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面子
四 面具、角色、戏剧性
看来，面子这东西，既重要又有用。重要，就不可或缺；有用，就多多益善。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宝贝究竟是什么。
这就先要弄清面子都有些什么特征。
头一条就是“可看性”。面子，无论大小，都是要给人看的。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甭管那面子是谁的，哪怕属于如来佛祖，总归是要看。不看，或没人看，则等于没有。实际上“面”这个字，原本就有相见的意思，如一面之交、一面如故、面面相觑。它又常常与“目”联用，如面目如故、面目全非、面目一新。所以面字从目，甲骨文则干脆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也说：“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
不过，面与目虽然都和眼睛有关，意义却不同。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看，则有没有面，或面目是可爱还是可憎，都不要紧。如果有人看，那就一点也马虎不得。比如做一件棉衣，“里子”不妨用旧布，“面子”则必须用新绸。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结婚时则必须大摆宴席。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火车站里，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干净体面，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清洁卫生也总比平时做得好，因为要给人看么!
那么什么东西要看?脸。人身上，让人看的，主要是脸。其他部位，或不可看，或无足观，或寻常看不见。唯独脸，不但可看，能看，而且非看不可。俗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如果不善于“察言观色”，便很可能会无端地碰一鼻子灰，弄得灰头灰脸地好没有意思。脸，岂能不看?
这就和面子很是相同。实际上面子有时候也叫脸，或者叫“脸面”。其实脸和面原本不是一回事。脸是双颊，不包括眼睛，面才是“头的前部”。但后来脸面混为一谈，面子也就变成了脸，——有面子是“有脸”，没面子是“没脸”，给面子是“赏脸”，得面子是“露脸”，失去面子是“丢脸”，毫不顾及面子则是“不要脸”。“不要脸”是极刻毒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被骂作“不要脸”，便非和你拼命不可。
甚至面子和脸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丢失面子时会“脸红”(面红耳赤)，得到面子，也就是别人“赏脸”或自己“露脸”时，则会觉得“脸上有光”。总之，面子的得失，全写在脸上，一望可知。
不过，面子又不太像是“脸”，至少不能简单地说就是“脸”。第一，脸是天生的，基本上不会变化，要变也是变老，面子却可以后天得到，而且会变化，或变大，或变小，甚至“面目全非”；第二，脸有美丑，面子却只有美没有丑，所谓“面子上不好看”不叫“面丑”，只能叫“没面子”或“丢面子”；第三，脸可以修饰，比如揩洗、剃须、抹粉等，面子却不能修饰，只能替换；第四，脸无所谓有用没用，面子却有用，甚至是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第五，脸生而有之，永随各人，面子则不但可以争取，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发放、赏赐，或者借用；第六，脸只属于每个人自己，面子却不但属于自己，也属于群体，属于每个相关的人。
这样看来，面子又类似于荣誉。但有荣誉者固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荣誉。比如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分，便大丢面子，但与荣誉无关。荣誉并非人人都有，且不会丧失；面子却是人人该有的，且稍有不慎，便会丢掉。再说也没有借荣誉的。所以面子也不是荣誉。
面子就是面子。它的特征是：一，人人必备，一旦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那么，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挂上的可看之物，又该是什么呢?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
面具产生于原始社会，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灵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当然是极有面子了。所以，有面子就是有面具。或者说，正因为有面具，才有面子。有面具既然能“通神”，当然也能“通人”，也就在人群中“吃得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些有面子而吃得开的人，称为“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呼风唤雨”，就因为面子原本是面具，是通神、通灵的工具。
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极有地位的人。所以，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面子也就越大。他们往往又叫“头面人物”，意味群体的“头脑”和“脸面”。古史上曾说黄帝“四面”，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依我看无非是说他面子又多又大又极广，一人而“面”四方，上上下下左邻右舍都“面面俱到”，所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
其实，不但酋长、祭司和萨满们要有面具(面子)，其他人也要有的。因为面具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归属，即他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类似于今之“身份证”，当然人人不可或缺。在原始时代，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也就有不同的面具。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图腾系统，从而判断出是敌、是我、是友。所以，面具(面子)之于人，至少在原始时代，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你没有面具(面子)，那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叫做“政治面目不清”。不清也就不亲，必须加以防范。甚至，政治面目不清，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因为他可能是奸细和间谍。在“宁肯错杀一千”的思想指导下，也可能立马被杀掉。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总之，从原始时代起，人们就是“死要面子”的。因为没有面子，就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就连死者的埋葬和灵魂的安顿，也都是必须按照“图腾系统”来操作的。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面子”，死了以后，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
由此可见，丢失面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事实上，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齿罪行(通奸、通敌等)的人，惩处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其面具。失去了这一“面子”，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当然也就“没脸见人”，只能自个儿跑开，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这种惩罚，有时比判处极刑还可怕。久而久之，这种恐惧感就转化为羞耻感，视丢失面子为可耻，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丢脸”。
面子既然原本是“面具”，则它也就同时是“角色”，或者说是角色的标志。角色有主有次，面子也就有大有小。但即便跑龙套，也是角色，也要有面子。面子就像京剧中的脸谱，标识着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担任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脸谱面子都来源于面具，只不过用在戏台上的叫脸谱，用在生活中的叫面子，作用却都是一样的，合起来便叫“脸面”(脸谱和面子)。所以，一个人，如果自认为颇有脸面，觉得自己的面子又大又光鲜，深怕别人“看不见”或“看不起”，多半就会故意“摆谱”。摆谱也就是把脸谱特地摆出来给人看，和京剧中“亮相”的作用差不多。
其实，重要的不是“摆谱”，而是“识谱”，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面子，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应该如何面对观众和其他人物。如果弄不清，或者演不好，那就会“角色错位”，当然也就“对不起”了。比如君是一种角色，臣也是一种角色，父是一种角色，子也是一种角色。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依照孔子的说法，是应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所司之角色行事。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非丢面子不可。严重一点，如宋灵公、楚成王，还会丢了性命。至少，也要被视为“表现不好”。
因此，一个中国人，要想活得滋润、体面，就要“表现好”；而要“表现好”，就要“守规矩”。中国做人的规矩很多，但原则也很简单：第一要“识相”，第二要“懂事”。所谓“识相”，就是要会看脸色，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面子；所谓“懂事”，就是要懂得礼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演。比方说，开会时，面子比你大的人还没说话，你就抢先发言。人家脸上已经不耐烦了，你还在那里说个没完。这就是“没眼色”，也就是“不识相”。又比方说，一个资格老、辈分高的人来了，打电话说要来拜访你，你就应该立即表示“不敢当，还是我去看您老人家”，否则也是“没规矩”和“不懂事”。
规矩首先是“规格”。规格由角色的大小来决定。角色不一样，面具、脸谱、面子的“格式”(尺寸、颜色、花纹、样式)也不同，这就是规格(规定的格式)。这些格式既然都有一定之规，当然轻易改变不得，也滥用不得。所以，一个人，如果角色小而享用的规格高，就是“出格”(如特许使用则叫“破格”)；如果角色大而享用的规格低，就是“降格”(也叫“掉格”、“掉价”、“有失身份”)；如果故意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就叫“摆格”；而如果身份与格式相符，则叫“合格”。合格不合格是很重要的。不合格，就会有人来问你：“你以为你是谁?”“你他妈的算老几?”
怎样做才合格?首先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斤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别人才会“赏脸”。赏脸的结果，是不但自己有面子，连带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和上司也有面子。比如，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彬彬有礼，规规矩矩，或嘴巴甜，样子乖，因而受到客人的夸奖，这在父母，是极有面子的事情。如果他公然在客人面前“不听话”，则是极“丢脸”的事，因为他不给父母面子，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和教育者的角色。这时，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当然是只能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所以，那些乖巧的孩子，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一旦来了客人，也会作听话懂礼貌状。同样，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做主的样子，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还勉强能够暂时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不至于丢尽脸面。
这就很有些戏剧性。
中国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很多。就说送礼。在甲，不送是不行的，不送是“不识相”；在乙，不收也是不行的，不收是“不赏脸”。拒收礼物，丢了实惠还得罪人，是很不合算的事。但是贸然或坦然收下，也是不行的。有没有受贿的嫌疑先且不说，至少是一方面显得自己贪财，或没见过世面，会丢自己的“脸”；另方面又似乎认为对方送礼是理该如此，自己“受之无愧”，这显然是小看对方，会伤对方的“面”。所以，尽管最后还是要收，但收之前必有一段推让辞谢的“戏”要演。其过程无非是送礼者先说“务请赏光”。这是拿面子做武器，意味不收就是不给我面子。收礼者则云“你太客气”。这是用人情作盾牌，因为真正的“兄弟”是无须送礼的。送礼者也只好攻之以人情“请别见外”，意味只有“生人”的礼才收不得。最后受礼者只好请回面子来帮忙：“那么恭敬不如从命。”意味先前拒收，不是不给面子，而是出于对你的“恭敬”；现在收下，也不是自己“不要脸”，而是为了“从命”。“恭敬”和“从命”都是面子，但“从命”的面子更大。为了给你更大的面子，只好不顾自己的脸面，收下你的礼物。这可真是得了人情又卖乖，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给对方戴了高帽。所以，尽管双方心里都知道这是在“演戏”，但为面子故，又都非演不可。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什么是“做”?就是表演，即戏曲剧本上所谓“作某某状”。中国人在“做人”时，常常要“作某某状”。——父母面前作听话状，老师面前作勤勉状，长辈面前作恭敬状，皇帝面前作忠诚状，领导面前作服从状，群众面前作谦虚状，女友面前作潇洒状，男友面前作娇嗲状。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就作什么“状”。
不过，一个人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名声的得失，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
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来说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账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妆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来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然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要想不伤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曾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却不懂规矩，叫他的名字，说他的隐私，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拟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分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规”(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分，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便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在社会交往中，只要大家都能让着点，那就大家都有面子，都有“戏”。
戏是给人看的，所以面子必须好看。
事实上但凡可以称之为“面子”的，都无不好看。这就像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脸谱，无论忠奸贤愚，都一律画得漂亮，富于装饰美。比如历史上的暴君、昏君，死了以后，也要有一个“谥号”作为最后的面子。这面子当然不能叫“昏”、“暴”、“戾”，只能叫“幽”、“厉”、“灵”。如果你不懂“谥法”，便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贬义。还有一种更妙的，叫“恭”，是“知过能改”的意思。既然知过能改，则先前的错误，也就一笔勾销，仍可坦然地进宗庙去享用牺牲和香烟。又比如，一个同志毛病不少，但做鉴定时，也要给他留点面子，决不可将他的缺点错误直通通地如实写出，而要说“希望今后注意某某方面”云云。似乎这位同志的缺点错误，只不过粗心大意，“不太注意”罢了，其实无伤大雅，无碍于晋升和调动。否则这位同志丢了面子，闹将起来，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这就和戏剧一样，有一个“台前”和“幕后”的问题：“言”不过是台前的表演，“言外之意”才是幕后的真实内容。读中国书，看中国报。听中国人说话，欣赏中国艺术，都要学会听“弦外之音”，悟“言外之意”，否则就会不得要领，甚或上当受骗。比如“研究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以后再说”，其实并无“以后”，也不会“再说”。你如果傻乎乎地等下去，肯定等不出什么结果来。总之，一切让人不愉快的事，都一定会有比较委婉动听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死亡叫“仙逝”，撤退叫“转移”，连吃败仗叫“屡败屡战”。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官方的说法却叫“两宫西狩”。狩，是打猎的意思。鬼子进京了，太后和皇上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打猎?也就是自己哄自己罢了。
但这是不能说穿的。一说穿，就没戏看了。戏剧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做假，大家都不说穿，戏才演得下去。比如一个演员演林黛玉，大家都看得十分有趣，你偏要来“拆台”，说她原不过某某，既没有病也不曾失恋和葬花云云，便不免大煞风景。
所以，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不宜到幕后去寻根问底，因为那会“拆穿西洋镜”，种种“把戏”也就演不下去。比如某领导为了作谦虚状，跑到基层来征求意见，原本只是走过场，甚或是要听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你却当真一五一十地历数其“不是”，这就会使该领导难堪，连带在座的基层领导和同事也会尴尬，以后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又比如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人请来领导和名流“撑门面”。尽管那领导或名流的讲话驴唇不对马嘴，或实在肤浅得可以，你也只能频频点头称是，或作认真记录状。同样，如果哪天我们发现一个公认的坏种或蠢货也忽然“当选”了什么，也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真正的功夫都在幕后，前台的选举不过“行礼如仪”而已。
然而生活不是艺术。艺术原本就有“虚拟性”，——画的鞋子不能穿，画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所以艺术可以是“有意的自欺”，不妨“明知是假，认真去做”。反正一则是“有意识”，二来也不过“骗自己”。由于是“有意识”，在短时间的艺术想像后，仍能回到严峻的现实；既然是“骗自己”，便至多不过只是自我陶醉，尚不至于误国误民c-遗憾的是，中国的“面子主义”者，却总是忘记了这两条界限，一方面由“自欺”而“欺人”，另方面又由“有意”而“无意”，其结果，便势必是害人害己。
比如清朝末年，清廷派往欧洲的一位使臣刘锡鸿大人，便是这类因自欺欺人而自我陶醉的角色。当一位波斯藩王对刘大人谈起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并为此深感忧虑时，刘大人却坦然地告诉他毋庸忧虑，并对他大谈其东方哲学：跑得快的，人喜其捷，却不知那是会摔跤的；走得慢的，人苦其迟，却不懂那是最稳当的。太阳到了中午，就要下山了；月亮到了十五，就要亏缺了。西洋发展得这样快，难道不是自速其亡吗?列强贪欲这样多，难道不会触怒天道吗?至于中国没有铁路火车，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大清正要建造一种世界上最优秀最神奇的火车头，那就是遵照先王和圣人的遗教，“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这种“精神火车头”，举世无双。它“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哪里还用得着与西洋争一日之短长呢?
这真是阿Q得可以!你西洋不就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阂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吗?那都是因为孔孟之道“声教迄于四海”，使洋人也“得闻圣教”而已。正本清源，当然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欧美不就是富一点、强一点吗?可那种“贪得”之富、“好胜”之强，咱们根本就不屑，——“孙子才画得圆呢!”作为出使欧陆的中国使臣，刘大人的“门面”装得算是够可以的了。可惜，“孙子”们并不吃这一套，而历史的辩证法，亦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以贪得为富、好胜好强的“学生”们还是拿着“先生”发明的罗盘和火药来打“先生”了。这可不是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可以对付的。结果，“门”被打开，“面”也难保。刘大人的如簧巧舌，哪里抵挡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
这就是“面子”了。它既然是“面”，那就肯定不是“里”；既然只能“好看”，那就难免成为一种“文饰”，甚至“文过饰非”。
文饰也未必就不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愿意把自己弄得脏脏的丑丑的?谁都要修饰修饰打扮打扮么!尤其是有人看的时候。再说，修饰打扮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一个平时穿着顺便的人，如果忽然衣冠楚楚起来，便八成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比如贵宾、上司或恋人。当然，反其道而行之的也有。比如京城里的那些“腕儿”，就会光头铛亮胡子拉楂，大裤衩子小背心，趿拉着拖鞋出入那些所谓“体面”的场所。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摆谱”、“拔份儿”罢了，意思是“老子偏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实际上，在任何民族那里，蓬头垢面、不加修饰地“面对”他人，都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似乎隐含着“你也配让我修饰吗”的意思。所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别人，或让别人来看，就不仅是自己要面子，也是给别人面子。
但再合理的事情，也得有个分寸才行。可惜在中国人看来，让所有的人都有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于是，要面子，甚至为了要面子而不惜“文过饰非”，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比如出门开会特地穿上平时不穿的新衣，客人光临之前把家里突击打扫一遍，外宾参观时专挑“好看”的部门、单位或地段让他们看，上级来检查时“报喜不报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久而久之，有意或无意的“自欺”就会变为有意或无意的“说谎”。至少是，说的是一种情况，实际则是另一种情况。
就说“谥号”，表面上看来大都是很好听的。比如“灵”，无论怎么看都是好词儿：灵验、灵通、灵巧、灵活、灵敏、灵性、灵气、灵感、灵光、灵丹妙药，都是好得不能再好。即便用于死人，也是尊称，如灵牌、灵位、灵柩、灵堂。然而我们看看谥号叫“灵”的国君，又有几个是好东西，几个有好下场?郑灵公为吃王八，被臣下杀死；陈灵公南冠而会情妇，被情妇之子射死在马厩。晋灵公暴戾不君，站在高墙上用弹弓射人，看人躲避为乐；厨师煮熊掌不烂，他就把厨师杀了，装在畚箕里招摇过市；大臣劝谏他，他反倒派人去暗杀谏臣，最后终于死于非命。这三个，算是最差劲的。此外如楚灵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缢于臣下之宅；许灵公如楚请兵伐郑，不遂而客死他乡；蔡灵公国破身亡，成为亡国之君，也都很悲惨。看来，越是叫做“灵”的，反倒越是“不灵”。
谥号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炫耀功德的，如文、武、成、襄；另一种则是掩盖过失和不幸的，如灵、恭、闵、哀。这也不奇怪，因为面子就像服饰，也有两大功能：显示与遮蔽，或者炫耀与文饰。正因为面子兼此两种功能而有之，因此面子表现的内容就可能真真假假。当它用于显示时就可能是真的，当它用于遮蔽，尤其是用于“文过饰非”时，就难免弄虚作假。比如康熙庙号“圣祖”，乾隆庙号“高宗”，大体上还说得过去，而内战外战都很外行的咸丰，庙号竟日“文宗”(慈惠爱民日文，忠信接礼日文)，便让人觉得简直就是讽刺。莫非连吃败仗就是他的“慈惠爱民”，割地赔款就是他的“忠信接礼”么?
皇上和朝廷既然带头说谎，则臣下和小民们也难免口是心非。事实上，由于做人要按“面子格式”去表演，做事要按“面子法则”去操作，也就容易造成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口蜜腹剑的阴谋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且，越是心狠手辣，就越是慈眉善眼；越是污秽歹毒，就越是道貌岸然。这就不能不让人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被面子裹着，哪里弄得清真假?所以，中国这方面的古训也特多，什么“听其言，观其行”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都是。
其实，不要说那些“大奸似忠”的阴谋家野心家，即使一般的“良善之民”，也难免要多少说点空话、套话或假话，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谓“一根肠子通到底”，平生半句假话不说的，其实并不太多。因为句句都说真话，事事都讲真实，便难免会有“违碍之处”，或让某些人听了不高兴。这就会得罪人。得罪了人，自己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平心而论，说假话，甚或搞阴谋，确实也有不少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一个人想说真话，但说出来会伤了别人的面子，便只好说假话，或者“打哈哈”。又比如，一个人，能力很强，资历也不浅，明明有资格担任某一职务的，但如果明说，便会视为“有野心”或“厚颜无耻”，也就只好“作谦让状”，或者搞阴谋。例如曹操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也敢讲真话。他曾公开宣称：倘若没有曹某，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是真话，但也不讨人喜欢，因为把别人的“假面”都揭开了，于是引起公愤。结果呢，别人(如刘备与孙权)都堂而皇之地称了帝，没当皇帝的他反倒成了“奸臣”，你说这算什么事?
所以做人必须“世故”。不世故，便会或因不会做人而伤了别人的面子，或因不会认人而为别人的假面所惑。伤人不落好，被惑要吃亏，因此“人情世故”四个字，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琢磨，甚至必须耗尽一生精力才能弄懂学会的“必修课”。不过，世故既与人情有关，那么我们就还是先来看看“人情”是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