进来实现思想抱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胡安很难安于现代君主制所要求的“虚位”。
佛朗哥选中了唐·胡安的儿子，三十岁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1948年他父亲请求佛朗哥，让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获得准许。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严密看管下，完成了一个欧洲国王应该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陆海空三军中的服役。这种由一个行伍出身的独裁者来一手操纵王冠落在谁头上的做法，听起来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在欧洲历史上却是家常便饭。西班牙活像在演出一个老欧洲的故事。
佛朗哥宣布了未来的国王，并没有解决未来权力的归属。所谓虚位君主，国王是主权象征，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是由国会和官僚系统来运作的，日常大权不在国王手里。
所以，佛朗哥的第二个决定是：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科（Carrero Blanco），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这样，从1969年开始，新人在台上，毕竟和佛朗哥自己在台上不一样了。
西班牙在缓慢地变革，三十年过去，从西班牙的改变可以看出，佛朗哥本人一定也在改变。可是，有一点我想是很肯定的，就是经过如此血腥内战取得权力的佛朗哥，他对“大变化”是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害怕的。在他的晚年，他会更倾向于把现行的基本状态撑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可是，世界大势还是在推动着小小的西班牙。
布兰科主事期间，体制内的改革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改革派官员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让它变得能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个温和反对派，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趁着西德外交部长的来访，发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差距，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
体制内出现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个很出名的官员，叫佛拉加（Manuel Fraga）。佛拉加担任西班牙的新闻和旅游部长。新闻和旅游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旅游业是西班牙的重头戏，它依赖于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而新闻出版业是对外的主要窗口。
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过了新闻法，这个立法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尽管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但是这个立法使得很多报纸在七十年代可以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新闻法也促进了区域文字的出版物，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佛拉加作为旧体制内高官，对佛朗哥始终忠心耿耿，但是他很早就知道改革是一个必然，并且一有机会就准备付诸实践。他是改革派中的右翼。后来，佛拉加担任西班牙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管镇压的职位。他有过一些让左翼改革派非常愤怒的措施，被左派称为法西斯分子。他是一个体制内的改革派，这样的人必定是复杂的。
八十岁的佛朗哥默许了这些改革。
1969年宣布王储的同时，西班牙试图通过一个“结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够显示西班牙有政治结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给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结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须至少有二万五千个成员，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运动”的全国委员会批准，还都不能参与竞选。根据这个结社法案，西班牙大众的结社，仍然是在“运动”的框架之内。西班牙搞这个法案，说明它想在世界面前显得漂亮点，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时，它对政党的恐惧一如既往。
反对党不允许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从内战结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在国外，却不断派人回来，发展组织，实行游击战。这种方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潜入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监禁，中央到后来已经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罗网。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经不现实了。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早在1948年，西班牙共产党就号召建立各派别统一战线，采取非暴力战略，如渗透到官方工会的体制内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西班牙共产党迅速“非斯大林化”，从1954年开始，允许那些因为“路线错误”而被开除的党员重新入党。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民族和解政策”，决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装斗争，来取代佛朗哥政权。声明民族和解是强调内战在精神上的终结，胜败双方分裂的终结。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所有的人，战争双方，在内战中其实都失败了。他们宣布放弃要报复的愿望，努力在西班牙抹去战争威胁。
“热情之花”指出，“现在的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他们看到，新一代西班牙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再关心老一代人内战时期的政治理念分裂，而更关心“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中夺冠。
流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卡利约说，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来实现民族和解，结成同盟，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共产党在声明中，赞扬“中间阶层”，特别是“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他们愿意和内战时期的宿敌西班牙天主教会和解。此后，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的异见者结合，弥补了以往的鸿沟。共产党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们只能处于流亡或地下状态。
另一个改革派政党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会党。它是西班牙名副其实最老的政党，1879年成立。它曾是西班牙最大的政党，是内战时期总理内格林的党。它的工会1933年有一千四百万会员。内战之后，佛朗哥统治的前十年，社会党很快消失了。社会党比较“君子”，试图保持公开，不走地下斗争的道路。可是，公平游戏必须有双方共同认同的规则。内战刚刚结束的佛朗哥，根本不容许政治上的公平竞争，单方面的光明正大反而是自投罗网，很容易被镇压。最后逼得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移往国外流亡，也脱离了西班牙现实。从五十年代开始，西班牙最大的地下政党就是共产党。社会党就被取代了。
七十年代，佛朗哥政权开始走向宽松，社会党重新出现。社会党虽是左翼，是内战主角，可是正因为老一代都被镇压，新一代反而以新政党形象出现。和共产党相比，较少和旧体制势不两立的历史包袱。
就这样，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有改革愿望的人们形成了右翼在体制内、左翼在体制外。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改革派两翼之间的对话和协调，需要时间。唯有时间，能够让双方都认识到，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意愿的合作，是必经之路。达成这种共识，还需要客观条件。
看着西班牙从内战之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变化，很是感慨。一个古老民族步履艰难，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变化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也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多么容易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变化。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