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苏归来
附录二
旅伴（一）
我十分担心一双眼睛根本不够用，就特意找了五位旅伴。那也是渴望同他们共享这次异常方便的旅行的乐趣。大家启程前就兴高采烈，他们也同我一样狂热，折服于苏联及其可预见的全部未来，都是那种制度的积极信徒。不过，他们比我年轻得多，气质、教养和出身，都同我有很大差异；他们之间也相差很大。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投契。是的，为了多看看多听听，我想六双眼睛和六对耳朵并不嫌多，势必不同的反应也好相互印证。
这五位旅伴，你们也认识，正是杰夫·拉斯特、希弗兰、欧仁·达比、皮埃尔·埃巴尔、路易·吉尤。
五位旅伴中，两位已入党多年，是非常活跃的忠诚党员。两位会讲俄语。此外，杰夫·拉斯特是第四次去苏联了；皮埃尔·埃巴尔住在莫斯科已有半年多了。他在那里主持一种宣传性的杂志《国际文学》，同时用四种语言出版，因而他消息非常灵通，特别了解情况。而且，他天生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肯定在许多问题上，都给了我提示和帮助，我是说： 帮助我认清不少我独自肯定不明白的事情。在此举个小例子：
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次日（皮埃尔·埃巴尔回国待了三天，同我乘飞机从巴黎出发，先行到达莫斯科，其他人要乘坐苏联一艘轮船，十天后才到达列宁格勒），我接待布哈林㊟来访。那时，布哈林还很受群众的欢迎。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不知是参加什么集会，还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不过，他失势的一些迹象，已经暗暗表露出来。皮埃尔·埃巴尔要在他的杂志上刊登布哈林的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种情况都应当了解，我是在见面之后才听说的。布哈林独自前来，但是，他前脚刚迈进安排我住的大都会饭店豪华套间的客厅，后脚就不请自来了一个自称记者的人，参与谈话，也就搅了我们的谈话。布哈林几乎马上起身告辞，他趁我送他到前厅，就对我说希望还能再见面。
三天之后，我又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见到他，确切说来，是在葬礼的前一天，高尔基的遗体还没有火化，停放在摆满鲜花的高大灵台上，供人瞻仰。吊唁的群众列队从灵台前走过，持续了多少个小时。隔壁一个厅小得多，聚集了各方面“负责人”，其中有季米特洛夫，我上前打招呼却还不认识。布哈林就在旁边，我离开季米特洛夫之后，他就拉住我的胳臂，俯过身对我说：
“过一小时，我能再去大都会看您吗？我希望同您谈谈。”
陪同我的皮埃尔·埃巴尔听见了这话，随即悄声对我说：
“我敢打赌他来不了。”
实际上，柯罗佐夫看见布哈林凑到我跟前，就立刻把他拉到一边。我不知道柯罗佐夫能对他说什么，但是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再也没有见到布哈林。
没有这一小小警示，我就很可能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会以为对方态度冷淡，说完了也没在意，心想归根结底，布哈林也不是非想见我不可，绝难料想他根本做不到。
皮埃尔·埃巴尔和我去列宁格勒，迎接乘船来的吉尤、希弗兰、拉斯特和达比，然后我们上火车包厢一同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后，还是这节包厢，将我们拉到奥尔忠尼启则市；我们再换乘三辆舒适的轿车，穿过高加索，第三天到达第比利斯。我们抵达格鲁吉亚的首府，比原定的日程晚到了一天，因此，格鲁吉亚的那些诗人极其热情地迎接我们，在山区边境站等候了二十四小时。借此机会我要讲一句，他们那样盛情的接待，那样彬彬有礼，那样无微不至的殷勤照顾，真让我铭感五内。如果能发生什么奇迹，这本书到了他们手里，那么不管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但愿他们知晓，我对他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旅伴（二）
我们初到第比利斯，未免大失所望，后来日益受这城市吸引，便逗留了两周。我们又从第比利斯到卡奇列季游玩了四天，非常惬意，从各种角度看都算得上最有趣的旅行，但是也相当劳顿，希弗兰和吉尤就不大适应，回来时就声明他们看得够多了，也有了各种感受，想回法国去了。
同他们一道旅行确实开心，分手却很遗憾，但后来天气日益炎热，旅途越发劳累，我们还是庆幸他们没有再吃苦。
不过，我们旅行的第二阶段则最有教益。安排比先前松了，假象少了，我们同老百姓接触也更为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始，我们才算真正睁开了眼睛。
这种高温天气，有人说二十年未遇，还有人说五十年未遇。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疲惫不堪，也没有看到一点迹象，不料突然一场病，三周后就夺走了达比的生命。关于他的病，我不能不愤怒地驳斥一些含沙射影的攻击。恶意最少的说法： 误诊。在苏联可能称为“猩红热”，并将各种链球菌引起的一系列类似的炎症，都归到这个名称下。达比并没有呕吐，而我认为呕吐是真正猩红热初发的症状。回到巴黎后，我在一本医学杂志的疾病统计表上看到，比较其他国家和其他疾病，猩红热在苏联发病率很高，我感到吃惊，不免推想在苏联，这个术语比在我国更有弹性，更好用（这样讲并不牵涉误诊——况且误诊在巴黎也会出现，我就有两个痛心的例子： 夏尔-路易·菲利浦和雅克·里维埃尔，起初两人都诊断为普通感冒，等发现是伤寒就太迟了）。这一点交代之后，我要明确地讲，达比接受了最精心、最切实的治疗，主治大夫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三位最好的医生，女同志波拉在这种时候也尽心尽意，表现出了完美的忠诚。
还有，关于达比的笔记，我也必须驳斥另一种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的几本笔记，以及属于他的所有文件，全由我转交给了他的家人；不错，是存放了一段时间之后转交的。况且，他所写的东西，丝毫也没有能引起审查警觉的成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指望我站出来讲话㊟，而他特别想安静和写作，决不肯让争论来搅扰自己。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几乎一心考虑写作，考虑这部小说；他对我谈了不少，说他现在看得更清楚想写成什么样子，就打算再拾起来，完全重写；他动身之前已经写了上百页，依我看没有保留什么。
“一回去我就重新动手。”他一再对我们这样说。他写作的欲望十分迫切，甚至说要马上独自回国，假如我们在回程的路上，还要在敖德萨，再到基辅延长逗留的时间。
尽管有许多欢欣鼓舞的事，达比也和我，和我们大家一样，看到不少事情深感痛心，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到苏联只希望看见欢欣鼓舞的事。达比出身平民，从感情上和思想上，都紧紧同无产阶级事业连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他天生缺乏战斗性，说他接近堂吉诃德，不如说他更接近桑丘·潘沙；他信奉蒙田式的明智，主张生活远远重于任何理想，而任何理想也不值得人为之献出生命。他十分忧虑西班牙的事态，而他的忧虑甚至表现在这样一点上： 他不能容忍别人对共和政府的胜利产生片刻怀疑。这种胜利，仅仅希望和相信还不够，他还需要持续不断地确保这种信念。然而，一听杰夫·拉斯特说要去西班牙参加共和国民兵（不久之后，他果如所言），他就激烈地反对。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的最后一天的前夕，我看见平时那么文雅的人，真的冲动起来了，只因杰夫·拉斯特刚刚宣称，他宁肯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愿意眼看他们落进法西斯统治的魔掌。
“你说这种话，简直惨无人道（我是头一回听见他用这种声调讲话）。”我们刚吃完晚饭，他用拳头捶着餐桌，吼道：“你无权为了一种思想牺牲别人的性命，甚至无权牺牲你自己的性命。生命比什么都宝贵。”
他还讲了许多话，突然变得口若悬河。当然，杰夫也不甘示弱： 我则在一旁听着，根据各人所讲的话，时而赞同这个，时而赞同那个；更确切地说，我固然更赞赏杰夫及其激情，但主要还是赞成达比及其具有反抗性的良知。当时我尤其在想，人类中最好两者都有，最好彼此相制约。但是，我突然听见杰夫用“懦夫”的字眼反驳达比，就马上干预，表明反对在我们之间用这一字眼，如果说投身战斗往往需要很大勇气，那么宣布不参加战斗，有时需要的勇气也不见得小。
写到此处，我猛然想到齐奥诺㊟及其《拒绝服从》。达比十分喜爱齐奥诺，有些方面也像他。两个人过去乃至现在，在很高的程度上，都有品位和“汤的感觉”（唯独同样具有这种感觉的人，才能理解这话的含义㊟）。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时候，经常谈论齐奥诺，心想这个草木繁盛的蛮荒国度，是特意造出来讨他喜欢的，也想到有时他一定很痛苦，是的，“汤的感觉”，到处都淡薄了。
这次旅行参观，倒不是达比不感兴趣，但是比起我们来，他毕竟参与活动少了，不那么投入了，越来越抽身独自行动，去看书或写东西，或者向女士献殷勤㊟。当时他在看我带去的蒙戈尔的译本《死魂灵》，有时还让我欣赏某一段。尤其果戈理放在他《诗歌》第二卷卷首的四封信，我在《访苏归来》中引用了几行。这些文字及其他文字让我们产生怀疑，是不是真像有人常说的那样，沙皇时代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为人民做任何事情，至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
将近150年前，彼得大帝就打开我们的眼界，教我们汲取欧洲文化，让我们掌握了行动的所有手段……
从那以后，“政府就没有停止过行动，证据就是一卷卷的规章、诏书、通令，还有建造起来的许多宫殿大厦、出版的各类书籍、创建的各种机构： 学校、慈善会、救济院，还不算外国政府机构中没有的类似机构”。
虽说吹得挺玄，大家还是看得见，这些不是始自今天。
摘自一本旅行笔记
柯罗佐夫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显得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很清楚，他只会对我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是他做得煞有介事，让我感到深得他的信赖而飘飘然。他摆出那副样子： 对您，我什么也不隐瞒，便开口说道：
“您都想象不出来，我们每走一步，面前出现什么奇怪的新问题，必须琢磨出新的解决办法。您想想看吧，最优秀的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现在都大批脱离工厂。”
“这种情况您怎么解释呢？”
“哦！很简单。他们领的工资很高，想花也花不出去，因为市场上可买的东西还太少。这很严重，还真是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他们只好把钱攒起来，等攒到了几千卢布，就成群结伙前往我国的里维埃拉㊟，大大地享受幸福生活。我们不可能拉住他们。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工人，知道厂方总会重新录用他们。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总之等钱花光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不得不再用他们： 离开他们就是不行。”
“这事你们一定很为难。他们人数多吗？”
“有好几千人。要知道，每个工人都有权带薪度假。但是这种假期，总安排在合适的时间，分割开来，不用说，这样做以免影响工厂的生产。然而，这里根本不同。这里，是他们自己花钱，就随自己的便，想走就走，而且呼啦一下全去度假了。”
他轻声笑起来。我忍住没有讲什么，但是忍不住心中暗道： 如果问题很严重，他就不会以这种口吻谈论了。其实，紧接着就显示出来，他是要强调斯大林的一项别出心裁的措施。斯大林不是想重新提倡妇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首饰，哪怕妖艳一点儿吗。㊟
“行动吧，同志们，好好照顾你们的女人！把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钱花在她们身上吧。”
近来一段时间，新开了大量的商店，在苏联，在这么多“修指甲店”，到处能遇见（当然主要是在迷人的海滨）涂脂抹粉、指甲染得红红的女人，这些都是令我吃惊不小的现象。
“您每月挣多少钱？”女同志H问X饭店“美容厅”的职员。
“150卢布。”
“包住吗？”
“既不包吃，也不包住。房费至少要付20卢布。”
“看来，您只剩下130卢布了。吃饭呢？”
“哦，至少要200卢布。”
“那么，您是怎么对付的？”
她苦笑了一下：
“唉，太太！……总有办法对付。”
在塞瓦斯托波尔，杰夫交上一名大学生朋友。那名大学生一点儿也不出众，不过，正因为他跟许许多多大学生没什么差别，杰夫才对他感兴趣，能从他那儿了解不少情况，然后再告诉我们。
X热烈拥护苏维埃制度，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上大学一年级，助学金每月领60卢布，想到第二年能领取70卢布，第三年能领取80卢布，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可以住进大学宿舍，每餐一两个卢布，但是他不愿意离开老母亲： 每月只挣90卢布的一个帮厨。母子俩同住一间屋子，每月付10卢布房租；他们每餐几乎只吃黑面包，还填不饱肚子（每天400克）。不过，这种“食品营养全面”，他就这样讲，一句怨言也没有。他有个女友，很想住进已经住了两个人的这间屋里。他母亲也这样劝他，希望看到他结婚，然而，新的禁止流产法把他吓坏了。
“您想想，我们的日子已经这么艰难了！假如再养一个孩子……嗯！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可是，避孕药很难搞到，搞来的质量也太差，没法让人放心。要说小心谨慎一些，像我们这种住房条件，也不容易做到。”
继而，他的乐观精神又占了上风，他高兴地得出结论： 像他这样吃得很差，总比节制饮食要好。
据那边的某一位大夫讲： 苏联是手淫最盛行的国家。
正在设计新的住宅。建筑师N拿出了套房的设计方案。
“这个空间做什么用？”
“女仆的卧室。”
“女仆？……可您完全了解，已经没有女仆了。”
在理论上，再也没有女仆了，这是一条极好的理由，就让女仆睡在过道或者厨房，或者随便什么地方。
给女仆设计一间卧室，多明显的招认啊！不管怎样，苏联如果还存在仆人的话，那他们就认倒霉吧。
到莫斯科帮佣的，差不多都是穷人家的姑娘，每月只挣50卢布。她们从乡村跑到城里来，就是希望在工厂或者别的单位找到工作。她们做帮佣是等待机会，这也是排队的一种方式。我的朋友H家同楼层邻居的女佣有了身孕。邻家出于极大的怜悯雇用了她。她睡觉的隔间伸不开腿，至于吃的……
她来恳求我的朋友一家：
“请太太不要把吃剩下的东西扔掉。”
她将扔掉的食物从垃圾箱里捡回去。
噢，当然啦！我绝没有断言，这些官方的观点、这种制造舆论的做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牵着每个人的鼻子走。有些名字，尤其叶赛宁㊟，只能悄声提起来了，不过总还是提到。我应当这么讲： 还提及这些名字，但是压低声音。我很不了解叶赛宁的诗歌，但是一次小小的冒险行为，给了我读他诗歌的强烈渴望，下面就谈谈这件小事。叶赛宁自杀了，跟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据说，是由于感情纠葛。有这种可能。我们也可以放开想象一下，自杀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那是在索契，一天晚上，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特别想谈谈心里话，也是乘着红酒和伏特加的酒兴。尤其是X，像个酒漏子，喝了很多，诗兴大发起来。我们的陪同不免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恐怕X言多有失……他不是刚才还讲，要给我们背诵叶赛宁的诗吗？女陪同马上接口说道：
“您完全喝醉了，不知所云了，还是住口吧……”
X虽然喝醉了，意识还很清楚，能够控制住自己，于是他暂时不讲了；继而倚醉卖醉，请陪同赏面子去给他买一包香烟。等女陪同一走，X马上就背诵一首奇诗： 自从出版部门拒绝印叶赛宁的诗作之后，这首诗就在口头流传。叶赛宁写这首诗，是回敬谩骂他的一篇文章。
“你起来反对神甫的时候，我们就赞成你，”叶赛宁在诗中对那篇文章的作者大致这样说道，“你嘲笑天堂和地狱，嘲笑圣母和仁慈上帝的时候，我们站在你的一边。然而，你谈论基督时，千万当心。你别忘了，为人类献出生命的基督，不是同人间的大人物站在一起，而是同穷苦人与卑贱者站在一起的，他虽被称为上帝之子，但他的最大光荣，是让人叫他‘人之子’。”
X背诵这首诗时，并不仅仅因为喝醉了酒声音才发抖，背诵完了还泪流满面。可是在此之前，整个晚上，我们只讲些毫无意义的话……其实也不然；我写这话的时候，就感到错怪了X，也错怪了我们自己。X已经逐渐激发起我们的情绪，他讲述在中国的奇遇，如何连续被捕，又如何一次次逃脱，听得我们连声赞叹。他的相貌谈不上英俊，但是五官生动，有一种粗犷不羁的神采；他的声音沙哑而炽热，给我们背诵这些诗句时，变得异常柔和，跟他先前说话的那种厚颜无耻、粗鲁生硬，形成了极为奇特的鲜明对照。他内心隐秘的温情区域，似乎袒露出来，完全没有探察的一个区域，在我面前显现，是最真实的，而其余所有表现，厚颜无耻也好，粗鲁生硬也罢，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包装，用来保护他内心最美好的情感。这种冒失的显形仅仅持续片刻。女陪同回来，我们的交谈又恢复旧观，喧闹而空泛了㊟。
我的朋友H是个女同志，她告诉我说，在一节硬席车厢里，一个俄罗斯青年坐在她对面，过了七小时才肯开口同她讲话，而刚一上车，那人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同情。
“他大概也就三十来岁，但是让人感到他已经饱受生活的磨难。我特别想攀谈，问他一些事情，结果只得到几句闪烁其词的回答！我还特意告诉他，我不过是个外国人，他用不着担心，他讲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跟他一起乘车的有他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另外两个孩子撂在X，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到莫斯科会怎样心里也没谱。
“这个女人从前一定很漂亮，不过好像大病初愈。我看着特别惊讶，她好几次给早该断奶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房像空羊皮袋耷拉着，不知孩子能吮吸出什么来，但是一路上，自始至终没有给他别的食物。看样子他父母比他还饥饿。那男人终于开口讲话了，而少妇却显露出一种难以描摹的不安。她左瞧瞧右看看，生怕邻座听见，其实我们的车厢里只有一个打瞌睡的老醉鬼、一个痴呆的农妇。她仿佛抱歉似的，对我说道：
“‘他的话总是太多，我们也就总倒霉。’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生活： 在基洛夫被暗杀之前，日子过得好好的。后来，不知谁告了密，他成了怀疑对象。幸亏他是个非常棒的工人，又没有任何毛病好指责的，也就没有立刻把他开除出工厂。然而他逐渐看到，他的伙伴们、朋友们都纷纷疏远了。谁都害怕同他说话被牵连进去。最后，厂长叫他去，劝他到别处找工作，没有明说开除，因为毫无理由。从那天起，他就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座城市游荡到另一座城市，越来越受到怀疑，走投无路，处处碰壁，处处遭人拒绝，被剥夺一切依靠和救助，就连自己的孩子都得不到一点儿救济，完全陷入了穷苦的绝境。
“‘这种状况有一年多了，’少妇说道，‘我们忍受不下去了。这一年多来，无论在哪儿，都不让我们待上两周。’
“‘让我知道到底指责我们什么也好啊，’那男子又说道，‘肯定有人说了我坏话。我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 别人没有什么可指责我的。’
“于是，他向我解释说决定去莫斯科上访，如有可能就申辩，或者抗议无端受怀疑，大不了彻底完蛋。”
有的香烟一包只卖80戈比，甚至60戈比，质量低劣，叫作“无产者牌”。我们抽的是“纸莎草纸的卷烟”，专供给外国人抽的（有的品牌称为“旅游商品”），20支一包装的，售价五六卢布，还有更贵的。
我们不知道哪儿有香烟店（我们在哥里停留几小时），皮埃尔·埃巴尔在河边求跟他交谈的一名工人，去给他买一包纸莎草纸的香烟。
“要多少钱一包的？”
“5卢布。”
那工人的情绪极佳，笑着说：
“一天的工资啊。”
X夫人由一位负责人（这种称呼是指那里的当局领导）陪同，去莫斯科乡下兜一圈。那位负责人对所有他遇见的工人，都装出一副十分亲热的态度：“我就喜欢他们感到同我平起平坐。我跟他们讲话，就像对待同志，对待兄弟一样；他们呢，也绝不害怕跟我说话。”
我们遇见一个挖土工人，那位负责人要证实他刚才讲的话，他就对那个工人说：
“喂，朋友，还好吗？您还满意吗？”
于是，那人就说：
“同志，能允许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提吧，朋友。我来这儿就是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事情您都了解，一定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们凭自己力气干活，能够吃饱肚子呢？”
“那位负责人是怎么回答的？”轮到我问X夫人了。
“他给那名工人上了一堂学说理论课。”
乘小轿车前往巴统。我的旅伴们观赏大路两边新栽的树木： 再长几年就成荫了。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指出，这些树没有一棵不死的呢？毫无疑问，栽植不合时节，我是说： 不是有利于再生的季节；估计是为了服从上面下达的一道命令，执行命令免遭批评最为重要。不管是树木还是人，必须让天性屈从。
这里（苏库米㊟）饲养大量猴子，用来按照沃罗诺法进行杂交和多种试验。我想了解这些动物来自何地，可是，在这里也像在非洲殖民地那样，所得的答复五花八门，相互矛盾。大部分人的头脑耽于空泛而多余的信息，尤其是我们这位翻译兼陪同，可爱的女同志。再说，什么也难不倒她，问什么都能答上来，越不知道越敢断言；不过，她并不知道自己无知，并且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这样一点： 不自觉的无知往往武断。这类人满脑子似是而非、虚假的情况，满脑子人云亦云的东西……
“能不能问问，这里养的猴子来自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太容易回答了。”
（她又问陪我们参观的人。）
“大部分猴子都是在这当地出生的。对，差不多全是在这里出生的。”
“可是，有人对我们说过，从前这里并没有猴子。起初，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弄来的。”
“当然啦。”
“那么，是哪儿弄来的呢？”
这回，她也不问那人了，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哪儿都弄来点儿。”
我们这位可爱的女陪同尽心尽力，人好极了。但是有这样一点让人吃不消： 她提供的确切情况，只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返回巴黎
“见鬼，那些伟大的领袖享有那么大特权，您是在哪儿看到的？”杰出的C刚从苏联归来，他赞叹不已，对我说道。“我经常去看K，他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简朴。他带我看了他那套住房，我觉得一点也不豪华，一点也不奢侈；他介绍我认识他妻子，她很可爱，同他一样简朴……”
“哪一个？”
“什么，哪一个，就是他妻子……”
“哦！对，那个合法的……您不知道，他有三个女人。另外还有两套房子，还不算去海滨或乡间度假的各种待遇。他有三辆小轿车，您见到的那一辆是最普通的，那是用作处理日常家务事的……”
“这怎么可能？”
“不仅可能，还是事实。”
“可是，党怎么能容忍呢？斯大林怎么……”
“您不要这么天真了。斯大林害怕的，是那些廉正的人，那些清贫的人。”
见证
阿·德尼埃博士
1936年12月4日
松塔（伊泽尔）
先生：
高尔基葬礼那天，我在莫斯科，听到了您的演说，当时真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您是真诚的，担心您的整个访问期间，完全成为漫长的上当受骗的过程。我刚刚读了您的《访苏归来》，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去苏联，是为了研究生物物理学方面的问题。我完全不受官方控制，也不用翻译，自由地和同行们生活在一起，同他们坦诚相见——但我很痛心。您表述得极好： 生活中排除了不肯循规蹈矩的人；我那些同仁，全是“肚子里有货”的人，深藏不露，决不表达或者写出自己的见解。就是一举一动，也必须时时刻刻约束自己，我那些有主见的朋友，包括开业医生、著名教授，他们都迫不得已，具备双重人格： 一种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能公开讲出来，公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则深深地隐藏，只有亲密无间，相处一段之后，他们才会让人了解。
顺致敬礼
阿·德尼埃
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在苏联，谁可以当医生？那些业余到医学院学习的工人，还有每月领取110卢布奖学金的医科大学生。他们住在一间10—15人的宿舍里。
他们的奖学金随着成绩增减。毕业之后，他们就分配到农村，替代医生助理或护士。苏联现有100000名医生，实际似乎需要40000名。
截至两年前，医生每月工资110卢布，实在入不敷出，有些医生就干脆改行，去当收入高一点的技术工人。招聘医务人员很难，妇女占绝大部分。他们终于明白，医生虽然什么也不生产，却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于是把工资提高到400卢布。接着，又提高学历，而原先只达到医生助理的水平。
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毕业生当了医生，所学都不够用，他们不得不回炉，到医学院再进修半年。
这段时间，工作似乎很有利，但是我刚才讲的只是理论，实际上很少有人工作六小时。每月工资，通常只有400卢布，维持不了生活。一名医生要兼两三个职务，才能挣到800—1200卢布，这要弄明白卢布的购买力： 一件极普通的衣服卖800卢布；一双好一点儿的皮鞋两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1卢布90戈比，一米床单100卢布。此外，截至1936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的工资买国债。医生全家只住一间房子，既是卧室又作餐室，既当书房又是厨房，等等，每月租金50卢布。没有孩子，那就算幸运的了。
我的同行们物质生活条件本已很艰苦，而最深恶痛绝的是思想的束缚。他们必须提防： 看门人往往是格伯乌成员；他们有什么想法，也不能全告诉医院里的伙伴。战争期间，我们这里墙上贴的格言：“莫讲话，谨防隔墙有耳。”在那里完全具有现实性。
……一位很了不起的同行，是科学院院士，坐了两年牢刚放出来，他们对外国人说他病了。还有一位，由于发表了不合共产主义理论框框的科学见解，就被赶下了讲坛，还被取消了实验室；为免遭流放，他不得不像当年伽利略那样，写了一封认错的公开信。还有一位有自主见解的同行，还在原地，我本该见到，为什么见不到了呢？我给他发的电报，在我经过那里之后一个月才交到他手中。我去看望他时，明明他人在，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外出了。
1936年11月29日，巴黎
先生：
我在索契看见您时，极为担心您会上当，真怕您受党派观念——这是进步的死敌——的影响，去歌颂那个新政体；读了您的《访苏归来》，我由衷地高兴。
我的俄语很好，您的所见所闻，也正是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郑重其事地签名同意，并且感谢您敢于讲出来。
请允许我把在那里做的笔记寄给您，权当微薄的谢意。
上帝保佑我们的法兰西，愿她稳妥而明智地开辟自己的新路。
X
事隔三年，我第三次从俄国回来。
那个政权充斥着十分粗暴的底层人，创建之初，就让人践踏了艺术、文化和情感。
那是野蛮人入侵的现代形式。
革命二十年之后，还始终存在二等和三等车厢。俄罗斯最新建造的大客轮，旅客75%坐三等舱，20%坐二等舱，5%坐一等舱。在食品、服装、旅馆方面也是如此。付得起钱的人总占据最优越的地位。
工人每六天工作五天，干40小时活。他们每年有五天假日，按照官方规定的，比起工作40小时的法国工人，每年多干出400小时。但是，他们的工资极低，因而经常一天干一天半，甚至干两天，即在两个地方干活，每天干12—16小时。
计件制越发普遍了。能干的工人比同伴挣得多，同伴就眼红，就因为不够灵巧。
有时没有生产任务，工人没活儿干，就拿不着工资。国家不会感情用事，有活儿就给工人干，要干得又快又好，没活儿就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另谋生路。
心胸狭窄，眼红嫉妒，到处都是一样。有觉悟而聪明的工人，称作“突击队员”，挣得比同伴多，他们带工资休假，就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不是两周。
一般说来，努力工作得到支持和酬偿，但是偏袒并未失势，在远离注意的中心，许多有成绩的普通劳动者，就完全默默无闻。
有的人又狡猾又有野心，或者非常聪明，或者依仗亲戚关系，能爬到极为优越的地位。每月工资从150—5000卢布不等。有些人挣得少得可怜，另一些人则挣得很多。
体力劳动者，年满六十五岁，有二十五年工龄，每月可拿37卢布退休金。
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原先未能或者不善于攒钱，又不愿意增加子女的负担，就继续劳动： 绝大多数人情况都如此。
国家重建时期，同我们战后一样，百废俱兴；然而，百废俱兴，尤其在俄罗斯，并不一定意味改善生活，发家致富。
到处都在加班，因为物价高得让人难以置信。
至于队长和组长，他们接到指令，限期完成某项工程。手下的工人或职员如果不够努力，他们就得亲自加班，如有必要每天就干18小时，因为手下人的劳动态度与效果，要由他们承担责任。
事情不总是那么好办，他们夹在中央政权和干活马虎的工人之间，处境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工人受了三次警告，就可能随时被开除，不打招呼，也不给一点补偿。
在我参观的一家工厂里，有一条横幅警告工人： 从9月1日开始，凡是不能完成定额的工人，不容分说全部辞退。
队长或者组长干活超额，也不拿加班费。不过，他们有望假期加倍，得一笔奖金。常有这种情况，但是国家没有死规定，完全是随意性的。
国家财政有困难，就提高税收，而且从工资中直接收取；或者强行摊派公债，也是从工资直接扣除，谁也不能作弊。
国家为了弥补总支出，就提高物价。最普通的丝绸，每米165法郎。这个商人成了新富，对于他挥霍财富，谁也不敢稍有怨言。
8月8日，政府一道法令，从每人工资扣除一部分，支援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西班牙人。这是国家的权力，谁也无话可说，个人入不敷出，出现空洞也无所谓。
国家也相应地创建学校、工厂、医院、幼儿园、疗养院、休养所。那些休养院所，从外观看令人赞叹，是一些劳动者度假的场所，然而，所有度假者都住在大寝室。盗窃或其他犯罪行为，要受到严厉惩罚，要判处死刑或者流放。国家也不断让人振奋精神，鼓励生育，到处都铲除卖淫，另外还普及教育，但是普及率至今不得而知。80%的俄罗斯人，现在穿上了皮鞋或便鞋，而在沙皇俄国时期，80%的人走路则赤脚。
但是，新闻自由完全废止。危害公共权利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反之，审判政治罪行，报纸所有版面就连篇累牍，刊登消息，持续多少天，将舆论高度调动起来。
苏联那些著名人物，像飞行员、科学家、政治家，稍有一点成就，就可能在报刊上宣扬，都处于一种催眠状态，而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
民众在相当程度上受了益，以表明1917年的流血斗争是值得的吗？尽管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全国也明显作出非凡的努力，而实际上又达到了怎样的平等呢？
新的水平差别，在各地已经在取代旧的差别，而且不会停歇，取代之势日益加剧，就像后浪推前浪那样确凿无疑。
依我看不出十年，所有旧的社会差别又会重新出现。
1936年12月2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刚读完《访苏归来》。而我从那个国家归来，正值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而引发的镇压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归来后就大量阅读有关苏俄的所有新见闻。几周前，我读了维克多·塞尔日给您的信、伊尼亚齐奥·西洛讷在莫斯科写的信，现在又看了您的书，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您的书再次向我肯定了这一根本论题： 只有一个真理，而这对我来说，正是生活意义的基础。我是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干部，在苏联工作了三年多，在新闻宣传机构，视察各企业。我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经过一生最激烈的内心冲突，得出的结论，同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阶层的您是一样的。和我们见解相同的还有塞尔日，还有西洛讷，人类中还有这么一部分，不接受您书中揭示的那种“因循守旧”。
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书，也许您会感兴趣。我同时给您寄去我的小书： 《欧洲的再发现》、一本小册子： 《莫斯科审判》。此外，我还请我的出版商，瑞士苏黎世斯皮戈尔出版社，给您邮去我一年前出版的著作： 《告别苏联》。
请允许在放下笔之前，向您提出我始终放不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书的结尾，说革命事业能为苏联发生的种种遗憾事负责，这种说法危险，在我看来危险性极大，是因为苏联的宣传不会像您要求的那样，有勇气不再搞文字游戏（第67页——指此信作者所见版本——译注），老实承认“革命精神不再时兴了”。正是缺乏这种态度，无数真诚的革命者，还将继续把苏联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更为公正的一个社会秩序的基础混为一谈。我应当说，这种谬误将麻痹并毁了人类进步的最优秀力量。怎么办才有助于避免可悲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最近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怎么看大批被枪毙的人，怎么看白海、西伯利亚、突厥斯坦那里集中营里成千上万名“反革命”的问题。集中营里除了俄罗斯和外国同志，还有共和保卫同盟㊟成员，而两年前，他们为了争取好一点的未来，参加过渥塔克林街垒战。那里还关着沙皇时期的囚犯，他们曾被投进彼得保罗要塞在涅瓦河水位以下的地牢。苏维埃监狱里关押着岑茨·穆萨姆（多么可悲而令人深思的巧合），她丈夫已经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那里还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死去，也许成了还有一口气的尸体，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党人和所有阵营进步的朋友熟悉的革命者。
然而，公共舆论、“人的良心”，似乎都不存在了。莫斯科审判的悲剧的重演，新西伯利亚的审判，所引起的反响多么微弱啊！六条人命，只审理两天，也没有旁证，仅凭“严刑招供”，作为可笑的依据，就全枪毙啦！
死者再也救不活了。但是可以阻止再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可以让还有口气的流放者生还；他们被流放到冰海边，西伯利亚辽阔的冻土带，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斯卡格伯乌的地窟里。
我本人，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但是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吁只能传到有限的人耳中，不足以摧毁监狱的高墙。
然而您，您是公众熟知的人物，您发出的呼吁，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思想的名义，却制造这种不义的惨剧的人不敢充耳不闻。
希特勒的受害者奥西茨基获释了。
请您促使释放斯大林的受害者！
请允许我握您的手。
阿·鲁道夫
1936年11月5日
先生：
我刚刚读完您在《星期五》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心里又激动又感激，遂冒昧给您写信。您有权接受那些认为革命首先就是争取社会公正，争取所有人尊严的人的谢意。作家踏上他们等同于革命的这片陌生大地，还敢继续正视真相，并且看到真相还敢于高声讲出来，我知道这该有多难。然而我也知道，“保持始终如一的渴望”，只有以完全的真诚，才能真正得到满足。而这种真诚，纪德先生，从来就不会损害工人事业；损害这种事业的，则是迁就和妥协。
我又重读您的文章，心想现在您一定能够明白，保卫过十月革命的人所能产生的感触： 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同，因为十月革命是他们反战斗争的继续，他们为这场革命付出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逐渐看到（不是近几个月来，而是从列宁逝世之后）革命受到旧世界的传染，长此下去，它真正的存在理由也许大大削弱……
马塞尔·马尔蒂奈
巴黎 1936年11月25日
批评苏联是否适宜的问题，我予以肯定的回答。必须分析俄国革命的经验，如有必要还得批评，列宁本人就是请求别国共产党人这样做。然而，这种时间在哪儿呢？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分析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正因为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就无权向无产阶级掩饰一次革命实践的错误，哪怕借口以免使无产阶级丧失勇气。反之，他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就是分析俄罗斯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政治成熟，能够理解别人的失误，但是不能理解别人来误导他们。这种分析将表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苏联实现，但同时也表明，苏联的斗争、取得的成就及其革命的条件，对无产阶级将来的斗争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教益和鼓舞。这样一种态度，绝非为资产阶级煽风点火，而是继续纯洁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并且排除危险的幻想，让无产阶级提防过分的乐观主义。
比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也不应无视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幼芽： 自由市场、工资的不平等及其各种后果。
J·桑
李玉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