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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衣食住行

说衣

今年春天去台湾,同去的朋友行前都忙置装,男士门买上千元的西装,过百元的领带……女士们的时装、礼服更多姿多彩。谁叫我一块去做衣服我都谢绝,只悄悄找到一家居民委员会办的小裁缝铺做了两身中式裤褂。疙瘩绊,肥袖口,另外在个体户小摊上买了双充礼服呢圆口布鞋,加一块是人家一条皮带价钱。到台湾一下飞机,“不好意思”,众多西服革履没被注意,来迎接的朋友们却先把视线投向了我。杂文作家协会会长满口京腔的吴延环老前辈,拉着我手说:“他们还说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北京来的”!

我说:“我这身可没您那身讲究!”

他穿的是宝蓝色春绸大褂!真礼服呢圆口布鞋。

回来后,接待日本作家,我又穿这身短打。老朋友黑井千次等围着看了半天,跟我打听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服装,若买不到他想用身上那套高级西装跟我换。若从经济眼光出发,跟他换还真合算,他那套西装比咱们有些“精品店”“时装屋”展销的高价品像样得多。

西装我也做过两身,是专门在中国人集会场合穿的。因为我们时髦的同胞注重新潮,不穿洋服难免被看做落伍。君不见车站前捣腾车票的游民,摆小摊卖野药品小贩都穿件皱皱巴巴的西装吗?

有人见我做中式裤褂得了便宜,就问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说我在国外已取得一条经验要想在飞机场、游览地找中国同志,就看人群中谁就穿西服。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除去上班或隆重场合,决不肯穿的那么正经。连消闲、旅行都还正经八百的穿西装,唯我同胞。可是到了重要社交场合,咱那份西装又多半不够档次,不合潮流。西装的流行性强,面料、款式、时尚变化极快,真要进究,外衣、衬衫、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别在口袋中的手帕都讲成龙配套。真要赶潮流,没有几位赶得起。我们市场上有些产品,虽然吹得很响,其实中档货,甚至在西方是大众西装。但我们做中式服装绝对正宗,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中有一条,正式场合穿西装要按西方惯例,穿民族服装依本国规格为准,我这一百多块钱的裤褂,跟他几千元一套西装同属高级、正式服饰,少花钱,占高档,何乐不为?

衣食住行,中国人把衣放在首位,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没东西吃活不成;会飞会跑才能迁移运动;筑巢搭窝避风雨,养后代。食、住、行三样,是连动物都必须的生存条件。唯有“衣”是人类特有,它是文明产物。穿衣不只是遮体保温,还有精神因素,穿什么,怎么穿,体现着个性爱好、审美观念、文化品位。有时又被人当作财富和地位标签。我们见过朴素而有品位的穿着,也不乏以奢侈,低俗为美的衣装。有时美可以卖钱,但任何时候光靠花钱都买不来美。

赶时髦只要不过度,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过度就透着浮华,跟着时装商的广告转,常常是缺乏主见的表现。

我想在衣上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不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准对别人品头论足;二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穿衣吃饭量家当,量入为出,只要生活中舒适合体,交际时合乎礼仪,就是好衣装。

说食

中国人会吃,谁都得服气。别的不说,到西餐馆看看菜牌,煎牛排、煎猪排、烤鱼、烤鸡、烤大虾、罐焖牛肉、罐闷鸡……可怜,吃了几千年,他们至今不知道菜还可以“炒”,就凭这一条中餐菜谱就比西餐多了好几本!所以在西方,政府要人举办宴会,也不过一道汤,两道菜,最后来个甜点就算丰宴。中国人要摆一桌子,吃一看二观三!

中国人爱吃,什么节日都跟吃挂钩。过年吃饺子,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立春吃春饼,立秋补秋膘,结婚吃龙凤饼,过生日吃长寿面,重阳吃花糕……至于正餐又有多少菜系,多种风格。粗的整个鸡包上泥去烧名曰“叫花子鸡”,细的一根豆芽中穿上一根烤鸭丝,名叫“让掐菜”!我到香港台湾,最大的精神负担和生理负担就是吃。香港人约稿谈天会朋友,不在茶楼就在饭馆,一天三餐得用去6个小时以上。台湾也不含糊,有一晚上吃过三顿晚宴外加一顿夜宵。我暗地里为在吃上花的时间过多而焦心。所以自己在家吃饭,我就作点补偿,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为止。时间就是金钱,在吃上少花点,时间上多挣点,集腋成裘,等于多活了好几岁。

我想,如果不是礼仪性的交际活动,吃的标准应是好吃有益,省事省时。

现在许多朋友在畅谈饮食文化。我非常拥护。我在这方面没文化。我评判饮食好坏第一标准还是好吃,如果有两种菜,一种是拿菜肴摆成风景,摆成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等美丽图案,味道却一般;另一种模样就是一盘菜,吃起来却美味可口,余香不绝,我一定选后者。要看精巧东西不如去工艺美术商店。满足眼睛需要挑好看的买,满足舌头需要找好吃的吃,好看也不等于要把豆腐做得像鱼,把鱼做得像鸡蛋,再把鸡蛋做得像豆腐,然后整盘菜做的像盆景。原姿原色,突出食品本身的美感也不失于一种妙招。

我赞成饮食的改革开放政策,汉堡包、肯德基家乡鸡、麦当劳,只要好吃,方便,拿来我吃不必有所顾忌。不过也别认为凡是舶来品都比国货高一头。在美国上快餐店里吃饭,多半是上班的午间,旅游的空暇,为的是方便省时。有回我陪两位西方来客逛街后上某西式快餐店吃饭,看到一对新婚夫妇胸前带着喜花,满面春风的站在快餐店门口迎接贺客。一打听原来是在那里举办结婚宴会。看到那新郎一副时髦潇洒,志得意满的气势,外国人问我:“他们在干什么?”我不大诚实地说,“看样是朋友聚会,他俩作东”。那洋人说:“我还以为是在这里结婚呢,心里还奇怪,中国人不是挺爱讲面子呢,怎么连结婚都在快餐店里举行……”

我赞成研究饮食文化,吃确是一门学问。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吃出了成就来的,一位是汪曾祺。汪曾祺会吃也会做,做的兴致比吃的兴致还大些。汪做菜重质而不重价,普通鱼肉皆可人馔,但鱼要新鲜合用,肉要肥瘦带皮,配料绝不将就。他像治学一样从事烹调,研究试验,推陈出新。偶有所得,比写篇好小说还高兴。

另一位是抗战时归国的华侨,原是文化人,后投身经济建设,当了某大钢铁厂的副经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齐在盘锦劳动改造。那里是盐碱地,连可吃的野菜都找不着。伙食坏得难以下咽。有天夜班干活,休息时我看到他蹲在烧开水锅炉房偷偷在忙什么,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一看,原来在用掏出来的火炭烧烤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边烧烤一边下盐。我叫他一声,他吓得急忙把老鼠揣进怀里,待看到是我,笑看骂道:“反动文人,臭老九,吓得我差点烫坏肚皮!”说着掏出老鼠来,吹着气说:“来,吃一口,难得的美味”!我叹了口气说:“我活得都不耐烦,你还有心思弄这个!”他笑笑说:“别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现成的美味为什么不吃呢,补充点营养,挨斗也能多挺些时候……”

他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我吃东西从不以贵取胜,现在如果有人卖烤老鼠,再贵我也买一只,为了纪念他。纪念我们那段难忘的生活。

说住

说住以前有名俗语,“西洋房子中国菜”,意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这话有待商量。中国烹调技术高,花样多,味道好,说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国房子各有长短,难分高下。举例来说:人不能与自然隔离。洋房楼高,只能在屋顶上建花园,窗台上摆盆栽。中国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环列屋宇。门前种树,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后池中养鱼,人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去国外访问,进了洋楼没有人指点你闹不清家长住那间屋,儿孙住何处。可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一见贾母就迎上去抱头痛哭不怕认错人。因为在四合院中什么身份住什么房屋,有一定规制。林小姐注意到进入垂花门后,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两旁抄手游廊包围着的正房,才看到人们扶着一位白发太太走过来的。

洋楼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独特的美。但多大规模,几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国房子迎门树一道影壁,两盆夹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谦虚中透着含蓄。这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

四合院和旧式房舍,是封建社会大家族共居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为高层建筑所代替,势所必然。但高层也有照搬外洋和继承传统两种思路。北京帽儿胡同新建小区结构是现代的,外装修,轮廓线,平面布局则吸收传统建筑艺术之长,因而受到行家赞赏,住户欢迎,它继承了传统,又借鉴外国。

“安居”方可“乐业”,我国2000年要达到小康计划中,对人均住房面积标准,有具体规定,人们的居住面积总是会逐步解决。但有了居住空间不等于就“安居”,还看怎么装修,怎么使用,怎么建设居室内部的“小气候”。

在沿海渔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渔民盖起别墅式洋房,内装修豪华,旧家具当木柴贱价卖给收废品的,花高价换上家具皮沙发,洋餐桌,组合柜。吃饭时则把饭菜放在玻璃茶几上,蹲在它旁边进餐。一是蹲惯了,二是怕把鱼刺掉在地毯上。

数十年前我在四川住过一家饭店,房内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陈设着笔墨纸砚,顶上悬着纱灯,一派书香典雅。近年再去发现改建成了高层标准了,以致使人弄不清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相反,我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家做客,看到他客厅隔断墙上镶了四块木雕构件,竟是中国太师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在北京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每件只要20美元。(我估计小贩收购时,连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厅的顶棚是用多扇大陆农村的旧式大窗拼成的,在窗棂空隙处装暗灯。酒柜是大陆旧时杂货的老柜台柜前摆着老北京到处都有的大酒缸。老板来招呼我们,我问他这些东西那里来的?他说是从大陆购运来的,有人专门去大陆收购,一次运来好几船。他特别补充说:“这些在大陆算废旧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旧家具的艺术和民俗价值还有人承认并保存;看到我们把珍贵东西当废品卖了再花高价买普通西式家具,也有点遗憾。

我尊重各自的选择。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证明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兴。得到的一点启发是:居得安不安,不只决定于物质条件,还有精神因素。作为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作为一个民族,什么叫美,怎么才算舒服,该有点共同性。

节俭,朴实不影响美观和适用,华丽奢侈也不见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钱,得安居,何乐不为!

说行

本来我以为“行路难”只存在于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谚:“县里干部两头平,区级干部帆布棚,乡级干部一百三十,村级干部两腿拧。”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一档,连一些富裕乡镇企业领导人都“两头平”了,该知足了吧?岂料不然。“两头平”还有国产车进口车之分,进口车又有丰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别。据说有的单位按级别不能买高档车,买了高档车不能立“户口”。他们就先买国产车,办下“户口”就来报废,贱价处理这车,然后在它的“户口”下换上进口高级车。所以近日报载,中央雷厉风行,要干部们在自律中把不按规定乘车作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过失来检查。

这是听说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随政协委员们到一个小县考察。县里合资企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被视为成功典型。参观完与当地领导座谈,主人请一位欧洲裔委员发言,那位白肤蓝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不想光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人当然表示欢迎批评。那位委员问:“你知道在外国什么样的人才坐那种车吗?大亨!资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厂里的工人干的是外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工钱,你们县是才奔小康,一个厂长就坐这样的车?我在外方代表面前替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在座的无不为这位爱国的同志感动!

前些天报上公布了各级干部用车的排气量标准。我不懂3.0、2.5等排气量实际的含义。猜想数字越大载重能力可能越强,载重能力大就标明坐车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轻载搭重车。

细想一下,这倒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中国有皇帝的时候,皇上家里人谁乘什么车,当官的那一级官员乘什么轿,都有法律规定。不按标准乘用就叫“违制”,违制是要治罪的,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照样。我在德国曾看见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城下逃跑时乘的那辆马车,不仅豪华舒适,车上还带有厕所。洋朋友说这是皇帝才有的马车!只是拿破仑嫌马车跑得慢,怕被俄罗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骑马逃走了。这辆马车就成了展览品。

中央在认真检查处理坐车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尽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难题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门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钱乘车、乘船是购买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和交通行业的服务权。按道理说旅客一买了票就取得了暂时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务人员则是受雇于旅客。但在旧社会,许多事是不讲道理的。操纵交通工具的大权在业主手里,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么走在他。旅客处于被动地位。欺压旅客成为常事,所以旧中国有一句谚语:“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新中国成立,换了制度。我国交通事业完全以为人民服务目的,工作人员都无私奉献。铁路加了许多条,公路扩展了许多里。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连普通劳动人民也能空中旅行,用老北京的话说叫“老妈坐飞机,抖起来了”!中国人的“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若拿树来作比方,光是“根本”变化,树梢上缺枝少叶,怕是不好乘凉的。我们这棵“行”的大树,枝枝节节大部分都好。只是还有“个别”,缺枝少叶的地方。虽然只是“个别”,可就够老百姓喝一壶的。

前两天单位有两位领导从南边回京,启程时是请当地机关从火车站买的软卧车票。到北京一出站,被查出票是假的!不仅被罚款,而且受了顿教训。虽然买票的钱被罚的钱全由国家报销,公家罚公家,互通有无。但叫人想不明白:凭手续,拿证明由办事机关从车站买来的票都假,此地车站买票到彼地车站挨罚,这错误叫乘客怎么改正法呢?

去年到老挝访问,同行的是两位某省老作家,都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了。不知什么原因,其候机室与别的国际航线不同,是在楼下一处小厅中。连水也无处喝。这也没什么,大家说闲话解闷就是,我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谈有关出访事项。正谈到要维护国家尊严的问题,忽然一位比我儿辈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厉声喊道:“别聊了,到楼上找人去!”我奇怪地问:“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去找谁?”他说:“你们的人齐就行了?还有别人呢?去,到楼上喊一下,把坐这班飞机的旅客都招呼下来,我要清点人数”!一刹那间我真以为又回到了红卫兵专政的时期。两个小时候到达万象,看到老挝有关领导人和我国大使都来迎接,有人就感叹地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咱们相反,一离开家就值钱了!”

可见光有交通工具,不等于中国人的“行”就进入了先进时代。在“行”的事情上,也得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我还要说我们的交通业“根本”是好的,这只是枝节。

枝节好的我也见过。有次我送日本作家水上勉回日本,在上海候机。正坐着谈话,从外边走进四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全日空”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鲜花,直走到水上勉面前,啪的一声集体行礼,把花献到他面前说:“听说先生要乘我们飞机回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请接受我们的敬意……”水上勉马上眼圈都红了!连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不是专找外国例子来贬低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么崇洋媚外。我不会忘记论根本还是我们好。只想说若枝节也好,会让人更愉快。

我们的民航也确实在改进。今年开政协会时,有位女委员发言给民航提了点意见,第二天民航部门的领导人就来了解情况,及时做了处理,不仅退了钱,还把那家公司领导也从外地召来赔礼道歉。这件事在政协委员中引起极大感动,大家为此增加了对民航业改进工作的信心。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机表示敬意,并相信这种负责精神并不只是表现在政协委员身上,对所有乘客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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