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我的工厂岁月

给资本家落实政策

说1972年比较宽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这一年“归还”了抄家物资，还给“文革”中只发生活费的资本家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工厂为此开了大会，老蒋作了长篇讲话：从尼克松访华讲到我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国的地位、又有多少多少国家和我国建交，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话题忽然转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对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仍要坚决斗争（仍你死我活）之外，对他们个人要给出路：一、“文革”前的工资照旧；二、抄家财物归还。接下来张阿毛谈学习体会，他“气贯长虹”地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心胸最大，不在乎资产阶级这几张臭钞票。

我厂有三四个“资产阶级”。为什么是三四个？因为有一个是“资方代理人”即老板亲戚，他始终不以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其中有一位诸老板——老蒋在大会上特地提到过，他是上海玻璃行业享有盛名的人物：十几岁时赤着脚拿一把破伞从江北乡下来上海，到外国人开的玻璃店学吹玻璃，后来成为上海最好的吹玻璃技工，于是自己开作坊开厂，公私合营前诸老板的玻璃厂已经颇具规模。我们车间工资最高的赵师傅是1960年市里发证书的技师又是8级技工，他就是1940年代初诸老板的徒弟。当然1960年代初赵师傅和其他徒弟早就与他们的老板师傅划清了界线。诸老板60多岁了，恢复了工资他终于可以退休了。

和我熟的是王老板，因为他与我同一个班组，我们都叫他老王。老王50多岁，很有“派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英文法文。1949年之前在一所洋行任职，1950年失业之后为了混饭吃和朋友一道开了一家小玻璃厂。他告诉我其实他对玻璃制造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当时做玻璃能赚钱就去开厂了。他后来十分懊悔：“我是解放后硬经㊟自家弄顶资产阶级帽子给自家戴上去！”讲讲是资产阶级，但待遇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因为他开的厂很小：只有十几个工人，没开几年就被公私合营了。所以老王按企业资产拿到的定息很少，工资也定得比诸老板低多了。老王还说：“资产阶级的福没有啥享着过，资产阶级的苦全部吃到。”“文革”开始不久，厂党支部派人来老王家抄家，带队的就是张阿毛，所有值钱之物全部抄走。“顶气人的还写好一张清单叫我签字，又不让我核对。走的辰光在屋外还留下了大字报。”就是这些公布于众的大字报让邻近的中学红卫兵知道这里住着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抄家，把剩下的不值钱物品甚至生活用品也拿走（当然不可能有清单）。老王还被红卫兵小将打过。

我问老王：这次都还你了吗？老王叹了一口气（叹气前看了看周围）告诉我：金银珠宝是不可能还的，折算钞票还了些（例如黄金算90元一两，珠宝是象征性给点钱）。老王家有一件古董——明清时期犀牛角雕，厂部说找不到了（厂里集中到局仓库），就折算10元打发老王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