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者

舍得舍得

路平的乐队合了又散，散了又合。有人退回老家了，有人改行卖楼去了，有人跑去给电视台当现场乐手了。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长，压根儿看不到未来。锅盖一样敦实而沉重的北京，转眼又是一个沙尘暴肆虐的季节。

事实上，在三个沙尘暴后，路平的生活才有了一点儿绿意。

他吃得上饭了，甚至不用住地下室了，每个月的收入几乎和公务员时持平。名气也慢慢有一点儿了，开始和知名一点儿的乐手们称兄道弟。演出多起来了，演出时偶尔会有粉丝坐着火车从外地跑来捧场，当然，依旧是那些热爱摇滚乐手的善良的傻姑娘。

不管怎么讲，他貌似是在走上坡路了，而且越走越快。

这是北京城神奇的地方之一，对很多人来说，未必会真的成功，但也未必会一直坐滑梯。抛物线随时出现着，任意的一个小上扬就可以让你自己主动扣紧安全带，主动泯杀退意，重新归并到轨道中，一圈一圈地循环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奇幻的摩天轮或过山车里。

哈，北京是个大Game，北漂们是上瘾的玩家。北京城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最大的成瘾品。“老路老路，你上过瘾吗？让你绑紧安全带又最终解开安全带的那个小峰值，是什么东西？”路平：“唱片公司的签约合同书。”“真有唱片公司打算签你？那不就是所谓的混出头了吗？你没签？为什么没签？”路平捧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问我：“你看过《北京乐与路》吗？”“嗯……可是老路，你又不是那个在签约前夜被车撞死的。”

……

签约唱片公司的前夜，路平买了一斤鸭脖子，坐在路边自斟自饮。触手可及的美好前程摆在他面前，像搁在橱窗里一样，和他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他啃着鸭脖子，眯着眼睛细细地打量着。打量来打量去，打量完了以后，他伸手从包里掏出那一纸合同，揉了揉，用来擦了手。

然后，他把那团油乎乎的未来丢进了交道口南大街路东、大兴胡同口上的那个垃圾桶里了。那份美好的前程，就被那么用来当了手纸。像当初公务员身份一样，路平让历史轻易地重演了一次。“老路，你是悟到了什么吗？”路平说：“不是悟到，是夯实了一些想法，我要的只是一段经历而已，我并没有想去追求那样的生活……”

“老路，我没太听明白，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貌似成功的生活。”

“那什么是成功？”

“在当下，这个词是最速效的洗脑工具，是最广谱的精神鸦片，可以是好车子、大房子、高年薪这么简单，也可以解读为体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

“你敢说你不是个实用主义者吗？你能否认最深入人心的标准不是金钱、权利、名望吗？你真心认可这种标杆吗？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人还算年轻，当他面对生活时，只会盲从想追求‘成功’，那于灵魂而言，他的人生是绚丽的，还是贫瘠的？”

……

“老路，你一下子把我说难受了。”

我们浪费了多少青春才触摸到那些最浅显的道理：人生经历是可以自我创造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自我选择的。

我们大把的光阴被暗蚀消磨，几乎再没有脑容量去真正思辨自己的人生步履。

又或者，我们往往要扮演完一个个规定的角色，才能依仗着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的厌离心，去博得一个醍醐灌顶的机会。可届时往往人过而立行将不惑，尚有意气，却少了胆气。

我们被一种生活方式所桎梏，以为自己唯一接触过的生活、唯一触手摸到过的生活，就是终极答案。

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切？

我们出了大学的门，挤进了人才市场，从人才市场挤到某张办公桌前，一旦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就基本停止了思考，放弃了对生命形态的选择，半生只活在一天里。我们懦弱又慵懒地把自己交给所谓安全感，在自认为安全的生活方式中消磨青春、赘肉横生。

那些充满智慧的大多数人，他们经常会善意地发问：你怎么还不结婚？你怎么还不买房？你怎么……

100条路里，他们告诉你99条笃定是死胡同。

他们其实想讥责：你怎么还不按部就班地去走上那条叫做“成功”的大道。

他们完全体会不到自己发问时的居高临下。他们以正朔自居，习惯性地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当下他们卖力地挥舞着标写“成功”的旗，就像他们当年树林一般挥舞着胳膊，用红本子挥舞出各种波涛汹涌时一样的认真和盲从。

可悲的是里面不仅有中年人，更多的是自称屌丝的年轻人。

是什么力量让你我浑浑噩噩地浪费着宝贵的时光，过着只有“成功”没有独立人格、缺少人性尊严的日子？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让那么多人过着无动于衷甚至自得其乐的日子？

这种力量给自己锻造了一副不容置疑的威仪，它甚至规定好了哪些价值观是所谓正确的，哪些生活方式是积极良性的，它排斥多元。

但总会有人惊厥着醒来。惊厥者想：好吧，我既然明白了幸福感可以自我选择，生活方式可以自我选择，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验证那些所谓的死胡同，去尝试触摸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于是他们绕着甬道默然前行，转着圈儿，在不同的岔路口，不停地自我选择。

他们时而希望，时而失望，忽而犹豫妥协，忽而坚毅决绝。

老路从西安来北京的时候拎了一个空箱子，走的时候箱子满得合不上盖。他索性用透明胶将它缠成了一只大号的透明晶莹的蛹。他现在打得起车了，他很开心地打车去北京站，吉他和箱子坐在后座上，像一胖一瘦的两个人。

出租车开在长安街上，司机耍着贫嘴逗闷子：“我说兄弟，全部家当用透明胶缠啊？怎么着，北京混不下去了是吧，这是打算颠儿哪儿去啊？”

路平一乐，他只是想画个句号离开，真没想过要去哪儿。心是自由的，去哪儿不是去啊。他是只鸟儿，啄开笼子门飞到北京，北京试图给他一份精饲料和一个大点儿的、华贵点儿的笼子，他在钻进去之前，转身拍拍翅膀飞了。那就继续飞呗，时晴时雨，忽暗忽明，忽然就夕阳西下。前程是渺茫的也是辽远的，怕那作甚。他用夹生的北京话随口答：“反正不在北京待了，去哪儿不是去啊。”司机别过头来飞快地瞥了他一眼，说：“想开点哦，兄弟，别记恨北京……”停了一下，又说，“等过两年，记得回来看奥运哈。”路平眼眶一热，慢慢摇下了车窗。热风抹在脸上，硕大太阳顶在脑袋上，白晃晃的马路，蝉声片片，催眠着白晃晃的北京。

他买了一张最近出发的硬座票，开往千里之外的昆明，他地理不太好，攥着票想：云南应该离陕西不太远吧。他在进站口排了半天的队，拎着箱子的手先酸后麻木，终于被沉默的人流拥裹着挪进大厅。路平回头，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城市。但有个声音从旁边硬硬地戳过来：“你，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博大的北京，通过一个警察叔叔向他发出了第一声问候，也通过另一个警察叔叔的口，给予了他最后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