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三进台湾
台湾，曾经是离大陆最近却最远的一块土地。
自打记事起，除去“我爱北京天安门”，几乎头几个学会的革命口号里，就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句，在几乎不知道地图上大多数省份在哪儿长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知道台湾在哪里，长什么样；当然，也一直心疼台湾同胞，估计都在“白色恐怖”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于是，要解放台湾的冲动，成了几代大陆人的童年记忆。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长时间，在解放军还没有“解放台湾”之前，根本没想过，自己还有可能去台湾，并且不是一次两次。
第一次入台：2001年春天
机会来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准备去台湾。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台湾解禁，除去老兵回乡探亲，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两岸十大杰出青年之间的交流。由于我当选头一年大陆的十大杰出青年，而成为大陆青联访台团中的一员，这个团由当时的青联主席胡春华带队，团员包括阎维文、宋英杰、吕虹、范芳等十多人。
不过这次出访似乎并不是时候。
头一年，台湾政坛发生变局，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的统治被推翻，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本就敏感的海峡两岸关系变得更加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达台湾，该如何与人相处？见到敏感的旗帜或标语怎么办？听到不那么悦耳甚至“反动”的话语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严正交涉？这一切，都成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碍与挑战。
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时的留影，背后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为是日月潭的入口，没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见不如怀念，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然而，没去过之前，你会不去吗？更何况，日月潭对大陆人的吸引力与大小并无关系。
紧张与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注定漫长。
我们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后进入香港，再飞往台北。
可比地理距离更漫长的，是心理上的距离。
在深圳，大家开了一个出发前的准备会，无外乎该怎么说怎么做，遵守什么纪律以及遇到特殊情况该怎么办等等。这一个会，更加重了内心的紧张，原本应该是愉快的出行，因为目的地是台湾，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壮感。
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心跳开始加速，台湾，这一块让人紧张的神秘土地，将如何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台湾的新党，当时的新党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语的大姐谢启大，后来，她因官司，很长时间都在大陆居住。不过，在我们到达时，正是她和新党都想有所作为并因此神采飞扬的时候。
台湾的第一印象，说句心里话：一般。
2001年的中国大陆，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尤其是机场、道路等硬件建设，更是大手笔，相比之下，久负盛名的桃园机场就落后太多。估计大陆人都会小声嘀咕一句：“别说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机场都比这儿强……”出了机场上高速，路不宽车不快，找不到腾飞台湾的感觉。
然而随着访问的深入，台湾的大与小才慢慢显现出来。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后必做的功课，不过我在那儿闹了一个笑话。船离岸了一小会儿，我发问：“在哪个口进日月潭？”陪同告诉我：“这就是。”我笑了，原来在想象中，日月潭应当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认为，船开一会儿后会从某一个口进去，然后大大的日月潭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没想到的是，那个我认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寻找蒋介石的踪迹，去胡同里探访张大千的神韵，地方都不大，起码没有想象中的大，却都小得精致。在这样的场景中，台湾开始在脑海中告别想象，慢慢真实起来。
相信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与自己想象作斗争的过程。
政治与一碗酒
不过，当时的台湾却处在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打开台湾的电视，晚上九十点钟，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参政议政”，好听的话不多，口吐白沫，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炮火猛烈。小小的台湾，起码十来个电视频道在这个时间干这件事情，于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扰都不可能。
在台湾看电视，走两个极端。新闻时事节目中，要么是铺天盖地的民生新闻，家长里短，无处不在，刚开始新鲜热闹，看几天之后就看出了问题与憋闷。在台湾，由于种种特殊原因，几乎没有国际新闻，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几条，让你以为：这个世界除去台湾岛本身，顶多就华人世界这么大。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陆新闻在台湾屏幕上已经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脱口秀政治，全民开讲，自由、混乱、亢奋、“秀”杂其中，让人不由得感慨。
而娱乐节目，不说也罢，因为大多数都能在大陆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台湾浪费时间。
当时的这种政治热情十分正常，毕竟台湾政坛刚刚变局，每个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也参与历史其中，政治新鲜感未过，于是，让外来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来到台湾，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名字，但是蒋家第三代，却大多不幸有台湾风水师说：那是因为蒋介石与蒋经国都葬在临时墓地，未能入土为安所致。两蒋照片下，正接受采访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蒋”门人——蒋孝严。不过，他也是刚从“章”姓改为“蒋”姓不久，是推动两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除去新鲜，有时还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头，突然看见一个游行车队大摇大摆地行进，原来是在愤怒声讨蒋氏父子，蒋介石的待遇比蒋经国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画像倒挂，敲锣打鼓，作为从大陆来的我们，自然不适应。奇怪的也是这种不适应，为什么几十年时间，我们都恨并骂着蒋介石，可街头看见这一幕，竟有些要为蒋氏父子打抱不平的冲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样，在历史又翻过一页之后，在一个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与蒋家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不过当时还不知道，几年之后，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头这一幕，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象时恐惧，然而真到了具体情境中，恐惧就消失掉，第一次台湾之行就是如此。
出发之前，担心这个忧愁那个，可真到台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化解掉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为难，会有意照顾客人，避免尴尬，我们曾经担心的各种场面，基本上都没碰到过；而当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没必要的敏感，偶尔主人们脱口而出的敏感话语，我们也一笑而过。轻松地面对，一些为难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这种变化，才有了临近返程之前最后一顿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来的头一天晚上，在高雄，主办方为我们摆酒饯行。现场，除去我们，也宴请了一些当地的青年才俊及有关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乐了，发现在我们这一桌十多人，竟有着海峡两岸五个党的党员，我们是共产党，台湾方面有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真是一个过去想都没想过的奇妙组合。
酒过N巡之后，不知是谁提议：最后展开了一个“两党对决”，民进党一位年轻议员为一方，另外四个党选我为代表成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门高梁，分别倒满两个大碗，旁边的人们群情激昂，鼓励声连连，我和这位民进党议员，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饮而尽。
十几分钟后，对方在走出门外几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则坚持聊到最后，回到房间才沉沉睡去，算是赢家。
这成了以后我们每次团员相聚时必聊的话题，我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海峡两岸的这四个党成了一拨，而民进党成了另一拨？这是一个潜意识里的“政治”决定，还是一个喝高了之后的酒桌行为？
至今，我没有答案。
不过，正是在这一碗酒里，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台湾之行，也结束了对台湾的想象，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敏感。
告别时，我有了新的期待：什么时候，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来？
第二次入台：2005年7月
告别台湾仅仅一年，我们有了和台湾媒体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是由一个灾难引起的。
2002年，华航空难。
空难发生时，我在《时空连线》任制片人，这是新闻，我们自然要跟踪。
当时我的搭档刘爱民，追着追着就追到台湾东森电视台那儿，原本只打算“试一试”的合作，对方竟然一口答应，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记得当时我连线台湾东森记者，报道这起空难，耳机里真的传来台湾国语的腔调时，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正是因为东森的合作，这次海峡两岸的连线报道顺利完成。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太多，新闻事实决定了我们的报道方式，但有趣的是，还真有比我们敏感的。几天之后，境外一本杂志标题称：“两岸三通未通而媒体先通”，详细地报道了我们这次合作，原来，这竟是海峡两岸类似合作的第一次。
一不小心，我们填补了一个空白，而这一次之后，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准备，待时机成熟，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关于这一点，通过后来我们几次与东森电视的小型合作，对方也与我们想到了一块儿。
只是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历史坚冰开始融化的机会。
岩松看台湾
2005年，海峡两岸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春天开始，连战、宋楚瑜接连来到大陆，尤其是前者的到来，结束了国共两党时隔六十年的敌对状态，跨越历史的握手在北京上演。
这两位人物的到访，相关的直播都是我在主持，这个时候，我们“看台湾”的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连战来访时，台湾来了众多记者，东森电视自然也继续着我们之间的合作，这一次，他们派来了当家女主播卢秀芳，她也成为第一位走进大陆央视演播室的台湾女主播。也因此，在后来的合作中，我们共同拥有了众多可记录海峡两岸传媒交往历史当中的“第一次”。
宋楚瑜在目前的台湾，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的角力场，然而在大陆，他却依然拥有很大知名度。这位与马英九一样被台湾人称为形象好又懂得亲民的政坛大佬，一个高峰的动作，正是继连战之后的大陆之旅。
因为之前国共两党时隔六十年再度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才可能成为来到曾经敏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进行采访拍摄的第一位大陆记者。这座大楼也证明着国民党在台湾深厚的家底，所以马英九上台后，国民党中央搬出了这栋大楼，坚持低调，与民同乐。
随着连战与宋楚瑜来到大陆，海峡两岸的气氛马上变得不同以往，而我们打上去的要求前去台湾采访的报告，也在海峡两边得到高效并善意的回应。前去台湾，我们的合作者，自然是东森电视台，我们希望采访的十位台湾各行业的顶级人物，都在顺利联络中，基本都很畅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而要制作的十余个专题，也都在筹划与选择中。当然，台湾有关方面，也在我们入境采访的过程中，给予了良性互动。
我们知道这其中的不易，在以往海峡两岸交流中，这样的媒体行动从未有过，这也是大陆媒体第一次入岛进行大规模地报道，而且是方方面面多角度观察。因此，没有气氛的转变，这样的绿灯是不可思议的。比如选题之中，我们报道了国民党总部大楼，前去邓丽君墓地采访，在花莲拍摄证严上人的早课并与上人“聊天”采访，当然也包括采访连战、宋楚瑜、王永庆等人，自然不必说对诚品书店、夜市、小吃的色香味的报道。
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台湾方面规定，一次进入台湾，最多只能待十天，我们十个人物采访，十几个专题制作，多场直播，都要在这十天里完成，如果没有东森电视台帮我们提前准备联络、落实路线，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也应了生活中那句俏皮话：只有一帮一才能一对红。虽然最后由于台风来袭，飞机全部停飞，我们人不留天留，又多在台湾待了一天，然而，也仅仅是一天而已。其实，如果时间更充裕，还可以看得更细更深，不过，没什么可抱怨的，出发与成行，已是最大的成功。
2005年7月，我们终于迎来出发的那一刻。与第一次去台湾之前不同，再没有那些敏感紧张与概念的想象，更多的是好奇：出发之后，我们将在屏幕上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台湾？
这个时候，大陆与台湾之间，还没有直航，早上六点起床，上午在北京起飞，飞到香港之后，再办各种手续，之后在香港又起飞，到达台北已是晚上。当办完一切手续，随车从机场驶入台北之时，灯影繁盛，台北夜复一夜地重复着自己的生活，然而，什么是已经开始改变的？这座城市这个岛，已经做出怎样的准备，来面对大陆以及更大并让人好奇的未来？
卢秀芳
她是我在“岩松看台湾”时的搭档，但我们的合作却始于几个月前的连战来访。秀芳进入东方时空的演播室，我们俩一同主持的这期节目在海峡两岸都播出，都是收视高点，也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多次合作。虽然之后的“看台湾”前面冠以“岩松”二字，但我在多个场合都表明：恐怕收视率更多要归功于秀芳。这不是客套话。
秀芳是美丽年轻的资深主播，这看似矛盾的评语对她是准确的，她也是当时的东森乃至整个台湾电视界的“大牌”。按理说，我们的搭档应当很需要磨合才对，毕竟海峡两岸话语习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避讳的东西，都有很多差别，然而说出来难以让人相信的是，那么多次的合作，我们几乎没有过磨合，甚至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事先商量，可每次都能够你来我往顺利地进行。不管是这一次在台湾，还是之后在大陆，不管是拍小吃，还是报道神舟飞船，都是如此。我不想说默契或缘分之类，这背后，应有两个人替对方考虑的小心与善意，自然还有新闻做久了之后共同的东西；当然，也一定还有背后的大量用功。
秀芳祖籍山东，虽然在台湾长大，骨子里依然有山东人气质，大气是最重要的特点；当然，还有山东与台湾交汇的传统美德。
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到达台湾之后，有一天，国民党党部请我们吃饭，出席的有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秘书长林丰正等大人物，而徐立德正是秀芳的公公。记得临近结束时，徐立德先生要先走，我发现自打徐先生说过要走的话，我身边的秀芳就再没动过筷子，一直静静地坐着，像是等候什么。果真，又隔了一会儿，徐立德先生起身告辞，这时，等候多时的秀芳，早已拿着公公的衣服，站在徐先生身后，帮他穿好，并一路伺候到电梯口，直到徐先生坐电梯离开。
这一个过程，我一直在看着，桌上其他的台湾朋友，都仿佛没看见或是习惯了一样，继续谈笑风生，而我却已是感慨万千。这一幕儿媳与公公之间的礼仪，我已是好久未见，不过还好，并未失传，还在台湾，在秀芳的身上。
也可能因为我们之间的多次合作，秀芳在大陆的知名度急剧上升，在大陆很多地方被认出，签名留影都已司空见惯，于是台湾电视界明白了一个道理：得秀芳者得大陆。2009年初，秀芳被台湾中天电视台挖走，东森电视台失去了秀芳，而我们虽然对东森电视台永远感谢，可秀芳毕竟难得，于是，合作，依然在我和秀芳之间继续，这是后话。
歌词台湾
如果将来再去台湾做报道，我想做一个“歌词台湾”的专题，这个想法的由来，是在看台湾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被地名唤起记忆中的旋律，挥之不去。没有哪一个地方，如台湾这样，在我们这一两代人当中，地图与音乐有着奇妙的结合。
记得有一天去采访柏杨，路途遥远，加上绝对的疲劳，正在车内昏昏欲睡，忽然听到不知谁说：到新店溪了，估计快到了……
我一瞬间就醒了，哪一个新店溪？是当初苏芮唱《一样的月光》里的那“一样的月光，一样地照着新店溪”中的新店溪吗？
回答：“是的。”
我的视线就再没回到车内。其实，现实中的新店溪没太多可看的，然而，我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我也突然发现，台湾，其实并不陌生，在歌词中，我已去过台湾太多的地方，只是自己没详细地总结过罢了。
去淡水古镇拍摄，不管怎样的画面与情节，我脑海中，始终有蔡琴《淡水小镇》的旋律陪伴，配乐是天然的。
在台北，一次又一次走过忠孝路，按照不同的心情，有时响起的是童安格的《让生命等候》中“走在忠孝东路徘徊在人群中”；而有时，就是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个时候，一条普通的马路，已经有情有泪。
采访柏杨的时候，谈起被监禁在绿岛的日子，很自然，就想起《绿岛小夜曲》，不过这优美的旋律与监禁的恐惧实在太难统一，看样，有时候旋律也骗人。
去直播，地点在西门町，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又不请自来，“在西门町的天桥上面闲逛，有多少文明人在人行道上……”于是，又仔细环视一周，看着罗大佑当初愤怒的由来以及现状的不曾改变。只是怎么看，都已看不到罗大佑的背影，今天的年轻人，不管在哪儿，都现实地抛掉了愤怒与嘶吼，或许，这是罗大佑定居北京的原因？
当然，由此，你就会想，鹿港小镇在哪里？台北为何不是我的家？当然，还有遗憾，走进阿里山，却并没有看到阿里山的姑娘，莫非时代变了，阿里山的姑娘都已停留在歌声里？
歌词台湾的最高潮，来自邓丽君墓地白日里永不停歇的歌。
我们在邓丽君墓地前的报道，竞又是大陆电视媒体的第一次。邓丽君墓前的花总是新鲜的，旁边的树上，也总是挂满了留言的千纸鹤，上面有各种内容，都无一例外地写着成长与感谢。
七月的台湾，一个大汗淋漓的季节，湿热之感让人无处躲藏。人，也多少有些烦闷。
不过，去邓丽君墓地的几个小时，这夏天被遗忘了。
邓丽君墓地在台湾最北面的一座山上，商业性墓园的经营者把最好的一块墓地给了她，从此，这成了墓园最大也是最好的广告，只不过，生前身边声音纷扰的邓丽君，已不会再理会这一切。
我和秀芳手捧着花，一路向上，献过花，沿邓丽君雕像的视线一回头，才知道邓丽君墓地的精彩，一片浩瀚的大海无边无际地出现在眼前，无遮无挡，方向，正对着大陆，邓丽君的老家，一个她从未去过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现场歌声的存在。在邓丽君的墓地，不断播放着精选出的邓丽君的歌，其中之一就是《何日君再来》，一首曾让我们谈之色变的歌。然而这一天，它只剩下伤感，甚至你发现，它就像一个预言。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或许是当年的邓丽君在唱着多年后的自己，只不过，时过境迁，歌者已无力，听者却有心。
邓丽君遗体回台湾的时候，万人同悲，那一天，正是秀芳在直播。今天讲起来，又是十多年过去，不过也好，邓丽君永远定格在一朵好花盛开的季节，她再也不会老去，永远变成一座雕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邓丽君，配得上这墓地的精彩，因为她的歌声，承载着太多中国人的记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能让全世界中国人安静下来的，恐怕只有邓丽君的歌。她的声音纯真，但又不属于孩子，而是告别了童年的人们，飘飘悠悠的歌声忽远忽近，有拯救也有沉醉，像是解脱又像是枷锁，它成为现代人再难回去的乡村，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乡愁。
诚品书店
为一个书店拍一个专题，这在过去很少出现，但这一次，到达的是台北，这一次，面对的是诚品书店。
没到台湾之前，就知道诚品，甚至提到台湾，必提到诚品，这几乎是到达台湾人民的共识，甚至与读不读书都没关系。
这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在台湾多个城市里连锁经营。不灭的灯，照亮着城市，也似乎照亮着人心，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诚品，已经成为台湾的骄傲与尊严。
诚品书店里铺的都是实木地板，清洁无尘错落有致，只为读书人可以方便地席地而坐，只要你不挡住书架影响别人买书，你大可一坐五六个小时，没人会打搅你。
二十四小时营业，不仅提供服务还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我采访是在晚上十点半之后，自己也曾几次在二十四点后去闲逛，人都不少。那一种安静而高贵的氛围，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读书是有尊严的。
东森电视台的张玉玲，我们的合作者，业务主管，一个温柔的女强人，常常加班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有时会接到“残酷”老板的电话：上午七点开会！这空出来的三四个小时怎么办？回家，打扰家人；在办公室，枯燥单调得让人绝望；于是，玉玲不止一次地选择去诚品书店，点一杯咖啡，翻两本书，打一个小盹，时间到了，又气定神闲地去开会。
台北如玉玲这样生活与选择的人，多了。
至于诚品的服务，有一件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的同事刘爱民受托要买一本医学方面的书，在台北诚品敦南店一查，全台湾，只有高雄诚品还剩下一本，于是约好，过几日到高雄去买。
没想到，到达高雄，正赶上台风“海棠”来袭，全高雄所有店铺都歇业，我的同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是没问题。
那一天，高雄的诚品为我的同事开了一次门，一天就只卖这一本书。
所以，如果今后经常选择台北为旅游目的地，理由之中必有一个：这里有诚品。
台北故宫
故宫有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马上明白：北京的，故宫本身是最大看点；台北的，则靠里面的展品来吸引人。
从1965年开门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隔几个月就更换展品，到现在，藏品还未展完。
不仅数量，还包括质量。比如“三希堂”中的“一希”就在台北。但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个展品从不更换，玉雕“翠玉白菜”、肉石“东坡肉”和毛公鼎。
毛公鼎不用说，中国两件“青铜器之最”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北京故宫里的司母戊大方鼎。
而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从文物的角度说，也许远不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其他很多藏品价值高，但没办法，在公众心目中，可能由于它们十分亲民，让人没有距离感，又或者，中国人实在爱吃，总想着“肉炒白菜”，于是它们俩的人气居高不下，台北故宫也就以人为本，从不更换，让进院就找这俩宝贝的游客尽兴。
台北的故宫是新建筑，不过这就为展示藏品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这一次我们摄像机得以进入拍摄，又是破天荒地开恩，甚至连之后大陆《台北故宫》纪录片剧组都未获准，由此可想艰难。
离别时又多了一份牵挂，下一次再来台北故宫，不知又会看到什么。也会有遗憾，故宫，分成两个，然而，也不错，多了这份因分离而有的牵挂，又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承接并守护着老祖宗的温度，让你有更多的信心：文化的脉不断，血脉就断不了。
义工
义工，台湾用法，我们叫志愿者。
在台湾，不用寻找，到处可见义工。
为拍摄“义工”这个内容，秀芳与我一起去台北一家医院做义工。工作简单又复杂，挨个房间去做小患者的工作，然后把同意者领到一个房间，和他们一起游戏，让他们开心，病也许会好得快一些。每天都有类似我们这样的义工，轮流与小朋友游戏，这成了治疗中的一种方式。
和请来的小朋友游戏之后，一起合个影，中间除去我和秀芳，还有很多义工。不知游戏后的孩子们开不开心？但记忆告诉我：做义工真的很开心。
除去我们做的不说，一进医院，就见大堂一个义工柜台，其实不用看，你刚进门就有义工过来，问你怎么不舒服看哪一科有什么需求，然后陪你帮你。每天都有义工在做这份工作，医院只提供场地和最开始的培训，了解了这一点，我又多了一个盼望：什么时候，大陆的医院也如此，到那个时候，医患关系都会缓和不少。因为义工如同润滑剂一般穿梭在你和医生之间，烦恼与火气也因此减少。
不只如此，让我想不到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讲解员都是义工。不过，成为这种义工不容易，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考核，也因此，陪我们的故宫义工会骄傲地说：“虽然一周可能只来半天，但穿着这身衣服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羡慕的目光。”
只要细心观察，义工就无处不在，而且中老年人更多，不像咱们这儿，志愿者这事儿归青联。其实，志愿是一种心，与年龄无关，何况，中老年人更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大陆的未来，潜力无限。
连战
到了台湾，当然需要采访连战与宋楚瑜。相比采访宋楚瑜的记忆，采访连战更特别，时间是2005年7月14日傍晚，这就意味着，由于16日将开始国民党主席的大选，我们对连战的这次采访，基本上是他在党主席选举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在采访中连战对我骄傲地说，原来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支持率差不多，但他从大陆回来后这几个月，国民党的支持率已达到34%，民进党只有19%。所以照片上的连战虽然已要卸任党主席，但似乎有着更自信的表情。
连战看上去忠厚老实，也因此似乎缺乏偶像与明星的气质，同宋楚瑜相比，连战的口才也一般，被台湾媒体称为“木讷”，也因此，连战两次败选。没办法，如果说选举是一场以民主为招牌的秀场，那么缺乏明星气质、口才不好可实在吃亏，连战是例子。
不过连战的大陆行，却把他的魅力与功德推到了最高点，一向“木讷”的他，在北大的演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一是连战的所谓木讷只是与台湾其他口吐莲花的竞争对手比；二是大陆行，让连战全情投入。难怪太多人认为：如果来大陆之后再竞选，连战赢定了。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看似忠厚老实的连战，其实不缺幽默与霸道的地方。据说，在北京胡总书记宴请连战一行，席间敬酒，对连战说：“您是学政治的老大哥，还得向您请教。”连战迅速回话：“哪里哪里，（陈水扁挨的）那两枪我就没学过。”话音落，在座的人大笑。
在台北，我问了他过几天卸任党主席后的打算，他的回答不复杂。
“我要做一个国民党的义工。”
其实不止，海峡两岸未来的义工更对。
柏杨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之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他虽年近八十，黑发依旧，行动敏捷，大嗓门，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像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如同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全然不同，站起来已显得困难。一些事情也时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无论怎样的战士，也终究敌不过岁月，谁都会最终倒下。
当他张嘴后，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交谈话语中，让听者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坦陈杂文的无用，因为更好的东西是建设与改变，而杂文只有些偏激的语言，于事无补。这时，柏杨的话语中，终于显露出尖锐后的脆弱及愤怒当中自身的痛苦。说到故乡，老人叹着气说：“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还乡吗？”接着坦白了自己，“我这一生都没有快乐……”听到这里你明白，这是一个时代交付给他的悲剧性的叹息，偶尔的笑声，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中的短暂转折罢了。
只有谈到他的夫人张香华时，柏杨才又幽默和快乐起来。老天爷有时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什么，会又补偿你一点什么，比如爱情之于柏杨。
离开时我几乎知道，不会有下一次了，谁都无法抗拒，一个时代与生命的背影，他能带走的，不会是幸福，而只能是些或隐或现的希望。然而，这希望，又会与他有怎样的联系呢？
两年后，我接到东森张玉玲的短信：柏杨走了，你们的采访是最后的记录。
又一段时间过后，2010年，传来消息：柏杨的遗骨将送回河南老家安葬，这该算是老人真的叶落归根了。
王永庆
到台湾，不采访王永庆，等于没面对台湾的经济。
不管台湾有多少品牌，经济界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王永庆。
知道我们去采访王永庆，秀芳也跟随采访，因为王永庆已经拒绝采访很久，对于台湾媒体，如秀芳这般，都是机会珍贵难得。
已经九十岁的王永庆让人无法相信以他的年龄仍在上班工作，仍然拒绝社会各界对接班人的猜测，仍然敏感于世道与社会的变化。等采访全部结束，老爷子居然谈兴未尽，留下我们喝咖啡，又是一个小时破天荒的畅谈。这时的王永庆，焦虑大于一切，他无所顾忌地批评当时年轻的岛内执政者，认为台湾快要错失与大陆走近的机会，再晚两年，你连和大陆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王永庆是从卖米开始起家的。谈到卖米时的想法，他对我说：当时没有梦想，就是把当前做好，结果自然会好；如果当时觉得卖米是小生意，要做大的，那就会力不从心。你还没到这个程度就这样想，就变成妄想，反过来就不会成功。
外表如同大陆马三立的王永庆，讲的话可不让人笑，而让人陪他同样地焦虑起来。离开这些话题，老爷子的另一面却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王永庆富可敌国，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替社会理财，一个毛巾能用十年，自己在办公室楼上住，并坚持吃太太种的菜，一绿色二健康。可对于大陆，做起慈善来却是大手笔，一直不停歇。
四年之后，工作中的王永庆在美国巡视中突然离世，华人世界一代经营之神，从此成为传奇。老人离世后，电视机构来采访我，我的回答不复杂：
“我永远记得那一个下午老人的焦虑，那焦虑，已与经营无关，却关乎未来。”
证严上人
采访证严上人的要求，在两岸都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我稍有些意外。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台湾宗教界人士进行专访报道，我们知道其中的敏感，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台湾“人间佛教”经过多年发扬光大，已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支撑，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影响巨大，而慈济的证严上人，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1963年，二十六岁的王姓姑娘皈依佛门，法号“证严”，回到花莲普明寺后，她以“不赶经忏、不做法会、不化缘”为原则，开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在慈济，你很难分清谁是信徒谁是志愿者，或者说，每个信徒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社会，赈灾济民，做一切该做的善事。全台湾，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民众参加过慈济的善事。
而证严上人的“人间佛教”思想，也在信徒与社会之间搭建了和谐相处的平台。比如慈济的“十诫”中，前五诫如不抽烟不喝酒，似乎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在后五诫中，出现了遵守交通规则、孝敬父母、不参加政治游行等项目。于是，你也就品出“人间”的味道。
慈济与大陆互动最早。在1991年的大陆华东水灾中，慈济就投入捐赠，以后每有灾情，必有慈济的善款与慈济人的身影。更不要说慈济骨髓库，早已成为大陆骨髓移植手术中最大的骨髓配型提供源。我们采访的当天，就有一场生命接力在上演，配型后的骨髓早上从花莲出发，转机香港，目的地北京，傍晚时分，手术在北京的医院进行，一切平安。
早上五点三十分，我们便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证严上人组织的早课中，来自台湾各地的人们与证严上人分享心得，这其中，有很多的中学生。虽然我们在工作，在拍摄采访，然而春风化雨之间，心，似乎也慢慢静了下来。
与证严上人的沟通，不叫“采访”，而叫“聊天”。炎热的夏天，屋内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在悄悄地转，然而，并不觉得热，只有清凉。
在之后与证严上人的不叫采访的聊天中，她的一些话让人感慨良多。
要学会感恩被你帮助的人，是他们，让你有所启悟，用苦难教育了你。
甘愿做，欢喜爱，挨骂受委屈都不为所动。
不要怕被磨，被磨的那块石头是会发亮的，磨人的更辛苦，他是会消耗的，所以，人生哪里有什么敌人……
当我问到证严上人，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总是感觉来不及，因为想做的事太多，想帮的人太多。”告别了慈济与花莲，觉得离台湾又近了一些，总有一些经验与心里的悟是要借鉴的。在台湾，不止证严上人在这么做，星云大师等人也都在这么做。“人间佛教”这四个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更像是千百年来一次重要的佛教革命。它告别了深山，走向红尘，告别独修，而引领众人，已不仅仅是宗教那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与安抚方式。我愿意相信，这是台湾在未来，可为华人世界带来经验的领域。或许，受益的人更多，甚至变成整个社会。
台风
心静了下来，然而大自然却不再安静。
当我们的采访接近结束，只剩下高雄的内容时，台风“海棠”以摧枯拉朽之势登陆台湾，让我们这些北方人终于体会到台风的厉害。
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只能待在房间里，也正因为如此，电视人就必须奋战在台风中，因为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于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台湾电视人令人尊敬的另一面。几乎所有传媒机构的记者都在台风之中，事无巨细地以直播方式将“海棠”的威力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也立即开始直播，因此知道这里面的艰难。想想看，晚上睡觉时，风力之大，让你始终感觉有壮汉在敲打窗户，而第二天，满大街都是被刮断的树干，一片狼藉。做直播时，两腿必须分开，否则站不住；摄像的后面，有我们的另一个同事抱着他，否则根本没法拍。
两天的直播下来，感受了台风的威力，也体验了台湾百姓每年都有几次的另类生活。由此，台风于我，变成了在台湾体验过的风。
那几天，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电视人用辛苦找到了尊严，也算是给了我特别的观察同行的机会吧。
一场台风，将我们多留了一天，但作为一个过客，终将踏上归程，这一次，台湾已经让我“横看成岭侧成峰”，终于立体起来。而难得的这一切，也通过镜头交还给观众，只是不知，对观众来说，台湾是否依然遥远？
第三次入台：2009年8月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与2005年相比，海峡两岸和风尽吹，已太多不同，马英九替代了陈水扁，而陈水扁却在监牢中。台湾人常常拿此来打趣：陈水扁上台下台都是进步与对台湾的贡献。上台是历史新的一页，民主进步，而下台进监牢，更是进步，法制与民主相得益彰。话虽轻松，但对台湾造成的震荡却不小。
这四年间，三通已通，两岸互动之密切，甚至让普通大陆游客去一次台湾，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再不会如我第一次那般紧张、担心与敏感了！
“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是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这是罗大佑的歌词，而如果见面越来越多呢？不会不礼貌，只会更多了解。
交往多了，你也会看到更多。不仅仅是可借鉴的经验，还会有伤口，外在的，和内在的。
“八·八”风灾
2009年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一周年，然而这一天的台湾，却遭受台风带来的巨大创伤。一个叫“小林”的小村庄，一瞬间几乎灭村，一百余位村民被埋丧生。台湾上下震惊，悲伤与社会关注的程度，如同一年前的汶川地震之于大陆。
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台湾报道“八·八”风灾，没什么说的，出发。
由于直航，仅仅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台北，坐上高铁，一个多小时后到达高雄。
之后再到小林村和其他灾区的道路就没这么顺畅。“八·八”风灾的巨大威力，肉眼随处可见，到处是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桥梁倒塌，寺庙成了灾民收容所，平日里对大陆广播的电台办公处也成了避难所，救灾，成了台湾当时的第一任务。
当我来到小林村，站在高处，第一眼望过去，我便知道，所见的景象这一生都很难忘记。并不是肉眼中的惨况空前，而恰恰相反，滑落的山体覆盖了几乎一切，仅剩下两个原来在高处的房屋还孤独地存在，新的地面上水沟纵横，如果不是旁边的人们介绍：这土地下面就是原来的小林村，你几乎以为，这里，原本就什么都没存在过。
既然来了，就不想远观。由于这是一个山谷，向下要滑落十几米，然后，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出现的小河沟才能靠近，所以，摄制组无法进入。但我还是没打招呼就自己滑落下去，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里走了几百米的路，大约四十多分钟，终于来到那两个遗留的房子前面，生活的一切痕迹都在，门前站着两只不叫的狗，似乎等待救援。而再近一步仔细看，其中一个房子是平时的宗教场所，可惜，灾难的面前，只保佑了建筑，却无法保住村民的生命。
在我沉默地走回公路的时候，我真实地知道了“八·八”风灾给台湾带来的创痛。台湾不大，任何一场不小的灾难，都会成为全岛百姓的悲情；救援不力，也会引发全岛的愤怒，更不要说这么严重的“八·八”风灾。
一边是灾情触目惊心，灾民们居无定所，而另一方面，是全民呛声、追责、叫骂。
那几天，媒体天天在曝光，风灾当天，哪一个官员在宴席中，哪一个麻木不仁。在相关政论节目中，骂声一片。必须承认，台湾的民主进程前行迅速，但另一方面，巨大的灾难，暴露出政府救灾效率的不足。或许，台湾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才会找到公平与效率更大的平衡，而不是在做事与作秀之间游移。否则不会出现这一幕——我去采访大陆前来救援的活动板房施工队队长，队长对着我都快掉下眼泪。因为效率太低，一会儿让干一会儿不让干，配套的台湾工人，上班来下班走，似乎不着急。用队长的话说：“在大陆，这些天估计已经干完了，在这儿，才搭完俩样板房。”
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台湾为华人世界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将让更多人少走弯路。所以，当我们已陆续看淡台湾硬件优势之后，它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只看我们如何借鉴与合作。
大自然的确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乱石滩地下几米深，就是曾经人声鼎沸的小林村。从8月8日那天起，原来的小林村便只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甘肃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个村子和很大面积的县城被埋。这一特殊的巧合，让两岸民众有了相同的苦难感受。
也为失败者歌唱
从小林村到阿里山，从死难者到无家可归的人，不到十天的时间，我触碰到大自然的灾难给台湾留下的一个又一个伤口，然而，机缘巧合，当我即将离开台湾的前夜，在宁静并温馨的空间里，我触碰到台湾另一个伤口，它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历史。
结束了采访，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台北做完最后的直播并一起吃完欢送饭，回到酒店很久睡不着，这个时候，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优势显现出来，我独自来到诚品。
一会儿，热销榜上的两本书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本是《台湾，请听我说》。
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湾，请听我说》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么熟悉的字眼，一瞬间，换了个角度击中我。
这一个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从台北回到北京，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直播工作中，这注定是一个欢腾的时刻，举世瞩目。这是一个庆典，也是因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个属于胜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在两本书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将这一点忘记，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记起。六十年前，一个又一个码头或机场上以为很随意地离别，却让亲人离别了一生。在二百多万个六十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大陆人里，接下来都是怎样的人生，眼泪、思念、隐忍、绝望、幸运……又是怎样的一种交织？
那一个午夜，我突然感觉到真的离台湾近了。龙应台以失败者后代的名义，为“失败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当然地以“胜利者”后代的名义，开始正视并尊重起“失败者”来。起码，从认真地阅读与聆听他们的故事开始。
也正是在那个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连接海峡两岸的道路。
时常，台湾，不过是我们发泄愤怒或畅谈梦想时的一个工具，而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强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
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
两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军事上的统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与心灵统一之路，它虽艰难，却持久而稳固。近几年，大陆对台善意交往，以台湾及百姓所需为本，就是功德无量之事。大陆的“大”字，也正在此体现。
在台湾，希望立即独立的，是少数，希望立即统一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在观望，在心灵与情感上感受，在具体生活需求与未来上思量。这注定有一个过程，我绝不悲观。不说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台湾，小地方，却是考验海峡两岸中国人智慧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