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与诚信

阿米绪的保护者

讲着阿米绪故事，就很难不想到贵格教派（Quaker）。贵格也称作公谊会或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和清教徒、阿米绪一样，也是一个新教教派。今天阿米绪能在北美发展，全仗贵格接纳。说来也对，假如没有外部宽容，阿米绪自己再有定力也难存活。可是在政教合一的十七世纪，接纳首先并不是体现在政府的行政接纳，而是一个强势宗教派别对异教的接纳。

我和大多来北美的移民一样，最初和“贵格”相遇，是从一个老牌圆筒麦片开始，它印着个笑呵呵的老人头像和“贵格麦片”（Quaker Oats）字样，这麦片进了家门就没有断过。真正令我对“贵格”刮目相看，是很多年前准备写美国种族相处的历史故事。当时我在乡村图书馆借来一本书，其中有一段贵格集会的会议记录，看了心情很不平静。

这份记录诞生在1688年，那时贵格在宾夕法尼亚安定下来只有七年。那是在德裔贵格会友建立的“德国镇”，移民们在每周一次的宗教聚会上讨论说：“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力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辈分、不同血统和不同肤色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这不仅是在反奴隶制，还在反对歧视、提出接受异类的平等和宽容，这是向前迈出的更为困难的一步，很多现代人还不能做到。

如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能够认识奴隶制度的罪恶，到达北美不久就立下禁令，禁止从非洲劫持黑人为奴，违者处死刑。可他们虽然自己在欧洲饱受宗教迫害，来到北美后对异教徒仍然无法宽容。贵格在马萨诸塞州就饱受清教徒迫害：书被烧，教徒被吊死。1681年贵格领袖之一威廉·潘恩向英国国王要下宾夕法尼亚建立殖民地，第二年潘恩在伦敦宣布他的施政纲领，不仅在总督之外有一个强有力的拥有立法权的议会，还明确提出实行宗教自由。从此，宾夕法尼亚开始实践宗教宽容的“神圣试验”，也成了阿米绪在北美的第一块乐土。

北美是新大陆，却并非从零开始，其成就多半可追到源头英国，“贵格思路”也不例外。

贵格的源头

Quaker一词英语意思是“震颤者”，据说源自它的一名早期领袖称“听到上帝的话震颤”而得名。贵格的创始人是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乔治·福克斯。

福克斯天生的特性可能就适合做宗教领袖，他内向、投入、严肃、善思考，又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环境中，在那个时代，七七八八出现了一大批各类所谓新教教派，看来并非偶然。原因是几百年下来，教会借神意、外战压倒内省，重仪式超过重内容的趋势越演越烈，许多基督徒感到不满。我们今天看到，即便是天主教这样的古老教会，也逐渐在内部改革，慢慢变化和扭转方向。当时这些新教教派的出现，也是一些教徒对原来的教会失望继而绝望，遂提出各种不同的对人神关系的思考，贵格就是其中激进的一支。

福克斯和很多圣徒、宗教领袖的经历类似，都有过一段在信仰世界中认为是与神对话，而在世俗世界认为是精神失常的时期。说福克斯的教派激进，是他在“反形式主义”方面相当矫枉过正：不称呼尊称头衔，不起誓；礼拜不叫礼拜，要叫做会议（meeting）；教堂要叫做会所会堂（meeting house），今天在北美也还是这样，福克斯一开始还坚持要把教堂叫做“带尖顶的房子”。福克斯反对洗礼和圣餐，认为神在每个人心中，人可以直接与神对话，任何人无须训练就可向他人传教，不分男女。

福克斯要求教徒如兄弟般友爱，严格按照基督的精神去实践，过平淡生活，外延扩大到演讲不要花里胡哨，简洁明了即可。据说现代西方政治家的演说风格，就是受了贵格的影响。福克斯认为，基督上十字架，昭示人类的就是和平主义，不抵抗、非暴力。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阿米绪一致，所以他们都被称为是和平教会，后来人们以为非暴力是甘地的发明，只是一个误解。贵格要求人追求正直、诚实、完善，也从平等推出宗教自由。

贵格派一出来就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但是公平地说，也有一些冲突是必然的。贵格许多自己订的规矩，确实和英国的法律有冲突。至少，为求平等而在法庭上不以尊称称呼法官，上法庭和作证拒绝起誓，都有藐视法庭之嫌。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是今日最著名的阿米绪聚集地，兰开斯特这个地名即来自英国，福克斯曾几度在英国的兰开斯特郡被捕入狱。

可是读这些故事总是有一些奇特的感觉，感觉那里的传统与其他地方不同。比如说，一次福克斯被抓起来送到伦敦的“护国公”克伦威尔那里，克伦威尔就会有兴致坐下来，听听这位异见领袖讲述贵格和传统宗教的不同，听着听着，颇为感动，虽然他并不赞同，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贵格教徒的起诉，可克伦威尔还是把福克斯给放了，还说，我们要是能这么常聊聊，兴许就能缩小差距。此后福克斯又被查理二世抓起来过，关在英国兰开斯特。福克斯在监狱里洋洋洒洒给国王写信提出种种建议，虽然国王并未采纳，至少有一条是照做了，就是放掉了一大批在克伦威尔时期被捕的贵格教徒。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宽容就有产生的土壤。

贵格和作为农夫的阿米绪不同，成员有大量的绅士和商人，也就是知识精英，因此在教育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和阿米绪就有很大不同。贵格在北美自己创办了许多学校和大学。他们从一开始在保护自己宗教自由的同时，就有政治理论的思考，并且懂得推动立法来保护自己。如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威廉·潘恩，就把英国逮捕非国教教徒的行为都归作是对“与自由和财产相联系的古代根本法”的攻击，他宣称，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纯粹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剥夺自由和财产。他的理论基础是，英国对自然法的确认，是他们最根本的遗产。潘恩宣称，他赞同对英国历史的如此看法：即“大宪章”并非个人权利的起源，个人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大宪章”只不过是“追认”了“原本就存在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努力，英国终于在1689年推出了《宗教宽容法》（），允许贵格等新教徒维持自己的信仰，虽然在出任公职上仍有限制，也没有包容天主教徒和统一教。可是，在十七世纪，就能够确立“宽容”为法律原则，已经非同寻常。同时，宽容也表现在异端一方，他们不谋求取代国教，而寻求和平共处。他们虽然不能任公职，却转而把他们对道德、责任的宗教热情注入社会其他领域。在十七世纪，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英国贵格信徒和国教信徒人数差不多，在十八世纪前者是后者的四倍，在十九世纪是三十倍。在北美，宾夕法尼亚是十七世纪英国在那里建立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却是发展最迅速的地方，这与潘恩的贵格思路分不开。建立美国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原则包含了很多贵格原则。

提升自己是改变社会的起点

而贵格思路中对社会的要求是从他们对个人品质的要求中延伸出来的。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常识，良好社会来源于这个社会的个人对自己有一定的品质要求。随着时代变化，贵格也在不断变化中。他们不像阿米绪那样坚持古朴的服装，我们在麦片罐上看到的典型的早期贵格服装，在现代美国已经看不到了，这使得他们融入人流中，而不是像阿米绪那样，因古朴反而突兀，虽然贵格对服装还是保留着力求朴素的观念和要求。贵格仍然坚守自己从信仰出发的基本准则：简朴、诚实、平等、和平。贵格对这样的品质内修格外认真。

贵格信众很出名的特点是“不起誓”。而在法庭作证必须对《圣经》起誓“只说真话”，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传统，可是为了强调社会宽容，对于无神论者和如贵格教徒这样的“不起誓者”，法庭上容许以“确认”（affirm）取代“宣誓”（swear），甚至连总统宣誓都可以以“确认”替代。非常有意思的是，贵格不起誓不是给说谎留后路，而是对诚实的细究。我们谁也没有如贵格那样去认真想过，起誓可能是一个划分起誓前后两种状态的标志。贵格的认真就是寻根刨底，不给自己留下不诚实的借口和余地。他们认为：如果起誓在法庭上作证讲的都是真话，那是否等于说，其他时间、日常生活中就可能或者可以说谎？他们拒绝在法庭上起誓说真话，是为了确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

这一类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贵格信徒认为不依仗信仰难以做到。和平主义是一个更为突出的例证。对贵格、阿米绪这样的和平教会来说，和平是信仰对个人的品质要求，所以是从自己为出发点和思考立足点的。对他们来说，非暴力就是绝对不使用暴力，必须具体落实到自己绝无暴力行为，进而要求自己不以暴力抵御伤害，也不以暴力救助他人。由此，他们推出反对一切战争就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假设自己和亲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都不违背信仰动用暴力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个人和平宣言就落在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上。而世俗世界的反战以及和平主义，往往是泛泛的有关战争观点的政治表态，从来没有细想过，临到自己面对生命威胁时，这宣言还是否作数。和平教会的和平宣言是拿自己的生命垫底，自然就比较硬气。从十七世纪在英国开始，贵格就以反对以国家名义发动战争而著名。

由于贵格和阿米绪不同，他们更为积极参与外部社会活动，因此在促进“良心反战者”可以免服兵役的官司中，贵格是司法挑战的主力，而阿米绪更像是受益者。如果说阿米绪的生活态度是洁身自好，贵格则是积极进取。阿米绪的和平主义，止于自己的非暴力、不当兵。而贵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做了大量对平民的救助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帮助纳粹德国的难民出逃，给交战双方国家的平民以人道救援。因此在1947年，英美两大贵格慈善组织英国教友会（Friend Service Council）、美国教友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他们更进一步参与进行敌对国家的调解，以及预防暴力冲突的工作。

贵格启示

读贵格的历史，就像读阿米绪一样，会感受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奇妙。

人的天性中其实有放纵、自私、趋利的倾向，极端的时候会侵犯伤害他人，会引出暴力甚至战争。人也有虚荣、自我放大的倾向，投入社会政治的目的有时会夹杂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对荣耀的追求。可是，人类也有另一面，寻求谦卑中的反省，试图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弱点，试着给自己一个刹车装置。在信仰世界中，改变世界的第一步，是提升自我、完善家庭。自己内修为良善之辈，扩大至推动社会向善行走，己所欲，施予人。社会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

英语有很有趣的一面，例如把我们华人文化中颇为正面的“有雄心”、“劲头十足”和略有贬义的“野心勃勃”，一起叫做“ambitious”；也把中文中正面的“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和负面的“放肆”、“具挑衅性”、“侵略性”一并合为“aggressive”。你仔细体味，发现它们差不多像是一回事，差别只在分寸上。控制分寸的是一条无形的界限，一脚走过，如覆水难收。阿米绪建设自己的社区生活，贵格进而试图改变外部社会，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积极进取的，但他们始终把握那条无形界限，把自己约束在界限的此岸。精神活动中自觉内敛的这一面的确引人入胜。

对比之下，一个缺乏自律的社会，也就容易找到病根，知道它缺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