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山雨欲来

干革命就得去新疆

陆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学认识陆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实1958年他已经考入过安大，来学校没待上几天便回上海了，不知为什么1959年他又来了安大。这次待的时间长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学回了上海，临走时问了我家的地址。之后我假期回家，他会来看我，每年一次。本来在学校我和陆健交情很普通，同学而已，也无共同爱好。他这个人有点怪，到我家坐一会，话讲不上几句便沉默不语，然后告辞，每次来都如此。他从不邀请我回访，也不告诉我他家地址，只知道他来我家要乘两辆公交车。

我毕业回上海之后，陆健到我家的周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话不多，坐一会就走。尽管话少，我还是知道他这几年的一些状况：他当过临时工、做过代课教师，甚至被动员去过崇明农场——老规矩，他去了半个月就逃回家了。他永远不会把户口迁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迁户口，更不用说崇明了。陆健出生在上海，他铁了心要与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陆健来我家时我有点奇怪，因为年初他已经来过——每年一次的规律被打乱了。他告诉我他要去新疆“闹革命”了，这回街道里弄来“动员”他这个“老社会青年”的势头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会变反革命，而要干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当作了“钉子户”（赖在上海的社会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来“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确地告诉他：“今后啥个临时工代课事体，想也不要想！”因此陆健吃勿消，只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这回去新疆户口必须跟过去，把陆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陆健送到电车站。望着这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学长，心里有点惨然。陆健同学虽说有点特别，但绝对是一位与世无争与人无害的好人，他们何必非得把他赶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动员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尔打开收音机，会听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之类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在那时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时去的；我的邻居6号国松的弟弟禄安、11号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当上了新疆军垦战士；现在的博友4d、阿栾、天边云、阿德勒，也都是那个年代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友”。

有资料统计：“文革”前这两年，有10万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也有在校生。据说把那么多人弄到新疆去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和农垦部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对于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会青年”的包袱、大大减轻了就业、升学的压力；对于新疆农垦战线而言，则得到了劳动力。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只是苦了这10万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中央有一系列落实知青政策文件出台，然而却不适用于这批“文革”前进疆的上海青年，据称他们不算知青。

老高说他到火车站为弟妹送行时，月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光荣进疆”的青年们都穿上了军装，胸前还戴上大红花，一副喜庆节日光景！只是有一点，让送行的街道干部感到煞风景——火车开动之时，车上的人哭了，车下的亲人们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