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小镇杰里达和它的古堡

小镇杰里达

两个城堡

小山村和葡萄酒厂

佛朗哥政权下的地区自治问题

佛朗哥的接班人布兰哥

那瓦罗接替布兰哥

没有不死的人

住在杰里达的时候，主人带我们去看过两个城堡。

我们去的第一个就是杰里达城堡。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城堡门口。现存的最早文献将此城堡上溯到公元963年。据记载，在此以前，此地已有古堡废墟，这废墟是罗马时代的遗存。当然，我们看到的城堡，和罗马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中世纪的杰里达，是一个典型的贵族领地，或者说是一个小王国。中世纪西班牙的贵族领地，大多拥有从国王那里取得的自治法令，称为“古法”（Fueros）。这种做法在欧洲各国都很普遍，只是叫法各不相同。直到我们居住的北美，当初建立英属殖民地，也要在英王那里领一个类似的自治法令。

那时的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贵族之间互相攻打是家常便饭。所以，这些贵族领地是必须军事化的。没有以武力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没有生存的能力。城堡既是军事要塞，也是贵族的住宅。建造城堡的地方不仅要高、要险，易守难攻，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有水。有了水，平时才生活得消停，战时才守得长久。否则敌方兵临城下，不用攻，围而不打，也能逼得你投降。杰里达城堡在山顶制高点上，居高临下，乃屯兵防守良地。但使此山成为城堡的真正难得的好条件，却应该是杰里达引以自豪的水。

现在的杰里达城堡是属于镇政府的财产，平时无人看管。我们一下车，进得大门，就是一路攀登。原来的城堡分三层，都有石头筑成的城墙，一层比一层高。一旦强敌攻打，破了一层还有一层。在最里面，是城堡的小教堂。如今这城堡是杰里达一个叫“城堡之友协会”的组织负责管理，一年只有几天打开教堂供外界参观。城墙、拱门、梯道和塔楼全部石筑，现在都已经半坍塌。据说主要的构筑物都是九至十一世纪的遗物，不过在此后一千年里，陆陆续续一直在修，否则保存不到现在这样的状态。有文献记载，杰里达城堡的第一个贵族领主是塞尔维乔（Cervello），最兴旺的时候，是十四世纪的领主贝伦格尔·贝特朗（Berenguer Bertran）。十六世纪开始，中世纪结束，社会政治制度之大局改变，城堡失去功效，开始凋落和衰败。地震和风水侵蚀，是石头构筑物的最大天敌。

站在城堡废墟，透过坍塌的城墙缺口，能看到下面山坡上现代人在红墙绿瓦中忙碌。山上芳草萋萋，石缝里金黄色的小野花已经开了一千多年。

第二个城堡是我们住处邻近的众多山头中的一个，山峰特别高。城堡如一柄宝剑插在山峰上，如同一个地标。我们住在那里两次，多次进出，每次都要经过它，就很想去看看。主人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那天开车带我们出去玩儿了一天，已经很累，回家路上却对我们说，去看看这个城堡。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了。主人驱车前往，却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西班牙，全是山。看看近在眼前，可是山峰之间是深深的峡谷，或许根本就绕不过去。主人凭着在这里生活多年的经验，还是七拐八弯上去了。

在城堡后面有一张地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维亚古国（Vinya）的首都苏比拉（Subirats）。假如说杰里达城堡是浑厚的，苏比拉就是精致的。虽然，我们在远处看到的直冲云天的孤堡尖端，近看时因为在修复中用了大量水泥，略有一点扫兴。可是，退一步想想，这一个尖端太高太险，残留的部分太少，它又是由当地民众自己修缮维护，能够如此，已经很不容易了。整个城堡，所有细节都维护得非常仔细，从陡峭的石阶攀缘而上，直达教堂门前。

那几百年前的工匠们精锤细敲制作的黑铁门饰，一道又一道，紧紧箍住了古老厚重的教堂大门。那上面，岁月的撞击已经敲开无数裂纹。站在这个门前，才明白西方建筑中铁件门饰的意义，它先是功能上的需要，如同木桶的铁箍，紧紧拉住大门，然后，每一个工匠，把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和乐趣，化为铁花饰纹，点缀在木纹清晰的大门上，如生命的常春藤爬上了古木。缀着铁花、檀香色的古木门，又镶嵌在雕饰古拙、微微泛黄的三重花岗岩拱形门框之中。大片的墙是用粗粝的、大小不同的石块砌就，颜色驳杂却又浑然一体。门前的一小片暗红地砖，显然是近年的修缮，可是，那幽幽的一小片红，不仅不让人感觉突兀，还觉得是个神来之笔，质感色彩都协调。

教堂大门旁，接着短短的石围墙，两扇铁花门上了锁，那是一个墓室的入口，门上端是铸铁的文字“永恒安息”（Repos Etern），上面两个鸽子，中间是沉稳的十字架。里面的墓葬非常简朴，却还细心地设计了种植物的地方。教堂后面，还有一个非常耐看的十字架纪念石柱。我喜欢这里，是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用过心的。

孤堡成为遗迹，它的灵魂不死。谁能相信，这个教堂还在使用中。大门上嵌着装饰精美的小瞭望孔，就在它旁边，一张小小的浅黄纸片，写着每周弥撒的时间。

这就是古老的西班牙，延续着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

在西班牙旅行，常常有这样的孤独身影在远处掠过，那就是山顶上巍峨的城堡。城堡独特的造型，端端正正地落在山巅，衬着蓝天背景，像《堂·吉诃德》里的一幅版画插图。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山巅孤堡从火车的窗外一掠而过，总是赶紧查看地名，试图从旅行指南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期盼着将来能上去看看。后来发现，大多此类遗迹都并不载入书中。因为实在太多了。

西班牙在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是分散的。这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交通不便，贵族占山为王，割据的历史很长。十六世纪光复的西班牙，是以中部为核心，而周边对中部的认同并不强。比如说这里——加泰罗尼亚。

从苏比拉城堡下得山来，主人又带着我们去了杰里达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土红色的瓦，石垒的墙，红色的山间步道，青青密密的藤蔓，藤架下是朴实的加泰罗尼亚村民。就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偶遇当地酒厂同业行会的一个油画收藏展。他们每年举办当地的油画比赛，挑选佳作收藏，也算是对艺术的支持吧。葡萄酒同业行会的房子很朴素，但那个小小的展厅里收藏的画作却很惊人，风格各异、水平极高。如此品位和传统，和葡萄酒一样，没有一定的年头酿不出来。这让我想起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山上世博会留下的主要展宫，它古典的建筑形式，常常让人误以为是王宫。今天，那里是加泰罗尼亚的美术宫，也是专收藏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的作品。对他们来说，这很不一样。他们要强调的不是西班牙，而是加泰罗尼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要自己的一个国家。

加泰罗尼亚，还有北方的巴斯克，是今天西班牙独立自主意识最强的地区。今天，这两个地区，又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地方。

我们曾经爬到蒙特惠奇后山，在那里鸟瞰巴塞罗那的海港，规模巨大，当然美极了。加泰罗尼亚不仅有巴塞罗那的海港、有工业，还有满山满坡满地的葡萄园。这里出产价廉物美的葡萄酒。

在山居的几天里，主人曾带我们去看杰里达小镇。和西班牙所有的村镇一样，杰里达镇的中心是一个教堂，洁白的墙壁，高耸的钟塔，教堂前有小小的广场，花坛。这是很普通的山区小镇景象。西班牙的这种小镇，不管穷富，都整洁到一尘不染的地步，在耀眼的阳光下，这整洁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读早期西欧人和美国人写的西班牙游记，都会提到这种整洁，都说西班牙人穷归穷，绝不肯显得猥琐窝囊。西班牙女人跪在地板上，把木头地板刷得条条木纹清晰可见的景象，曾经让美国游客大惑不解，又佩服不已。如今我们走在杰里达，那种安宁、那份干净，真是让人舒服。

沿街正赶上集市，有卖蔬菜食品水果的，也有卖便宜服装的。水果蔬菜很是新鲜，可集市已经“现代化”了，看得出批发和零售的转销轨迹。倒是那个卖北非工艺品的阿拉伯人，卖的东西还带着非洲手工的土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朋友买了三个皮灯罩，漂亮极了，价钱简直是半卖半送。我们后来在科尔多瓦也买了一个类似的红色皮灯罩，至今还放在我们家的长条桌上。就那么一个简单的曲线，能让你感受到阿拉伯的风情万种。

小镇街道两旁，头尾相衔，整整齐齐停满了汽车。上下山的公共交通，靠的是缆车。缆车是用钢缆牵引的轨道车厢，一上一下。我们去的时候，车站里冷冷清清，只有一两个旅客在等车，站上也看不到工作人员。缆车到山下，刚好就是火车站，可以接上去巴塞罗那的火车。缆车是火车系统运营的一部分，杰里达就是铁路网络之中的一个小小终点，因此它能连通欧洲，能四通八达。在杰里达走累了，就坐在车站的长条椅上，周围的墙都刷成了樱桃红，看着黄色的漂亮小缆车，从山下悠悠地上来，真是百看不厌。

我们山居别墅主人的女儿——那个住在杰里达小镇善良美丽的女子，安排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葡萄酒酿制厂。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来参观的游客一群一群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传统工业的连续性。这个酒厂，我们不说它设计得非常别致的入口和建筑，也不提它规模极大的古老葡萄酒生产工具展览，仅仅是地下酒窖就有整整三十公里长。这种传统工业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我在美国以前也见过葡萄园中的酿酒厂和地下酒窖，可是和这里的根本无法相比。我们坐着长龙般的电瓶拖车，行驶在无尽头的装满橡木桶的地下酒窖中，真是很奇异的经历。到了品酒的地方，已经不饮自醉了。

这里的人是有资格骄傲的。巴斯克也一样。巴斯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更前卫。它们和中西部西班牙的差距，使得西班牙很难接受它们独立的要求。假如它们独立，旅游最旺盛的安达卢西亚也跟上独立的话，留下的就是一大片相对贫困，被冲刷得千沟万壑、山石嶙峋的大山了。不说什么民族国家，就凭这个，西班牙也不可能接受区域独立。

这是西班牙独特的艰难。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如若只有政治改革的问题，问题要简单得多。最火烧眉毛的，是独立运动很快走向极端，首当其冲的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分子。

北方的巴斯克，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不仅和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汇流，也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支持。佛朗哥的内战诉求之一，就是一个完整的西班牙。他对左翼的不满之一，就是给予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太大的自治权。因此，巴斯克在佛朗哥统治下被严厉压制，佛朗哥不仅禁了他们的旗帜，还禁了他们的语言，这几乎是在和巴斯克全民作对。结果是恶性循环，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越没有表达和活动的余地，就越是只能诉诸暴力行动，镇压也就更残酷。

专制统治在变化的时刻，最难以逾越的一个关键，就是司法的公正独立。司法的原意是维护社会正义，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很难抵御这样的诱惑，就是把属于社会的司法，变为政治压迫的工具。政治犯的存废，就成为一个检验标准。

1970年的前九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一千一百零一人，很多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9月18日，佛朗哥出席圣塞巴斯蒂安的公开活动，一个巴斯克人当场自焚抗议。当他重度烧伤被送走的时候，佛朗哥神色不动。但是，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巴斯克民族的处境。

西班牙开始变革的一刻，它的富裕地区的区域独立运动就风起云涌。反佛朗哥的专制独裁和独立运动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势头越冲，政府越不敢在司法领域改革。统治者仔细数数手里的“法宝”，只有利用所谓的“司法执法”作为镇压工具。西班牙长期对政治犯严刑峻法，监狱黑暗，这样更刺激了异议人士的反抗烈度，而其中又包括大量独立运动的参与者。

这是许多国家曾经遇到、正在遇到或者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区域独立和国家政权之间如何互动。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一类状况，其实都是伤透脑筋的。例如，过去的英国和北爱尔兰地区，今天的俄国和车臣地区。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这种互动，更是非常容易步入恐怖活动和镇压无度的恶性循环之中。1968年，寻求巴斯克独立的“埃塔”（ETA）组织，开始诉诸暴力。恐怖活动有了第一个牺牲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态度都是困惑的。假如单纯地反对恐怖活动，好像就是支持了专制者的镇压；反过来，又变成是支持了恐怖活动。

1970年年底，在审判一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之前，巴斯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发表声明，公开表示反对。这一表态，却极大地鼓舞了巴斯克独立运动，为使国际社会对审判施加压力，“埃塔”组织绑架了西德一位高层人士，把他关押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偏僻地点。果然，为了寻求人质释放，西德和国际社会都要求西班牙在审判时予以宽大。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西班牙到处发生群众和警察的冲突。在自治问题上，加泰罗尼亚人自然很容易和巴斯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1970年12月12日，三百个加泰罗尼亚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关在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里，发表宣言表示要和巴斯克人站在一起，要求政治大赦，要求民主改革和区域自治。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院长声明支持他们。

国民警卫队包围了圣徒山下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最后，示威者为了避免殃及修道院，在两天后结束示威，离开蒙特塞拉特。但是修道院院长在对法国《世界报》的讲话中说，教会不应该和一个镇压民众的政权站在一起，这些民众包括天主教徒，受到政府的镇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反对佛朗哥。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区域独立的尾巴拖在后头。

如此一番热闹之后，对十六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法庭审理，自然吸引了全球瞩目。法庭上，一个“埃塔”被告跳起来高唱《巴斯克勇士之歌》，其他十五位被告被铁链锁在一起，表现得十分英勇无畏。当时的西班牙法庭坚持判处了其中三人双重死刑。虽然这三个死刑犯最终在国际压力下，由佛朗哥出面赦免，并没有处死，被绑架的德国人质也平安归来，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西班牙政府我行我素的风格，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激愤的反响。

这就是刚刚出现改革趋势的西班牙，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区域独立混为一谈，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冲在最前头。知识分子也厕身在混杂的诉求之中。正因为是混杂的，因此谁也判断不清，他们的哪一部分诉求、哪一个动作是合理的，而哪些是失了分寸的。

这种反对派力量的增长，佐以分裂诉求甚至恐怖活动，自然又刺激体制内守旧派和极端派的反弹，反而使得体制内的改革派很难有所作为。军队里的保守派军官写信，表示抗议外国干涉内政。政府还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民众示威支持佛朗哥。政府用汽车把民众送到集会地点，而且发放报酬，还有免费午餐。当政治两极的对立延伸到民众层面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第二共和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内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走的那一步。

以后的几年，西班牙就不断处于这一类的政治风波中。渐渐地，体制内外的温和改革派，都开始寻找一种不流血的转型道路。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利用佛朗哥政权的宪法，来实现渐进的变革。也就是说，不再寻求破除现有政治结构，而是在体制框架下实现改革。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原先的保守派，都主张依据现行宪法，建立“高度进步”的民主制。

布兰科当政的后佛朗哥时期，是一个强权开始明显变化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

反对派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就是罢工。在罢工长期被禁止的西班牙，1974年罢工总工时达两千万小时，社会冲突高达两万起。布兰科认为这是对政权的公然对抗，下意识地把罢工看作一种颠覆政府的企图，反应自然就是镇压和收紧控制。可是，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的罢工，政治性的并不在多数，基本上还是合理的社会要求，因为过度的经济增长在影响工资和生活水平。

这样，就出现了一松就对抗、一对抗就镇压收紧，形成一松一紧的循环。体制外改革的表达，反而刺激了体制内的激进派，体制内改革派松动的愿望反而受阻，容易形成一个死结。

在佛朗哥正式委任布兰科之前，西班牙的文化和思想已经有了惊人的开放。乌纳穆诺得到纪念，内战中被长枪党杀死的诗人洛尔加，也在他的周年中受到隆重纪念。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已经把自己的主要作品捐赠给了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也受到英雄式的纪念。

1972年，马德里的报纸经常在提到“西班牙政治的春天”。那年夏天，根据1966年组织法，西班牙社会各界倡议建立“政治联合会”，倡议者包含了社会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佛朗哥的外孙。可是，寻求独立的激进组织，有他们自己的诉求和行为模式。

1973年6月，佛朗哥正式宣布由布兰科担任总统。

布兰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个周日都准时经由同一条路线去教堂。“埃塔”组织就在街道旁租了一个公寓，告诉房东他们是雕塑艺术家。雕塑家每天在里面叮当作响地敲打，谁也没有起疑。就这样，他们凿出一条通往街中心的地下隧道，在里面填满了炸药。布兰科任总统半年之后，一个周日早晨，布兰科的车队经过此地前往教堂，“埃塔”在隧道里安放的炸药，把布兰科的汽车炸得飞到了邻近大楼的屋顶上。凶手安然逃脱，逃往葡萄牙。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非法结社罪，爆炸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十分钟。

布兰科是佛朗哥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很多人认为，和其他人相比，布兰科会更坚定地延续佛朗哥的统治方式。他们因此认为，布兰科被暗杀，客观上可能缩短了佛朗哥死后西班牙的转型时间。而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从此暗杀不断，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恐怖组织，直至今天。

布兰科被暗杀之后，佛朗哥在布兰科的内阁里选了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接替。

纳瓦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铁腕人物。内战期间，他驻在西班牙南部海港城市马拉加，有“马拉加屠夫”之称。在布兰科当政时期，他是管镇压的内务部长。可是，非常意外的是，纳瓦罗其实也在寻求改革的路径。

然而，此刻的西班牙危机重重。

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政治上相对隔阂于外部世界，经济上却已经融入世界经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萧条，也一样影响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影响使西班牙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经历经济起飞“大起”之后的“大落”，特别难以忍受。萧条为罢工火上浇油，也为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添薪加火。面对这种局面，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招致保守派首领们的反弹。纳瓦罗只能艰难地在体制内外的改革呼声和保守派之间走钢丝。再说，佛朗哥虽然退居二线，最终决定权还在他手里。

纳瓦罗上台不久，1974年2月12日，他发表公开讲话，推出一个谨慎的体制改革计划，叫做“开放”（apertura）。这就是著名的“2·12精神”。在这个讲话中，纳瓦罗提议，在现行秩序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让原来排斥在体制外的反对派，有可能被吸纳参与政治。他说，全民对政府的支持，要用参与的形式来表达，要让所有的民众在体制内都有所代表，有所参与，“反映我们社会真正多数”的意愿。显然，这是针对日益激烈的政治冲突所提出来的。

纳瓦罗的改革设想看上去相当大胆，包括市长和地方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政府任命。在议会中，选举产生的议员比例，从百分之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运动”框架内的垂直工会可以有更大的谈判权力。允许自由结社，但是不允许组织政党。纳瓦罗在盛赞佛朗哥以表示忠诚之后，出人意料地说，政治改革的重担，不能都放在领袖一人的肩膀上了。

可是，纳瓦罗改革仍然受到佛朗哥的约束，他并不可以全部做主。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的旅游靠的是地中海的海滩魅力，旅游广告必然是海滩的情景。保守派老人们拿着旅游广告去向佛朗哥告状，把旅游广告和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对比，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花花公子》之类杂志是佛朗哥坚决要在西班牙禁止的，于是就下令各方面收紧。这种松松紧紧、左右摇摆，总是让外界吃不准，下一步会走哪个方向。时间一长，左右两翼都感到失望。纳瓦罗夹在中间，可谓两边都不讨好。这些还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要求独立的激进组织的暴力、体制内极端保守派的镇压，他们之间的相互刺激，一点没有改变，仍然棘手。

纳瓦罗2月12日讲话过后才几天，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主教发表讲话，支持巴斯克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治。西班牙当局对文化自治依然紧张，因为后面很可能跟着的就是独立。总统纳瓦罗把主教软禁起来，要把他驱逐出去，而主教表示拒绝出境，并且宣称说他只听梵蒂冈教皇的命令。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本来就讨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冷酷和固执，表示支持毕尔巴鄂主教。这事在西班牙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弄得西班牙政府非常难堪。

来自海外的批评，刺激了佛朗哥体制内的保守派更不愿意退让。他们的思路是，任何退让都会被看成软弱，对方就一定会得寸进尺。他们习惯于对抗，这辈子就是打出来的。遇到危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不能表现出自己可能不得不妥协。

西班牙政府的表现是激烈摇摆的，显示了政府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意见相左。就在纳瓦罗2月12日讲话的同时，1974年的头两个月，西班牙就逮捕了一百五十个政治犯，罪名是非法结社。3月2日，西班牙不顾国际社会抗议，不顾教皇的通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反对和几个国家首脑的说情，处决了一个巴斯克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反应是发表决议谴责佛朗哥政权，批评西班牙政府违反基本人权，不尊重少数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表示反对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这种国际反应，再加上邻国葡萄牙发生的民主转变，使得保守派首领们更加紧张，对纳瓦罗施加压力，要求强硬。1974年，西班牙全年逮捕的政治犯高达五百人。纳瓦罗向国会提出的政治结社改革方案，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一切民间结社仍然必须在“运动”的框架内，受“运动”控制。1974年12月的结社法，要求所有结社必须支持“运动”的基本原则，“运动”有权否决任何结社的要求。结果，只有八个团体试图登记结社，其中只有一个符合“运动”标准。对改革进程非常重要的结社，被卡住了。

可是，必须看到，纳瓦罗的“2·12精神”尽管没有在制度上引发实质性的变革，却提高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期望，激发了精英阶层对改革进程的思考和讨论。为西班牙此后的改革准备了重要的观念上的条件。

国际上的反应却鼓舞了各色政治反对派。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唐·胡安和他的追随者们，批评的主要是佛朗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上的干预。对唐·胡安来说，他的继承权无端被佛朗哥剥夺，虽然现在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可是他显然很不满意。他们得到自由派保王人士的支持，还得到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支持。

最坚决的政治反对党仍是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本身经历了观念上的改变，他们期望的改变是“民主突破”（Ruptura Democratica）。西班牙共产党虽然仍然处于地下，主要领导都在海外流亡，但是从未停止活动。

佛朗哥年事已高，他在晚年的最后时刻，更依赖几十年来追随于他的保守派，特别是军内将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他来日无多，何苦在最后的日子里冒风险？能拖则拖了。佛朗哥日见衰老，但是每当改革和保守出现僵局的时候，保守派总是得到佛朗哥的支持，改革就总是举步不前。民主改革必然要触及他的统治，必然要改变他从内战以后的一贯权力方式。在佛朗哥直接或间接执掌权力的将近四十年中，西班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上回到了世界经济体系，社会文化的自由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民主进程在佛朗哥时期已经开始，已经为未来必然的变化做了准备。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朗哥活着一天，他就不会容许迈出最后的一步去。

或许，佛朗哥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把自己通过内战得到的权力，再亲自送出去；或许，佛朗哥手上沾染太多的血，他害怕失去权力之后的报复；或许，佛朗哥真的认为，只有他在掌舵，西班牙才不会翻船。可是，这并不仅是佛朗哥一个人的想法，几乎所有的专制政府的建国元老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民主改革启动的最后一步，必定是不会跨出去的，除非佛朗哥咽下最后一口气。

西班牙街头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不死的人。”

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讯传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