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殉难谷的十字架

殉难谷的教堂

佛朗哥死了

国王有了一个新首相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合法化

议会通过政治改革法

以马德里为中心，周边有几个小城市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西班牙老都城托雷多，有着古罗马输水道的塞哥维亚，还有埋葬了西班牙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的艾斯科里亚——那个综合了王宫、教堂和修道院的城堡群。西班牙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共和政府枪毙的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也曾经有很长时间被寄葬在这里。去过艾斯科里亚以后，旅人们一般都会顺道去造访殉难谷（Valle de los Caidos）。

殉难谷在瓜达拉马山脉的群山之中，在艾斯科里亚以北，大致相距十三公里。这儿的地貌十分特别。我们从艾斯科里亚驱车去殉难谷，一路上，古镇、村落、田野、牧场，我们已经见惯了西班牙干旱贫瘠的山区，在这里却迎得一片清凉。这里是山区，却风光秀丽。接近殉难谷，山坡上满是莽莽苍苍的松树林，山沟里溪水淙淙。我清楚记得，在接近殉难谷的时候，车里就有人不由自主惊讶地指点说：“看啊！”真的，非常奇特的景观，周围是覆盖着密密松林的群山，深色，轮廓柔和，从两边向中间涌来；而中间，如同是在群山簇拥之下，异峰突起。它不仅比周围的山林高，而且，唯有它，在接近山巅的时候，嶙峋的巨石开始渐渐地从绿色的植被中升起。植被褪去，只有在石缝里，还零星长着一些生命力特别强的低矮松树；最后，是巨石，在阳光下泛着白光；就在群山自然推出的绝顶之上，是一个围绕着雕饰的、高达一百五十米的花岗岩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特殊教堂的尖顶，整座山峰就是教堂。在教堂前，大山向阳的一侧，一个有着层层叠叠台阶的巨大广场，铺设着大块的花岗岩，一直延伸到悬崖之边，在那里，有一条细细的栏杆围绕。走到广场前缘，可以俯瞰山谷，遥望起伏的群山。从眼前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向前展望，可以直到绵绵无尽头的青黛群山。回过身来，是环形的教堂立面，它极其简朴，两侧是嵌入长方门框连续拱门的柱廊。正中的拱门并不很大，可是有一个厚厚实实的石块筑就的门楼。它仍然是简朴的，门楣上方，是正立面唯一的巨型雕塑——那是一个悲哀的母亲，抱着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教堂正立面的设计极为克制。白色石质的环形入口之上，越过一段自然山石的山体，就是白色的十字架在呼应。建筑师是把山体作为教堂立面的主体，给设计进去了。整体可以说是一个建筑，也更像是一个纪念碑。

这就是殉难谷，它纪念的是内战双方的死难者。

从大门进去，因为是山中隧道，照明就全靠灯光。灯光设计得幽暗，使它更有教堂的气氛。两侧的雕塑风格古典，造型细节却也足够现代，这种分寸掌握得极好。隧道两壁，有些地方装饰着大幅挂毯，却由于光线不足，有些朦胧。有些地方有意裸露着原始的花岗岩山石，和精工细作的部分产生强烈的对比，显出力度。那些精美挂毯后面，安放着四万殉难者遗骸。教堂深入山崖整整二百六十一米，因此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尽头大厅，最高的地方有四十一米，这是教堂的高潮，顶上是色彩素雅的圆形天穹画。最后的圣坛，视觉焦点处理的感觉非常好。走到这里，我看到我的朋友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在这个耶稣受难像前坐下，进入默默哀悼的氛围中。这个漫漫隧道，如同西班牙内战的漫漫黑夜。多少死亡、多少伤痛、多少悲哀、多少绝望，最后人们在悲悯中，燃起灵魂被救赎的希望。

那是佛朗哥时期建筑师的作品。我想，在内战硝烟尚未散尽、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仍在欧洲轰响的时候，这些建筑师是把自己对内战的理解、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企盼、对民族和解的向往、对上帝眷顾西班牙民族的期待，都放入了他们的设计之中。

这个建筑作品本身，表达着许许多多难以剥离的复杂成分。

它本身是一个“佛朗哥工程”。它的设想、选址、设计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以说，从内战刚刚结束时就开始了。直到1958年完工，它整整进行了二十年。人们不由会首先想到，内战结束时期的西班牙窘迫状况。那是西班牙政治落后、经济凋敝、民生维艰的时代，人们会奇怪要建造一个纪念教堂的设想。可是，其实这样的念头并不那么奇怪，这正是欧洲的凯旋门传统。就算许多没有这样传统的国家，在一场内战胜利之后，也会在胜利的一刻，立即起念要建一个纪念碑。

可是，当时不顾民生负担，执意做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恐怕又是佛朗哥的封建君主派头在作祟。只要他想做，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然而，同样是竖立一个内战纪念碑，尤其是如此规模的一个永久性纪念建筑。它以怎样的立意竖起来，对站在一个新起点的整个西班牙民族，对在1939年之后出生的下一代，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个纪念建筑，它可以纪念和讴歌自己一方的英雄，它可以颂扬自己一方的胜利，如此一来，敌我之分就定位清楚了。而内战也就不是一场悲剧，它是终于战胜了敌人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世界上有多少内战纪念碑，是在这样的立意之下，设计建立起来的。

可是，西班牙内战纪念碑是一个教堂，门楣上唯一的雕塑，是西班牙母亲悲恸万分地俯身怀抱一个西班牙的儿子。在这个教堂建成的时候，虽然它最重要的位置，是安放了右翼英雄、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可是，同时隆重安葬的那四万个棺木，安息的不仅仅是佛朗哥一方的“人民英雄”，而是西班牙内战双方的殉难者。设计的立意，是强调内战的悲剧本质，是在表达，双方都是牺牲者。

可以说，这些建筑设计师和艺术家们，非常出色地用他们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这个纪念建筑的立意。可以想象，如此重大的一个给内战“定调子”的作品，哪怕最初是建筑师们提出的设想，也必须经过佛朗哥的同意。而这样的内战纪念理念，能够在1939年的西班牙被确立下来，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在起作用。原罪的概念、人需要被救赎的概念深植在西班牙人的心中。一种天生的悲剧感，从来没有离开他们。这是他们在枪声刚刚停息的战场望出去，那遥远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民族和解、重新出发的一线希望。

可是，政治中的佛朗哥又认为他必须用强权来稳固他的胜利。回到现实中，他的统治仍然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他要让自己相信，这样的统治，也是为了“上帝和西班牙”。内战后的西班牙错综复杂。愿念和现实在强烈冲突。这种冲突也悲剧性地发生在这个殉难谷的建造之中。这个工程使用囚犯为劳力，其中不乏大量的政治囚犯。他们是内战之后的殉难者。这就是真实的、矛盾重重的历史，绳结扣着绳结，缠绕在这个殉难谷。直到佛朗哥自己也入葬此地，西班牙的这个绳结，仍然没有解开。

佛朗哥死于1975年11月20日。那一年，巴斯克地区的冲突已经到了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巴斯克的极端组织“埃塔”是在1968年成立的，当年就开了杀戒，此后越演越烈。而在政府一方，症结就在从内战后佛朗哥独裁政府一开始就建立专制思维，没有本质的转变。对佛朗哥来说，对独立运动的极端分子，不仅没有司法公正的必要，而且可以在这个“危险地区”肆意镇压和扩大报复的范围。结果，冲突愈演愈烈。

1975年，政府中的右翼强硬派在巴斯克大肆镇压，人心惶惶。而极端分子的恐怖谋杀案也急剧上升。秋天，西班牙政府通过了一个反恐怖法，根据这个法律，陆续判决了十一个巴斯克人死刑，等待处决。他们的罪名是涉案谋杀，也就是涉案参与恐怖活动。我们查了这个时期的各种资料，发现无论是当时或事后，论及这个案子时，几乎没有人关心这十一个人的谋杀罪案情，而是一致谴责这样的判决。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在它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和现代司法严重脱节，实在无法取信于民，也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西班牙的司法还是封建社会的衙门。

这次的十一个死刑，基本上是所谓军事法庭判出来的。这十一个人里，有两个是怀孕妇女。既然没有独立司法，当然是政府操纵一切，被告没有应有的权利，法庭严重存在根据政府需要杀鸡儆猴的倾向。这样的审判和判决，在现代国际社会看来，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在西班牙政府一方，又认为只要是“符合国家利益”，当然是政府说了算；对这样的犯罪分子还要谈什么被告权利，所谓审判本来就是一个形式。

于是，这一死刑案件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切。在外界压力下，1975年9月26日，佛朗哥亲自主持了一个内阁会议，讨论是不是要推迟执行死刑。同时，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呼吁西班牙政府宽恕这十一个人。第二天，两名怀孕妇女和四个男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另外五个人的死刑，仍然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抗议声中被执行。教皇的严厉谴责使得西班牙和梵蒂冈的关系又一次落入谷底。十几个国家撤回了他们派驻西班牙的大使，墨西哥提议把西班牙逐出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提出要中止和西班牙的贸易来往。

对佛朗哥政权来说，他们也肯定觉得很气愤。在佛朗哥们眼中，国际社会的干预本来就是干涉内政。现在你们施加压力，我已经让步了，国际社会还不依不饶，难道要我把恐怖分子全部放掉，巴斯克分离成功你们才甘心，这不是存心要亡我西班牙吗？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这等政府操纵司法，说杀就杀说放就放的状态，在其他国家眼中，简直是中世纪司法。这才是分歧所在。这是现代社会和中世纪体制的分歧。

因此，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已经到了彻底转变的关键转折点。可是，只要佛朗哥还在，就是转不过去。

同时，巴斯克激进分子的行为，也在刺激佛朗哥们抱定唯有自己正确、一步也不能往后退的宗旨。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开始了。四天后，10月1日，佛朗哥亲自在东方广场向民众发表讲话，坚称绝不改变。同一天，四个警察被一个新的恐怖活动组织枪杀。暴力活动，引发了右翼群众的反弹，出现了右翼群众的恐怖暴力活动。这种往群众层面蔓延的对抗，让人联想起四十年前第二共和初期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心。

据说，正是这次公开演讲，使佛朗哥受了凉。三个星期后，10月21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心脏病突发，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消息实际上却让所有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在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西班牙政府持续向外界公布佛朗哥的健康状况。人们在等待。在此期间，马德里股市指数明显上升。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11月20日，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被共和国处决。他们在相隔整整三十九年的同一天死去。佛朗哥也被安葬在殉难谷的教堂。如今，他们在教堂的大厅两端相对长眠。他们所代表的一个西班牙时代，终于走过去了。

除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要人出席佛朗哥的葬礼。几天后，西班牙举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礼，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都前往出席。所有的人都清楚，现代欧洲君主制是虚位君主，他只是国家的一个象征。具体操作应在国会和首相手里。西班牙也一样。可是在这个时刻，佛朗哥死去，他的原班人马丝毫不动，只有国王是一个新人。国际社会显然是寄希望于新国王能够推进西班牙转折。在加冕典礼上，红衣主教在弥撒上呼吁，要求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

西班牙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可是，巨大的张力和冲突仍在，一点不轻松。

新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当然知道，在这个特殊时刻，自己有怎样的分量。戴上王冠这一刻，他还不到四十岁。在原来的统治集团里，他没有深厚脉络，极端君主派甚至认为他没有加冕资格，他的父亲唐·胡安还活着，王位本应属于他的父亲。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左派政治力量，则喊出了口号：“不要专制国王！不要佛朗哥的国王！”呼吁全面大赦，释放政治犯。左派社会党人在大城市发动了要求大赦的民众集会。左右对立，新国王头上的王冠，能不能戴住，还是个问题。

幸运的是，新国王的父亲，流亡在葡萄牙的唐·胡安公开宣布，不反对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西班牙国王。这等于宣布，他本人放弃古老的王位继承传统下应得的王位。这样，来自君主派一方的压力，随之消失。

西班牙虽说只有一个“运动”，但其中也有派系。实力最强的是原来长枪党的一拨。除了军队、警察和民卫队，还有十万长枪党人是可以携带枪支的。他们对佛朗哥主义忠心耿耿。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度性工具，都在右翼手里，首相是佛朗哥一手挑选的纳瓦罗。而新国王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注意和反弹。

一个虚位君主，必须表现出恪守本分。可是，他又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他似乎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国王也在实践中学习。为了巩固自己和军方的关系，新国王曾在没有知会首相的情况下，会见了几位军界人士，立即引起首相纳瓦罗的愤怒，宣称辞职。新国王只能屈尊请求首相收回辞呈。

佛朗哥死后的最初日子里，西班牙表现出对佛朗哥主义的继承和持续。首相纳瓦罗在1976年2月11日，也就是所谓“2·12精神”两周年时讲话：“我将把佛朗哥事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佛朗哥像，而只有一幅很小的国王像。

在野反对派的反应，就是试图促进“民主突变”。反对党仍在地下，却组织了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1973年，西班牙发生罢工九百三十一起，1974年二千二百九十起，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1976年，竟高达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罢工。因罢工而导致的人工损失，一年扩大了十倍。从1975年的一千四百万个工时，到1976年的一亿五千万个工时。佛朗哥死后半年，反对党不可能在这样的时机静观待变，他们当然打算和旧政权摊牌。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又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不可能。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1976年6月，八个月过去了，国王渐渐有了自己的定力。首相纳瓦罗行走在按佛朗哥方针办的路上，也感觉难以为继，他提出了辞职。国王开始寻求纳瓦罗的继任者。

新首相的人选，并不是国王一个人能做主的。旧体制尚在，能够进入这一高位的人，只能是原体制内的人。人选之一是佛拉加。佛拉加是佛朗哥旧部中被保守派视为最可靠的人，却又是很早就有改革意愿的人。他见多识广，有国际头脑，1966年一手促成新闻法，改善了西班牙形象。1973年，他从内务部长职位上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佛朗哥死后他立即回国，就是等着被任命为新首相。

国王在谨慎等待，耐心地让国会酝酿新首相名单。名单从一份长长的单子，渐渐缩为只有短短的几个人，请国王从中选择。名单末尾，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年轻人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苏亚雷兹是在佛朗哥体制内，从“运动”之青年组织开始一步步上来的。他小心翼翼地结识各路权势，一点点地开辟自己在“运动”内的晋升道路。1968年，三十多岁的苏亚雷兹，担任了塞哥维亚省长；1969年，由布兰哥推荐，任官方的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他非常知道利用电视为政治人物化妆。

当时，未来新国王还是个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人们把他当作佛朗哥的傀儡，公开嘲笑他。苏亚雷兹却很尽心地利用电视帮助未来国王建立形象。我想，年轻是他们悄悄成为朋友的一个原因。1969年，苏亚雷兹三十六岁，未来新国王才三十一岁。旧体制讲究论资排辈，老一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特殊境遇下，他们很容易产生共鸣，建立属于年轻人的友谊。

苏亚雷兹很灵活，一向重视和军内首领搞好关系。那是典型的西班牙方式：一是利用职权，满足他们想上电视的虚荣心；二是逢年过节，年轻的电视台台长总不忘给将军的妻子们送上鲜花。

1975年，苏亚雷兹被任命为“运动”副秘书长，受命起草一个报告，分析未来军队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军队能够接受温和的渐进改革。这给未来新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体制内的人，但具备新的意识、新的思维，而不是旧官僚。他年轻时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是一个出色的法学家。

1976年夏天，新国王要决定谁来当首相。他明白，旧体制还没有改变，这个首相要带领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必须既能被旧体制接受，也懂得如何在各方游刃有余。同时，他还必须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第一个条件，佛拉加可以；第二个条件，就只有苏亚雷兹了。因为苏亚雷兹年轻，在反对派眼睛里，他的手上没有血迹。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国王了解苏亚雷兹的个性。作为一个年轻人，国王更相信只有年轻一代才可能轻装上阵，开出一番新气象。

1976年7月，苏亚雷兹被国王任命为新首相。

四十出头的苏亚雷兹出任首相，体制内的保守派们没有感觉威胁。苏亚雷兹毕竟年轻，没有一呼百应的人气，也没有一言九鼎的势力；再则，把苏亚雷兹从小考察到大，他怎么也算是“自己的孩子”，是佛朗哥体系中的正统接班人。他这辈子就是在体制内生活过来的，是佛朗哥意识形态的看门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不可靠，就找不到可靠的人了。

年轻或许是一个关键。苏亚雷兹是体制内最理解不改革没有出路的人。他也没有历史负担，能够以平常心看待政治反对派，看到他们抗议声音中的合理之处，能够以平等态度待之。他心里明白，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制度改革，取决于民主转型。否则，西班牙就不会重归欧洲，不可能全面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的公平、开明和自由得不到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负担也难以摆脱。

可是，正因为苏亚雷兹生长在旧体制内，他也明白，只要一改革，就会惊动保守派。这些老人根子深、势力大，绝非等闲之辈。一旦他们感到不能接受，仍然有力量把他赶下去，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国王的支持并不能保证首相高枕无忧。了解苏亚雷兹改革意愿的人，很多都估计他的执政不会久长。大家认为，他的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在那瓦罗的老路上走，改一点，却不改变佛朗哥主义的根本；或者，就要和保守派摊牌。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却在于，他不那么悲观。他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他相信，保守派也能接受温和改革。这一点，苏亚雷兹和国王有着共识和默契。能够坚信这一点，是构想计划和启动改革的关键。可是，旧体制保守派对温和改革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并非取决于抽象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运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取决于首相苏亚雷兹具体怎么做。

苏亚雷兹的内阁成员，更多来自经济开明派，他们希望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同欧洲先进的制度接轨。苏亚雷兹告诉他们，他将在旧体制内展开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速度”。就是在反对声音出现之前，及时地推出改革方案，每一步都要走得比守旧派快，造成既成事实，再用事实证明，天没有塌下来。让顽固派永远在应付新的变化，接受已经被大众认可的事实。

苏亚雷兹对电视媒体的熟悉，帮了他的大忙。他在电视讲话里宣布，承认主权在民，承诺将举行政治改革的全民公投，一年以后，也就是1977年夏天举行大选。同时，他宣布了有限大赦，这一措施和姿态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唯一不满的是巴斯克地区。

苏亚雷兹和旧制度根本的分界点是，他当上首相推动改革的这一刻，就清楚知道，民主转型会葬送掉他赖以成长起来的旧体制，他个人会失去今天的权力。但是，他还是要做。

苏亚雷兹主导的西班牙民主转型，从一开始就是温和、居中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而旧体制能不能容忍他这样做，能不能容得了这些“旧日敌人”。这就看苏亚雷兹具体怎么开展了。

佛朗哥是一个右翼政权，所以，苏亚雷兹面对的体制外反对派统统是左翼，主要是社会党（PSOE）和共产党（PCE）。他们被佛朗哥政权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长达四十年。

社会党是西班牙左派历史最悠久的党，却在佛朗哥政权的镇压下销声匿迹几十年。七十年代重新浮出水面时几乎是全新一代，是个新政党了。1974年，担任总书记的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年仅三十二岁。当时，他们声称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变，可是它重新出现的形象，给大众的感觉是温和的。他们一派现代风格，冈萨雷斯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以随意出名，经常敞着衬衣领子。民众感觉他开放和宽容，经验不足。可是，经验不足在转型期是政治家的一个优势：表明此人和历史恩怨没有瓜葛，有新一代的新起点。

苏亚雷兹开始广泛接触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他和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很好印象。在意识形态之外，政治人物互相之间的好恶，经常来自为人处世的态度风格。当他们开始接触时，冈萨雷斯已经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意识。会谈中，冈萨雷斯认为，在现有政权框架下，只要能达成自由选举的国会，就是一种民主突破了。他为首相的谦卑、虚怀若谷的风度所折服。两位年轻政治家的开明和共识，决定了社会党在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合作姿态。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始终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长久保持了友谊。这种不同政治派别领袖间的个人友谊，是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一个特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拉加。佛拉加是体制内愿意改革的老人，比冈萨雷斯整整大了二十岁。佛拉加和冈萨雷斯也有过接触，他一点儿不把这个社会党领袖看在眼里。他对冈萨雷斯直言不讳：“你要记住，我代表着权力，而你什么也不是。”他还说，社会党的合法化，要花八年时间，而共产党则永远也休想。

而苏亚雷兹利用新的政治结社法律，比较顺利地使得社会党合法化，走上地面，参与政治活动。保守派也认可了社会党。佛拉加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不过几年时间，社会党就会在大选中获胜，冈萨雷斯将出任首相。

内战记忆使得保守派，特别是军队将领，警告苏亚雷兹，绝不能允许共产党同样合法化。可是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就有了让共产党也参与民主改革的想法。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又不引起军内右翼反弹，是对苏亚雷兹最大的考验。

在保守派眼里，共产党是敌人，是一直没有停止颠覆政府的犯罪组织。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以前是著名的女鼓动家“热情之花”，1960年以后是卡利约，他们都是内战期间的著名人物，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也是右派眼睛里十恶不赦的罪犯。西班牙民众同样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特别是对现任总书记卡利约。卡利约在内战期间负责马德里的共产党秘密保安工作，右派至今认为，他必须对在一个小村庄（Paracuellos del Jarama）屠杀模范监狱几千名囚犯的事件负责。

在论资排辈这一点上，西班牙共产党和原来的佛朗哥政权又是非常相像。在讲究斗争资历、组织严密的共产党内，只要内战一代还没有老去，党的领导就必然还是内战一代人。而共产党领导人如“热情之花”和卡利约，让人一看就想起内战和冲突。其实，西班牙共产党早在佛朗哥死前很多年就开始反思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自从内战结束就一直没有中断组织活动的唯一政党。尽管它处于地下状态，受到镇压，但它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纲领，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它的活动小组甚至覆盖了角角落落的整个西班牙。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共产党迅速扩大，1975年将近两万，1976年则增加到十万。

共产党又是一个有国际联系的政党，内战时期接受来自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内战后领导人流亡国外期间，率先提出“民族和解”是自身更新的开始。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等于和苏联决裂。他们开始依靠自身，面对西班牙的大众，清理自己背负的历史负担，面向未来。它终于从天上落下来，重新脚踏实地。

当苏亚雷兹启动改革方案时，共产党还是非法的地下政党，总书记卡利约在法国流亡。照说，他是最不愿意和佛朗哥政权妥协的。可是，他开始认识到，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人自己，在内战中犯下错误，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思潮，造成了西班牙的苦难。卡利约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途径，在佛朗哥死前就向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表明，如果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西班牙共产党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他们不再实行“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党纲。

因此，苏亚雷兹和共产党领袖卡利约，对未来西班牙的开明改革，看法变得一致。可是，旧体制内的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党。苏亚雷兹必须谨慎从事，当他得知西班牙驻法大使擅自在巴黎会见卡利约时就解除了大使的职务。这令共产党失望，却让保守派放心。

言行分寸往往决定效果。而把握分寸恰是苏亚雷兹长期在体制内训练出来的本能。他知道什么事情现在可以做，什么还不能。他取下了首相办公室里前任挂的巨幅佛朗哥像，引起一位老将军的狂怒，苏亚雷兹却丝毫不为所动。在大赦问题上，他当着国王的面和军中将领发生争执，坚决表示他作为首相，绝不容忍无理要求。但是一转身，他在背后对将军们妥协，将一些“埃塔”成员在大赦后秘密驱逐出境。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了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计划政党合法化的改革计划。他指出，方案是国王支持的，请将军们给予“爱国的支持”。对于这些老将军来说，年轻首相的拜会，是“自己的孩子”来请求他们这些老人同意。他们对这个方案不怎么乐意，却也知道改革不可避免。西班牙军人传统在这个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国王支持，对于老派军人来说分量极重。他们提出的唯一疑虑是：你打算也使共产党合法化吗？

苏亚雷兹的回答是：根据共产党现在的纲领，给以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

老将军们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认为苏亚雷兹敌我分明、立场坚定。于是，他们支持了他的政治改革方案。

苏亚雷兹启动改革最难解的一个死结终于解开：他有了将军们的承诺。事实上，改革进程一开始，共产党就取得合法地位，开始参与竞选。所以，一些保守派至今认为，是苏亚雷兹欺骗了这些年迈的将军，耍了计谋。苏亚雷兹始终不承认欺骗。多年后，已经下野的苏亚雷兹接受访谈，坚称自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欺骗“西班牙的军人”。他坚持说自己是诚实的。是共产党改变了纲领才合法化的。他确实要求共产党先改变自己，承诺遵守游戏规则，不再企图推翻政府，这是参与到民主游戏里来的“准入条件”。

拜会将军们两天之后，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内阁里的四个军人阁员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改革法案时，一位将军却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内战就是当年的工会组织胡作非为才打起来的，工会这一步不能放。苏亚雷兹认为，工会这一步非走不可。没有自由的工会组织，大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途径。僵持不下，苏亚雷兹以首相身份要求这位将军辞职。他周围的人担心，这一举动会引起军队反弹，导致政治改革法翻车。苏亚雷兹却根据自己对军队的了解，相信条件允许他在这一刻显示强硬。

这一冲突相当紧张，但是苏亚雷兹赢了。

佛朗哥去世不到一年，在他留下的政权体制内，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正式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