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

诗人与酒

诗人们聚会，大抵是要喝酒的——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许多酒后的狂言可圈可点，显醉意也显才情。在场的我听到总默记于心，觉得若这么说完就完了挺浪费的（就像酒精蒸发到空气中），记录下来该多有意思啊，于是无形中成了酒会的秘书。这说明我算是滥竽充数。我是很少醉倒沙场的：并不因为酒量大，而是每每在醉的边缘总下意识地踩刹车了——嘎然而止，想多劝自己几杯都没有用。也许是性格过于清醒吧。从这点看，我不太像个诗人，更适合做哲学家。我曾一脸苦恼地吐露这个苦衷：看来我要使自己醉倒，光靠酒还不行——我心太软，除非打麻药，才能倒也。朋友们借我的妙语又干了一杯：没准你即使被麻倒了，头脑还转得飞快呢。他们总奋不顾身地追求醉的境界——被描绘得跟个小天堂似的。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会像中途变节的叛徒——如同最先在梁山泊落草的王纶，属于一百零八将之外多余的人。这班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譬如找话题下酒，阿坚就问圆桌边的每个人：此生已醉过多少次——并申明以吐为衡量标准。轮到张弛了，张弛心算良久，最终沮丧地说：实在数不清了。阿坚狡黠地一笑：既然你记不清吐过多少次了，那么你就说说有多少次没吐吧。张弛中计了：你这么一说，就很好统计了，屈指可数吧。

张弛是个逢酒必醉的人——拦也拦不住。他的酒量是有弹性的，跟他的经济状况有关。他做生意发了，就请大家喝洋酒，他一人喝了一瓶还能硬撑着，直到亲自动手开了第二瓶，才扑通一声从椅子上滑下来，口若悬河。一觉醒来又喊起了“拿酒来”的口号。他说：喊这个口号时很痛快——终于明白烈士就义前为啥要喊口号了。他不怕醉，就怕不醉——欲醉不醉对于他反而难受得多，那简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他有许多制造醉的土办法（属于出奇制胜）。譬如有一次买卖赔了，和李大卫、黄燎原凑在一块只找出四块钱，在大排档坐下，没敢点菜，只叫了两瓶燕京啤酒，又叫老板找三只喝白酒的那种五钱的小酒蛊。三人就你敬我一杯我回你一杯地悠着喝，感觉良好：终于又有酒喝了。边喝边聊，两瓶啤酒也顶了三小时，而且结果很出人意料：“三人都幸福地醉了”（这是张弛的原话）。这三个形式主义者，居然用啤酒创造出白酒的效果。张弛回首这番往事很得意（像个作弊中举的考生）：仿佛不是被酒欺骗了，而是合伙把酒给欺骗了——或者说，成功地自己把自己给骗了。所谓的醉，其实就是一场巧妙而幸福的骗局。欲醉不能，会像试放卫星失败了一样颓唐。

阿坚写东西需要以酒作燃料的，就像开汽车需要加油。而且作品的质量跟酒的度数有关系，度数高点水平就高点。他写诗时一般自斟自饮白酒（够下血本的），为稻粱谋给报纸副刊写随笔则以啤酒应付了事，所以他的随笔较平淡而诗中则不乏神来之笔——我甚至能从不同的诗句中嗅闻出他当时的状况。他甚至戏称自己早晨起床漱口都用的是啤酒。这半生被回收了的空酒瓶，撂起来该可以盖一幢小洋楼了吧——阿坚多次去西藏旅行，他说拉萨随处可见这样的“酒瓶墙”，当地人喝啤酒是一箱一箱地抬，喝完之后也懒得退瓶子，因此收破烂的可发财了。和张弛恰恰相反，阿坚喝醉后一般不吐。他说：吐了之后，可心疼了。原来他全靠这份意志给撑着。我问：那是一种破产的感觉吧？

诗人们酒后大多妙语连珠，各自倾述对酒的感情——厂商若听了肯定高兴。听着听着，我也有点醉意了——其实我今天喝的只是他们的零头呀。看来酒话也能醉人——听多了，耳朵首先醉了。我高高地举起杯子倡议（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从我做起——大家老了之后，就别打制棺材了，直接买一具现成的酒桶得了，也别等别人装咱们了，咱自个儿钻进去——自己把自己给窖藏了。众人听了，都有跃跃欲试的表情。我知道，今天是他们陪我醉了。诗人嘛，做个酒桶也至少比做个饭桶更合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