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旅行与艳遇的错觉
旅行和艳遇有类似处：人都爱幻想，总指望出门旅行，在一段新旅途与新爱情里，发现另一个自己，偶尔还能发现人生的真谛，说不定还有个美女投怀送抱，解决大龄青年恋爱问题。早年间，世界还很广阔未知时，文艺作品都以此为例：堂吉诃德出门旅行，寻找骑士梦；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里净是骑士出门，夜宿磨坊，品尝面包和女主人的滋味；梅里美以第一人称写旅游到西班牙时，听到了卡门的传说；夏多布里昂喜欢写主角去蛮荒地带，被美女倾心，被蛮族追杀；托马斯·曼的名作《死于威尼斯》里，功成名就但心灵老去的男主角，在去往威尼斯的旅途上，发现了值得自己爱慕至死、如仙似妖的美少年，于是延长旅途，然后以身殉情。
所以，人类很容易产生这一种情感，姑且叫作“旅行/艳遇尾声恐惧症”：你希望一段旅途永不结束，一段艳遇永不熄灭，一个众人欢饮的夜晚，可以通过无限换酒吧续摊，逼得天色永远不亮……
但这里面，有一点幻觉的成分在。
早在19世纪，巴尔扎克就写明白了：世上最奢侈的爱好，就是养个情妇。你可以让老婆带着孩子，在蜗居里吃糠咽菜，但必然不好意思驳回情妇的诸般要求：香车、钻石、天鹅绒饰物、鱼子酱、松露。跟情妇吃饭时，你掏给停车场小弟的袖子钱，可能都够老婆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这里有个美丽的悖论。不妨想一想：如果你把撒在情妇身上的钱用来和自己的妻子经营生活，让妻子可以远离柴米油盐，可以享用你给情妇买的香车、钻石、鱼子酱、松露、化妆品和阳光假期，情妇未必是妻子的对手——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外貌上。但有什么法子呢？男人还是抵不过情妇那种璀璨明亮的诱惑。
当然，现在不是19世纪，谈论情妇这行当难免沦为屠龙之技。但假想一下，把旅游当作一个美丽的情妇好了：
许多人爱旅游，其实是爱这一种状态：啊，开始旅游啦！好难得出门啊！我要过另一种生活！我要把工作都抛掉！要把平时攒的钱都用上！我要把日常对自己的压榨和抠搜，都在旅行中找补回来！
在旅行中，人就像对待情妇一般，因为过上了远离日常生活的另一种未知而新鲜的生活，于是格外慷慨，特别好奇，尤其大惊小怪，经常一惊一乍。你会更认真地去端详他乡的天空，而你在故乡可能从没注意过天空的颜色；他乡的狗都比较可爱，尽管你在故乡可能特别讨厌狗的味道；他乡的空气都那么沁人心脾，而家乡的空气，你从没仔细闻过；他乡的手工劣质小商品，颜色似乎都比家乡的鲜艳些，能让你情不自禁地抖出信用卡来。旅行就是这一种状态，仿佛情人眼里出西施，让人忍不住慷慨解囊。你会情不自禁地欣赏，甚至美化他乡。因为倘不如此，就对不住自己漫长的攒钱、酝酿、查攻略和期望，就像男人不好意思觉得情妇不漂亮，不然对不起自己偷偷摸摸抠出的、用来给情妇买化妆品的钱。
《罗马假日》里，赫本和派克成就了古往今来最老套但又最传奇的爱情；纳博科夫在用俄语和英文写作时不断讲同一个故事：他如何坐着俄罗斯的长途火车，去到海边的度假胜地，在金色的沙滩上遇到一个女孩子（在他早期的俄语短篇小说里，那常是个爱滚铁环的女孩子；在《洛丽塔》里，那是洛丽塔的前身安娜贝尔）。托马斯·曼的许多爱情发生于疗养胜地，《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在他的假期中遇到了那传奇美少年达齐奥。茨威格写过至少两个“我在度假时遇到有人和我倾诉他的假期爱情故事”的短篇。所以你看，所有人都把旅行当作爱情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爱情。
本雅明说，19世纪巴黎商人的爱好之一：将一切都涂抹上神话和诗意的灿烂色彩，然后去骗人（主要是女人）购买。欧·亨利的一个小说里，一个女店员愿意节衣缩食一年，换来在某豪华酒店的一周女贵族生活。与其说旅行比生活美满得多，不如说，是我们在试图让假期比生活更美满，所以旅行和梦不一样。做梦，你不知道何时醒来；旅行，你知道它何时结束。旅行是一种短暂的、浓缩了的生活，另一个人的短暂天堂。而旅行的尾声，就像离开情妇回归家庭，意味着：哎呀，我又要回去工作了，又要朝九晚五了，又要回到那种抠搜省钱的日子了！因为结束的阴影和绝望感如此浓烈，所以在旅行里，一切都迫不及待。《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爱上达齐奥后死去了。《洛丽塔》里安娜贝尔也很快病死了。旅行的结束等于重回现实，等于一种浪漫生活的终结，等于离开情妇回到妻子身边。而这种“终于还是会回到日常生活”里的苦闷，就像橘子汁里的涩，只会让甜来得更浓烈些。所以旅行里的阳光、果汁、单车、刺得人脖子发痒的草坪、海、风筝、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贴着礼物标签的CD、游泳池旁边的树影、平时根本来不及一口气读完的书，一切都带着爱情的颜色，比平时的风景美好得多。
当然，去掉“旅行=情妇”的仓促又浓烈的幻觉，也有人会相信：“旅行时，的确可以见识各类新的东西。”但这里有另一个常见的悖论：你特意跑去旅游的陌生城市、搜着店名去排队的名吃、朋友那里借来的书，你会格外熟悉；自己所处的城市、小区后门外的小吃、已经买来摆在书架上积灰的书、已经在身边很久的人，你反而会想不起。太多人，通过各类旅行指南，对巴黎、伦敦、东京、上海了如指掌，可是对自己城市的历史、传奇和风貌却不加注意。
因为人类，多少总是存着这种心思：放在身边的，随时都能观赏，所以还是先瞻望远处好了，身边的东西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于是很多时候，就这么下次再说，终于错过了。
《笑林广记》里说，某老头子意图扒灰，儿媳妇害怕，找婆婆诉苦，婆婆让媳妇躲了，自己睡在媳妇的床上。是夜，老头子果然摸上了儿媳妇的床，还兴高采烈。婆婆道：“老杀才，换了张床，怎么就这般高兴起来？”
旅行和艳遇就像这个未遂的扒灰故事。在旅行中，人和风景都没变；在艳遇中，可能一见钟情也只是被安排好的狩猎活动。许多美好的幻觉，只因为换了张床、换了个心情而已。但就因为躺在了旅行和艳遇构成的另一张床上，所以旅行与艳遇中的人会更敏感地欣赏周围，对自己更加慷慨，于是就格外“高兴起来”。
如果尝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些，不总指望着把好好享受的希望寄托在别处、未来和旅途上；如果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爱侣好一些，不总指望着命运给你埋伏着许多段一见钟情，那以后，到旅途末尾，你想到要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时，便会少些恐慌，而会一边听歌，一边想象回家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吃热腾腾的早饭，旅行、艳遇或者一切“换了张床，就高兴起来”的幻觉，会不再那么富有罪恶的诱惑力。简单说来，无非是：平时对自己好些，旅行时就没那么神经质地恋恋不舍；对自己身边的人好些，情妇就没那么大诱惑力了。道理无非这么简单，晏殊很早就写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