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捉刀代笔 科罗曼多——雕刻漆器

中国漆器的装饰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笔，比如带有描绘的漆器和素漆器；另一类是动刀。这两类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动笔相对来说比动刀容易一些，体现出平民化的特征。比如我做了一个素漆盒，心中有一份寄托，那么我就画几笔竹子或兰花。而所谓动刀，就是要在漆器上雕刻，对技艺的要求会高很多。相对来说，动刀的漆器贵族化倾向就比较重一些。

漆器有一个特性，就是干燥比较慢。由于它这个特性，聪明的工匠发明了动刀的漆器。我们生活中都有经验，水很容易干，比如桌子上洒了一杯水，很快就会干掉；如果洒了一滴油，很长时间都不会干；如果洒了漆，也不容易干。漆的干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有时对漆的干燥问题还有一点误解，认为气候越干燥，漆干燥得越快。其实不是这样，有的漆器在非常潮湿的条件下才能加快干燥速度。

由于漆的干燥速度比较慢，就形成一个特性，在它半干不干的时候会形成一层软软的膜。当这层膜出现的时候，古人发现，在膜上可以再度刷漆。也就是说，不等第一道漆彻底干透，就刷上第二道漆；等第二道漆半干的状态，又刷第三道漆，循环往复，可以使漆膜增厚。等到漆膜增厚到一定程度以后，古人就开始在上面做文章，用刀在半干状态的漆上面剔出纹样，由此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用刀代笔装饰的一类漆器，比如剔犀、剔红等等。

为什么把这种工艺称之为"剔"，而不是"雕"呢？因为中国的语言非常严谨，剔和雕之间有区别。雕，是雕刻。雕刻在我们心目中是硬碰硬的概念，比如篆刻印章、雕刻石像，都是硬碰硬；硬碰软的时候才称之为剔。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词汇呢？有，比如说剔肉，肉比骨头软吧。吃饭时牙被塞住了，剔牙，不是真的去剔牙齿，是剔牙齿与牙齿之间那道缝。中国语言的严谨性在生活中处处可以体现，硬碰硬为雕，硬碰软为剔。那么，当漆器的漆膜形成一定厚度，在半干的状态下，工匠用刀在上面轻轻剔出纹样，是硬碰软，所以叫剔，不叫雕。后来由于很多外行的理解，把剔犀、剔红这种动刀的漆器称之为"雕漆"，从专业意义上讲是不对的。

制作动刀的漆器，剔完图案以后一定要等漆彻底干透，然后再进行人工打磨，成为成品，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成本高，因此致使动刀的漆器价格比较昂贵。

动刀的漆器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剔犀，一类是剔红。剔红容易理解，就是剔出的图案呈红色，其他品种还有剔黑、剔绿、剔黄。如果剔出多种颜色，叫做剔彩。因此一般情况下，在动刀的漆器中剔犀是一类，剔红是另一类，剔红就包括剔黑、剔绿、剔黄、剔彩等等。

剔犀的名字就不太好理解了，"犀"代表什么意思呢？显然是受"犀皮漆"的影响。犀皮，又被写做"西皮"、"犀毗"。关于犀皮漆这个名称，来历非常复杂。历史上对它的记载很多，唐、宋、明、清均有记载说明犀皮漆的来历。记载犀皮漆的绝大部分是文人，但到了明代以后主要是漆工。记载这样一个文献，文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漆工起到技术上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记录应该说比较真实。

唐代有一个人叫赵林，他认为犀皮漆是汉人从西域的马鞍子上得到灵感，从而发明的。这个说法被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所引用，他在《辍耕录》中引用了赵林的《因话录》："西皮髹器谓之西皮者，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马鞯，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为之。"髹器就是漆器。这段的意思是：过去认为犀皮漆的犀指犀角的犀，其实不是，是指马鞍子与马镫挨着的位置上，不断被摩擦，有凹下去的地方，显露出一层一层的颜色，漆匠就根据这种自然形成的纹样，仿造出现犀皮漆。这是唐代人的理解。

明代人有另外一种说法。明代有个文人叫都穆，他在《听雨纪谈》中是这样记录的："犀皮当作犀毗，毗者，脐也。犀牛皮坚而有文，其脐四旁，文如饕餮相对。中一圆孔，坐卧磨砺，色极光润，西域人割取以为腰带之饰。……后之髹器，效而为之，遂袭其名。"都穆认为这种漆器应该叫"犀毗"，与"犀皮"发音一样，但文字不同。他解释这个"毗"字是肚脐的意思。犀牛的皮肤非常坚硬，平常坐卧之时，肚脐这个地方就在地上磨得极为光滑，有一层一层的纹饰，像饕餮纹。我们常在青铜器上看见饕餮纹。因此，西域人常把犀牛的肚脐割下来，做成腰带中间的一种装饰。后来的工匠是根据犀牛肚脐的样子，做出了犀皮漆。

后来我专门去过动物园，仔细观察过犀牛的肚脐。我估计大家去动物园看犀牛，肯定都不看人家的肚脐，是吧？都要看犀牛角。但我就是想看一下犀牛的肚脐是不是跟古书上记载的一样。我一看，确实有点儿类似，犀牛的肚脐非常突出，因为它老在地上趴着，所以形成一层一层的涡旋纹。

犀皮漆在中国漆器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品种，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些俗称上想象一下。犀皮漆，北方人称之为虎皮漆，南方人称之为菠萝漆，也有人称之为笸箩漆。无论哪种名字，你都能想象它是一层一层有变化的纹饰，这是犀皮漆的一个典型特征。

那么，犀皮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一直在寻找它最早的起源。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三国吴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发现了三国吴时期的一个墓葬——朱然墓，墓中出土了两个漆耳杯。这两个耳杯有黑、红、黄三色，形成了初级纹样的犀皮漆。但不幸的是，从三国吴到明代之间，长时间的跨度里再没有找到其他能说明传承关系的证据。那么从证据学角度上讲，孤例是不成证的，除非这个孤例是一个铁证，没有争议。但朱然墓出土的漆耳杯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儿争议，它和后来成熟的犀皮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个人认为，朱然墓出土的漆耳杯还不能算是犀皮漆。最早的犀皮漆可能出现在唐代。我在讲《陶瓷篇》的时候讲过，唐代非常流行绞胎的陶器和绞胎釉的瓷器，这是唐代的一种审美观。我想犀皮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绞胎陶瓷的影响，这一点也与文献的记载吻合——目前发现最早关于犀皮漆的记载就是唐代的。我一直在讲艺术之间的横向影响，过去不大关注，一般研究陶瓷的人只在陶瓷的领域中纵向研究，研究漆器的人也在漆器的领域中纵向研究，它们之间横向的比较非常少。今天因为信息发达，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各类艺术的横向比较同时做出，这时候就会受到很大启发。

距离朱然墓漆耳杯这个孤例一千年以后，到了明代，犀皮漆大量出现了。明代以后，犀皮漆非常流行，非常漂亮。当我们看惯了一色的漆器，对于这种有自然纹理的漆器感受会非常强烈。

王世襄先生在收藏中对漆器非常关注。2003年，他的收藏品举行拍卖，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漆盒，在他多部著作中都有收录。这个漆盒是圆的，面有一点点鼓起，犀皮漆，以红为主，非常漂亮。我知道这件漆盒是王世襄先生的心爱之物，我也知道它在多部著作中都出现过，所以我就把这个漆盒拍到了，今天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我想，我们对收藏的爱好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别人已经做过的成就上做起。别人的成就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王世襄先生的一个收藏经验，最后变成我们的一个经验，这是收藏中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时候，这类漆器不值钱，花不了仨瓜俩枣的钱就可以买来。但是，当拍卖出现以后，这类东西变得非常昂贵。当一类艺术品有了市场价值以后，造假一定跟上。我们过去幼稚地认为，像犀皮漆这种复杂的工艺，现代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来。但不幸的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快就有人模仿出来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对犀皮漆的镇尺，后面有字：乾隆年制。镇尺做得漂亮、真实，第一眼我就被蒙住了，认为这就是真的，就是乾隆年间宫廷里使的，甚至是皇帝使用的犀皮漆镇尺。我们知道，镇尺一定要重，要不然在压纸的时候不能将纸压得很平。这个作伪的人非常清楚我们心里的想法，所以这对镇尺用的是石胎，很沉。漆器可能使用各种材料做胎，但使用石头做胎非常罕见。

我碰到这对镇尺的时候，犹豫了很长时间，好在跟卖主很熟，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两天，我回家去好好研究研究。"当时我认为这东西是真的，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就拿回家研究了几天。在这几天时间里，我查了很多资料，仔细观察它所有的细部，最后发现这对镇尺确实不真。我就很客气地又还给卖主了。我还的时候当然不能说"你这东西是假的"，我就说："哎呀，这东西我实在买不起。"我在还他的时候已经清晰地知道这个东西不真了，不是乾隆年间的，就是个新的。果不其然，后来有大量类似的东西在市场上出现。

我们对市场的判断有时可以非常简单，当一种非常少见的东西连续出现，其作伪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社会处于发展中，收藏的领域也在发展。当社会关注收藏领域中的某一种物品时，造假就会迅速滋生，从而也会迅速出现另一种新的辨伪知识。

我讲了半天犀皮漆，是为了要回到剔犀的本意上来。剔犀的制作过程是：在胎上刷一道红，刷一道黑，再可能刷一道黄；然后再刷一道红，一道黑，一道黄，积累厚度后剔出纹样。它是一层一层变色，所以剔出来非常好看。剔犀的工艺解释是"乌见朱线，朱见乌线"。用大白话说，就是红的层面里夹着黑，黑的层面里夹着红，形成一层一层的纹样，显然跟犀皮漆有异曲同工之妙。犀皮漆的纹样呈水波纹状，而剔犀的颜色线条分界是很清晰的。

剔犀的出现，从横向比较来看，显然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相互影响。比如四川遂宁出土了一批南宋的窖藏，那里所出现的涡纹银梅瓶、涡纹影青梅瓶，上面的涡纹都跟剔犀非常相近。南宋进士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按今世用朱、黄、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名为犀皮。"以前也引用过程大昌的记载，都非常正确，但这一次他说错了，他说的这个不是犀皮漆，而是剔犀。"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清清楚楚是剔犀的工艺。

那么，剔犀的工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演变过来的呢？现在能找到的证据依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朱然墓。朱然墓出土了一个戗金方盒，上面的纹样是用锥划出来的，不是用刀，形成剔犀的一个雏形。这个雏形的专业术语叫"锥毗"。锥，就是纳鞋底子用的锥子。今天基本看不见纳鞋底子的事儿了，年轻人一定没见过，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坐在门口纳鞋底子。剔犀从实物上看，从宋到清，纹样变化不大，都是一个如意云头的形状。过去北京老古玩界称之为"云雕"，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古玩界说有一个云雕盘子，意思就是有一个剔犀的盘子。日本管它叫"屈轮"，也是从形象上来的。剔犀的如意云头纹样属于简约的审美，这种朴素单纯的审美到了清代以后越来越不流行。

剔犀已知的最早实例，原来都认为是南宋时期的。比如南宋的一件剔犀镜盒，装镜子的外盒。南宋的镜子开始有柄。但后来在张家港的宋墓中出土了一个银里剔犀的碗。墓主人是北宋大观元年下葬的，有明确的记载。那么，这座墓一下子就把剔犀的实物年代由南宋提到北宋。

我看到这个碗的时候惊呆了。我原来在收藏中碰见过很多类似的碗，但所有人都说这是明代的，有很多，也不大值钱。我买过若干个，后来也匀给过朋友们去玩。我记得有一次买过两个类似的小碗，50元钱一个，买了以后玩了一段时间，就送给朋友了，没有把它当回事。可当看到这个碗的时候，我突然恍然大悟，没准我那些碗也是北宋的呢！文物的诞生和消失，很多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就算活一百年，也就是一个点。站在这个点上，前后都看不大清楚。这类剔犀的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们不知道，可能误认为是明朝的。明朝距我们也三四百年了，很远，但没有想到这是宋朝的。

其实，漆器在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大于瓷器，为什么呢？第一，漆器耐碰撞，稍微有个磕碰也不至于粉身碎骨。宋朝的瓷器在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太低了，上千年的时间有一次失手它就破了。第二，漆器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对漆器的感情，今人跟古人不一样。今天的人对漆器的感情非常低，甚至察觉不到自己跟漆有什么感情。今天生活中跟漆关系最大的就是刷墙，过去家具上刷着钢琴漆，贼亮。这些都是我们对漆的一个简单的认知。但古人不是，漆器的光洁度、纹饰会给古人以强烈的感受，所以古人对漆器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也是如此。今天去日本，很多日本人愿意使用漆器来招待客人，我们都很少这样做了。

通过张家港宋墓中出土的这个剔犀碗，我们可以看到证据说话的力量。用北宋的一个碗对比我们手中雷同的碗，如果细节与之相符，说明很可能也是那个时期的，这就是文物标型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动刀的漆器中另一个品种就是剔红，包括黑、绿、黄等其他颜色。剔红和剔犀从工艺角度上讲相同，剔犀是一层一层变色，剔红就是单一红色，刷一道红漆，等半干状态时再刷一道，刷过几十道漆以后就形成非常厚的漆膜。当它呈现出牛皮糖的状态时，工匠就开始趁着不沾刀的时候剔出纹样。

制作剔红的最佳时间很难掌握，等它干透了就剔不动了。漆干透以后非常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旦家具上起漆皮以后，你拿指甲盖一碰，噼呖啪啦就爆了。如果在过黏的状态下剔，沾刀，漆是非常黏的物质。所以必须在既不沾刀又不脆的时候迅速把纹样剔成，给工匠留出的时间不够充裕。

目前发现最早的剔红实物是在日本，而非中国。日本收藏有宋代的剔红，纹样非常浅。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宋代的剔红出土，甘肃出土的一个元代平头案是中国能够证明最早的剔红。

那么，由于元代出现张成、杨茂等著名的剔漆工匠，导致这个行业迅猛发展。《古董琐记》记载："元时攻漆器者，有张成、杨茂二家擅名。"元代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非常有名了。

甘肃出土的元代剔红平头案，全身都剔出花卉纹样，跟明代晚期、清代早期的案子结构一模一样。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埋藏在地下，它出土的时候比较松散，有的腿部局部腐烂，变得比较短，但大体模样跟后来的明式平头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个时期的剔红。以实物而论，早期的剔红，也就是宋元时期的剔红，纹样都比较浅；元末明初的风格是纹样加深；到了明清以后，剔得就比较深了。从工艺角度上讲，纹饰逐渐加深就是加深制作难度，提高质量要求。要知道，一个产品最早期的雏形往往都是比较简陋的。比如早期的汽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一百年前的那种老爷车，甚至跟三轮车差不多，人坐在上面是露天的。但一百年的发展使汽车变得极为复杂，变出很多分类。今天的汽车已经变成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械装置，具有多种功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工艺品也具备这些逐渐进化的特征。所以早期的剔红纹样都比较薄，后来越变越厚。变厚就增加了工艺难度，增加了成本，卖得就非常贵。

迄今为止，古代漆器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价是多少呢？2001年，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中有一个牡丹纹的剔红盒子，卖了1287万元人民币，这是目前的一个纪录。一个漆盒子卖到这个价钱，今人想起来都觉得很神奇。古人留下这么一个盒子，居然值两座别墅。到了2004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中有一个云龙纹的剔红盒子，也卖了1194万元人民币。这两件剔红的漆器都是明朝永乐时期的。我在讲《陶瓷篇》青花瓷时讲过，永乐一直到宣德时期，明朝跨越了建国初期的困境，国力开始增强，此时的工艺品也表明国家的国力。从小看大，从微观看宏观，就是这个道理。永乐的剔红盒子得到现在国际市场确认的一个价格，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呈现出一个多么强盛的状态。

从明代到清代，剔红的风格有所演变。明代的剔红刀法圆润，图案均衡，注意磨工。第一拨工匠把纹样全部剔好以后，搁在那儿晾干，等彻底干透以后，第二拨工匠要冲上去打磨。打磨非常费工费时，而且是非常难的一门技术。你可能不服，打磨有什么难的啊，拿张砂纸磨一磨就完了呗！问题是古代没有砂纸，古人拿什么打磨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种最简单的打磨方式。当时有一种草叫锉草，这种草现在也生长，但我们不使用了。锉草有点儿像细芦苇，一沾水马上就变得很扎，你拿手摸的时候很刺手。工匠就手拿锉草，在剔红表面。过去打磨的方向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一般是拿着砂纸横向来回摩擦，但古代是纵向摩擦，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今天面临工具的改变，思维的改变，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去做的，所以达不到古人的要求。我们拿砂纸磨东西，磨得很简单，差不多就得了。但古人用锉草磨东西可以磨到根部，而且要求一定要磨到所有的根部。这一点，砂纸是做不到的，必须是锉草。

到了清代，就不像明代那么注重磨工。不但不重视，有时还认为雕刻过的东西不经打磨，会显得另有一番风韵。打磨过的东西是有折光的，看起来非常温润；不经打磨的东西就不折光，看起来图案会更清晰，各有各的好处。所以，清代以后的很多漆器就不大过度地去打磨了。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上海买过一堂紫檀框的剔红屏风。买这个屏风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准它的年代，有朋友跟我说："这屏风弄不好是新工艺品。"为什么大家不看好呢？因为那个屏风的品相非常好，紫檀框，主题图案是剔红山水，非常精细，带有诗文。但我仔细看过以后，觉得这东西一定是乾隆当年的，它上面有证据，而我们却忽视了。

对中国文字有所了解的人一定知道文字的使用年段，今天使用的字是简化字，但大家不要认为简化字只有今天使，有的简化字在历史上早就出现并使用了。除了简化字，历史上还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等等。同样一个字，有可能在这个时期是以繁体字出现，在那个时期是以异体字出现。有可能是长时间使用，也有可能仅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使用。

我买的剔红屏风上面有这样一副对联：

道德神仙增荣益寿

福禄驩喜长乐永康

这里面有一个"驩"字，这个字不常用，《康熙字典》上能查到，就是"欢"字的异体字。这个"驩"字，就让我知道了屏风的准确年代。为什么呢？因为建国以后的所有工艺品上都不再写这个字。从50年代到70年代，剔红一直是外贸商品，是给外国人做的，这种废弃的文字不会使用。即便是要写"欢"的繁体字，也是常见的"歡"。

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文物鉴定中不可以自以为是，有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查查资料，不要轻易认为古人错了，也不要轻易地自作聪明，一定要在掌握知识的层面上加强学习。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文物上看见不认识的字，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翻辞书，一定要知道这个字的本义是什么，因为文字表达的内容往往是最直接最准确的。

中国古人很愿意通过文字的谐音，将一些图案赋予生活中美好的含义。比如"欢天喜地"怎样去表达呢？古人常画一只喜鹊站在树上，俯视大地；地上画一只獾，仰头看天，利用"欢"与"獾"谐音。这种表现比较直白，还有一种含蓄的画法，清代中后期非常流行。画蝴蝶，画满整个画面。古人认为蝴蝶的上下翻飞就是人类的一种心情，叫欢天喜地。以后我们高兴的时候，心里要全想着蝴蝶飞来飞去。

剔红非常有名，从北宋一直延续到今天，工艺复杂，刷几十道甚至上百道漆以后剔出图案。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人偷手，降低工艺难度呢？有偷手。有一种工艺叫堆红。人家不是叫剔红吗，他这叫"堆红"。堆红是拿灰一点一点堆出图案，再刷上一遍红漆，就完了。日本人管它叫堆朱，朱就是红，一个意思。《格古要论》记载："用灰团起，外用朱漆漆之，故曰堆红。"由于堆红在工艺上偷手，过程简单，成本降低，价格就比较低廉。很多追求剔红漆器的人非常容易在这上面栽跟头，因为从视觉上这两类漆器非常接近，

我有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的方盘子，兴高采烈地跟我说："我今天可买着一剔红，明代的，特便宜！"我一看，说："这东西是明代的不错，但它不是剔红。"他说："怎么不是剔红啊？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一剔红吗？"我说："你仔细看，这上面没有一层一层的漆纹，它是堆出来的图案。"他一开始还不服气，抱着这盘子说："我看着都差不多嘛。"我说："看着是差不多，但质量差很多。好比说我买的这双皮鞋是牛皮的，你买的那双皮鞋是人造革的，看着都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差距。"

堆红是模仿的剔红，那在堆红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假的呢？假的里面还有一个更假的！日本人仿的。日本人当时看到我们的剔红以后，觉得很好看，就跟着学。他连堆灰都不堆了，直接用木头雕，雕完就刷一层红漆，你猛一看也差不多。那这种叫什么呢？"镰仓雕"。我刚才说了，堆红相当于人造革的鞋，那这镰仓雕就是塑料凉鞋了，差距还大一些。从经济角度上讲，比堆红还不值钱。

那这个更假的里头还有没有假的呢？还有一个更更假的！日本人还搞了一种东西叫"根来涂"，听这名儿就不高级，从根儿上就涂色儿了。这种东西你拿到手里会很奇怪，是假的里最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剔红属于正版，堆朱和镰仓雕是盗版，是根据正版出来的盗版；但根来涂是根据那盗版出来的盗版，这说着都有点儿像相声了。所以历史上很多事情非常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发明了一种伟大的漆器叫剔红，跟着就出来一溜儿造假的。盗版是一个历史问题，不是说今天才遇到盗版问题，历史上也会遇到。

动刀的漆器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品种叫款彩。我在上一讲中讲过"款识"一词，凸起来的为识，陷下去的为款。款彩，顾名思义，就是以平面为准，雕下去的部位全部重新染上颜色。

款彩漆器偶见小件，最为常见的是大件屏风。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的各大博物馆里，完整的款彩屏风一件没有，都有残。完整的款彩屏风全部在美国和欧洲，大概有几百套。为什么款彩屏风都在国外而不在国内呢？第一，过去对它重视不够，没有有意识地保护。第二，当时款彩屏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贸商品，被东印度公司大量运往欧洲。

款彩在欧洲有一个极为古怪特殊的名字，叫科罗曼多（Coromandel）。科罗曼多是印度一个海岸的名字，跟我们创造的这种灿烂文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当时款彩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一看就惊呆了，中国怎么有如此漂亮的艺术品呢，而且还是这么大的屏风！所以商人就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谋利的商品。我在《陶瓷篇》的外销瓷一节中讲过，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大约17世纪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种款彩屏风大量购买，走私出境，运送途中需要在印度科罗曼多海岸的贸易站换船转运，变成正当贸易运往欧洲。当时欧洲人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一问，商家说是从科罗曼多来的，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从中国运往印度这一段走私的过程。再加上当时欧洲人对东方，比如中国、日本、印度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因此长时间认为款彩屏风就是从东方的科罗曼多来的。款彩这样著名的中国漆工艺，到了欧洲就叫科罗曼多了。

这件事跟我们历史上很多事情非常相像，比如哈密瓜。哈密是个地名，这个地方不产瓜。哈密瓜最好的产地是鄯善。当年鄯善王把特产的瓜送给哈密王，哈密王为拍马屁，又送给康熙。康熙吃着好吃，就问："瓜哪儿来的？"旁边的太监说："哈密来的。"康熙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哈密瓜是这么来的。如果当年鄯善王把瓜直接送给康熙，这瓜今天叫鄯善瓜。再比如北京有一个茶叶集散地叫马连道，马连道不产茶叶，但大批茶叶从这儿买进卖出。时间长了，就叫马连道茶叶。历史上很多事情跟今天一模一样，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国内的各大博物馆里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款彩屏风，所以我就比较注重这类收藏。观复博物馆从国外买过多套完整的款彩大屏风，比如我讲《家具篇》时讲过黄花梨款彩"西湖十景"大屏风，这是雕刻山水的；有雕刻历史故事的，比如款彩"汉宫春晓"屏风；有雕刻庭院人物的，比如款彩"大富贵亦寿考"屏风，等等。这类屏风的背面往往还题有文字，常见祝寿内容。

其中有一款康熙年间的花鸟屏风，从美国购得，整套十二片，非常完整。我发现它的腿底下无规则刻着字，把字连起来一念是："维扬 姚某 监 雕填 漆屏。"什么意思呢？维扬指的是扬州，姚某人是监工，他管这件屏风叫"雕填漆屏"。所谓雕填，是漆工艺的一个品种，就是从平面雕下去以后填上另外一种漆，然后磨平。款彩是不磨平的。所以过去北方古董店叫它"大刻灰"，意思是木头上用灰找平以后再刻，不填平。南方人误叫做雕填。

过去一直认为这种款彩屏风肯定是北方，如北京、山西一带生产的，但我买的这件款彩屏风上写得清清楚楚：维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载："维扬之木器，姑苏之竹器，可谓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当时认为自古家具出扬州，那里经济发达，木器制作水平非常高。

动刀的漆器是中国漆器中独特的一支，非常有特点，成本极高。这类漆器，包括剔犀、剔红、款彩，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观赏大于实用。观赏是第一位，实用是第二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剔红的盘子，里头是不容易装东西的，装块毛巾问题不大，如果装上带芝麻的小点心，芝麻全得掉缝里去，吃都吃不着，在生活中使用不便，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所以这类漆器，过去一定主要为皇宫贵族所使用。

那么，另一类贵族所使用的工艺品是什么呢？镶嵌类艺术品。镶嵌艺术与雕刻艺术不同：雕刻艺术是在整体上去掉局部，可称之为"减法"；镶嵌艺术是在整体上再加上局部，可称之为"加法"。镶嵌艺术是中国古代一类非常有特点的工艺，下一讲就讲镶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