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里的五光十色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做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工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萎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挪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
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逼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儿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儿事都没有。没事儿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不出乱子是做事的原则。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