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到巴斯克去

改革必遇经济困难

爱喝酒的西班牙人

何塞·路易斯之夜

蒙克罗阿盟约

制宪和立宪公投

我们到巴斯克去

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后的1977年，西班牙顺利进行民主选举。新的制度只是对自由、对自由选择有更大的保障。并不是说，它能确保一个地区不再遭遇困难。它并不能一竿子立即解决所有问题。可是，越是长期在独裁统治下的地区，他们的期望值越高。制度转型之后，社会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非常脆弱。

第二共和时期最后走向内战，就和经济危机有关。当时的西班牙经济危机，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一部分，内战中断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这次，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困难出现在这个时候，怎样处理，成为对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考验。

这次经济困难，来自1962年到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而政府还没有应对的经验。它的端倪在早几年就开始了。从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百分之十五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失业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于是，民生困难、罢工增加，西班牙成为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1977年第一次大选成功，恰逢西班牙经济困难。虽然经济危机和政治上转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非常自然地，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口实。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险的时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锐化，就很容易把民众往两极拉，出现内战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状况。一般来说，在野的反对派出于自身利益，会有这样做的天然动机。可是，七十年代已经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经成熟了。

苏亚雷兹认为，应付经济困难必须和政治改革结合，要让所有的政党派别，都积极参与应付经济困难，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为经济困难的单纯受害者，从而游离于政治改革。他的策略是“政治求同”。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PDC）和巴斯克地区政党（PNV）的领导人，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

苏亚雷兹这一手，独具西班牙文化特色。

我们在西班牙旅行，渐渐适应了他们的作息时间。什么都晚两个钟头，正午不是中午十二点，而是下午两点，午后他们要小睡休息三两个钟头，然后再工作。城市里最明显，冬天的巴塞罗那，商店会在下午一起关门，告诉你下午四点再开。当别的地区夜市结束，城市要进入安睡时，西班牙夜间生活刚刚开始，酒吧咖啡馆里灯火通明、人潮汹涌。

西班牙人爱喝酒，这个盛产葡萄的国家，也盛产价廉物美的葡萄酒。西班牙人还健谈，他们一旦感觉你是一个可以谈的朋友，话匣子打开，那就推心置腹，滔滔不绝，甚至忘记面前的旅人其实听不懂他们的语言。酒吧咖啡馆或者小饭馆的桌子，往往从屋里绵延到屋外，人们坐着站着，一杯在手，满面红润，两眼放光，面对面地大声说着话。这镜头几乎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却可以出现在西班牙的午餐时间，更不要说晚餐了。这和美国文化很不一样，美国人的午餐时间属“工作之中”，极少看得见公开喝酒。西班牙人不一样，他们喝酒聊天，比比画画的样子，你在旁边看着都挺高兴。和巴黎露天咖啡座的优雅相比较，就更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人爱喝酒，却又非常自尊，喝醉酒耍酒疯或者出洋相的事情，非常罕见。我们从早期的西班牙旅行记里读到，外来旅人对此印象深刻，说高傲的西班牙人，喝酒是一种骄傲，控制自己喝得适可而止，也是一种骄傲。把好酒的西班牙人当酒鬼，实在是对他们莫大的误解。

苏亚雷兹“政治求同”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谈”。不谈怎么能求同，求同必须谈。苏亚雷兹擅长的谈，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这种谈，不能在会议室里，通常是在饭店里、酒吧里。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而是饭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还有，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喝着酒，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西班牙人，本来个个都是夜猫子。最后，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所以，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何塞·路易斯之夜”，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必须随心所欲，没有议程，没有规定议题，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还有，人不能太多，否则气氛出不来。

“何塞·路易斯之夜”是西班牙文化中产生的独特的政治沟通方式，苏亚雷兹首创，在西班牙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和西班牙文化中的那点天真和骄傲有关。在酒杯前坐下之前，他们就有那点天真和那份骄傲的。酒只是催生了天真的袒露和骄傲的燃烧。葡萄酒只是撕下了政治给人套上的假面具，心中原本有一份拉丁真情。假如工于算计，以计谋为高明的政治动物，喝之前就会撂下那句话：喝酒之后的承诺是不算数的。

这次，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

10月，他们宣布，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蒙克罗阿盟约的经济部分，是紧缩和节制的计划。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用递增的所得税代替间接税，开征新的公司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险和政府开支将受议会严格监督。他们还同意，为七十万学生增加新教室，最终目标是免费教育。他们还一致同意把地区性的语言和文化引入学校课程。盟约还包括改造贫民窟，控制城市土地投机，补贴住房。其农业改革计划，是把租地者转变成土地所有者，最终结束佃农。

为此，工人必须接受到1978年工资上涨百分之二十二的上限，这意味着工资水平停滞，不再加工资，但是也不下降，因为政府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二。

盟约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关立法的意见，目标是要把政治改革导入法治的轨道，最终实现新宪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对公共秩序法的定义，定义为“在自由、和平、和谐地享受民权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还包括警察的改造，将民卫队置于内务部之下，而不是军队控制。

它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这就是“求同政治”。这种方式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未有过，此后却屡屡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一年后的制宪过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而是竞争的合作的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了，参与者明白犯规才是犯规者的自杀。

这是苏亚雷兹在改革进程中期的关键时刻，依靠在野党和反对派来对付经济困难。执政方作出一些承诺，其条件是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在野党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事实上，这次盟约的执行，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府调整而不利于民众。民众是生活艰辛的实际承受者。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没有从盟约中得到什么，却放弃了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实际上是反对党作出了很大牺牲。卡利约坚持这样做，不仅是他的思路转变，还表现了一个诚实政治家的底线：归根结底，你是要什么？如果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妥协与合作，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

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对西班牙人刮目相看。当时，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落选的各党，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时期的权势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两个在野党，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苏亚雷兹一个“好看”，而且名正言顺，在野党代表民众抗议，为民请命，天经地义。我们看到过多少新生的民主实验中，在野党能煽动就煽动，能开打就开打，哪里肯做这样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西班牙却忍了过来。由于蒙克罗阿盟约，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经济极为困难的七十年代顺利展开。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来，实在令人惊讶。

大选之后，西班牙历史上遗留的很多矛盾还没有触动，这些矛盾恰恰隐含着各政党之间的深刻分歧。按政治改革法，大选后民选议会要制定新宪法。这部新宪法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如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王室的地位、教育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地区自治的程度问题、土地问题、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等等。历史上，第二共和国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无法妥协，造成了内战流血。

制宪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制宪过程，先是指定了各大党的七个代表起草宪法。起草委员会被称为“求同联盟”，其中包括最大党民主联合会三人、社会党一人、共产党一人、右翼人民联盟一人、加泰罗尼亚政党一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能把巴斯克的政党代表拉进来。

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就完成初稿，它故意回避了一些尖锐对立的问题，以待下一阶段的党派协商。然后，起草委员会开始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项修正意见。

这时，求同联盟的七君子开始产生分歧，主要是地区自治、教育和教会问题。这些分歧一时无法求同，越讨论分歧越大。1978年3月7日，社会党愤怒撤回代表。加泰罗尼亚代表向自己的党报告说，委员会意见纷纷，唯一还有一致认识的是，我们最终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剩下的六人苦苦纠缠，最后出来一个修改稿。4月10日签字，社会党代表也回来签了字，总算没有分裂。

但是，这还不是议会能接受的宪法。

西班牙的立宪非常困难。因为这曾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别的地方可能是冷静的政治议题，这里是牵涉信仰、是很伤感情的事情。

假如看看比邻的法国，论宗教历史一样悠久。可是，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对教会的消解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国大革命来得早，虽然有过回潮，可是回潮是暂时的，法国五次共和，一路接上了现代化，宗教是在一路后退。西班牙完全不同，革命的冲击非常短暂，佛朗哥追求的就是“传统的西班牙”。千年来，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而西班牙人，几乎天生就充满宗教热情。这种对天主教的热情，从西班牙通过移民燃烧到南美，再从南美进入本是新教天下的美国，连我们都能感受到。

我们在法国和西班牙，都去过许多教堂，感受完全不同。法国的教堂是肃穆的，你会向上仰视，全身心地离开尘世。法国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一些早期的教堂，形制还不成熟，并不如此完美。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发展相对比较晚，反而直接接过了法国哥特式教堂的成熟形制。不论是巴塞罗那主教堂，还是一些很小的小教堂，反而在造型上十分完美。可是，如果看惯了法国教堂，有时候，西班牙教堂会让你感觉装饰过度，肃穆因此被冲淡。高迪的圣家族教堂，在任何地区或许都是奇怪的、过分的，只有在西班牙，它恰到好处。我总是隐约觉得，站在西班牙教堂里，向上的飞翔不是绝对的，尘世在拖住他们。

西班牙人的热情可以是洋溢而泛滥的，宗教和世俗缠绕在一起。西班牙人热爱圣母，她是他们心目中神圣纯洁的女人，她的位置是西班牙最理想的尘世和神界的过渡，象征着西班牙的宗教精神。他们对圣母的赞美和崇拜，也是半神半人的。一年中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地方、一些街道，在抬着他们的圣母游行，他们竭尽所能给她装饰，绣着金边、缀着银线、戴着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她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女儿。西班牙人为圣母骄傲而谦卑，谦卑地感受骄傲。

长久以来，佛朗哥的国家不是政教分离的。所有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都多多少少带有教会学校的性质。宗教戒律和法律没有完全分开。违背宗教戒律，在西班牙可能就同时是违法。宗教文化渗入这块土地，佛朗哥上台的时候采取的对宗教的态度和强制政策，甚至是他顺应民心的地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使西班牙的宗教离开政治，无论如何也是时候了。可是到了操作层面，有民众的宗教文化感情问题，也有细节操作的困难。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重新划定；政教分离，要分离到什么程度；天主教会和教育的关系；天主教会原有的戒律，如离婚、堕胎等，法律是否仍然支持，对西班牙人，都是大问题。

宗教之外，当然还有属于世俗世界的纠纷：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农业和土地改革问题，还有最为棘手的地区自治问题。

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从5月开始，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的三十六个成员开始公开讨论。这是需要极大耐心的一场讨论。总的来说，中间派占上风，虽然好几次到了分裂边缘。激进观点渐渐被边缘化，特别是右派人民联盟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他们逐步成为少数，他们不肯退让的主要原因是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区域自治问题。

5月22日，委员会在教育制度上陷入严重僵局。这天晚上，民主联合会的四个代表、社会党四个代表相约在马德里何塞·路易斯饭店会面，在饭桌上讨论分歧。两大党都算中间派，但前者偏右，后者偏左。这顿饭吃得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清晨达成了一系列妥协：所有涉及宗教问题的分歧，包括教会的独立、教育、离婚、堕胎问题，都达成了妥协；对劳资关系，对拒绝参军的良心反战者，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也达成了妥协。尽管另外两党没有参加这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却预先和他们通过气，并且得到这两个政党的支持。他们承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认可两大党达成的妥协。

经过一百四十八个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讲，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完成了修改稿。

7月份，“求同联盟”七君子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议会对最后修改稿进行了审查、表决。只有两票反对，十四票弃权的主要是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宪法文本给送到参议院，参议院通过时做出修改。议会再将这些修改结合到原先文本中。

首相苏亚雷兹对议会说：“宪法，作为民族和谐的表达，必须通过一致认同而达成。”

1978年10月31日，宪法文本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在最后投票中，五个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和三个巴斯克代表投了反对票，十二个巴斯克代表缺席弃权。

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利益的沟坎。当年，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酿出内战。今天，西班牙在证明，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在吸取教训。制宪期间，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促使和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障碍。正是历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无论有多大的分歧，终于没有放弃努力，得到了一部宪法。

我有时候想，激烈争执后妥协的宪法，比没有争执的宪法要靠得住。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强势压死，就是大家不把宪法当真。西班牙人在制宪过程中争个面红耳赤，这表明以后他们是打算认真实施的。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投反对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签署宪法。西班牙王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正式确立。

此时此刻，人们会想起，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在一次呼吁支持宪法的群众集会上的话：“今日西班牙之民主，尽管还丑陋，却要比那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西班牙宪法于1978年12月28日生效。同一天，首相苏亚雷兹发表电视讲话。他在电视上宣布，他已经请求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下令解散议会，启动新的选举。这具有象征意义，这是在制宪以后，按照新宪法规定实行的第一次选举，具有更确定的合法性。通过这次选举，苏亚雷兹本人从1976年国王个人任命的首相，到1977年第一次大选当选的首相，再变成制宪以后按照宪法规定当选的首相。这一变化将象征着西班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1977年第一次大选后，就在西班牙国家范围内形成左右对称的两大党两小党竞争的局面，大党一左一右处于中间地位，形象更温和，小党一左一右处于两端，形象更激烈和极端。这种温和和极端，既是政党本身党纲诉求的结果、是自身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遗产，是民众的历史记忆。

1979年大选，没有意料之外的情况。原来的四大党派，三个选票微升。明显失落的，是右翼的人民联盟，选票从1977年的百分之八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一，议会席位从十六席下降到九席。民众仍然倾向于温和的中间党派，既要开明改革，又要保障民生和稳定。最醒目的对比，是共产党选票的微升和右翼的人民联盟选票的下降。

这当然和两党的形象调整有关。1977年选举后，共产党在卡利约领导之下，明确地表示支持民主进程，和以往的形象渐行渐远。这是1979年共产党在大选中成绩显著的原因。但是，内部责难和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分裂为几个党，在全国范围内分量下降。

右翼的人民联盟，经历刚好相反。他们聚集着一批佛朗哥时代的官员。“运动”解散后，原来“运动”旧部也加入进来。他们在佛朗哥死后失势，国王和首相显然都不喜欢他们。此刻，反而是右派们感觉自己受压制，感觉西班牙社会把佛朗哥看成一种“原罪”。他们认为，民主化的结果在完全否定佛朗哥时代，民众义无反顾地抛弃佛朗哥是不公平的。1977年大选后，他们以为，这都是左派“宣传”的结果。他们想扳回来。

于是，1977年后，人民联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走了一条相反道路，表现得更为激进。在公众集会上，带领追随他们的民众，呼喊“佛朗哥，佛朗哥！”其结果是，1979年大选他们几乎被选民们抛弃。

新制度的特点，是唯有自己才能判自己的政治死刑。只要你有能力反映民意，做民众的向导，早晚有一天民众还会追随你的。从这次惨败开始，右翼开始学着适应游戏规则。他们仍然有上台唱戏的机会。

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转变，确立了新的君主立宪制。这是苏亚雷兹个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骄傲的成就，也是西班牙大众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愿。回想起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也离不开佛朗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西班牙对为赶上时代而做的长期准备。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的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在佛朗哥生前，西班牙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开放的国家。在变革进程开始的时候，体制内的佛朗哥旧部，不是顽抗变革，而是率先组党。这一刻，你不能不想到，他们的领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

自由的空间大了。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为代价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解禁过程，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变化。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的调节，根本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人们无法适应。在这个宗教根深蒂固的国家，“突然间”，历史学家评论说，西班牙人“把重获自由当作一种发泄”，不仅色情刊物泛滥，而且社会治安直落谷底，刑事案直线上升，警察束手无策。出租车不敢搭载单身客，怕给“干掉”。在瓦伦西亚和巴斯克地区，则恐怖活动日益猖獗。

真正的考验，是在制度转型以后。就像必须生一次大病一样，活过来，改革才像获得免疫力之后的婴儿，算是能够长大了。在1979年大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一切都如期发生了。

这次考验，围绕苏亚雷兹而发生。起因就是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显得“别扭”的巴斯克地区。

虽然时间紧迫，可是在心里，我们一直在为去巴斯克的行程准备理由。它在北方，很远。可是，正因为远，没有去就很不甘心，觉得这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块土地，应该踏踏实实在上面走过，才比较放心。再者，后现代建筑思潮之后，我们最想看一眼的闻名世界的未来主义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在巴斯克的毕尔巴鄂（Bilbao）。还有，就是“埃塔”和巴斯克独立运动，声名在外，我们实在好奇。

在塞维利亚，我们把以后各程的火车票一次全部买妥。买票的时候语言不通，就在纸上写明：日程、地点。地图上，毕尔巴鄂有并列两个地名，先是Bilbo，再是Bilbao。我们写了Bilbo。售票员是个面善、耐心的中年人，看着地名开始摇头：没这个地方。我们只好干脆掏出那张巨大的西班牙全国地图指给他看，于是他写下来：Bilbao。我们笑起来，这又是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之争了。

告别科尔多瓦，坐上北上的火车。一路上又是安达卢西亚和拉曼却的壮阔景色。还经过了无数的橄榄树林，那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干旱，干得连草都不生，银灰色的橄榄树下，就是裸露的土地。也有稀稀拉拉的松树，可是，就算绿，也是干乎乎的绿。中午时分到马德里，我们必须在马德里换车站，转上去巴斯克的火车。好在两个车站之间有地铁相通，不用出站，时间也不紧。

就在半途，我们经过古城布尔戈斯（Burgos）。远远地，可以看到安葬着中世纪西班牙战神熙德的教堂。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下去。

继续北上。山，渐渐地更高了，到下午，却好像是有一支水彩笔，沾着绿色，轻轻抹了一下大地，出现了一丝淡绿。不在于绿，而在于那份滋润。这水绿润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渐渐地，铺满了车窗外的山坡田野。在西班牙那么多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空气蕴涵了水分。傍晚时分，眼看暮色降临，火车开始吭哧吭哧地在山里爬了，车窗外已是一片浓重绿色。我们进入北方巴斯克地区了。这里气候湿润，水草丰茂，树密林深，和我们几十天来看到的西班牙，完全不同。天黑下来，车窗外是稠密的灯光，那应该是城镇。可是，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几个小镇，那是一片连着一片，没有尽头的光亮接着光亮。巴斯克是富庶的，我们还没到，就信了。

火车开进了毕尔巴鄂。下车后，站台尽头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玻璃画，占了整个火车站大楼的一面，色彩绚朗而饱满。彩色玻璃画的感觉，是在别的画里找不到的，它本身就在发光，每一块色彩都是发亮的。画上风景，却很富民粹精神：天空、云彩、山川、树木、河流、桥梁，推着斗车的健壮矿工，牵着耕牛的憨厚农人；那湍急的河中，奋力划桨的水手，洋溢着劳动者的豪情；人，强壮而挺拔的巴斯克人，他们的家园，矮矮的民居，一座又一座高高的教堂，中间镶嵌的那个大时钟，像太阳一样夺目。我们马上注意到，就在这“太阳”下是一个精美纹徽，很意外地发现，那个王冠，那个盾形的纹饰、狮子、城堡，对称的柱子绕着红色的带子，我们很熟悉。它，象征着西班牙，那是西班牙王徽。

已经是夜晚了，在车站大厅里，先花几个欧元买了一幅大地图。车站里有旅行信息中心，问了那里的女士，她给我们在地图上画出古根海姆博物馆，指出老城的方向。

出车站不远，就是毕尔巴鄂河。这儿的街道、大楼、路口和这条河这座桥，在夜间像极了上海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一瞬间似乎感觉是站在四川路桥下的邮电大楼前，只是这里的高楼更多一些，灯光更亮一些。

过了桥，再过一条有轨电车街道，就进了围绕主教堂的老城区。进了老城区的小巷，才领悟现在虽是入夜，对西班牙人来说正当热闹时。小巷里店家灯火通明，人潮汹涌，特别是小酒吧，溢出店堂，挤得小巷一节一节水泄不通，似乎人人都在喝，个个都在放声说话，热闹非凡。对我们来说，夜深了，先要找旅馆住下，当然，要便宜的小旅馆。

我们已经有经验了，老城是小旅馆云集的地方。而且，在西班牙找旅馆，要找“H”这个字母的标牌，那是旅馆（Hotel）的意思。在美国，公路上的“H”是表示附近有医院（Hospital），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转了几条街，一个“H”也没看到，凭经验觉得这绝不可能。老城区不可能没有小旅馆。只好想办法问了。好在，总能碰上懂英语的人。伸手一指，这就是。这是一个招牌，上面一个“P”。在美国，这街道上的“P”表示停车场（Parking），偏偏在毕尔巴鄂，这“P”是寄宿舍（Pension）。寄宿舍，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小旅馆啊。这才发现，“P”，到处都是。

不过毕尔巴鄂的寄宿舍和小旅馆还是大不相同。寄宿舍是以前的公寓大楼改建的。上海的苏州河边，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寓大楼，楼层高敞，长长的走廊，打蜡的硬木地板，阳台上是铁花栏杆。毕尔巴鄂老城的公寓大楼，现在仍然是住家的公寓，只不过部分房间，有时候是一层两层，改成了给旅行者住的寄宿舍。我们按电铃，“敲”开一个有寄宿舍的大楼，一进门就是个“很奢侈”的大进厅空间，很气派的老式雕塑，和我们习惯了的小旅馆很不匹配。楼梯宽大到豪华的地步，上得三楼，进一大门，里面别有洞天。见了寄宿舍的管理人员。一开口，完了，她的英语恰和我们的西班牙语一样，完全不足以沟通。我只是隐隐约约明白，住宿有问题，因为老太太在摇头。这可是巴斯克的半夜，我们还能去哪儿？

这时，来了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漂亮女孩，感谢上帝，是美国人。马上为我们翻译开了，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加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这才明白，老太太的意思是，今天能住，明天以后的房间都订满了。原来，明天是西班牙国庆节。我们问女孩她说的是不是巴斯克语，“不是，是西班牙语。”她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一般都说巴斯克语，可是像小旅馆这样的“对外机构”，都能说西班牙语。而英语一般都不行。记得在巴塞罗那，小旅馆都懂法语，可是英语也不通行。

里面是长长的走廊，集中几间公共小浴室和公用厕所。住房宽宽大大，有小阳台。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忘了明天的住处还没有着落，倒头先睡了。

一早起来，老太太比比画画，说是可以住下去了。我们高高兴兴交钱，背起出门的背包。

这才发现毕尔巴鄂和上海的差别——河水环绕的老城之外，是晴朗的、有雾气的、深绿湿润的群山。

河边小广场之上，高扬着一面红底、白色十字架、绿色斜交叉条纹组成的米字旗。这是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创始人阿拉那（Sabino Arana）亲手设计的巴斯克的旗帜，那还是1894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