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我的“文革”岁月

无中生有的“杀共产党”

回顾往事，我认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极坏的影响。社论号召要“横扫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邓拓吴晗这些头面人物，还要抓无数老百姓“陪绑”。社论还第一次提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这就为今后摧毁中国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开了绿灯。

学校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每周来校两天读读报写写大字报，但我们学校学生都是企业职工，许多人对写教师大字报兴趣不大，有的人宁可在厂里上班不来学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和普通学校很不同：他们那里主要是学生斗老师，我们这里是教工之间“窝里斗”。

“文革”开始的几个月，运动完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党支部。我所在基础课教研室位于九江路41号总校，所以我们的“运动场”必须在总校。同在总校一道“革命”的还有学校行政一摊和人数众多的机械教研室一摊。此时的总校布满了吊大字报的铅丝，铅丝上墙上全是大字报。大字报的毛笔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颜体、有柳体——想不到学校内有这么多书法行家啊。（后来了解，毛笔字好的人专门为别人代书）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从工农速中保送进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是个背驼身矮的残疾人，为人极其刚正不阿（在领导眼里是桀骜不驯）。后来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基础教研室的“斗争重点”是一位数学教师徐新。徐新年纪不老，30岁出头吧，父母都在海外，自己一个人住衡山路一套高级公寓，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工资之外每月有外汇进来），常常会请同事吃饭，也喜欢向漂亮女同事献殷勤，但没有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因为要出国，打过多次出国申请报告均未批准。徐老师的性格外向，喜欢和同事“瞎吹”。有一回我在杨浦分校办公室听到他对同事们吹《基度山恩仇记》，还热心地把这部小说借给他们。徐新把学校的女同事搞了一份美女排名：第1号美女是王人丽，只排到第6名。美女排名表广为流传，我猜基础教研室女同事肯定对徐老师恨之入骨，因为我们教研室那么多女数学老师女物理老师女化学老师，竟然没有一个排入美女6甲。

在教研室“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中，请客吃饭成了“腐蚀拉拢群众”；瞎吹牛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借书给同事成了“引诱群众向往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最严重是申请出国探亲，变成了“企图叛国投敌”。徐新就这样变成了教研室第1个“牛鬼蛇神”。

我和初人兄、阿鲍、孟德几个人既是同事又是安徽大学的老同学，正因为是老同学，平时往来较多，这点实际上是隐患。

孟德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很短，只是写道，汪初人在安大读书时曾公开说：“要杀共产党！”

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冲击波，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汪初人扑过来（不少是其他部门的），许多大字报直呼汪初人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大字报宣称对汪要严惩。那时候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为自己申辩也不能说明事实的，若声辩和说明便是对抗群众运动。

其实稍加分析就明白汪初人不可能公开讲这种话，要讲了他还能从安徽大学毕业吗？安徽大学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大学吗？

我在物理组的会上说了事实经过（见前文“从同学到朋友4”），但丝毫不起作用，还被认定是“保皇派”企图包庇汪初人，为此也被贴了大字报。倒霉的初人兄成了教研室第2个“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