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研究
十一二岁时，也读《七侠五义》一类的书。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我不知道侠客们的“袖箭”是怎样一个制法。但是因为也把几本有图，线装，绝大的板匡（有《二十五史》那样大），连史纸印的什么《格致汇编》，时常翻翻，我就断定要制造“袖箭”，大概得用“弹簧”。于是买了铜丝，绕在铜笔套上，成功了一种“弹簧”。
“箭”是竹筷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节的小竹管，先装进“弹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头，－—放。
您自然想的到，结果并不好。箭是从竹管口吐出来的，不是“射”。于是想法改良。铜丝换粗，再换用铁丝，“箭”的重量减少，“弹簧”加长，……总之，很费了一番心血，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过后两三年，我的热心转到了“化学”。并不是因为那时我的学校课程中有了“化学”了，而是因为读了一些侦探小说，看见犯人和侦探都用什么奇怪的毒药。那时我的动机或者是想学犯人多于想做侦探，因为那时我觉得我的仇人很多。
然而“化学”不象“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钱就能够实验的，所以我那时只能“纸上谈兵”，从什么《西药大全》或者别的那时候的“新法”书籍里去找满足。因为只是“纸上谈兵”，不久就丢开了。
我的儿童时代就点缀过这么两件事，——说得上是被我真真热心“研究”过。这以后，离开了学校，又进了社会，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没有那样热心地“研究”过什么。再后，因为职业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时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项，——或者说是某一种“学问”罢，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过因为需要，万万不及小时对于“袖箭”和“化学”是真的热心。
最近七八年来，我在没有职业的状态下把写小说作为一种自由职业了。这一个“行业”，没有一点“研究”好象是难以继续干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人”！
第一次写了《幻灭》，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时因为一则“有闲”，二则并无别事可做，而适宜于造为小说的原料又积蓄得颇多。我应该说是“无意中”积蓄得颇多。因为那些原料之获得，并不是为了存心要写小说。事实上，当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职业的需要而置备的一些书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的时候，我对他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但也许再没有我来用它们；此时谁也不知道。”那是我没有写小说的意思，就是以前有过，那时也丢得干干净净了。然而后来那些“无意中”积聚起来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的小说还不得不写，于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于是带了“要写小说”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不过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余的“人”分隔开来单独“研究”，不能象研究一张树叶子似的，可以从枝头摘下来带到书桌上，照样的描。“人”和“人”的关系，因而便成为研究“人”的时候的第一义了。
于是单有了“人”还不够，必得有“人”和“人”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由此生发出“人”。而这些生发出来的“人”当然不能是平空的想。
我以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话，就应是研究“人”。应不是“小说作法”之类。
“人”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了，问题就落到实际的写作。我想仍旧讲我自己罢。最初，我并不觉得这方面也不能单在书桌上研究。但是许多文学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我；如果要借书中“人”的嘴巴里很简单的两三句话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写出来，或是要使书中“人”嘴巴里说的确实是活人的话，那也仍得抛开了书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没有读过若干的前人的名著，——并且是读得很入迷，而忽然写篇小说来，并且又写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并不多罢。劳动阶级或农民出身的作家，虽然并没受过学校教育，可是在他从事文艺创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过接触的。自然，世间也有未尝读过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够写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没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响，他大概总受到过民间的口头文学的影响；他从民间故事、歌谣等等民间的无各作家的集体作品，（而这些作品经过长久时代的锻炼和增饰，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一定受到过很多的好处。赤手空拳毫无凭借的作家，事实上是不会有的。所以写小说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还有什么应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传的民间文学。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最多读的，是迭更斯和司各特；法国的是大仲马和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这几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开多少时后拿来再读一遍。除了英国，其余各国的作品我都从英文的译本读的。记得我的《幻灭》发表了后，有一位批评家说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惊异，因为屠格涅夫我最读得少，他是不在我爱读之列。
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尔基以及新俄诸作家是最近才读起来的。高尔基的中篇《起码人》（Prcman）我读了译为“Outcast”的一个英译本，也读了译为“Creaturesonceweremen”的一个英译本，我觉得倘使我能直接读原文，我一定还能读得入迷些罢。
就这两个英译本而言，我觉得前者胜于后者，但究竟何者为近于原文的风格，我不知道。
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相信旧小说对于我们完全无用。但是我仍旧怀疑于这些旧小说对于我们的写作技术究竟有多少帮助。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荐《海上花》——但这决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写跳舞场之类。
自然写的东西写过出版后就不愿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时，心里总发生了“这是我写的么？”的感想。刚脱稿不久的小说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夜里睡不着时回想起来，便想出毛病来了；但特别是夜里读着西洋名著读出了味的时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来。我以为一个人开始新写一篇的时候，最好能把他的旧作统统忘记；最好是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动笔，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势力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