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

决定比台风还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将想法脱口而出只是一瞬间。

要感谢“岩松看台湾”时的海棠台风，在台湾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台风，我们只能闷在宾馆里闲聊。当时，大家已有感觉，这次《岩松看台湾》，注定已经成功，成就感让大家在台风之夜有些小小的兴奋，有人随口一问：“接下来咱们去看哪儿？”

我脱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为什么？”

我记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为新闻在那里。”

说这话的时候，是2005年夏天。当年的4月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成都，中国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年轻人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跌再跌，屡创新低。这局面自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确是一件让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议。

“中日关系不会永远恶化下去，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做什么？更何况日本了解我们，而我们并不了解日本，对于未来来说，这是危险的。”

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对日本的介绍，依然停留在美国人的《菊与刀》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论》中，而对于现实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愤怒，媒体很少多方位地报道。只要写到日本，大部分与历史或教科书问题有关。愤怒，已经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向前走一步，把爱或恨先放到一边，会不会，打开一扇门，起码增加对一个对手或邻居的现实感知？

我相信，我的解释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没有人兴奋，因为谁都知道：这该是怎样一次艰难并充满风险的行程。

安倍先来了

有了想法，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出发。

2006年春天，《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我，用了一个很刺激的标题：踏破靖国神社。在采访中，我第一次提出“看日本”的计划，并定位于“在爱与恨之前，先了解”。记者自然问我：“什么是合适的时机？”

我的回答是：“2006年年底前，小泉将离任，我相信，新接任的日本首相，不会立即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就是一个时机。”

这些内容，白纸黑字地留在2006年春天的杂志里，不过，当时恐怕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这有可能吗？会不会太过天真？

同年9月，小泉离任，安倍晋三接任首相，让人想不到的是，新任日本首相的第一次出访，目的地就是中国。

安倍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接到“看台湾”时的搭档刘爱民的电话：“岩松，‘看日本’可以出发了吧？”

近几年，由中新社老总刘北宪为“团长”、中国青年报老总陈小川为“政委”的中国媒体代表团，已与日本媒体同行进行了四五次的闭门对话，从最初的唇枪舌剑，到现在能找到一些共同话语，可见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开始。每次如果在日本对话，日本首相都会出面会见，照片上的是鸠山，但一个现象是：每次接见完我们不久，都会传来这位首相下台的消息，至今，我们已见了三位这样的“前首相”。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有日本首相敢见我们。

“是的，我正这么想！”

从提出建议到出发，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早，还好，相关的准备更早就已动手。

看什么？

去日本看什么？

首先要面对的当然是绕不开的历史问题。那些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日本到底怎么看？靖国神社意味着什么？日本人有多少种历史观？日本的传媒巨头、前首相又怎样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内容确定之后，就是进一步的选择：我们还要在日本看什么？听什么？

当然要会一会在中国很知名的日本各界杰出代表，透过他们，去感知中日之间的温度，以及对方的所思所想。这其中，慢慢确定下来的有作家渡边淳一、村上龙，演员栗原小卷，音乐人谷村新司、滨崎步，“财界总理”御手洗，政界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当然，还有松下老总大坪文雄等人。

真正费脑筋的不是人物的选择，而是还要在日本看什么。

这个时候，我定了一个准则，去日本看那些：日本正在面对，中国现在与未来也会面对而日本又积累了相当经验的领域，让日本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以便未来顺利前行。这个准则，也成为日后“看美国”时的宗旨。记得自己说过一句话：哪怕对方只剩下一个优点，咱们也要先把它拿过来再说。虽然行动上，是看日本、看美国，实质上，是看中国，看我们未来的路。

中曾根康弘在位期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他也曾参拜过靖国神社，得知中国反应强烈后从此放弃，并至今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与胡耀邦私交甚好，一直梦想在青藏线上坐一次火车。他的会客厅里有与各国元首的合影，各国都只有一位，唯独中国两位：周恩来与邓小平。

在这样的宗旨下，除去历史问题，接下来确定的是日本的养老，因为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已经出现未富先老的迹象；而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国民总人数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并有数字显示2050年，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可见日本老龄化的程度。而日本为此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未来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镜子。

接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及环保，日本的防灾减灾，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日本动漫与时尚甚至美食，纷纷被确定下来。让人没想到的是，类似防灾减灾、垃圾处理及环保主题，都在几年后的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几年后，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看那些日本不好的东西？日本NHK看中国，就看了很多咱们的不好嘛。其实，这个我也想过，我也知道日本有太多的问题，比如高自杀率，比如援助交际，比如困惑的年轻人，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去寻找那些有助自己成长的养分更重要。我也不愿意在发现别人缺点的过程中，慢慢陷入“别人也不过如此”的自我麻醉中。我们的问题足够多，还是多照照镜子让自己进步最重要。

靖国神社与沉重的历史

面对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靖国神社。

当你真正熟悉了靖国神社之后，你就会知道，靖国神社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外在的花园一般的建筑群落，美丽如菊；另一个是内在的，以其中游就馆为代表的荒唐靖国史观，恶毒如刀。

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变成神，于是，神社无处不在，是一个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国神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靖国神社的大门上，有硕大的菊花图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国神社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英灵”，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其中包括侵华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在亚洲人的心中发生变异，成为日本一些人扭曲历史的重要场所。

在我身后，慢慢走，就进入靖国神社。做报道时，不远处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觉地观察，毫无疑问，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块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细看，大门一样的“鸟居”与日本国旗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里，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吗？

我们的拍摄申请得到批准，但相关的采访要求未获准，然而文字回答告诉我们：上一年靖国神社的入园者超过五百万人次，当然入园并不等同于参拜和进入游就馆，但年轻人比例有所增加这个事实却让人担心。

陪同我们报道的，是中国人李缨，他刚刚拍完纪录片《靖国神社》，正寻求在日本与中国的上映。进了门，他告诉我另一个事实：二战时，这个看似安静而美丽带国家性质的神社里，也曾设作坊，生产军刀，授予战争中的军人。这或许，正是菊与刀结合的另一个荒唐版本。

真正刺痛人的绝不是靖国神社的外在环境，我说过，如果仅从外表看，靖国神社像一个小公园，很多日本人春天到这里看樱花，秋冬时到这里看金黄的落叶。我们采访时，正值日本大学生毕业的季节，在靖国神社外围的大路两旁，到处是照相合影的大学生，可见它环境的清幽。

然而，这只是靖国神社外在的一面。

如刀的另一面在三处十分明显，十分让人难以接受。

一处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参拜处，但由于这是一个单独的场所，不提出申请也进不去，更何况，我们也根本没兴趣进去，哪怕是为了拍摄。

记得好多年前，姜文打电话向我“求救”，原来他为拍《鬼子来了》，去了靖国神社了解情况，但被国内媒体认为“去靖国神社就等于参拜战犯”，让姜文有口难辩。我当然知道，这是“误判”，之后在媒体上也解释了“参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为。而现在，我估计这样的误解可能不会有了。

第二处，也正是靖国神社史观的关键，就是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

“游就”二字，来源于中国《荀子》里的一句话“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话，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其实，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宣扬所谓“日本圣战”的核心场所。

在这个宣扬荒唐历史观的游就馆里，有大量二战时的实物、史料、照片，无一不在扭曲着历史。馆内总在循环播放着两部所谓的历史片，其中的解说词大多如此——比如“为解放亚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将太平洋战争称为自卫战争；再比如，谈到七七事变，片子说是“因为中国人开枪和挑衅，所以不得不……”，但让人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解释，当时那么多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卢沟桥干什么？

我相信，中国人很难看下去，在游就馆里也无法待长，即使是要做节目，我也很快出来了。对着摄像机，我表达了我的看法：看过之后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愤怒而是想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太过荒唐。

然而，不管怎样可笑或愤怒，游就馆都是一个存在，而且，它代表着一部分日本人对历史的自我解读。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游就馆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标不只针对中国针对亚洲而是针对美国，这一点，近些年美国人也终于有点儿明白，不满与抗议开始升温。

第三处离游就馆门口大约几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引来的批评声也少，但其中所蕴藏的反动却不亚于游就馆中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它与游就馆一起构成了反叛正义的靖国史观。

这是一座雕像，仔细看才知道，是当初东京审判时，唯一一位为日本战犯做无罪辩护的印度律师。大家可以想象，把他当恩人一样为其塑像，背后的心理与态度该是怎样？

综合起来，在靖国神社中显现出来的靖国史观，不仅对抗世界而且对抗历史更对抗正义，这其中清楚无误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平反。所以，绝不仅仅是中国、韩国反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应当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与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国与英国的极右政治人物，会合在一起，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世界上反正义的人士，正把靖国神社当成一个朝圣处，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义力量来关注靖国神社。

采访结束，我要在现场说一段结束语，说什么好呢？当我们走出靖国神社大门，迎面看到远处东京理工大学门上的六个汉字，其中一个“理”字越来越大，深深地触动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面对历史，同样如此。

告别靖国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是个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机会，到了东京的中国人，真该来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让自己不忘记一些不该忘记的东西。比如，在进入靖国神社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石灯笼，也就是纪念碑一样的东西，上面的十几个浮雕当中，有日本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多个画面，清晰地记录着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作为中国人，看到了，记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0年寒假，我带着已经上了初中的儿子，第一次来到日本，特意带他去看了这石灯笼上让中国人愤怒并难过的画面。

看完之后，儿子问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说一句脏话吗？”

我回答说：“可以！”

靖国史观自然可恶，但如果认为日本人都这么看这么想也是错的。面对历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种态度，靖国史观绝不是主流，修改过的荒唐历史教科书，使用率也不高，只不过，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就是了。

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有一个态度与认识同靖国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馆，我们去采访时，看到了日本人面对历史的另一种态度：反思、认罪、期待和平。然而，参观的人并不太多。

之后，我们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儿岛，那里有一个神风特攻队的“和平会馆”。当初二战临近结束时，日军招来很多的年轻人，上了飞机就是单程票，用生命驾驶飞机撞击美军飞机或军舰，起飞了就再也不归。

我在看日本，他们也在看中国。这就是我从鹿儿岛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出来后面对日本媒体的场景。也许我说的，不是他们想听的，但说了，也许他们会思考。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有一位日本同行对我说：你说得很好，说得对！

在这个会馆里，既不像靖国神社那般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馆那样清醒地反思历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轻人对人世的留恋、他们母亲的面容”完成了展示，一种暧昧的历史观也就蕴藏其中。

由于我们是进入这个会馆的第一批中国电视记者，出来时，有三家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在等着我。我直言不讳地说：“这里有情感，却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亲，却怎么没有想到别人的母亲？”

其实，在日本，反思历史的人不少，这其中，不乏重量级人士。

全世界的报纸中，发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读卖新闻》，超过一千万份，而《朝日新闻》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样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报纸。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读卖新闻》的老总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对谈，反思历史，批判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做大量史料工作，证明日本当初的侵略战争，甚至南京大屠杀等，大家就可以想到，这在日本，会引起怎样的巨大反响。

而他们二位，的确这么做了。

到了日本，我们先后采访了若宫启文和渡边恒雄。

渡边恒雄已年过八十，在日本有“媒体总理”之称，可见其影响力。在这次采访之后与我的又一次交谈中，他曾亲口称当时的日本首相为“浑蛋”，让翻译很是尴尬，不过这也看出渡边老人对当下日本政府的不满意。

面对靖国神社问题，老人清晰表态：“首相当然不该去。”而至于自己，他表示：“由于不让我的狗进去，所以我从来不进去。”

让老人忧虑的是：“我年过八十了，像我这样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要抓紧工作，否则，历史的真相就会被带走。”

采访临近尾声，老人突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怎样做，中国人会满意？”

我回答：“我们都知道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当初德国领导人在犹太人墓前真诚的一跪，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国人感受到日本真诚地反省历史，双方才能向前迈步。”

老人若有所思，不过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会的。”

我相信他会的。

也正是这样的日本同行与前辈，让我在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中，看到日本面对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曾经有人用“暧昧”一词来形容日本人，面对历史，这个词汇似乎更加合适。信奉靖国史观的人是少的，可如渡边先生这样立场鲜明地反思历史的也不多，大多数日本人是暧昧地在那里含混着，心里知道战争是错的，可表达起来，又绝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绝对没有恶意地问我一个问题：“当初日本进入中国，是否也帮助了中国呢？”

看着他，我仿佛轻松地回答：“我不征求你同意就进了你们家装修一通，你会不会愤怒？”

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

其实面对历史，日本人的“暧昧”也束缚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负着历史的沉重，周围的人们，就很难在心中与未来接受他们。我不知道，日本，还可以暧昧多久？

日本老了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并不轻松。近二十年来，日本的经济神话不再，衰退成了大问题。当我问日本的学者，日本第一大挑战是什么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人口问题。

想想也是，一方面，日本的出生率连年下降，经济越衰退，大家越不生，大家越不生，未来的经济动力越弱，恶性循环；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老龄化严重，日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四个国民中就有一位。这个事实，也让日本举步维艰。难怪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大家都把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推到美国暗算和日本缺乏变化上，但其实，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老龄化时代到来，从消费到用工，从政府负担到缺乏活力，加在一起，制造了日本衰退。

不过，我到日本更关心的不是现象，而是日本怎么应对。因为用不了多久，中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日本出现了老年人再就业的现象。想想也是，就算六十岁退休，平均寿命八十岁，还有二十年的岁月，生活压力也变大，不就业属于坐吃山空。于是，日本的职介所，几乎都有老年人求职的柜台，而政府，也用制定相应政策的方式为老年人留出了一定的工作岗位。比如通过规定驾龄年限，就让日本大部分出租车的司机都是老年人。而园林工人、高速路收费的人员也几乎都是老年人。这是日本特色的“夕阳红”。

在日本，尽量别在地铁里为老年人让座，因为老年人会认为你是觉得他老了不中用了；如果实在内心过意不去，最好还是先用视线与他沟通一下为好。

我们也专门去了日本一家敬老院拍摄，条件环境都好，可一个事实是：这里的老人，都是用辛苦一辈子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张床。

走在日本的街头，看着无处不在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看到了一个不再年轻的日本。当然，我也看到一个未来可能不再年轻的中国，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为今天的老人着想，就是照看我们自己的明天。

我面前是一个安装了很多仪器的“假人”，考验我做人工呼吸的能力。做对了，仪表显示“过关”，而做得不对，则继续。这样的科普方式，显然有助于人们在关键时刻救命。而我们，有几个会做正确的人工呼吸？不过，最近我已在新闻上看到国内这样的培训，这比光用嘴说“以人为本”管用。

少买棺材多买药

日本是一个岛国，因此地震频发，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防灾减灾意识深入到社会毛细血管当中，让人无法不印象深刻。

之所以选择拍摄这个选题，与我的一个新闻记忆有关。有一年，中国北方某城市中的一个宾馆大火，里面住了很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然而最后，日本人无一死亡，中国人，死亡人数几十。

这是为什么？其中的缘由，或许还要回到日常的生活与教育中去寻找答案。

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小学，校长事先没有告诉孩子要进行防灾演习。学生上课时，突然拉响火灾警报，短短几分钟，全校学生十分老到地走出教室，用口罩捂着嘴，有秩序地到操场集合。这其中，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学生也做得同样出色。原因不复杂，日本规定，每个学期，学校都必须做类似的演习。

在日本的一家连锁商店里，我看到了太多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防灾用品。比如，专门有一种东西，将高高的柜子与墙固定好，以免发生地震时，柜子倒下砸到人。

而在一个日本人家采访另一个主题时，我们得知，家中的老人昨天更换了应急食品，因为原来的应急食品过期了。平日里，包括食品、水电在内的应急包，就一直放在院里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日本防灾意识深入人心。

针对防地震，日本的防范教育更多。比如一辆体验车就开进学校开进社区，四处让人体验地震的震级以及地震后首先要做什么。大家可以想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事发关口，自然不会太过恐慌；而不慌，就可能帮自己和他人逃生。

至于科技力量，更是大投入。现在的日本，依然不能准确提前预报地震，但可以做到在地震发生前十秒发出预警。可别小看这十秒，它意味着地铁减速汽车停车，人们提早逃生。损失，将因为这十秒，而大幅度下降，尤其它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保命。

这就是日本的防灾减灾：平日里多买药，最后就少买了很多棺材。而汶川大地震更是提醒我们：这一课，我们要补。

学学怎么倒垃圾

在日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并排几个分类的垃圾桶，多日的采访与观察下来，发现这还真不是摆设。

我们的司机杨师傅，从中国来到日本已近二十年，做其他的选题，他很少评价，然而见我们做环保与垃圾分类，他的话多了起来，“你们早该做这件事了，太应该拍了！这件事情如果中国能够做到百分之五十，环境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想很快做到百分之五十，却绝对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本百姓很自然并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来到东京城郊一个叫“我孙子”的小城市，不是占人家便宜，它就叫这个很让中国人觉得尴尬的名字，在日语中，没有我们理解的吃亏占便宜的意思。这，也是中日文化差别中一个小插曲而已。

拍摄垃圾分类选择“我孙子市”并不偶然，它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试行垃圾分类，现在，在日本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它的废品再利用率排名第一。

早上七点多，我们走进一个普通市民家，由于一周两次来收分类垃圾，因此家中早已做好准备，报纸捆起来，瓶瓶罐罐洗干净，并在家中完成十几种分类。比如瓶子，瓶与盖是分开的，上面的塑料包装纸也要分离开来，之后，他们带着不同的垃圾来到收垃圾的地点，一会儿，好多辆收不同垃圾的分类垃圾车开来，将垃圾收走。

我们拍摄时，见到一位妇女拿着垃圾来了，之后又拿着垃圾走了。我们追过去采访才知道，收她带过来的垃圾的分类车已开走，她只好把垃圾带回家中存放，直到下周垃圾车再来时才能回收。也就是说，为遵守规则，她要让垃圾在家中再放几天，而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样处理。

总有人说：中国向日本输出了文化，是日本人的老师。这话没错，不过功劳属于咱的老祖宗。最近这几十年，恐怕大多是日本向中国输出文化。在哆啦A梦创作室，负责人正向我们介绍哆啦A梦的诞生过程。动漫产业，已是日本对外出口的大产业，动漫形象在全世界登门入户，日本的形象也因此变得“可爱”起来。这背后，有日本政府无形的推手在起作用。

在大阪，我们采访了负责垃圾焚烧和大型垃圾处理的舞洲垃圾处理厂，从外表上看，花花绿绿的处理厂像迪斯尼的童话世界。由于日本小学四年级教科书中就已经有垃圾处理的内容，因此处理厂面向孩子们开放好几层的空间，在这里，有趣、生动、可参与。我想，走进这里的孩子，不会对垃圾焚烧有意见，也体现出“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的特点。

所谓垃圾焚烧，是把分过类的垃圾投入大坑焚烧，最后变成粉末物质，这粉末可用作填海的基土；燃烧产生的废气需要再经过高科技处理，从烟囱直接排出时已无公害。同样道理，废水也经过处理，在排出时没有公害。

之后，我们又去了一家大超市，在门口就有回收站，回收那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装盒。很多市民购物回家后，会把包装盒洗过再送回到超市回收站，这些回收物之后被制作成员工的服装以及卫生纸。在这个超市中，这样的卫生纸会特别标明，而且价格比其他的便宜，以鼓励大家消费这样的循环制品，而且，也是用低价来表达对参与者的一种感谢。

所有的采访结束后，我们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加长这个选题的播出时间，压缩时尚文化的时间。因为它让我们深深触动，并且想象：如果从现在开始行动，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会怎样？

目前在中国，多个城市上演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民行动，人们担心在垃圾焚烧的时候，由于分类管理不严而产生的二英会损坏人们的健康。

回望日本，我相信，垃圾焚烧是未来垃圾处理的大趋势，上马在所难免。然而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推进垃圾分类，加强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提升科技水准。但是，在要求政府尽责的同时，每一个参与公民行动的公民是否想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将承担更多义务去投身其中！

捍卫权利的时候，我们应做好承担义务的准备；而将来承担义务时，稍有松懈，权利有可能再度丧失。在每一个今日为权利而拼争的家庭中，如果明天不能忍受这种垃圾的存放与分类方式，不能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一切还会走到老路上。

细节处的优点与毛病

看日本，如果是粗线条地扫描，很快一目十行马马虎虎过去，估计会留下个“还行”的大印象，当然，也就会忽略日本在细节处的特色。

在涩谷等东京繁华地带，看行人过红绿灯是必须拍摄的项目。红灯时，无人穿越；绿灯时，汹涌人潮鱼贯穿行，的确壮观。

日本大城市中，人们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铁。高峰时，车厢里的椅子都能收起来，大家都站着，为了节省空间，到了非高峰期，椅子才放下；而在车厢里，很少有人跷二郎腿，打电话也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无论购物还是吃饭，都是有秩序地排队，无人加塞儿。

在日本，一般工作人员都有两部以上手机，严格地公私分开，绝不会用公司电话接私人来电，更不可能用公司电话打私人电话。

有一次，去郊区拍摄，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我想方便一下，正好农田边一个废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厕所，司机告诉我：厕所里有卫生纸，我将信将疑：这荒郊野外，废庙旁的厕所，真的会有手纸？

我走进去，拥有一瞬间的感动，这里不仅有干净的手纸，旁边还有备用的；再仔细看，又一个细节让人动容，马桶水箱的盖子，就是一个洗手池，洗完手的水又流入水箱，可以冲马桶用。

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这郊外的小厕所也在文明的关照之内？而走到这一步，又用了多久？

当然，如果继续去寻找优点，细节之处让人感慨的地方太多，我总是想：这一切，将来也该是我们的。

在日本，找缺点其实也容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两面。记得在北京，一位美国商会的负责人跟我聊天时说起过日本，他说：“中美两国国民交往起来很容易，大家都放松，不拘小节，大国的国民似乎都这样。比如咱们，可以坐在桌子上聊天，但跟日本人就不行，必须正襟危坐，他累咱们也累。”

这一点，在日本，我感触太深，甚至连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去我们的翻译杉本大姐家吃饭，她的丈夫，一个长期热心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议员，对我们说：“我特愿意让中国人来家里吃饭，五分钟不到，他们已经吹着口哨去厨房帮忙了，我当主人的甚至可以躺着看电视；而假如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我要规规矩矩地当主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当客人，一顿饭吃完，送走客人，我会累倒在床上。”

日本人也越来越缺乏变化的能力。在日本是没有“与时俱进”这个词的，因为日本人很难接受随时改变，尤其当前辈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后辈更不敢修改老规则，哪怕心里知道那老章程已不合适，也不敢动。比如松下老总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正在进行的裁员，他几乎用让人听不懂的方式讲述着这个行为，唯恐人们“攻击”他改变了不裁员的老章程。而有一次与日本同行合作主持节目，一个非常简单的主持词的改动，他们居然连请示带报告用了两个小时，让我以后几乎不敢再与日本同行合作。

现在的日本，正纠缠在这份不敢不能不愿不会改变的尴尬之中。

走在日本街头，流浪汉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也在加大，年轻人的憋闷感在增长，日本的自杀率连年走高，已成为日本各界关注的大问题。与很多日本人交往交谈，很难有畅快直率的感觉，大家都客气，都用外在的暧昧把自己藏在套子里，让外来者也感觉很累。

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白天与夜晚，在酒前与酒后，根本不是同一种动物。白天彬彬有礼，注重细节与外表，一到酒后的晚上，就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晚上，我多次见到酒后的日本男人当街撒尿，旁边路过的人也似乎习以为常。还有更进一步的，某日本企业的三号高管，平日里一切正常，正人君子，某酒后之夜，回到出差住的宾馆，一出电梯就以为到了房间，将自己扒了个精光，并且还认真仔细地将脱下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然后一头倒在电梯间前的地毯上“满足”地睡去，让宾馆的服务人员尴尬万分。

当然，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样的缺点要继续找也容易，但是，哪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也正是优点与缺点的交织，作为外来客，拿走优点就好。

了解并不对等

在日本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每天用一个多小时，整理日本最重要的五份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与《每日新闻》。

整理什么呢？整理这五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

结果让我吃惊也让我感慨。

首先，关于中国的报道，量很大，平均下来每天每家报纸报道中国的内容都在五六条以上，几乎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媒体最关注的外国。

其次，面很广。不仅关注着政治经济政策，连河南的足疗产业、广东一学生因长发被老师逐出教室都有。

第三，虽有偏见与误解，但总体接近客观。

第四，中国经济显然是日本必须关注的，因此，经济内容占比例更大，这一点，恰恰反映日本很实际。

……

二十天过后，我总结这一份整理过的报告时，不能不想：我们呢？

近百年前，有中国学者敏锐地提问：“日本把我们像放在手术台上一样解剖研究，而我们呢？”果真，没过多少年，对我们深入研究并了解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令我们遭遇了一段最苦涩的岁月。

今天，这样的岁月很难再来，但是，如果缺乏对对方真正的了解与研究，危险，只不过将以另外的方式显现而已。

日本在地理上是我们的邻居，在文化上是我们的邻居，在经济上，不管我们是否超越它成为GDP世界第二，这都意味着，我们依然还是邻居。

既然看不出谁有搬走的意思，那么，就要交往、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

恨与愤怒，都正常，但不能让它遮蔽了我们了解与观察的双眼。中日两国，走过了敌对的岁月，也曾有过八十年代所谓的“蜜月期”，在我看来，这两种相处状态都很难再来，我们该进入正常的交往状态。既不是恋人也不是敌人，而是正常人的交往，有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往前走。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双方的理性与克制，也需要日本能有一天，在历史的面前，有一种真正的反省。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才能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