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谈哲学

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

杨介生会长让我来和诸位老总讲一讲哲学，我感到很荣幸。我一向敬佩温州人，因为我知道，新时期中国的私人经济是在温州率先突破的，你们是中国改革的先锋。温州人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敢闯，“敢为天下先”，富于进取冒险精神，温州靠海，这是海的精神。另一方面，温州多山，温州人又秉承了山的特征，脚踏实地，勤劳务实。这两个优点结合起来，使你们势不可挡，向中国各地进军，向世界各地进军。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在巴黎这样的大都会，都有“温州街”，温州人在那里做生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特别有生命力。我认识温州人，就是从一个在巴黎长大的温州女子开始的。若干年前，她自己来找我，因为读了我写的《妞妞》，很喜欢，想跟我聊聊。我见了她，有三个惊奇，第一惊奇她的漂亮，真是美女，第二惊奇她的见识，跟我谈《妞妞》，谈别的事，都非常到位，第三惊奇她的富有，当然没有你们富有，但比我富有得多，一个年轻女子，都是自己挣的。现在她是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我太太把她封为我的“干老婆”，我说你真狡猾，一开始就定性为“干”，没有发展前途了。不过，虽然是“干”，好歹是“老婆”，所以我和你们温州人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讲座。我是很乐意和企业家交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面貌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以你们为中坚的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也取决于你们的人文素质的提升。在这方面，杨会长也是“为天下先”，给会员办人文讲座。杨会长的名字起得好，名如其人，一介书生，不但外表斯文，而且真爱文化。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其实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三年前，国家经贸委、也就是现在的国资委办中外名家讲坛，让我去讲一场，创办这个讲坛的经贸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是我的朋友，他给我出了这个题目。可是，当时我对企业家可以说一无所知，所以那时我实际上只讲了“哲学的世界”这一半，“企业家的世界”那一半基本上是交了白卷。在那以后，我又到中外名家讲坛在各地的分会场讲了几次，一方面通过这些讲座与一些企业家交了朋友，有所了解，另一方面逐步修改我的讲稿。那么，今天我讲的时候，多少可以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了。

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之间有些什么关联呢？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哲学，今天我不能详细说，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人生，对这两方面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就是让你去想那些根本问题，想大道理，然后用大道理来管小道理。从世界来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我们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领域是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和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对经济领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是哲学和我们有关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想人生的大道理，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这个方面和每个人都有关，当然包括我们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也是人，首先是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企业家，或者像我这样是学者，职业都是后来附加的东西，而且一个人最后走上哪一条职业道路多少是偶然的。但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做事归根到底是做人，都体现了做人的境界和品位。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不是职业，也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个做人的境界和品位。无论在什么职业中，无论钱多钱少，都有品位高的人，也都有品位低的人，这就涉及人生哲学的问题了。人生哲学的内容很多，包括生死观、幸福观、信仰等，我今天只谈幸福观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财富观，因为这个问题与企业家的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与哲学，一个是企业家与财富观。

一、经济与哲学

哲学对世界的思考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问世界是怎样的，要知道世界的本来面貌。但是，按照现代哲学的观点，世界并没有一个本来面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切对世界的认识都是解释，都受认识者看世界的视角的影响。对于同一个对象，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出的是不同面貌的世界。那么，用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去认识世界，在这里面就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人们一般是不自觉地采用某种思想方式去看世界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是自觉地采用一种思想方式去解释世界，去解释他们要研究的对象，这样一种自觉采用的思想方式就叫做理论模式。哲学对世界的思考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问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比如说社会，或者经济活动，哲学要思考它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这就是价值观念。

那么，具体到经济领域，哲学就可以提供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式。比如说市场经济，英国哲学家就提供了一种分析它的理论模式，就是自由主义哲学，市场经济实际上以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到现在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诞生，如果以洛克《政府论》的发表为标志，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同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我们用不同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会得出很不同的结论。用自由主义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是最合理的经济秩序，而计划经济就是最糟糕的经济秩序。相反，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所以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

哲学向经济提供的第二个东西是价值观念。经济学不是单纯解释事实的学科，经济活动也不是单纯创造财富的活动，它们都有一个价值定向的问题，即到底怎样的社会状态是可欲的，经济发展应该贯彻怎样的价值原则。在为市场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思想家中，亚当.斯密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国富论》实际上为解释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但是，斯密不只是写了《国富论》，他一生有两大著作，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实际上主要就是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在怎样的社会状态是可欲的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是有分歧的。根据我的理解，基本的分歧有两个。其一是在人类幸福的问题上，人类究竟达成怎样的状态才算是幸福的，主要的标准是富裕还是和谐。其二是在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社会究竟达成怎样的状态才算是正义的，主要的标准是个人自由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然，多数思想家都不是走极端的，在富裕和和谐之间，自由和平等之间，基本上都认为应该尽量兼顾两者，区别在于把哪一种摆在首位。

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是哲学观念的变化。在理论模式上，不能说我们放弃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至少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我们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时候，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自由主义哲学。在价值观念上，过去我们搞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裕，只要和谐，准确地说，只要稳定，我们还搞大锅饭，个人完全没有经济自由，只讲平等，现在不说翻了一个个儿，至少侧重点大大改变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但是，中国大地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哲学的影响多大。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指出，哲学的影响是最大的，它通过一般观念影响社会科学家，再通过社会科学家影响大众。他还说，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单科可以解答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哲学。他所说的社会科学，当然包括经济学。他明确地说，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人决不可能是好的经济学家，英国的传统是大经济学家都身兼大哲学家，比如洛克、休谟、斯密、边沁、穆勒父子、杰文斯、西季威克、凯恩斯，只有李嘉图、马歇尔两个人是例外。我想，联系到我们企业家，我们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个好的领导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应该是哲学家。所谓哲学家，倒不是要你去研究哲学的学问，而是说要有哲学的素质。什么是哲学的素质呢？就是能够跳出局部看全局，想根本问题，想大道理。哈佛商学院教授、领导学权威科特说：领导者也许在钓鱼的时候思考公司的未来，只有愚蠢的领导人才迷恋于开会和官僚系统的运转。一个优秀企业家肯定不是一个仅仅有许多经验的人，他比一般企业家高明的地方不是经验，而是智慧，所谓智慧就是能够超越经验，不光想具体问题，还想抽象问题。我相信，企业家之间最后就是比有没有这个哲学素质，也可以说是整体的精神素质。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最后都是整体精神素质好的人才有大成就。比如说我们学者、作家，我们写的书是我们的作品，这个作品必定会体现出每个人的整体精神素质，素质好的人也可能写出不太好的作品，但总体上会是好作品，而素质差的人必定一部好作品也写不出。对于企业家来说，你的企业就是你的作品，这个作品肯定也会反映出你这个作者的整体精神素质。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包括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在整体精神素质，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眼光、胸怀、智慧、人格都出色的人。

我刚才说了，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我们企业家天天和市场经济打交道，很有必要了解一点自由主义哲学，我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哲学就是两条原则，一条是个人自由，一条是法治。个人自由原则是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只要他没有损害别人，别人包括政府就不能干涉他。法治原则是说，他必须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不能损害别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对他进行惩罚。我对这两条原则有一个通俗的表述，就是保护利己，惩罚损人。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和保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又禁止和惩罚任何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既有活力又有秩序？那么，在自由主义哲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而是一种秩序，是规则下的自由。规则分两类。一类是管私人领域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方面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为什么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宪法里呢？其实道理很清楚，你允许人们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个追求的成果就体现在私有财产上，如果私有财产可以侵犯，经济自由不就是一句空话吗？现在我们也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法律，这是我们民营经济的重大胜利，当然离真正落实还要走很长的路。另外还有公平竞争，制止和惩罚不正当竞争，因为不正当竞争无异是侵犯了他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还有一类规则是管公共领域的，就是人人要对公共利益负起相应的责任，包括税收、国防，还有环境、生态、资源、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该负的责任不负，比如逃税，破坏环境，就要予以惩罚。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个领域的规则都还很不健全。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是既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又没有一个人人需要负责的公共领域，关于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早就指出过，他说西方人是公众的事都参与做主，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过问，中国人恰好相反，公众的事大家都不管，个人的事人人都有权过问。现在这方面的情况稍有好转，起码个人的私事别人干预得少了，我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从西方尤其英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用斯密的话说，在人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指挥，形成了一种秩序，一些基本的规则。所以，自由主义哲学家一般都强调，规则是生长出来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政府的职责不是制定规则，而是通过立法来确认已经自发形成的规则，并保证它们得到遵守，惩罚违反者，也就是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强调，政府的职责不是向人们提供幸福，而是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西方国家尤其英国的长期传统是，政府不参与、不干涉经济活动，只管按照法律裁决纠纷和收税。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一旦存在，又最容易侵犯个人自由，所以西方思想家对这一点十分警惕，认为法治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上防止这种侵犯。

从我们中国的情况看，从秦朝开始，中央集权，政府管一切，老百姓没有经济自由，当然不可能自发形成市场经济秩序。解放后，公有化又导致了市场经济进程的中断，现在重新开始，秩序还远没有形成，表现在规则还很不完善，已经有的规则得不到遵守，还有许多现行的法规、条文实际上构成了对经济自由的压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恰恰是规则的反面。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干涉经济活动的权力太大，秩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逐步放松管制、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事实上，哪里政府干涉得越少，那里市场经济的秩序就越好，温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觉得很有意思。温州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改革往往是从违法开始的。”可是，温州老百姓违法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就因为政府不追究。温州政府也有一句话，叫做：“睁只眼闭只眼，必要时把两只眼都闭起来。”温州不但是最早出现私人经济的地方，也是最早让私人经济合法化的地方，全国率先给个体老板发放工商执照。最近又提出“非禁即入，有需则让”，放手让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领域。所以，温州市场经济如此成熟，在全国领先，那里的政府有很大功劳。

谈到市场经济的秩序，我想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人们都很关注的诚信问题。诚信是最重要的商业道德，现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你们一定有切身体会。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过一期特别节目，向全国知名企业家发了一百份问卷，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认为现在中国最缺失的是什么，大部分企业家都回答是诚信和信任。栏目组邀请了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也被邀请当嘉宾，我谈了一些看法。我说，其实诚信的缺失是一个老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文化里就缺这个东西。当时其他嘉宾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现在仍认为我是有道理的。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中国人最缺少诚信，这个人就是严复。他说，中国人在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是斗心眼、玩伎俩、占便宜，没有规则，或者订了规则也不遵守。凡是约定的事情，只要违背了能够获得利益，就会有人盘算让别人去遵守，自己偷偷违背从而可以独占利益。比如说，书生去考试，对考官有意见，决定罢考，这时候就会有人想，他们都不去考，我一个人去考，肯定百发百中。可是，实际上谁都这么想，第二天到考场一看，没有一个不来的。又比如说，商人们约定，不打价格战，大家遵守一个统一价格，这时又会有人想，让别人遵守，自己不遵守，结果又是大家都想得一样。官场上也这样，都是以伪对伪，可是大家都习惯了，如果有人想改变这个局面，就必定成为众矢之的，而局面还是改变不了。当时办洋务运动，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比如公司，严复说公司是一个好东西，可是一到中国就变味，即使只有两个人办一个公司，也是互相欺骗。还有一个对撒谎的态度，严复说，西方人是把撒谎、不诚实看作最大耻辱的，只有我们“以诳为能，以信为拙”，就是把撒谎当作能耐，把诚实当作低能。这不是严复一个人的看法，西方好几位大学者都提到过这一点。比如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说，中国人在贸易上是公认的不诚实，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用暴力夺取是禁止的，但一切靠狡诈骗取的都许可。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也曾谈道：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者所证实，在中国，一切信任都建立在亲戚式的关系上。我认为他这最后一句点到了要害，中国也有诚信和信任，但一个是限于熟人社会，一个是服从宗法关系。下面我就来分析这两个方面。

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坑了人，下回再见面就很尴尬，而且消息很快会传开，很丢面子，大家也不会再买你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诚信实际上建立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韦伯说的那种亲戚式关系的基础上。但是，在开放社会中，也就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里，诚信就不能靠这个了，只能靠秩序和规则。这就又回到了我上面说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是诚信缺失在制度层面上的根源。最大的诚信是守规则，而从我们现在的情况看，可以说腐败就是最大的不诚信，腐败、权力寻租的实质就是用权力破坏规则，制造不公平竞争，获取暴利。只要是权力而不是规则支配市场，市场处在无序状态，就必然是讲诚信、守规则的人倒霉，耍手段、搞贿赂、不守规则的人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诚信怎么可能普及？据我所知，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有的企业家就对我说，你不行贿就办不成事，行贿又于良心不安，而且有东窗事发的危险，真是左右为难。所以，要真正普及诚信，最根本的还是要限制权力对市场的干涉，遏制腐败。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诚信缺失的根源是人的尊严观念的缺失。一个人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就会诚实和守信用；如果和他打交道的人也是这样，他就会觉得对方是可以信任的。所以，诚信、信任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的意识为基础的。有人曾经问我：如果和你打交道的那个人没有这个意识，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你还对他诚信吗？我说，仍然要对他诚信，而对他诚信的最好方式就是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和你打交道！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的尊严这个观念不说缺乏，至少是很薄弱的。那次做《对话》节目时，有的嘉宾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举出了儒家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不是把“信”也列为很重要的价值吗？的确，我查了一下，《论语》中讲到守信用意义上的“信”就有十多处，但是，往往是放在“忠”后面，有时还并称为“忠信”，可见是从属于“忠”的。从整个儒家伦理体系来看，“忠”和“孝”是核心，其余的美德，包括“信”，都必须服从权力尊卑的等级秩序和血缘亲疏的宗法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中，“信”往往表现为仗义，所谓哥们义气，这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非常典型。仗义和信任有根本的区别，信任是独立的个人在合作做事时讲规则，义气正相反，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一起共事又不讲规则。事实上，在我们这里，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讲所谓义气，实际上是讲面子，利益不分，规则不明，你好我好，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终成仇人，这种事例太多了。万通董事长冯仑曾经指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组织的江湖化、家族化趋向，没有规则，不是真正的公司，我认为很有道理。

二、企业家与财富观

企业家是专门与财富打交道的，企业家的人生观往往集中体现在财富观上，因此在人生哲学方面，我就谈一谈财富观。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是一个响当当的词，是许多人心目中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企业家作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也就成了一种榜样，被称为成功人士。但是，我相信，你们心里最清楚，拥有了财富并不轻松。往往在没有财富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财富，以为在有了很多钱以后，人生的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可是，真正有了财富，往往发现人生的问题更多、更麻烦，而且往下怎么走的目标也模糊了。事实上，正是在有了财富之后，人生的大考验开始了，人生观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关于应该怎样对待财富，我重点讲一讲资本主义精神。历来的宗教家和哲学家基本上对财富都是否定和贬低的，认为财富对于人生很不重要，甚至认为财富会导致人的贪欲和堕落，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在于对财富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实际上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精神。上面提到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把财富的获得和使用分开来。它对获得财富是肯定的，认为获得财富是对的，每个人都应该凭你的本事去得到财富，得到越多越好。在获得财富这一点上，应该敬业，应该勤劳，要凭自己的本事得到财富，这是光荣的，这是在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但是，在使用财富上，要节欲，节制自己的欲望，要节俭，要简朴。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获取财富的评价上，资本主义精神与历来的宗教和哲学正好相反，它不认为财富必然地会导致人的贪欲和堕落。应该把财富的获得和使用分开来，只要你分开了，你获取财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享受，你仍然过俭朴的生活，财富就没有什么坏处。所以，韦伯说：获取财富不再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的一条原则。只有当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去争取财富，或者得到了财富以后耽于享乐，这样才是不道德的。如果不是这样，获得财富本身完全是道德的。这一点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获取财富的时候很勤劳，使用的时候又很节俭，社会上的可用资本就必然越来越多，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资本主义精神在财富观上是一个进步，没有这样一个进步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停留在中世纪，还会停留在那种贫穷的状态。

在使用财富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继承了历来哲学家和宗教家的看法的，认为应该节俭，反对物质享受上的纵欲。这意味着把财富与个人生活脱钩，个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与财富的占有没有直接关系。我想你们对这一点一定都有体会，就是在没有钱的时候，钱对于个人生活很重要，随着钱的增多，钱对个人生活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了，钱达到了一定的很大的数字，它对个人生活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你有几千万还是几个亿，所谓身价有所不同，但是你的个人生活不会因此有任何不同，它们只是一个数字罢了。另外一点，我想你们可能也有体会，就是花钱越多，排场越大，你得到的快乐不一定越大。我听一位很大的企业家谈他的感受，他说，凡是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人生的一切最美好的享受确实是用钱买不来的。

人的需要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肉体需要是最低的层次，这个层次的需要当然必须得到满足，生存是一个前提，但是，在这个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之后，就应该把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精神的需要作为主要目标了。如果你仍然把满足肉体的需要作为主要目标甚至惟一目标，那就只能说你的素质太差。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在使用财富上节俭，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道德的考虑，一个耽于物质享乐的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所谓不道德，就是没有灵魂，他身上人之为人的那个方面太弱。所以，财富的确是对人的素质的考验，这个考验在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身上尤其严峻。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这个考验主要在于看你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遵守市场规则，对不义之财能否做到不动心。更大的考验是在获取了财富之后，就是看你对已得之财能否保持超脱的心情，富裕了以后是否仍然乐于过简朴的生活。也就是说，你是否真正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获取财富上敬业，在使用财富上节俭。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仍然乐于过简朴的生活，就最雄辩地证明了他有一个高贵的灵魂，能够从精神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快乐。西方有不少富豪就是这样的，以俭朴生活为荣，也许其中有做秀的成分，但是我不认为完全是做秀，而且至少他们很重视自己在这方面的社会形象，这不是坏事。

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提倡获取财富时要勤劳，使用财富时要节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企业家就会积累起大量财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有生之年怎么处理这个财富。使用财富时节俭，就是不把大量财富用在自己和家庭的消费上，但是财富总是要使用的，究竟怎样使用，这实际上是对那些成功企业家的素质的最大考验。从西方的例子来看，尤其像美国，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发财光荣，钱越多越受人尊敬，与此同时，在使用财富上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民办公益事业。这个传统是从十九世纪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开始的，他在188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财富的福音》，这篇文章已经成为美国民间公益事业的经典。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上帝给了我们富人以机会，使我们得到了大量的财富，这应该看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把这些财富看成是社会上的穷苦兄弟委托我们管理的基金。我们应该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地做出安排，使这些财富有利于社会，回报社会。他还说了一句名言：拥巨资而死是可耻的。就是说，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产，就有责任按照社会正义的理想对这笔财产的使用做出最好的安排，如果他在有生之年没有这样做，那是可耻的。卡耐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企业最兴旺的时候把企业卖了，用他的股份所得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开始赞助社会，尤其是赞助教育事业，据说他当年给教育事业的赞助超过政府的拨款。

从卡耐基开始，美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基本上都是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现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他是全球首富，资产430个亿，他的遗嘱已经公布，就是给三个孩子每人一千万美元的遗产，一栋一亿美元的住宅，剩下98％的钱用来成立以他和他的夫人命名的基金会，在这之前他已经捐出了260个亿。他的主要赞助目标是全球的疾病治疗，尤其是亚非地区，尤其是艾滋病，他的口号是要让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上。前一段时间，他和夫人非常辛勤地在非洲各地考察，捐建医院，做得非常认真。

从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应该说我们的民办企业起步不久，总体上还处在创业阶段，可能时机还不够成熟。我们的法律也还很不健全，基金会真的成立以后，可能各个方面都会来找你的麻烦。但是，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也很有必要，中国的穷困人口太多了，贫富差别也太大了，现在已经突破国际规定的警戒线。我们毕竟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成功企业家，相当数量的富豪，他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钱多了怎么办，在财富的使用上如何体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使命。我们从卡耐基、比尔.盖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获取财富时可以是一个资本家，在使用财富时则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慈善家、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了头脑的聪明，后者体现了灵魂的高贵。我的期望是，在你们中间，不久的将来也会出我们自己的卡耐基和比尔.盖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