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承载文化，扬帆出航
——《中国治水史诗》读后
田珍颖
这是一部大书。上下两部的容量，240万字的篇幅，几千年历史的实录，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覆盖，都使它具有大书的规模。
这是一本在出版和写作两方面都获得成功的大书，这样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大书的品格。
先从出版说起。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毫无例外地面对了出版界的困境。市场经济的挑战，使一向安稳的出版业，面临沉浮不定的走向。传统的“等米下锅”的被动式的出版，几乎是出版界多年不变的潜规则。但现在是“市场”咄咄逼人，进与退的选择，近乎关联着出版业的尊严。
《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过程，在转被动为主动的从业姿态上，堪称效仿之典范。它颠覆了出版业被动出版的潜规则，大刀阔斧地兴起了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就其内质来说，它是一次由出版业主动地种植文化的行为。出版者调动了自身能量，又侧重于对社会资源的发现和整合，并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经营性的活动，摒除了以往那种“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自我欣赏的矜持，大步踏入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历练自身。
开展这项工程，出版者首先认定了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创意——中国治水史。这个创意，思绪延绵千年，视野扩展万里，它的厚重，足以让人动出版之心。
创意只是一张线条简略的蓝图。组织坚实的大规模的写作队伍，是这项“种文化”的出版工程最可宝贵的经验。对写作者本土化的选择，对写作队伍中领军人物的确定落实，彰显了这个出版工程的实施者们的智慧，更显示了他们清晰的经营思想。正是这个程序的扎实和缜密，铺就了这部书走向成功的关键性的一步。
接着的媒体造势、严格审稿编辑等过程，不可或缺地保证了这部书的出版畅行。
总结以上，这部书在出版业上树立成功范例的经验是：出版者不囿于原地，打开大门，走向社会，握住一切资源，从而突破转型期的困境，使出版之船扬帆出航。
但这仅是《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把这部书的出版，置于“文化自觉”的平台上来考量，我们还能发现更加深远的意义。
“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穷尽自己一生学识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文化观，“文化自觉”一经提出，受到各界学人的响应。它的前瞻性，更使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时日里，具备了文化引导的作用。“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世界各民族及国家之间的文化，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汇通和融合，所以，“文化自觉”是未来世界大同前奏中的一个乐章。略去“文化自觉”的许多广博深厚的内容不说，择其要点，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即：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它的优长短缺，它的发展趋势，以取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与资源。
《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们民族向人类文化融汇所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创造者们，又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
再值得一说的，是这部书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它是多种社会学科的成功的文学表述。
治水，无疑是社会学的大选题。水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水利开发沿革，人与水形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等，都是社会学家的研究专题。由于时间的延续，这些专题可扩展到历史学。
文学介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围，会使自身扩展视野，增深内涵。而文学的表述，又会为其他学科插上翅膀，送其飞翔。
确定以文学的史诗般的形式，表述治水史时，我们的编者、作家，首先凭仗的是对文学魅力的自信。因为我们有情、有形象，有对文字的千转百回的表现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作家们会用情感激活历史和现实，从而成文成诗。何况，他们要描述的滔滔之水，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万代子孙的养育者。
情之已至，则“立像以尽意”。作家们舞动的是形象思维的长调，它灵动、幅散，并无比飞扬。正因此，在治水史的长河上，我们看到了人物形象，看到场景环境，乃至神来的细节。
这部堪称史诗的大书中，矗立着数不尽的鲜活的人物。
从先贤大禹，到李冰父子，从隋炀帝到后来的曹瑾、王炽等，在作家们追忆治水历史的过去岁月中，古代治水者的长袍大裾，永远飘扬着他们的坚韧。
在近代、当代的治水伟业中，作家们笔下出现了几代伟人的形象，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参与新中国治水的文臣武将，他们指点江山的雄图大略，永远是镌刻治水史的重笔所在。
本书最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一批胆识皆备的风云人物；立志在长江上“作文章”的章鸿钊；把一生系于长江水的张光斗；务实而不改其志的林一山，以及能有惊涛拍岸之势的李锐、黄万里，等等。这些人物在作家的文学表述中，都是挟治水史之风云，而成为千年不倒的形象。
本书涌现的草根人物的形象，让长长的治水史、艰难的治水历程，变得有声有色。三峡边的王作秀，带着几十年的盼望，与治水大军为伴；海河水灾中被水围困几乎致死的张连璧、叶道纶；沱沱河上一军一民的两家守望；淮河的警告声中有最基层的干部戴业成、李守义的严正声音；镇长葛木初的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的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等等。他们是治水史上的普通人，甚至没有奖章奖状，但在作家们的眼中，他们是推动治水大业的原动力，于是，最美的文笔，描绘着最普通的人。
在这部史诗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是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他们在作家们的文字表述中，尽显个性，尽显风采，尽显多舛命运，尽显风发意气。
这部作品的另一道文学风景，是场景和环境的描写。在作家眼中，所有的生态环境，都充满了勃勃的生命气息。
神秘、幽深甚至险峻的三江源，像和人类千年相随的巨人；源头呈秀丽端庄之状的松花江，到与黑龙江相汇之处，一高一低相拥入海的姿态，令人动心；千年黄河口的迁徙，作者用清水沟、赶河人、一棵树等场景连缀，甚至虚构的大海与黄河的对话，也容纳着历史的记载；南水北调的宏大场面，铺展千里，在北京西四环巨大的地下工程面前，作家说，那是“为历史准备一场盛大的典礼”，大水之灾，瞬间而来，那场面让人动容；抗洪的场面，人群矗立成屏障，军队形象、国家形象是激情、勇气的标志……这道用场景展现的风景，是用色彩、用声音、用光线编织而成，它特别展现了作家们写山山动、写水水流的文学功底。
行文至此，还应当提到这部史诗中，点缀于其间的细节描写，它们是作家们进行文学表述的神来之笔，是最能显现文学魅力的亮点；还有，作家们在不动声色中，对所描述事物的哲学提升，在无限的形象空间里，他们用诗性的哲学，引我们悟道。
其实，用文学的表述来传达其他社会科学的原理，我们的先辈学者们都曾试验过。但单文本的、个体的、仅限于文字的试验，未成气候。今天，读《中国治水史诗》，我们则看到一个大规模的、团队式的多文体多风格的文本试验，它把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的专题，描写得如此生动，如此深刻。当我们将这本大书置于书案，一页页翻读时，它带给我们的阅读收益，是丰富而经久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