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者

慕残人士

6个月的地下室生活后，路平得了脚气，手上也开始脱皮。他的床太低，被湿气贯穿了身体。

音乐就在这一片潮湿之中，自然地产生了。

路平开始一首接一首写歌，他会弹吉他也识谱，满墙都用图钉钉满了他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有那么多的话想唱出来。他几乎一天一首地写，高产的时候连词带曲一天三首。写好了就随手钉上墙，地下室潮湿，几天的工夫字迹就晕染出毛刺，纸张也被水汽吸附得死牢，像用糨糊贴在上面一样。

当路平把四面墙糊得满满当当后，他开始尝试以音乐为生。

一开始是卖歌，后来给人兼棚，帮忙编曲。他陆陆续续加入了一些乐队，自己也组建过一些乐队，大体经历和其他那些混迹北京的地下音乐人们没什么太大区别。西安盛产好歌手，就像山东淄博盛产乐手一样。地下、半地下的音乐人们有着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彼此之间习惯了帮扶。所以路平基本饿不死，但也吃不饱。

有时候，他跟着乐队跑酒吧演出。舞台上制造出来的最大响动声，也敌不过台下的一片骰子声。他偶尔开个小专场演出，来的人一边听一边玩手机，短消息的滴滴声飞镖一样扎进吉他的和弦里。

乐队不出名，没什么人尊重他们。有一次，他在台上唱一首写母亲的歌，台下两人旁若无人在热吻。男的将手伸进女的上衣里捏得起劲，旁边有人在起哄：“挤出奶来没有，找个杯子接着……”

他停了吉他，怒形于色，骂道：“贼你妈！要不要听歌！”

话音刚落就飞上来一个酒瓶子。

老板扔的。

瓶子擦着头皮碎在墙上，溅湿了路平一背，全是混着玻璃渣子的啤酒。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

他愣在台上，感受着湿漉漉的后腰，打死也想不通。

老板之前也是搞乐队的，不怎么拖欠工钱，一直对路平他们挺客气。

路平说：“他那天要敢砸在我琴上，我就和他拼命。”

那家酒吧的老板后来做得很大。现在开的酒吧，算是京城乐队演出酒吧中数得着的大场子。我有一次碰巧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火锅，我倒了两口杯“牛栏山”白酒摆在他面前。我说：“我有个结义兄弟叫路平……”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端起杯子，一仰头干掉一杯，一仰头又是一杯。

那天涮的是锡林郭勒的好羊肉，我吃了两筷子，就没了胃口。

他们乐队最穷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五个人吃一小锅挂面，打一枚鸡蛋进去，捞起来全是沫沫儿—鸡蛋是臭的。没人想浪费，就那么吃了，盐都没有。

吃完了接着排练。盛鸡蛋的U型纸壳糊满了天花板，死闷的小屋里棉被挂在窗户上隔音，八月底也不敢掀开，不能扰民，尤其不能扰了隔壁大婶子。

北京城的中年妇女比一般的饶舌歌手厉害多了，你扰了她睡午觉，她能不带脏字地把你寒碜进旱厕坑儿里去。你稍微和她顶嘴两句，她立马敢电话招来戴大檐帽儿的查你的暂住证，反正你又不是她儿子，把你发配通县去筛沙子，你妈心痛，她又不肝儿颤。

她不肝儿颤，有人肝儿颤。那些热爱摇滚乐的姑娘们，或者说，热爱摇滚乐手的姑娘们，或者说，热爱和摇滚乐以及摇滚乐手们滚床单的姑娘们。善良的傻姑娘们喜欢装糙，眉飞色舞地抽着万宝路，一脸寂寥地飞着叶子，张嘴就是一连串的乐队名字。她们表现出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和人舌吻，她们说真爱是个屁，从头到脚的满不在乎。

她们有时候喜欢落魄的摇滚乐手，或者“落魄”二字本身。

有一年雪山音乐节的时候，我和路平遇到过一群彪悍的“北京女摇青”。

路平问我：“你怎么看她们？”

我随口说：“她们未必是真的叛逆，就像她们未必是真的热爱摇滚乐。或许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喜欢的是什么，只是想要个标签。”

路平说：“嗯，是的，很多时候她们只是些孤独的孩子。”

我又说：“她们或许有成为大野洋子的兴趣，却输在没有那个基因。”

路平接话：“另一种意义上的慕残人士。这些姑娘的存在，有时候就像那锅面条里打的鸡蛋，让人充满期待的出现，却在起锅时变成沫沫儿。”

哈哈，老路，岂止是姑娘，你那些和北漂有关的日子，大部分不都是沫沫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