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是一种瘾
荔枝
水果本是俗物，满足饮食男女茶余饭后的口腹之欲。但水果兼具内容与形式之美，置于晶莹剔透的果盘上，珠圆玉润——画家常以之为写生的静物。在文人笔下，应运而生的水果也是颇有灵气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延续到《西游记》的传说中，桃，乃成为这座魔幻殿堂香案上人情味颇浓的供品。天堂有蟠桃会，人间有花果山，难怪美猴王在取经途中每遇穷山恶水，便极想家，极怀念那段瓜甜果熟、不羡鸳鸯不慕仙的早年生活，他简直像位拄锄回望的果农般自言自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葡萄，令我想起春风不度玉门关，想起醉卧沙场而不惜诒笑大方的白发将士，仅仅因为它在一句千秋斟酌的边塞诗中回光返照：“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一部《三国》，至少诞生了两处与梅有关的典故：望梅止渴是急行军中青嫩欲滴又遥不可及的诱惑，精神胜利法，当然优越于葡萄与狐狸的失败者哲学；而青梅煮酒，伴随一句“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画外音，泄露出两虎相争的凛凛威风……
红了枇粑，绿了芭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一切，若与荔枝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荔枝最初出现在杨贵妃的风流故事中，因了绝代佳人的青睐而身价百倍。荔枝，三千宠爱集一身。
我去西安，首先叩访位于临潼县城南的华清池。站在骊山北麓旧朝代遗留下来的雕栏玉砌间，仿佛目睹一幢灯火通明的空中楼阁的废墟，我油然涌起一股看旧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情怀：江山，在哪里呢？美人，在哪里呢？倒是邻街一家高档果品店里摊放的荔枝（肯定由飞机从南国长途运输来的），使我盲目地相信长恨歌中的千金一笑栩栩如生。旧物尚存，美人青春的宠物在以顽强的生命力代代相传，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她自身，却在霓裳羽衣曲的破绽百出中香销玉殒。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千里，味不变，正至京师。”据考察杨玉环偏爱的荔枝主要产于今广东一带，是作为南海贡品进献宫中。当时四川等地也产荔枝，因水土原因，口味稍劣。唐玄宗为讨爱妃欢心，不惜舍近求远，命驿使沿途换乘、快马加鞭以抢运这人间珍品。这在李肇《唐国史补》中有证明：“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产，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出了位贪恋荔枝的贵妇，民间不知要累垮多少匹千里马，不知要伤多少位伯乐的心。唐朝仕女以胖为美，臃容华贵的杨玉环也体态丰满，想与不甘舍弃口福有关？多少年后人们还是会艳羡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上歌舞升平、美酒佳肴的神仙生涯——对人间盛宴的世俗向往，多多少少将冲淡对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流皇帝的责难。乐史《杨太真外传》描述的良宵美景恍若昨日：“（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上幸化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琴棋书画诗酒花，荔枝，贵妇人的宠物——它和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曾经令尘嚣中苦苦为稻粮谋的凡夫俗子无不仰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荔枝，水果中古老的贵族。
晚唐杜牧游华清宫，蘸着温泉水写下绝句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站在杜牧当年立足的那方寸之地，仿佛目击到千里走单骑的宫廷使者风驰电掣地在华夏大地上日夜兼程，并且听见惊心动魄的响鞭——可惜这不是绝代英雄铁蹄突出逐鹿问鼎，那每遇见驿站便换一匹快马的信使肩头不过驮着一囊温柔的水果。劲风猎猎的古希腊时期诞生过马拉松之役，那大步流星送“鸡毛信”的使者的匆促足音至今仍在人类历史的走廊回荡；而中国唐朝那场最原始的接力长跑，不过作为添加进温柔富贵乡的一剂笑料——两种时空的对比使我掩卷长叹。马拉松是人类历史中勇敢与胜利的象征，花钿委地的马嵬坡，却构成美的误区与温柔的败局。渔阳鼙鼓卷土而来的战争，并不是由荔枝引起——正如那莺歌燕舞所啄食的荔枝，也无法粉饰太平。荔枝曾经作为一种不祥之兆，在一位遇难的美人一生中投下阴影，同时给一个王朝的命运画上警醒的问号。
荔枝除了与美人有关，在我印象中，还曾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结下不解之缘。我读书时，七十年代，全国统一的中学语文课本必选杨朔的《荔枝蜜》，对于这篇颂扬蜜蜂精神的流行散文，我已无法背诵了，但原文中引用苏东坡的两句诗，却斧凿刀刻般记忆犹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我一直琢磨不透，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大江东去”四字草书的豪放派诗人，放舟江湖，偶然系缆南国，为何不再陶醉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不再老夫聊发少年狂，反倒看破红尘、收敛了英雄豪情，对掌心一捧吹弹得破的小小荔枝情有独钟。莫非入乡随俗，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也难免像任何一饱口福的美食家般对这南方的土特产津津乐道；在人间美味不容拒绝的诱惑面前，相见恨晚，甚至不惜以余生孤注一掷？
直到我有缘坐飞机自北京远赴雷州半岛，一日千里，终于解释了九百年前苏东坡的“荔枝情结”。南国不仅盛产以相思为笔名的红豆、作为怜爱的信物的莲子，也是流芳百世的荔枝的故乡。至于雷州，苏东坡当年路过时写《伏波庙记》志之：“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在此。”而到了唐宋之世，贬官逐客又相继而来——苏东坡本人就是一例。究其原因，莫过于此地僻处海角天涯，人目为蛮烟瘴雨之乡，交通闭塞，插翅难飞——这自然成为龙颜大怒的朝廷囚禁、惩治异端势力的天然劳改农场。但我们一旦了解这些被国家机器唾弃的蓬头垢面的犯人中有谁时，不禁会震惊于以明镜高悬自许的朝廷的有眼无珠。海康县（今雷州市）城西，有一座创建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的十贤祠，纪念自真宗乾兴元年宰相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后，绍圣至绍兴七十年间，谪居雷州或发配途中路过此地的苏轼苏辙兄弟、秦观、李纲、赵鼎等，共十位爱国学者、诗人、高级官员。雷州半岛的不毛之地，曾经是忠臣的露天牢房——这本身就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天大笑话。那么豺狼当道、阴影幢幢的朝廷，肯定已成为贪官污吏的乐园、奸臣的天堂。但为示“敬贤如师，疾恶如仇”平地而起的十贤祠，毕竟标志着一件沉重的喜事，修正历史，归还历史以清白，有时比信手涂抹历史需要更大的勇气。远在吉水的文天祥闻讯后心花怒放地作《雷州十贤堂记》以祝贺。
凄风苦雨的雷州半岛，曾经给一批又一批落难英雄提供了栖身安命的一席之地。报国无门，拔剑四顾心茫然。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想象着他们一腔热血却被山高月小、风险浪恶所软禁，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或冤屈或愤怒、或落寞或凄凉的憔悴面孔，浮现出一个民族历史令人心痛的苦笑。幸好这里还有荔枝！当这些饥渴疲惫的中原流放者被整个世界斥之门外，版图最边缘地带的荔枝，却作为本地最热情的主人迎接着他们，秀色可餐，抚慰失意者深深为世态炎凉所刺痛的伤口。在北方，荔枝一向作为帝王与贵妃独享的贡品，在其故乡却洗尽铅华，以平民化的身份亲近这些众叛亲离的放逐者——这已是他们所能消受的惟一公正待遇。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在耻辱与行人的厌弃中度过的，只有最终宿营地的荔枝不曾拒绝他们，只有天外来音般鲜美清越的荔枝带给他们负重的心以短暂的满足。
苏东坡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一○九七年）夏末，自惠州远贬海南，路过雷州的。他与弟苏辙同寓海康城西的罗湖上，日夜泛舟，在诗酒唱酬中淡忘背井离乡、梦折路断的隐痛。当地土著乃将罗湖易名为西湖，并模仿着修筑了苏堤与白堤。说来也怪，罗湖与杭州的西湖不无神似，清朝的海康县令还曾刻诗“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似杭州”，遥寄给本乡本土多少代以前一位光荣的客人。可见这块贫瘠的土地对那些被放逐的贤良倒流露出丰富的感情，它像掏出自己的心一样捧出一方与江南近似的水域，捧出一轮精心研磨的明镜，肝胆相照，以希望苏东坡那高贵的灵魂能时常轻车熟路地漫步其间，在恍若故乡的景物中忘却沦落天涯的悲哀沉痛。
这就是荔枝的故乡，这就是贡献荔枝也贡献良心的地方，难怪苏东坡要“不辞长做岭南人”呢，这里没有铜臭、狡诈、嫉恨，没有阴谋也没有势利的眼光。我无法考证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这首诗，是否在雷州写下的——作为对其倾囊相许的感激与回报？但苏东坡在雷州，肯定接受过荔枝的款待。雷州的荔枝美名远扬。我简直能目睹到卸除功名，两袖清风的东坡老人，举重若轻地伸出消瘦的手指——不是攥取名利场上众生争抢的骰子，也不是遁入空门去数诵万念俱灰的佛珠，而仅仅是伸向粗瓷果盘里堆积如山的荔枝（可能是不识字的房东新从后山上摘下的），计算这一天功课中进食的数量：一颗，两颗……三百颗！这简直是足以震撼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返璞归真的手势，一门诗化的数学：一位白发如霜、久被功名利禄困扰的伟大文豪，在与荔枝的对话中恢复了纤尘不染的童心，而发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美，而执著于生命中最朴素、最原始的美感！他对雷鸣闪电置若罔闻，对浮名虚誉如风吹过耳，对珠光宝气熟视无睹——他与整个世界中断了联络，却偏偏与审美空间悬挂的硕果累累达成了交流，息息相通。也就是说，在真理的天平上，仅仅三百颗荔枝、三百颗玲珑剔透的袖珍砝码，就使另一侧的汗牛充栋、万贯家财、千秋功过——失去了重量！这是怎样一种倾斜的悲怆，这，又是怎样一种固执且坚定的骄傲。
我在雷州吃荔枝的时候，唇齿生香，美不胜收。但仔细一回味，多多少少咀嚼出芳醇之外隐晦的一缕苦涩。那是文化的苦涩，泱泱五千年历史的苦涩。我是个文人。我写作的时候，我往方格稿纸里填词的时候，眼前挥掸不开苏东坡与荔枝的前世之缘，挥掸不开富于透明度的一张理想主义蛛网。一颗，两颗……三百颗！我逐渐感受到陈列在诗人唇边、象征着无价之美的那枚荔枝，重若泰山；诗人从红尘滚滚中仅仅撷取、掂量一枚极致之美的结晶的动作与膂力，重若泰山。我反刍并开始理解苏东坡晚年的荔枝情结。恨不得把他体会过的三百颗荔枝的果核全部搜集过来，作为古老的种籽，培植在纯洁的方格稿纸里，我要求自己在文学与艺术面前，在美面前，保持童心，保持纯粹、善良，专一，以及狂热得近乎饥饿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