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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谱

1958

二月四日,生于大阪市生野区一家穷酸的小钟表眼镜贵重金属店,是姊弟三人中的老么。比较怪的是,户籍设在东区玉造。玉造是父亲的出生地,圭吾不曾住过那里。父亲只是为了念起来好听才没迁户籍,造成往后不知多少年,每要申请户籍誊本就得大费周章。不过,年长五岁的大姊倒是利用这点,被问起家住哪里时,都莫名其妙报上“本籍在东区”的回答。

圭吾很喜爱生长的生野区,只是,如同其他散文中也曾提到的,这个地方有许多问题。家里的老相簿贴着圭吾的露鸟照。为何一有男孩出生就会拍露鸟照?真是匪夷所思。对了,“东野”原本念“トウノ”(tou─no),是父亲自作主张改为“ヒガツノ”(higashino),据说是考量到无论依五十音(あいうえお,aiueo)或伊吕波(いろは,iroha)的日文字母排序法,ヒガツノ都在トウノ后的缘故。这似乎与父亲的从军经验有关,父亲曾任中士,仅供参考。

1959

某日,坐学步车(据说是造成日本人内八的元凶)时,自数十公分高的地方跌落,脸上挂彩。右颊上的伤疤三年多未消,因此在这段理应最可爱的时期,竟没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顺带一提,那伤疤如今虽已消失,但触摸颊骨,仍感觉得出里面的肉是不连贯的。鼻子也有点歪,本人非常介意。

1962

某日,首次独自到离家一公里外的公园,迷了路、无助哭泣时,被三名国中女生发现,送交派出所,但等了又等,却不见父母来找人,于是被带至管区布施警察局。实情是,父母沉迷于大相扑转播,没发现圭吾不见。两人看大鹏力士出赛时,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里反覆说着“东野、大成市场”,大成市场是家附近的市场。警方在市场内广播,母亲当然没听到,因为她人在电视机前。待相扑赛事结束,上市场买菜途中,附近邻居告诉她“刚刚广播在找东野太太呢”,才总算发现大事不妙。父亲前往布施警察局时,已过晚上八点,挨了狠狠一顿骂,活该。据说,当下圭吾在吃女警给的香蕉。顺带一提,一九九九年发表的《白夜行》开头描写的公园,就是圭吾迷路的那座公园。

1964

四月某日,进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学就读。由于是公立学校,谁都可以入学,不过还是做了类似智力测验的东西。其中有道依范例画出相同圆形的题目,范例是等边三角形。为甚么会记得这种无聊的细节?也许因大脑正值发展关键期吧,真希望记得有用一点的事。

这一年应该举办过东京奥运。阿贝贝(Abebe Bikila)选手路跑的模样鲜明地留在我眼底,但究竟是在现场直播看到的,还是在市川崑导演的纪录片看到的,则不可考。那部纪录片我看了两次,是记忆中最早的电影。对了,小学的营养午餐很难吃。开学典礼后家长在场的那回还好,第二天起就难吃到极点。关于营养午餐,圭吾有着数不尽的痛苦回忆。欲知详情,请看散文集《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

1965

某日,爆发营养午餐蚯蚓事件,详情也写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里。一提再提虽然很烦,但我和营养午餐有仇。小学二年级时,我联络簿上的成绩全是3。那是个全5为优秀儿童代名词的时代,大姊、二姊不时获得这枚勋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相当看好东野家的老三,况且又是男孩嘛,当然会有所期待,没想到却是个全3。国语、数学、自然、社会、体育、音乐、生活,样样都是3。换句话说,就是“普通”。既然这么整齐,为了和最高、最低对抗,算是“最普通”吧,令人有种“抱歉啦,让你们失望了”的感觉。置身于众老师失望与同情交织的视线中,挺不好受的。

1966

某天,邂逅科幻特摄影集《超异象之谜》(Ultra Q)。之前当然也在别处看过怪兽,但在家里电视机前能瞧见可是大事一件。若没与这节目相遇,自然不知后续系列作中登场的变身英雄超人力霸王(Ultraman)和超人七号(Ultra 7),那么,就不会在杂志《小说 SUBARU》上写下以〈怪兽少年的逆袭〉为题的散文,散文也不会发展成《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东野家便不致因此蒙羞。究竟是邂逅好,还是不邂逅好?

1968

九月某日,莫名其妙成为儿童会(差不多等于国、高中的学生会)副会长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班,每班得推派一名候选人。或许很多人基于好意,将此解释为圭吾必定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才会被硬拱出来。但圭吾并不是那种人,再怎么说,都是“最普通”,是凡人的代表。话讲在前头,我连班长都没当过,顶多当保健股长或园艺股长(这是干嘛的?)。既然如此,为甚么非出来选儿童会副会长不可?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好玩。每个人都认为“叫圭吾去选一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在全校同学面前发表政见,圭吾上台会是甚么样子?大家都很感兴趣。这搞不好是一种变相的霸凌,只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便勇敢面对政见发表会。而且,还把政见发表和才艺表演搞混,心想既然是才艺表演,一定要搞笑才行,因此准备了充满笑点的讲稿。目的圆满达成,发表会上全场大爆笑。不仅如此,还高票当选。圭吾竟然当选副会长?连父母都傻眼:“怎么会这样?”只不过,意气风发地当上副会长的圭吾并没有甚么表现,只是在会长旁边呆呆地站了半年而已。

对了,该年发生三亿圆事件。三亿圆,三○○○○○○○○圆。由于金额实在太大,圭吾不觉得犯人是个坏人,反倒认为他是干下大事的英雄,而且周围的大人也都称赞“那家伙脑筋真好”。这或许是圭吾对智慧型犯罪感兴趣的起始吧。

1969

四月某日,发生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也许是五年级时发表的政见很有趣,升上六年级,竟落得竞选会长的下场。尽管心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全班同学一致推举圭吾。一被拱就无法拒绝的圭吾决心竞选,当天起便努力练习政见发表。他还是分不出政见发表和才艺表演的不同,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取悦观众。然后,傻傻搞不清的政见发表结束,圭吾又当选了。由于不是依学科能力来选的,所以这个会长当得很心虚。最难熬的是开会时必须担任主席,他自然没办法主持会议,总是向当副会长的女生求助,只会站在一旁憨笑。

对了,年底圭吾理了平头。不是因犯甚么错,只是认为既然上国中就得理平头,不如早一步习惯。不料,理完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个断崖绝壁级的大扁头,难看极了,真是后悔莫及。

1970

三月,大阪举办万国博览会,那空前盛况就如同现今的环球影城开幕。还是小学生的圭吾,和朋友搭地铁去了好几次,很庆幸自己住在大阪。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大概也是这段日子。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找外国人说话,和他们握手。尽管会讲的只有一句“哈罗”,但那份积极要是持续下去,搞不好现下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直到九月闭幕为止,大概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前大排长龙,里头的展出却很无聊。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华歌尔·理佳缝纫机馆,其中有很多裸体影片,令人心跳加速。

有个男人爬上太阳塔,在太阳的眼珠待了一个星期,应该是在抗议甚么吧。一家人谈起大便该怎么办,讨论得口沫横飞。对于父亲“一定是用纸包起来丢掉”的说法,大姊接过话“然后有人捡到打开”,惹得全家哄堂大笑。好一户蠢人家。

还有,四月时,圭吾进了东生野中学。听姊姊们说这是所糟透的国中,进去一看,果真一点也没错。关于国中,请参考《当年我们是一群傻蛋》。

1972

冬天某日,札幌冬季奥运开幕。日丸飞行队包办金、银、铜牌,国二的圭吾深受感动。这真是一件令人雀跃无比的大事,圭吾甚至买了所有的体育报猛看。报上刊有笠谷幸生选手跳跃的分解动作照片,圭吾还模仿笠谷选手到处跳。所以,当笠谷选手输掉九十公尺跳台时,圭吾遭到莫大的打击。从此,圭吾完全成为跳台滑雪的俘虏,电视转播一定不缺席。继笠谷选手,又有秋元正博及八木弘和等世界级好手辈出,亦是让圭吾持续抱持兴趣的原因。这两位选手在宁静湖冬奥的表现也很杰出,八木选手还夺得银牌。但此后日本便一蹶不振,尤其塞拉耶佛、卡加利冬奥更是惨得教人想哭。卡加利的团体成绩竟是最后一名。

那时,全世界最厉害的是芬兰的马蒂·尼凯宁(Matti Nyk nen)选手,在V字跳跃成为主流前,他是跳台滑雪之王。因为太厉害,各国都争相偷学他跳跃技巧的秘密。圭吾也在札幌举办世界杯跳台滑雪赛之际,参观过北星学园女子短大佐佐木敏副教授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以电脑分析他的跳跃,运用当时的成果创作的作品便是《鸟人计划》。现下回想,那部作品原来起源于国二。话虽如此,这场大家拚命拍摄马蒂·尼凯宁跳跃动作的大赛,却是由V字跳跃的创始人博克勒夫(Jan Bokl v)选手获胜,实在讽刺。不过,当下很多人说“那种跳法不管用”就是了。

1973

进入大阪府立阪南高中就读。基于种种原因,最后决定选择这所高中。我同时也考上私立上宫高中,要是念上宫,之后就会变成职棒读卖巨人队元木选手的学长。上宫比较好吗?阪南高中出身的名人很少,拿出现在萤光幕前的人来说,只有翻唱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一曲〈Beautiful Sunday〉大红的歌手田中星儿先生吧。由于教室有一整面玻璃帷幕,校舍算是相当时髦。外观十分赏心悦目,内部却像闷热的温室。各间教室的黑板微微弯曲也是特色之一,据说是为防止黑板反光特别设计的。可是,不知哪里出错,从任一座位望去,黑板都会反光。

这所高中的学力水准不怎么高,我以为不必太用功,不料,高一初次拿到的成绩竟排名四百多(总共四百九十五人),有点吓到。学校穿便服,在校外不怕被挡下辅导,我几乎每天在闹区闲晃。曾顺手牵羊的事也只能老实招了,那是个没钱却有很多想要的东西的时代。段考期间我每天跑出去玩。由于期中、期末考会提早放学,我不怎么讨厌考试。

最令人高兴的是,因为没有制服,女生总是争奇斗艳。圭吾很想重返当年,仔细回忆,可爱的女生相当多,蠢男生不时举办“十大美女选拔”,自行投票、选出校花。圭吾有个怪癖,校花一出炉就会喜欢上她,因此经常遭到拒绝,“可以当朋友”这句话不知听过多少次,就连现在也偶尔会听到,苦笑啊苦笑。

1974

这是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元年。看了小峰元先生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便一头栽进推理小说中,连带得知乱步奖及大作家江户川乱步先生。之前,圭吾一直以为他是爱伦·坡归化为日本人改名的,因为蠢大姊是这么告诉我的。相信大姊的圭吾也算是蠢蛋吗?

其后,大量阅读《高中生杀人事件》、《点与线》、《零的焦点》等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最后兴起自己动笔的念头。由冬天到夏天,半年间完成篇幅约三百张稿纸的长篇推理小说《生化机器人的警告》。这是一部以高中为背景的本格小说,现下翻出来看,主题是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的深度社会问题。而且,我还很自以为是地附上后记,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甚么。

总之,完成一部作品令人心情愉悦,便立刻着手进行第二部作品。由于夏天会和班上同学到丹后由良露营,便以此为题材,出现不少拿朋友当雏形的角色。小说名为《人面狮身像的积木》,试图写成包含猜凶手、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采故事。遗憾的是,热中程度不如写第一部作品时,没能在年内完稿。对了,父母完全不知道圭吾尝试创作小说,看到儿子坐在书桌前,他们还误以为是在念书。听母亲感叹“最近你总算认真起来了”,圭吾不禁一愣,但讲实话会挨打,所以就胡扯“我也是会想升学的事的”。

直到圭吾得乱步奖,双亲才晓得儿子在写小说。

1976

下笔超过一年半的《人面狮身像的积木》,在距离完成还非常遥远的地方便停住。主要是时间不够,毕竟得准备考大学,没空闲也是当然的。原本打算进大学再继续,不料,没考上心目中的学校,成了重考生。当时,国立大学分为二期招生,共通第一次学力测验制度尚未实施。第一志愿没考上,得知第二志愿的某国立二期校落榜那天,圭吾赖在床上看清水一行先生的《动脉列岛》。这部作品实在有趣,肯定能列入十大必读书单,但由于身处这样的状况,因此也是一部有着苦涩回忆的作品。清水一行先生想必会说“与我何干”吧。

之后,我到大阪肥后桥的一家补习班上课。这家补习班要考医科的同学相当多,水准很高,只有圭吾一个人把平均分数拉低。但是,在那里接触到不曾遇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发生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某个朋友问:“你平常看书吗?”我答:“会看松本清张先生等作家的推理小说。”岂料对方不仅连啧好几声,还说“谈到书当然是纯文学啊!”。圭吾应了声“喔”,其实连“纯文学”这个字眼都不了解。要是知道的话,就能举出松本清张先生得过芥川奖反驳。不过,圭吾都曾相信江户川乱步先生是外国人了,当然不可能知道如此细节。

1977

进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圭吾是在怎样的前因后果下,基于甚么理由进入这所大学的,详情记载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中,此处就以“历经一番苦难后”一笔带过吧。

因为喜欢社团活动,我加入西洋弓箭社。朋友不是选高尔夫球社,就是帆船社,现下细想,当初该仿效他们才对。高尔夫球打得好,出社会应酬用得上;会驾帆船,在女生之间较吃得开,至于西洋弓箭社──实在太小众、太冷门。可是,圭吾之后是以描写西洋弓箭的小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到底选哪一个有利,依然令人举棋不定。不,认真想想,《放学后》的社团活动不一定要是西洋弓箭社啊。当然,书里的诡计使用了西洋弓箭,但要是进高尔夫球社,搞不好想得出高尔夫球的诡计,进帆船社则想得出帆船的,还是该选高尔夫球社或帆船社的。不不不,成为应酬高手还是比不上万人迷,所以该选帆船社。不过,大阪府立大学帆船社恐怕不够迷人,坏就坏在“大阪府立大学”太在地。哪个大学听起来比较迷人?再怎么说都是庆应大学吧!应该去上庆应大学的。

想到这里,又忆起没考上庆应大学的事了。

1978

这是电影当道的一年,《星际大战》(Star Wars)、《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等名留影史的作品相继上映,很高兴能躬逢其盛。圭吾早就放弃成为电影导演的梦想,但觉得剧作家应该还有希望,于是怀着期待学写剧本,没多久便遭遇挫折。期间,完成了中断许久的《人面狮身像的积木》,硬逼朋友和女友看,招致恶评连连,所以也放弃成为小说家。应该说,我根本没认真想当小说家,最后决定把青春全投注在西洋弓箭和联谊上。

1980

以西洋弓箭社主将之姿进军大学联赛,不料排名垫底,分级赛也落败,队伍被降级,深深感受到自己欠缺领导能力。这场联赛圭吾本人亦陷入瓶颈,或许要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统合年纪差不多的人,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办得到的,应该就是真正的领导人才吧。此一经验,之后运用于刻画《单恋》的主角西脇哲朗复杂的心境。

随着联赛结束,自西洋弓箭社引退,毕竟已到该考虑就职问题的时期。关于就职活动,照例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里有详细记载。取得内定后,只消修得毕业所需的学分即可,但圭吾的学分差不多足够,便决定趁第一学期的期末考期间独自前往东北旅行。旅途中在某处遭遇悲惨的经历,短篇集《怪人们》中收录的一则故事便是以此为灵感。

1981

进入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现今已更名为株式会社电装。这是丰田汽车的关系企业,并非子公司。相关情报是西洋弓箭社的朋友告诉我的,他姊夫曾在日本电装工作。由于原本就想到汽车公司上班,觉得制造汽车零件的公司也不错。进公司时,下了决心戒烟。因为预料要适应陌生的职场生活难免有压力,烟量一定会增加,不如干脆戒掉。

第一个月是新进人员研习时期,每天都得上课,彻底戒烟真的很痛苦。研习一结束,随即上生产线。那是在电子燃料喷射装置,也就是所谓的EFI的生产工厂,从事电子喷射燃料零件的生产。各项作业中,最怕的是油造成的接触性皮肤炎。程序上必须用到一种石油,一碰到皮肤,就会引起类似灼伤的皮肤炎。星期天到星期三手变得通红,星期四到星期五红色变咖啡色,星期六皮肤便会劈啪有声地龟裂。我一回宿舍立刻擦软膏,整只手几乎涂到全白。还有另一种测量作业也很难熬,得从早到晚像机器般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简直和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描绘的一样。为了让作业程序快乐一点,圭吾把泽田研二先生的歌从旧到新依序唱过。然而,唱上几十次要不腻也很难,所以偶尔会掺杂天地真理女士的歌,好比“我……在……网球场等……你……”之类的。此时靠过来的其他作业员,似乎以为这家伙终于发疯。

经历过生产线的磨练,圭吾分配到生产技术部。基于保密义务,不便透露工作内容,但坦白讲,圭吾是个没有用的员工,偶尔写起研究报告,前辈便会取笑“喂,东野,别假装工作了”。前辈大概只是开玩笑,却一语中的。

1982

进公司第二年,实在很难说已得心应手,每天都在出错。虽然任职研究部门,却毫无成就。自忖不适合当上班族,犹豫着换工作,甚至考虑过藉函授的方式取得教师资格,但深思后就明白自己根本不想当老师。

一日,在书店里拿起乱步奖得奖作品《原子炉之蟹》,发现书后刊有乱步奖的评选及投稿方法,才晓得大家都是看了这个去投稿的。圭吾虽听过乱步奖,却完全不知如何投稿。《小说现代》之类的杂志都会刊载相关讯息,但当时圭吾从不看文艺杂志。

好,得知投稿方式后,圭吾就一心一意想投稿。写小说不花钱,也能边上班边写。万一得奖,少不了有大笔版税入袋。当上小说家就可以回大阪,或许还买得起房子。总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没理由不当小说家──所以,圭吾到文具店买五百五十张 KOKUYO 牌稿纸(这是乱步奖规定的字数上限),第二天便不知死活地动笔。心中并无酝酿已久的灵感,想到甚么就写甚么,故事开始不久就发生命案,但一直没决定凶手是谁,诡计当然也付之阙如,不过圭吾还是持续写下去。剧情一走进死胡同随即安排案件,设法打通关。到了后半,死胡同愈积愈多,人也愈杀愈多。虽然每天数张数,却很难达到低标三百五十张。此时,目标已不是得乱步奖,而是设法把小说完稿,我深切感受到创作的困难。尽管如此,到十二月总算突破三百五十张。这令人高兴,也令人烦恼,因为到最后关头仍难以决定该让谁当凶手。投稿截止日期是一月底,圭吾边烦恼着不知如何是好,边迎接跨年的钟声。

1983

逼近一月底的截止日,投乱步奖的稿子才完成。圭吾总算掰出一个读者应该会很意外的凶手,但重读后发觉有好几处矛盾。可是,已没时间重写,就算有,也找不到克服矛盾的点子。因为我没打草稿直接写在稿纸上,即使打算修正,仍得考虑到字数限制。反正要改也没办法改,不如死了这条心,直接拿矛盾处处的小说去投稿。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尚未想出篇名。我不断苦思,直至封件前一刻,才定名为《人偶之家》。虽然不满意,总不能没篇名。由于与人偶有关,曾有人推测《十字屋敷的小丑》是此作的衍生,其实两者各自独立。《人偶之家》是完全未发表(不知有没有这种说法)的。

好不容易终于送出稿件,但心里很明白那样的作品和奖根本构不上边,于是立刻着手进行第二部作品。打定主意先努力个五年试试,倘若投稿五次都不成,表示自己没才华,男人要知所进退。就这样,再度于单身宿舍里孤军奋战。不过,人好歹是有学习能力的,历经第一次的失败,这次便懂得打草稿。我从公司带回淘汰的电脑报表纸,裁成一半,利用背面书写。发现写满一张几乎等同四张稿纸,就决定一天写一张。假如一切顺利,应该五个月就能完成。关键是,要定甚么主题?当时我思索着:小说必备的是引人入胜的谜,至今看过的谜中,哪个印象最深?脑海蓦地浮现漫画《巨人之星》,主角的绝招“大联盟球”让所有小学生想破头,尤其是其中一招“消失的魔球”更引起热烈讨论,因此决定以高中棒球为主题。这回一开始就定妥篇名,当然是《魔球》。埋首创作期间,在报上看到乱步奖揭晓,由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得奖。我一点都不觉得受到打击,毕竟我只是提笔写而已。

不过,在《小说现代》里看到评选过程时,内心很是欢喜。原来《人偶之家》一路闯进第二次评选,差一步就挤身最后入围名单。当时圭吾不禁暗想:甚么嘛,虽然是乱步奖,落选作也没多了不起。既然如此,再努力点或许有希望,于是梦想瞬间抹上一层现实的色彩。

顺带一提,年底圭吾结婚了。由于这段婚姻的结局不算圆满,所以不太好写,但终究是件大事,还是记下来吧。

1984

一月底截止日前,才寄出《魔球》,全文约莫四百八十张稿纸。其实我对这部作品相当有自信,话虽如此,也没天真到以为会得奖,所以下个月马上构思起第三部作品。我很快决定背景设在女子高中,主角是男教师。由于去年结婚的另一半是女子高中的约聘教师,从她那儿听闻不少校内的情况,获得灵感,不过,我并未把其中的人或事写进小说,请大家别误会。之所以安排女子高中西洋弓箭社,纯粹是想利用自身的经验。

记得是四月左右动笔,最初的构想中并无密室诡计,而是创作过程中,思及“这种状况如果是密室一定很有趣”,才临时设计的。上述几句话写得轻松,如今回想当年,却觉得自己毕竟老了,现下万万不敢做“临时设计诡计”之类的事。这代表脑袋僵化了吗?

姑且不论这些,五月某日,终于收到期待已久的通知。讲谈社来函告知《魔球》入围第三十届江户川乱步奖,尽管我原本就有自信,一旦成真,仍感动不已。但我并未乐天到发起得奖梦,反倒因之前不太顺遂的人生,认为事情绝不可能那么顺利。果不其然,结果发表当天打来的电话说的是“非常遗憾……”,承办人员极为热心,好意安慰“这次非常可惜,明年请务必再投稿”,我回答已经在写了,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创作小说的事,除一小部份好友外,我没告诉任何人,所以周遭无人大惊小怪。父母和两个姊姊毫不知情,对公司自然也保密。每每为工作受一肚子鸟气,我就发泄在稿纸上。作品名为《放学后》,取自至金泽旅行途中,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其实,此一命名之后引发一些争议,不过,至今我依旧认为是个好篇名。

对了,十一月时,讲谈社的编辑打来关心写稿进度。我回问理由,对方表示,若提早完成,希望能在投稿前先看看。听上去,他们似乎会打此类电话给先前入围的人,个性别扭的我认为不公平便拒绝了。大家应该也这么想吧?

1985

《放学后》是在截止日前三天完稿的,又赶在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不普及,誊稿是件大工程。原本用自动铅笔,连誊十张手就吃不消,为了利于书写,便拿皮革把笔包得粗一点。这么一来,手的负担减轻许多,却换成手肘痛。最后可说是有惊无险地完成。

稿子一寄出,马上构思起下一部作品,没来由地就以“毕业”为名,也决定以大学生为主角,只是脑中还没有任何故事情节。此时,从身为里千家茶人的妻子那里听说雪月花之式,觉得可以拿来当题材。雪月花之式是茶会的仪式之一,非常困难,连要理解都得费一番工夫,还得在其中安排下毒的诡计,就更累人了。花了将近一个月设计诡计,但要让读者理解似乎不太容易。另一个诡计,是因工作之便得知的一种新技术。故事的主题则选择国中时略有涉猎的剑道。

东忙西忙之际,接到《放学后》进入乱步奖决选的通知。虽然高兴,却也紧张万分。由于这次很有自信,要是落选,打击一定不小,且又要再等一年,于是考虑参加其他新人奖垫档。那时看上的是《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短篇很快就能写好,半年后发表评选结果。问题在于,投稿截止日是六月底,而乱步奖得奖名单七月二日公布,所以知道得奖与否前就必须寄出。烦恼到最后,决定投稿。

然而,一旦进入动笔阶段,又出现新的烦恼──有两个短篇的灵感,要用哪一个?若摘下乱步奖,就必须在得奖后写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理当拿出自信之作。另一方面,既然要投稿,交出不够格获奖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了,真教人犹豫。几经思量,决定把自信之作留到得奖时用。《ALL读物》算是花心,搞砸也没损失,但仍努力完成稿子,在六月底交寄,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在乱步奖发表前三天还投稿其他奖项的人吧。紧接着,关键的那一天来临。

※※※

乱步奖发表当天是平日,当然得上班。心一直静不下来,在兴奋期待中挨到下班时间,却不敢马上回家,拖拖拉拉耗了一个小时之久。晚上七点踏进家门,家人表示没接到讲谈社的电话,便晓得已落选。根据去年的经验,假如得奖应该很早就会接获通知。和妻子两人正沮丧之际,七点半电话响起,以为是通知落选,话筒另一端却告知与《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真教人难以置信。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于是立刻打电话向课长请假,刚要联系亲友时,突然有两名记者上门采访。请他们进屋,但他们完全状况外,连江户川乱步奖及圭吾是得奖者都不知道,据说是上司突然下采访令。我从头说明后接受采访,还拍了照片,待两人离去,才发现身穿睡衣。穿睡衣上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恐怕只有圭吾吧。

次日,为了记者会前往东京,圭吾的左腕却患上接触性皮肤炎,烂成蟹足肿。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缠着绷带?”

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十分具有文静艺术家气质,之后我才晓得他其实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们和我说了不少话,但听他们提到要改题名时,我吓一跳。原因是“放学后”太简短,不如改成“遭到密闭的放学后”或“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标题。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感觉,也认为现下看这篇文章的读者会有同感,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回家后我烦恼许久,怎么样都想不出更好的标题,最后决定用“放学后的恶魔”。虽不认为这个标题有多高明,但期限快到了也没办法。只是,经过几天,讲谈社来电表示,还是直接采用“放学后”。据说编辑部十分挣扎,最终得出此一结论也挺新鲜的。现在很多人称赞书名取得巧,幸好当初没改。

另外,不少评审委员认为《放学后》的“犯案动机太弱”,怀疑有人会为此行凶。言下之意,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此,圭吾无法接受。圭吾想描写的是“因一般大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杀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是当然的。当时的风潮确实是“杀人动机必须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就这点看来,现今对推理小说家而言真是个自由的时代。

※※※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感觉十分奇妙。在公司被要求签名颇令人头痛,不管到哪个部门,都有人知道我是谁,真是万分尴尬。为避免这种状况,我事先就拜托过讲谈社别公开公司名称、住址等资料,对方却没妥善处理。坦白讲,我原本还准备暂时偷偷兼差的。

话说《放学后》倒是卖得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得奖的《莫札特不唱摇篮曲》,但也卖出十万本。我心想,乱步奖的招牌果然不是盖的,也想到下次不知何时才能超越此一销售量,只是没料到这个“何时”竟然超过十年。

颁奖典礼定于九月底举行,我久违地买了西装和领带。因为从事研究工作,上班不必穿西装打领带。典礼上,我在紧张中上台致词,说是致词,其实只是“谢谢大家”之类简单的几句话,约莫是有史以来最短的致词。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倒是滔滔不绝,内容似乎相当偏激,之后引发一些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过来打招呼,转眼间口袋便装满名片,其中不乏认识的面孔,但都只是我单方面认得的名作家。如今已拆伙的冈嶋二人的两位与井泽元彦先生等也和我交谈,井泽先生关切道:“那你啥时要辞掉工作?”我也向大前辈佐野洋先生打过招呼。不久,一名陌生女子走近问我身高,听到我答“一八零公分”,便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好像是受佐野先生之托而来。据说他以推理界最高的作家自居,但不知究竟有多高?真教人好奇。

派对结束后,讲谈社的编辑带我到银座的传奇文坛酒吧,名声传唱至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下已无这间酒吧。原来,当天是该酒吧的最后一夜。多亏走了这一趟,不时可向驰星周他们吹嘘“我去过银座的零零,是老牌作家哩”。总之,那晚是人生最痛快的一刻,我还半开玩笑地想,搞不好再也没机会这么痛快,不料,往后十年竟真的如此。

※※※

十月某日,有生以来第一场签书会在爱知县一家名号颇响亮的书店举行。当天应该是星期六吧,一到会场,见很多人在排队,我大吃一惊,暗自窃喜着“哇,好多人!原来我这么受欢迎”。不过,高兴没多久,便发现都是些熟面孔,几乎是公司的同事和妻子那边的亲戚。同事深怕人龙断掉,还排队排了两次。究竟卖掉多少书不得而知,但签书会好歹有模有样的。要是见好就收也就罢了,偏偏书店老板心生贪念,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到另一家分店再办一次吧!”若当场回绝就甚么问题都没有,我却得意忘形。生平头一遭签那么多名,便自以为是明星作家,一口答应:“好啊,再办一场!”完全忘记这天的签书会是在众亲朋好友的支持下才勉强像个样子。

翌日是个好天气,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搬出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书会”的旗子,等候客人蜂拥而上。老板一心要卖书,圭吾一心想签名。但等了又等,不见半个人上门。不,书店自然有客人,但几乎没人朝这里看上一眼,只偶尔投来“这家伙在干嘛”的冷漠视线。三十分钟过去,发觉似乎没搞头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提议今天就算了吧。正准备收拾桌椅时,有个大概是念小学的小鬼走近,问:“你在帮人签名吗?”我答说对啊,他便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张夹报传单,翻到背面要求“签在这里”。有点自暴自弃的圭吾在上面签了名,甚至还和小鬼握手。签名会第二天签的名就只有那一次,圭吾不禁下定决心,以后就算书大卖,也绝不办签书会。

1986

三月,终于搬到东京。在那之前,先辞掉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工作。递出辞呈时,公司方面的反应是“果然啊”。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理应如此,无论是甚么反应,我都当成是加油,愉快地离开。坦白讲,在职时虽有过诸多不满,但如今回顾,若没有上班生涯就不会有作家东野圭吾,更无法继续当作家,所以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非口头上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那天,下起破天荒的大雪。别的不提,神奈川县的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也发生追撞车祸。搬家的行李都没拆开,甚至无法去买吃的,度过三天可怜兮兮的日子。

房租之高实在令人头痛,不愧是东京。原本预计《放学后》的版税能撑五年,内心霎时有些不安。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应讲谈社的长官邀约,前往赤坂的中餐厅,生平第一次吃到鱼翅。直到出店门好一段时间,圭吾都以为那是香菇。告诉妻子“这辈子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后,才发现搞错。

席间,讲谈社的人表情五味杂陈。事后一问,他们似乎认为我“随便辞掉工作搬到东京,真是过于莽撞”,大概是看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招致失败的作家吧。圭吾倒是觉得好笑,就算当作家无法养家活口,反正还年轻,出路多得很。

那时,得奖后第一作《毕业》的文稿已交给讲谈社。我早做好心理准备,《放学后》卖出十万本,这次有十分之一的销量就不错了。毕竟当读者时,尽管会买乱步奖的得奖作,却几乎没买过该作家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这番预测八九不离十,每次提起此事,编辑都十分佩服。据说其他作家大都以为新作会卖得和得奖作一样好,会这样想的家伙神经才令人无法理解啊。

当年除得奖后的首作《毕业》,也出版了《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是圭吾的第一本 novels 版,且是老牌的河童 novels 系列。想起以前看过河童同一系列松本清张先生的书籍,不由得深怀感慨:“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话虽如此,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要发行,表示“先看看原稿,有趣再出”,所以责编告诉我“下个月上市”时,真是高兴万分。当年能够以河童 novels 系列出版,就是这么有份量的一件事。然而,曾几何时,或许该说 novels 风潮来临后,竞争日益激烈,河童的门槛也逐渐降低,实在令人遗憾。若光文社的人看到这一段,想必心里会不舒服。不过,圭吾是在为河童打气。加油啊,河童!

对了,这一年圭吾打起高尔夫球,在河童的编辑陪同下购齐廉价用具。至于有多廉价,以当时买的球鞋为例,穿过十几次后,前端竟像大白鲨般咧开大嘴。这种鞋子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向杆弟要了橡皮筋绑住,打完剩下的洞。没办法,没钱嘛。没钱却打高尔夫球的圭吾,每周都到附近练习场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教练望见穿着皱巴巴棉裤、老旧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铁杆装在纸袋里晃荡而来的神秘男子,都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1987

破公寓里的苦战方兴未艾,《大学城命案》成为超过七百张稿纸的大长篇。这年头,一般人可能认为七百张不算多,但以当时的标准四、五百张而言,七百张是很少见的,光列印就得花七小时。责编是个机械白痴,听圭吾说稿子打在磁片里,便不禁抱头掩耳。如此长篇大作,我偷偷怀抱造成轰动热销的期待,却是一点都不卖。为了让销售量好看些,我绕遍东京的重点书店,每家各买两本,包包重得像哑铃,差点没扯断提把。即使如此,仍是杯水车薪,销量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第一次上电视。正确地说,是以“作家东野圭吾”的身分初登萤光幕。参加的是名为“料理天国”的料理节目,由芳村真理女士和西川清先生主持。说是为纪念夏洛克·福尔摩斯诞生一百周年,邀请新进推理作家上节目。除了圭吾,还有黑川博行先生。我们都是大阪人,虽是首次见面,却聊得很起劲,排演时就大灌啤酒,录影的详情黑川先生也写进《放学后》的解说。顺带一提,文库版《放学后》的封面绘图,是出自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之手,单行本《魔球》的封面也是。黑川博行先生是我能拍胸脯推荐的作家,看他的作品绝不会后悔,《切断》、《封印》、《瘟神》、《国境》都是杰作。我如此称赞他,或许哪天他会礼尚往来一番吧。

1988

由于先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当上职业作家后就对奖这种东西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命案》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陆续落选,要不在意也不可能。此时倒是万万没料到,往后会被这两个奖项泼好几次冷水。

得奖热闹过后,便着手为下部作品蒐集资料。当时,出版精装本推理小说蔚为风气,各出版社纷纷筹划多种主题。讲谈社是与古典芭蕾相关的作品,新潮社则决定以跳台滑雪为主轴。这段日子,我通常是观赏完松山芭蕾舞团的公演后进行访问,接着前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者和跳台滑雪选手中怪人很多,采访得格外用心,但也相当愉快刺激。能够见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小姐,近距离看到跳台滑雪奥运冠军的马蒂·尼凯宁选手,都是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共出版《魔球》、《以眨眼乾杯》、《浪花少年侦探团》三本书。《魔球》的风评相当好,还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真令人高兴。

1989

这年出版《十字屋敷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杀人现场在云端》、《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不卖。《十字屋敷的小丑》挨批是搭新本格风潮的便车,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受忽视,硬被逼着改名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得不知是甚么小说。虽然相当努力,却真的很不走运,甚至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迫害。但仔细深思(用不着深思也该明白),怎么可能有人要迫害我。每位作家都很拚命,放眼望去,没造成话题才奇怪的心血之作俯拾皆是(此一状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于是,我顿时恍悟,说到底,只有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书评家和各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都有个人好恶,但这种事追究起来没完没了。明知如此,年底看到出炉的十大推理小说书单还是有点呕,甚至冒出“啧,这种作品凭甚么上榜!”的猖狂想法。二零零一年拙作《超·杀人事件》挤进“最佳推理小说”前十名,一定也有人抱持同样的想法。

1990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我暗忖八成没希望,果然毫无意外地落选,而书一样滞销,“再刷”一词完全离我远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仍持续有工作。这或许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期,出版社还有余力养一些没销售力的作家吧,之后大获成功的年轻作家也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在大泽在昌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年轻一辈作家组成“雨之会”,大伙还一起去旅行,玩得相当开心。其中,大泽先生以《新宿鲛》大红大紫,宫部美幸小姐则囊括所有文学奖,其他人则专门担任啦啦队和庆功。“雨之会”之后自然而然走入历史,理由无他,就是主要成员太忙。换句话说,该会已达成任务。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也听到睽违许久的“再刷”。只是,虽然受到不少编辑盛赞,评论家却没甚么反应。某书评的内容干脆照印在封面折口上的故事大纲抄,感想则以“还算有趣”一语带过。而年底出版的《面具山庄杀人事件》,则是被拿来和另一位作家稍早出版的着作比较,由于创意类似,书评便写得像是圭吾抄袭,根本不管《面具山庄杀人事件》的杂志连载在先,因此不免深切感受到书评家对自己是多么不屑一顾。

1991

讲谈社为纪念创社八十周年,欲推出推理特别企划,圭吾也获邀,奋力写了《变身》。然而,主办单位却不怎么起劲,之后整个企划便无声无息,答应要做足宣传的承诺亦消失无踪。从此,我就不太相信出版社的类似企划。提到企划,《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 novels 的三十周年纪念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为新潮社推理俱乐部企划写的作品,没有一部做得有声有色。

讲到这里,春天时,《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最后还是落选。编辑完全没和我联络,确定落选才打来,竟然笑着说“一如所料啊”。我下定决心,万一哪天成了畅销作家,绝不在这家伙待的出版社出书。

私生活方面,这段时期我特别热中练习高尔夫球。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却轻松突破一百杆,心想“真是简单”,但接下来才麻烦。哪里麻烦?钱最麻烦。当时正逢高尔夫球热潮,上场打一下,好几张万圆钞就不翼而飞。圭吾总看着钱包,感叹拿这个当兴趣不容易啊!

1992

一开年,随即着手进行讲谈社小说系列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的工作。虽然已受够特别企划,但对方端出现金付采访费,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且当时是距截稿只剩一个月的十万火急状况。紧急赶出的作品是《雪地杀机》,尽管运用先前就想尝试的诡计,却没引起任何话题。前不久推出《天使之耳》,销售也是奇差无比。在杂志上连载时的责任编辑干脆地宣告“卖不好,很快就从书店里消失了”,自然完全没预期到此书十年后会再刷。其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老实讲,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最后依然落选,但我一点都不失望,脑海闪过“陪榜”的字眼。

社会方面,泡沫经济破灭,公司行号纷纷倒闭,出版界不受景气低靡影响的神话不再。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封面设计好的书出版喊停。此时,有赖河童 novels 发行的是自己也认为称不上佳作的《美丽的凶器》,果不其然,被批得很惨。推出自信之作时只字不提,偶尔出错就群起争相攻击──书评家就是这种人。现下,我把那当成被害妄想,但或许这样的资讯操作会害死一个作家。

不过,我当时暗下决心,往后只要是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能拿出来。毕竟不知读者会从哪一本看起,要是头一回接触到不怎么样的内容,大概也不会对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吧。所以,我得让读者无论挑中哪一部作品都不会后悔。于是,年底完成《同学》。其实,这是绞尽脑汁的难产之作,但某一刻,彷佛天降神谕般,我突然文思泉涌。神谕传达了极为理所当然的讯息:“用自己的话,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就好。”

1993

两年前,我在外面租工作室,每天早上前往工作。虽然开车较方便,我仍选择搭公车转乘电车。多亏如此,让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不少灵感。只不过,那些都不是推理方面的题材,净是笑点。《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内容几乎皆是这样蒐集来的,也许是正在连载《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脑袋完全处于搞笑模式的关系。期间,《同学》出版,创下许久未见、可称为热卖的纪录,于是我确信自己定的方向没错。之后乘胜追击推出《分身》,却又挥棒落空,再次获得切身的教训:书真的很难卖。

精神萎靡之际,比我晚出道的作家一一翻红,心想必须振作,便尝试构思一部以叫好叫座为目标的作品。灵感来自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当时心中浮现大型无人驾驶直升机盘旋于核子反应炉上空的画面。但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有甚么知识,暗忖要写成故事得好好用功才行,便展开猛看资料、到各核能发电厂采访,及访谈直升机技师、航空工学博士、核能科学家等的生活,卖力的程度可说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生平头一次那么拚命钻研一件事情。这番努力共持续三年,唯有一心相信出版后绝对会畅销才能如此拚命。书名也已定为《天空之蜂》。

1994

四月某日深夜,租屋附近的树林中响起奇怪的叽叽叫声,不禁心生好奇,于是冒雨前往察看,只见有只大小如可颂面包的小动物蜷曲在泥泞中。尽管觉得这家伙真奇怪,却无法置之不理,便带回家了。擦干净一瞧,似乎是刚出娘胎的猫咪。其实,前一天圭吾才梦见捡到一只猫咪。猫咪染患严重的感冒,但吃兽医开的药,很快就痊愈。拿奶瓶喂它牛奶,不由得对它产生感情,决定饲养。因为是梦境成真,便取名为“梦吉”,蕴含希望它带来好运的期盼。

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成了一件乐事。梦吉虽是小猫,却很老成,身体还小,但双腿间挂的那铃铛似的东西格外雄伟。果不其然,才三个月就开始发挥它的雄性本色,很凶也很爱咬人。带去动结扎手术,连兽医都怕它,真教人又好气又好笑。原本期待它动完手术会稍微乖一点,希望完全落空。

这一年出版《怪人们》、《以前我死去的家》、《操控彩虹的少年》三部作品。我已不想再写,反正本本都没话题性,也都卖不好。尤其是《以前我死去的家》,半篇书评都没有,实在令人讶异。几年后,我深感当时写虐童题材太早了。尽管书压根不卖,我却为家庭因素在横须贺买房。选这地点的另一个现实考量,是东京都心太贵买不起。年底毅然迁居,梦吉搬到大房子显得很高兴。

1995

阪神淡路大地震带给我巨大的冲击。电视播映的画面令人难以相信是现实情景,看着数以百计的死亡名单不断变长,不禁害怕起认识的人也名列其中,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住在阪神一带。所幸大家都平安,只是损失不少财产,不得不修正人生计划的轨道。如今,那场大灾难的记忆彷佛已急速从世人的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怪别人。灾区表面上看似逐渐重建,但灾民内心的伤痕仍在。圭吾决定将这件事永志于心。

震灾次月,大阪举办反对启动文殊快中子增殖反应炉的讨论会,请来科学技术厅和动燃进行说明。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前往参加,但那实在很难说是讨论。例如,有人问:“若当地发生与阪神淡路大地震相同规模的地震,文殊反应炉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竟是“那里不会发生这样的地震”。我认为反对派和赞成派各有各的考量,由于想运用在小说上,便决定在《天空之蜂》里以完全中立的立场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下个月便发生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全国的注意力皆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明白,今年无论作品写得再好都卖不出去。

事实上,这一年不管是不是我的书,书市的销量整体下跌,连周刊杂志都卖不好。为尽速获得资讯,人们都读起体育娱乐报,不可能有闲情关心虚构的世界。即使如此,我仍相信自己倾尽心血之作必定会造成话题,在年底推出《天空之蜂》。出版第二个月,文殊就发生钠外泄失火的意外。我内心还抱着很不应该的期待,觉得真是天助我也,书一定会大卖,岂料期待完全落空。书评家为何对《天空之蜂》视而不见,至今仍是个谜。不过,这话也只是发发牢骚罢了。

1996

出道十一年,应该已不算新人,《天空之蜂》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老实讲,我相当有自信,不过还是没得奖。落选当晚,与编辑借酒浇愁时巧遇得奖的真保裕一先生,他反倒十分拘谨客气,真好笑。之后,他连连得奖,每次我都不得不在续摊时上前道贺。言不由衷的“恭喜”我已说腻,但他一定会再得奖,然后我又得堆起满脸假笑向他道贺,啊……真讨厌!

姑且不论这些,当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出了《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咒缚》及《恶意》五部作品。乱枪打鸟总有一发中,《名侦探的守则》继《放学后》成为畅销书,既高兴又羞愧,实在是五味杂陈。《谁杀了她》则让我吃足苦头,一直心惊胆跳,就怕读者群起抗议。不料,读者没来抗议,编辑部却接到数不清的询问电话,据说还制作问答手册应付,真的很抱歉。不过,在网路上形成话题倒是一件好事。《名侦探的咒缚》直接推出文库版,销售也不错,我不禁想,还是便宜的好。或许是反弹,极具自信的《恶意》反而沉没,算是运气不好吧。原本期待《恶意》入围个甚么文学奖,第二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却是《名侦探的守则》,坦白说,这件事让我相当沮丧。

1997

说来很不光采,我恢复单身了。一切从头开始。《名侦探的守则》被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评审委员批评得体无完肤后落选,心想这下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却接到井泽元彦先生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演戏。原来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年,要上演文士剧以兹纪念,动员的约五十名作家中还有赤川次郎先生、内田康夫先生等大师。反正诸事不顺,凡看来有趣的事不如都接触一下,我便答应演出。

一个极热的日子里,全员在一间冷气不冷的房内碰面。读了剧本吓一大跳,圭吾的角色是天下一大五郎,动不动就要推理,台词特多。看来,大家是以为我很闲,这下可累了。但练习时和大家聊聊天,偶尔去喝喝酒倒是挺开心的,我再次体认到作家真是一种孤单的行业。而能够看到至今只能远观的作家们真实的一面也很有趣,坦白讲,我没想到北方谦三先生会那么逗趣,还胖胖的,老记不起台词。不过,大家都很喜欢他,就当是他人缘好吧。

九月某一天,这出文士剧终于上演。辻真先先生写的剧本真了不起,让近五十名演员各个皆有吃重的演出。舞台设备很完善,服装也十分精美,问题仍出在演员身上,不断有人擅自即兴演出以致无法收场。北方谦三理事长在最关键的时刻忘词,竟然当场打开小抄。但观众压根不期待高超的演技,彷佛对这般蹩脚的情况乐在其中。圭吾的演技则是普普通通。

1998

去年一本书都没出,出道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不免有些心焦。然而,其实这是刻意的,圭吾的盘算是:一九九六年发表五部作品,间隔稍微拉长一点再出版,为数众多的书评家应该多少会注意新长篇吧?在此一意图下推出的便是《秘密》。虽然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把这本书当推理小说看,但我对成品十分满意。

《秘密》的成绩相当好,出刊后很快就再刷,真是久违了。之后也长期畅销,实在令人感激。电视节目“国王的早午餐”的推荐,或许是大功臣。

这部作品刚发表,便陆续有人上门洽谈改编电影的事,似乎认为以年轻女明星为主角的电影较容易拍。不少公司送来企划书,主角人选不外是广末凉子或深田恭子。我深知即使有人提案,能够成真的例子少之又少,便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年底出资制作的TBS电视台那边无论如何都希望见个面,并表示已敲定广末凉子的档期,实现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就先回答交给他们处理。

1999

这一年,从落选直木奖的华丽仪式开始,周遭发生许多事。继直木奖后,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也落选。我原本就觉得出道十四年才入围新人奖很可笑,所以压根不在意,只是深深感慨自己还真逢奖必落选。

这些不重要,倒是听说《秘密》拍电影的事情似乎确实有谱,每天都很兴奋,因为作品电影化是我长久的梦想。期间,《秘密》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文学奖连续落选纪录总算中止,看到之前不知失望过多少次的责编开心的模样,心里真的很庆幸。TBS方面也很高兴,大概是介绍电影原作时多一项可吹嘘的功勋。电影七月开拍,我答应制作人参与演出,因此在八月的某日与责编等人至摄影棚拜访,顺便参观。广末凉子小姐脸蛋之小固然惊人,更惊人的是拍摄工程之浩大,我实际感受到一部电影是凝聚众人的心血才得以完成。尤其,这次必须在盛夏拍冬天的场景,为表现季节感,剧组费的苦心着实令人惊叹,详情请见《秘密》幕后制作录影带。而轮到我演出的那一幕(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实在很难不紧张,文士剧根本没得比。即使如此,泷田洋二郎导演仍让我一次OK,我才松一口气。至于我出现在哪一幕则是秘密。

如火如荼拍摄之际,《白夜行》出版。一方面也是电影《秘密》造成话题,几乎每天接受杂志访问,有时甚至一天多达四、五家,对一个被忽视十几年的作家而言,简直像在做梦。日子就这么过着,电影《秘密》终于杀青。个人认为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多亏这部电影,向完全不看小说的人自我介绍时,就能说“我是广末凉子主演的《秘密》原着作者”了。

2000

这一年有千禧虫危机,那到底是甚么玩意?当然,平安度过很好,但需要那么大惊小怪吗?政府似乎为此动用大笔税金,真有必要吗?至今我依然存疑。满心困惑中,直木奖揭晓,《白夜行》果然落选。落选纪录彷佛又翻开新的一页,颇不吉利。

当年没出甚么书,尤其长篇挂零。或许有人会怀疑我没在工作,实际上我相当忙录,因为前一年展开《单恋》的连载。这是头一回在周刊上连载,我十分紧张。起初先交了一百五十张稿子,但算不准出稿的速度,最后变成每周交一回的份量。看样子,我的个性是不到火烧屁股就无法认真。日子如此繁忙,当时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还要我“当协会奖的评审委员”。我推辞“等一下,我去年刚得奖,第二年就当评审未免太乱来”,他却给了“乱来是我的做法”的怪理由。我仍继续推辞,他嘴里竟吐出意想不到的话:“在你答应之前我是不会让步的。要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我就跟你绝交。”坦白讲,我真的傻眼了,花好几秒才理解他真的是说“绝交”,因为小学毕业后就没听过这种说法。由于太好笑,我忍俊不住地回他“如果不必当理事就答应”。“好,了解,我不会叫你当理事的。”理事长保证,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然而,过了不久协会就通知我,经过投票,我被选为理事。我立即致电北方理事长抗议,却得到一堆歪理:“我只说不会推荐你当理事,会员投票选出的我哪有办法。就算是理事长,也不能硬推翻投票的结果。”真是太教人吃惊,实在很难相信这话出自“描写男人世界当代第一”的作家口中。

2001

小时候,我对二十一世纪怀有种种梦想,以为未来车子不会在地面上跑,而是自由穿梭于空中,也相信登陆月球会像出国旅行一样简单容易,连去火星也不成问题。然而,现实又如何?不过是到国外旅行变得更方便罢了,车子照旧只能在地面上跑,东京都内随时都在塞车。不过,话说回来,能够活得健健康康的,或许就该谢天谢地。以前计算自己到二十一世纪会是四十三岁时,还曾感到绝望:“天哪,到时候都是老头子了,老成那样迎接二十一世纪有甚么意义!”如今四十三岁还算年轻的,高龄化社会万岁。

这一年,虽然不是为了纪念二十一世纪,倒是配合《单恋》的出版举行一场签书会,地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上次举办是一九八五年,算一算足足是十六年前的事,再怎么说都形同初体验,不明白个中要领,茫茫然不知所措。书店预先发放号码牌限制人数,但我认为把当天特地前来的人赶回去实在不尽情理,便表示想替所有到场的读者签名,拜托他们发当天用的号码牌。活动那天,搭计程车到书店时,看见一列长长的人龙,真是高兴、困惑又惊讶。签书会从下午一点开始,结束时已将近下午五点,手无力、头昏沉,帮忙的责编则盖印章盖到手指起水泡。不过,我也再度确认有形形色色的读者买我的书,内心不胜感激。下次办签书会不知会是何时?大概是十五年以后吧。搞不好到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来。不,连会不会有人找我办签书会都是个问题。不不,我还是不是个作家都还未知呢。

2002

假如要说这一年做了甚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玩滑雪板。先前我一直想尝试,在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中体验后,便深深着迷。当时,雪季已接近尾声,只要找到还有雪的滑雪场,我就努力练习,希望技术能早日精进。再怎么说,我已四十四岁,还能滑几年谁也料不准。幸好千叶的SSAWS还在,雪季结束,我每星期都去报到。九月三十日是 SSAWS 最后一天营业,滑完最后一趟时内心一阵感伤。

不过,我并不是只顾着玩,工作也做了不少。《湖边凶杀案》、《时生》、《绑架游戏》,约有六年不曾在一年内推出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作品中,《湖边凶杀案》和《绑架游戏》诚如各位所知,已改编成电影。个人以为《时生》最适合改编,但显然我不太了解影视业界的想法。

说到不了解,出版界的将来才令人不解。现在真的已进入书不会卖的时代。当然,不景气也是原因之一,毕竟买书的钱是最可能被省下来的,跑一趟图书馆,连畅销书都能免费借阅,出租业也一一登场。我认为,无论何种形式,只要保有阅读的文化就好。可是,问题在于书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要做书就得花钱,但这笔钱谁支付?国家是一毛钱也不会出的。那么,这笔钱从哪来?其实不是别人,就是读者。读者为买书而掏钱,出版社就以这笔钱制作新书。若是没有“为了看书而出钱买”的人,便无法制作新书。作家一样得生活,就算图书馆增加几万名借阅者、租书店出租几千本书,出版社和作家都无法从中获益。所以,今后我要为“买书的人”提供相应的娱乐而写。当然,很多人是因生活不够宽裕才上图书馆借阅,我完全没有责怪这些读者的意思,请多多利用公共设施享受阅读之乐。不过,千万别忘记对“出钱看书的人”怀抱感谢。毕竟没有这些人,就制作不了书。

2003

一开年,或者该说从去年年底,我便沉浸在滑雪板的世界。因为去得太勤,便动起脑筋,想找个名目把费用编进经费,于是决定以滑雪板为主题写散文,却被大家骂小气。但是,由于迷上滑雪板,喜爱滑雪的作家朋友的邀约增加不少,例如二阶堂黎人先生、贯井德郎先生、笠井洁先生等,也把怪人作家黑田研二列进去吧。

没有雪就没有散文的题材,所以我多方进行尝试。冰壶也是其中之一,但出了点小意外,脸上缝了二十五针,是我失算。不过,挺幸运的是,幼时歪掉的鼻子稍微扳正一些。

《绑架游戏》改名为《g@me.》拍成电影,作者也在片中露脸,可惜时间太短,几乎没人发现,亏我还用了本名。

顺带一提,去年母亲住院。原是为动腹部大动脉瘤手术,但其实母亲同时罹患胆管癌,我们没告诉她本人。母亲在医院感染MRSA(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身体非常虚弱,要动哪一项手术都有困难,况且母亲属于高龄患者,医师建议“让她待在家里比较好”,意思是已回天乏术。

回家后,母亲显得很有精神,简直像完全康复,还去看了电影《g@me.》,连连称赞藤木直人先生“是个大帅哥”。那是当然。

这一年,共出版《信》、《杀人之门》、《我是代课老师》三部作品。

2004

精神好得彷佛没病痛的母亲,过完年再度住院。甚么治疗都没做,癌症当然不会无故消失,大动脉瘤也一直存在,但住了院一样无能为力。我频繁往返大阪,每次回去就召开家族会议。

备感幸运的是,我有两个姊姊,她们无私的看护令我敬佩不已。

然而,即使再细心周到的看护,癌细胞仍不肯放母亲一马。六月三日,母亲病逝。紧接着,守灵、安排葬礼、通知亲友等一连串繁琐事宜,真的让我们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丧主是父亲,他却全权交由儿子处理,葬礼上的致词也推给儿子,只不忘要求“葬礼要办得体面盛大一点”。

此时,《嫌疑犯X》(出版时改名为《嫌疑犯X的献身》)正在连载,我只好向编辑部要求休刊。以作家身分出道后,这是我第一次让答应好的文稿开天窗,但愿也是最后一次,于是和父亲讲好“千万别在截稿前撒手归西”。

待葬礼和法事告一段落,两个姊姊提出下一道难题:“爸爸怎么办?”当时父亲已八十七岁,让如此高龄的老人独居,确实令人放心不下。

不过,其实早在好几年前,我便和父亲商量过,他希望住进老人之家。

由于大姊定居横须贺,我们便考虑让父亲住进附近的老人公寓。一开始,她们似乎对老人院的印象不佳,不是很赞成。然而,参观过后,她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甚至说既然这地方那么好,自己老了也想住进去。

年底,父亲便从熟悉的大阪搬至横须贺的公寓。我们告诉他:“要是住不惯,随时都能回大阪。”但我们显然是白操心,父亲找到摄影和电脑两项兴趣,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

2005

由于在体育杂志上连载与高山滑雪有关的小说,透过这层关系,很幸运地得以与参加过四届冬季奥运的木村公宣选手在富良野滑雪,还请他指导我。这是一桩得意之事,我喝酒时自然逢人就讲。

而这一年,正是值得纪念的出道二十周年。一些责任编辑为我庆祝,送我订制的滑雪板当礼物。只收不送未免过意不去,于是我写了二十页的短篇小说,免费奉送。话虽如此,总不能每家出版社都送一篇,于是要他们比扑克牌游戏“超贫民”来决定得主。这是坊间熟悉的“大贫民”(也称大富翁)的盛大版。看到平常只打麻将的人为扑克牌杀红眼的模样,着实有趣。

当年出版的作品,依照往例有三本,为《黑笑小说》、《嫌疑犯X的献身》、《科学?》。其中《嫌疑犯X的献身》反应超乎预期,吓我一跳。年底推理小说排行榜的结果让我一时难以置信,感恩啊感恩。

2006

《白夜行》改编为连续剧,一月开始播出。男女主角分别是山田孝之先生与绫濑遥小姐。我和绫濑小姐在杂志安排的企划下展开对谈,她实在是个美人。每次见到女明星,我都不禁暗暗赞叹,她们不是普通美丽,水准不是班花或某町第一美女之流可比拟的。

好事成双,我以《嫌疑犯X的献身》得到多年来不断让我吃鳖的直木奖。祝贺的花接连送到,因为家里养猫,没地方放,只好摆在床四周,彷佛成为少女漫画的场景。

颁奖典礼于二月举行,其实次日我就要前往杜林看冬奥。于是我采强行军作战,和大家喝到清晨六点,十点便已坐在成田机场起飞的班机上。这段详情写在散文集《追梦杜林》中。

多半是直木奖效应,上电视的邀约增加不少。但我很怕上电视,全都回绝了。一到夏天,新科直木奖得主诞生后,这些邀约也就消失无踪。热门的时期真短。

这边冷清,《信》改编成电影倒是热闹得很。看过的人几乎都说“非常感动”或“忍不住掉泪”,令我十分欣慰。不过,大概也不会有人当面对原着作者明言“无聊”吧。

关于电影《信》的种种回忆散见各处,在此就不多谈。只不过,要向读者报告一下,我在首映会时第一次见到泽尻英龙华小姐,因她太美丽而乐得差点没飞上天。

二零零七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因为二零零六年实在太美好,我有预感,下一年会有反弹。虽然有此觉悟,但希望千万别是生大病、遇到车祸、亲朋好友发生不幸之类的。噩运能不能顶多是阪神虎队降到B级无法参加季后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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