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

星期六，父亲母亲的登山朋友们相约去神木群中旅行，要两日方能回来。

原先父母是算定了我也同去的，游览车内预先给订了位子，在朋友间也做了女儿同去的承诺。

在父母的登山旅行中必有车内唱歌表演之类的节目。尤其是一位沐伯伯，前年开始勤练《橄榄树》这首歌，他是父母挚爱的朋友，唱这条歌无非是想令我欢喜。虽然这样迁就答应在车上唱歌我听，而我，却是连籍口也不肯找的拒绝参加。

之所以不去旅行，实在是习性已成。结群同游的事情最辛苦的是不能独处。再说万一长辈们命我唱个歌什么，那便难堪了。

众乐乐的事情在我来说仍是累人，而且艰难。

父母中午才离开台北，我的不肯参加或许伤了他们的心。孝而不顺一向是自知的缺点，万里游子，只不过归来小歇，在这种事情上仍然做得自私。有时候我也不很明白自己。

母亲离家时依依叮咛冰箱里有些什么食物，我口中漫应着，将父母往门外送，竟无一丝离情。

对着一室寂寂，是骇然心惊，觉得自己这回做得过分。又骇只是不陪父母出游，竟然也会有这样深重的罪恶感，家庭的包袱未免背得太沉重了。

我将大门防盗也似的一层层下了锁，马上奔去打电话给姐姐和弟弟——这个周末谁也不许回父母家来，理由对他们就也简单了，不要见任何人。

在台湾，自己的心态并不平衡，怕出门被人指指点点，怕眼睛被人潮堵住，怕电话一天四十几个，怕报社转来的大批信件，更怕听三毛这个陌生的名字，这些事总使我莫名其妙的觉着悲凉。

每一次，当我从一场座谈会，一段录音访问，一个饭局里出来，脸上虽然微微的笑着，寂寞却是彻骨，挥之无力，一任自己在里面恍惚浮沉，直到再不能了。

本性最是爱玩的人，来了台湾，只去了一趟古老的迪化街，站在城隍庙的门口看他们海也似的一盏盏纸灯，看得痴迷过去。

那一带是老区，二楼的窗口间或晒着大花土布做成的被套，就将那古代的桃红柳绿一个竹竿撑进了放满摩托车的回廊。午后恹恹的阳光下，看见这样的风景，恍如梦中，心里涨得满满的复杂滋味，又没有法子同谁去说。

在每一个大城里，我的心总是属于街头巷尾，博物馆是早年的功课和惊叹，而今，现世民间的活泼才是牢牢抓住我的大欢喜。

只是怀念迪化街，台北的路认识的不多。

迪化街上也有行人和商家，一支支笔塞进手中，我微微的笑着写三毛，写了几个，那份心也写散了，匆匆回家，关在房间里话也懒得讲。

自闭症是一点一点围上来的，直到父母离家，房门深锁，才发觉这种倾向已是病态得不想自救。

那么就将自己关起来好了，只两天也是好的。

记事簿上的当天有三个饭局，我心里挣扎得相当厉害，事先讲明时间不够，每个地方到一会儿便要离开，主人们也都同意了。

再一想，每个地方都去一下诚意不够，不如一个也不去。

电话道歉，朋友们当然大呼小叫了一场，也就放了我。我再度去检查了一下门锁，连那串铁链也给它仔细扣上。窗子全关，窗帘拉上，一屋的明暗里，除了寂寂之外，另有一层重重的压迫逼人。

我将电话筒拿起来放在一边，书桌上读者的来信叠叠理清全放进衣箱里去。盆景搬去冲水，即便是后面三楼的阳台，也给锁了个没有去路。

然后我发觉这两幢里面打通的公寓已成了一座古堡，南京东路四段里的一座城堡。我，一个人像十六世纪的鬼也似的在里面悄悄的坐着啃指甲。

回台时带的夏天衣服没有几件，加纳利群岛没有盛夏，跟来的衣服太厚了。

那次迪化街上剪了两块裙子布，送去店里请人做，拿回来却是说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合意，虽然心中挑剔，当时还是道谢了，不敢说请人再改的话，毕竟人家已经尽心了。一向喜欢做手工，慢慢细细的做，总给人一份岁月悠长，漫无止境的安全和稳当。

我趴在地毯上，将新裙子全部拆掉，一刀一刀再次剪裁，针线盒中找不到粉块，原子笔在布的反面轻轻细细的画着。

原先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听了觉得外界的事物又是一层骚扰，拍一下给它关掉了。

说是没有耐性的人，回想起来，过去每搬一次家，家中的窗帘便全是日日夜夜用手缝出来的。

最爱在晚饭过后，身边坐着我爱的人，他看书或看电视，我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将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的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去。然后有一日，上班的回来了，窗口飘出了帘子等他——家就成了。

有一年家里的人先去了奈及利亚，轮到我要去的前一日，那边电报来了，说要两条短裤。

知道我爱的人只穿斜纹布的短裤，疯了似的大街小巷去找，什么料子都不肯，只是固执而忠心的要斜纹。

走到夜间商店打烊，腿也快累断了，找到的只有大胖子穿的五十四号，我无可奈何的买下了。连夜全部拆开剪小，五十四号改成四十二号，第二日憔悴不堪的上飞机，见了面衣箱里拿出两条新短裤，自己扑倒在床上呻吟，细密的针脚，竟然看不出那不是机器缝出来的东西。

缝纫的习惯便是这么慢慢养成了，我们不富裕，又是表面上看去朴素，其实小地方依旧挑剔的人，家中修改的衣物总是不断的。

难得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时间紧凑，玩都来不及才是，可是这生活少了一份踏实和责任，竟有些迷糊的不快乐和茫然。天热得令人已经放弃了跟它争长短的志气。冷气吵人，电扇不是自然风，窗子不肯开，没有风吹进来。

整整齐齐的针脚使自己觉得在这件事上近乎苛求，什么事都不求完美的人，只是在缝纫上付出又付出，要它十全十美。而我，在这份看来也许枯燥又单调的工作里，的确得到了无以名之的满足，踏踏实实的缝住了自己的心。

开始缝裙子是在正午父母离家时间，再一抬头，惊见已是万家灯火，朦胧的视线里，一室幽暗，要不是起身开灯，那么天长地久就是一辈子缝下去都缝不转的了。

深蓝底小白点的长裙只差荷叶边还没有上去，对着马上可以完工的衣服，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悦。这便有如旅行一般，眼看目的地到了，心中总有那么一份不甘心和怅然。

夜来了，担心父母到了什么地方会打长途电话回来，万一电话筒老是搁着，他们一定胡思乱想。当然知道他们担心什么，其实他们担心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这便是我的艰难了。

刚刚放好电话，那边就响过来了，不是父母，是过去童年就认识的玩伴。

“我说你们家电话是坏了？”

“没有，拿下来了。”

“周末找得到你也是奇迹！”

我在这边笑着，不说什么。

“我们一大群老朋友要去跳舞，都是你认识的，一起去吧！”

“不去哦！”

“在陪家里人？”

“家里没人，一直到明天都没有人呢！”

“那你是谁？不算人吗？”那边笑了起来，又说：“出来玩嘛！闷着多寂寞！”

“真的不想去，谢罗！”

那边挂了线，我扑在地上对着那滩裙子突然心恸。要是这条裙子是一幅窗帘呢！要是我缝的是一幅窗帘，那么永远永远回不去了的家又有谁要等待？

冰箱里一盆爱玉冰，里面浮着柠檬片，我爱那份素雅，拿来当了晚饭。

吃完饭，倒了一盆冰块，躺下来将它们统统堆在脸上，一任冷冷的水滴流到耳朵和脖子里去。

电视不好看，冰完了脸再回到裙子上去，该是荷叶边要缝窄些了。

想到同年龄的那群朋友们还在跳舞，那一针又一针长线便是整整齐齐也乱了心思。即便是跟了去疯玩，几小时之后亦是曲终人散，深夜里跑着喊再见，再见，虽然也是享受，又何苦去凑那份不真实的热闹呢！

针线本不说话，可是电话来过之后，一缕缕一寸寸针脚都在轻轻问我：“你的足迹要缝到什么地方才叫天涯尽头？”

针刺进了手指，缓缓浮出一滴圆圆的血来。痛吗，一点也不觉得。是手指上一颗怪好看的樱桃。

这么漂亮的长裙子，不穿了它去跳圆舞曲，那么做完了就送人好了。送走了再做一条新的。

邻居不知哪一家人，每到夜间十二点整，闹钟必定大鸣。一定是个苦孩子考学校，大概是吃了晚饭睡一会儿，然后将长长的夜交给了书本。

闹钟那么狂暴的声音，使我吓了一跳，那时候，正穿了新裙子低头在绑溜冰鞋。家里都是地毯，走几步路都觉得局促。燠热的夜，胶水一样的贴在皮肤上，竟连试滑一下的兴致都没有，懒懒的又脱了鞋子。

听说青年公园有滑冰场，深夜里给不给人进去呢！

这座城堡并不是我熟悉的，拉开窗帘一角看去，外面只是一幢又一幢陌生的公寓，看不见海上升起的那七颗大星。夜，被夏日的郁闷凝住了，不肯流过。拂晓迟迟不来，那么我也去储藏室里找我的旧梦吧！

这个房间没有什么人进来的，一盏小黄灯昏暗，几层樟木箱里放着尘封的故事。

每一次回台湾来，总想翻翻那本没有人再记得的厚书，重本红缎线装的厚书又被拿了出来，里面藏着整个家族生命的谜。

《陈氏永春堂宗谱》放在膝盖上，一个一个祖先的灵魂在幽暗的光影里浮动，那些名字像鬼，可是他们曾经活活的一步一步从河南跋涉到浙江，再乘舟去定海。四百年的岁月重沉沉的压在第几世子孙的心头。到我陈家已是第几世了？宗谱里明明写着：“女子附于父传之末仅叙明夫婿姓名不具生卒年月日者以其适人详于夫家也。”

难道女子是不入宗谱的吗？在我们的时代里，父亲将为我续下一笔吗？

最爱细读祖父传奇的故事，辛酸血泪白手成家的一生。泰隆公司经售美孚煤油，祥泰行做木材生意，顺和号销启新水泥，江南那里没有他的大事业。可是祖父十四岁时只是一个孤伶伶小人儿，夹着一床棉被，两件单衣和一双布鞋到上海做学徒出来的啊！

晚年的祖父，归老家乡，建医院，创小学，修桥铺路，最后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产业，只是总在庙里去度了余生，没有见过面的祖父，在我的身上也流着你的血液，为什么不列上我一个名字呢！

家谱好看，看到祖宗茔葬的地点，便是怕了。

他们的结尾总是大大的写着：“坟墓。”下面小字，葬什么什么地方，曾祖父葬“下屋门坐南朝北栏土坟门大树下。”

我放好了家谱，逃出了那个满是灵魂的小房间。柜子里翻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看看影中以前的自己，竟然比见了鬼还陌生。

岁月悠悠，漫长没有止境，别人活了一生，终就还得了一个土馒头。那我呢，已活了几场人生了，又得了些什么？

想到身体里装着一个生死几次的灵魂，又吓得不敢去浴室，镜里的人万一仍是如花，那就更是骇人心碎了。

深夜的电话忘了再拿下来，是几点了，还有人打进来找谁？我冲过去，那边就笑了。

“知道你没睡，去花市好不好？”

“深夜呢！”我说。

“你看看天色！”

什么时候天已亮了。

“是不去的，门都上锁了，打不开！”

“一起去嘛！也好解解你的寂寞。”

听见对方那个说法，更是笑着执意不去了。

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旧欢如梦，不必化解，已成共生，要割舍它倒是不自在也不必了。

我迷迷糊糊的在地毯上趴着，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又是好一会不知身在何处。

多么愿意便这样懒懒的躺下去，永远躺在一棵大树下吧！

可是记事簿上告诉我，这是台北，你叫三毛，要去什么地方吃中饭呢！

门锁着，我出不去。开锁吗，为什么？

知道主客不是自己，陪客也多，缺席一个，别人不是正好多吃一份好菜。

打电话去道歉，当然被骂了一顿，童年就认识的老朋友了，又骂不散的。

我猜为什么一回台湾便有些迷失，在家里，完全的呵护拿走了生命的挑战和责任，不给负责的人，必然是有些不快乐的。

回来好多天了，不会用母亲的洗衣机，胡乱将衣服用手搓了一下，拿去后阳台上晒。

对面后巷一个主妇也在晒衣服，我向她笑了一笑。她好像有些吃惊，还回头看了一下。回什么头呢，你又不是在街上，当然是专门笑给你的嘛！

“你们的盆景长得真好呀！”我喊了过去。

她是不惯这种喊话的，看得出来。僵僵的瞄了我一眼，纱门碰的一响，人是不见了。

我慢慢的给竹竿穿衣服，心惊肉跳的，怕衣服要跌到楼下去。

一盆素心兰晒到了大太阳，懒得搬它进房，顺手撑起一把花伞，也算给它了一个交代。

这回离开，该带一把美浓的桐油纸伞走罗！

伞是散吗，下雨天都不用伞的人，怎么老想一把中国伞呢！

以前做过那么一个梦；伦敦雨雾迷镑的深夜街头，孤伶伶的穿了一条红艳如血的长裙子，上面撑着一面中国桐油伞，伞上毛笔写着四个大字——风雨英雄。

醒来还跟身边的人笑了一大场，那么幼稚的梦，居然会去做它，好没格调的。

弟弟打电话来，说是全家去故宫看好东西去，问我也去吗。我不去，星期天的故宫更是不去了。

还有一条裙子没有改，这条才是奇怪，三段式的颜色，旗子一样。

当时裁缝做得辛苦，还笑着对我说：“这么大胆的配色一辈子还没做过。”拿回新裙子，才觉得反面的布比较不发亮，这种理由不能请人再改，于是全部拆开来给它翻个面。

热热闹闹寂寞的星期天啊，我要固执的将你缝进这条快乐而明艳的裙子里去。

幻想这是一幅船旗，飘扬在夏天的海洋上。

嗅到海洋特有的气息，觉着微风拂面长裙飞舞，那片蓝澄澄的晴空，正串起了一架彩桥，而我，乘风破浪的向那儿航去。

船旗有许多种，代表不同的语言和呼唤。

我的这一幅只要拿掉一个颜色，就成了一句旗语——我们要医生！

奇怪，是谁教我认的旗帜，又有谁在呼唤着医生！我寂寞的女人啊！你在痴想什么呢！

抬头望了一眼书桌上的放大照片，我的眼光爱抚的缠着照片里的人缱绻的笑了。什么时候，又开始了这最亲密的默谈，只属于我们的私语。

船长，我的心思你难道不明白吗，一切都开始了，我只是在静心等待着，等待那七颗星再度升空的时候，你来渡了我去海上！

家里死一般的寂静，针线穿梭，没有声音。

将这未尽的青春，就这样一针一针的缝给天地最大的肯定吧！

午后的夏日没有蝉声，巷口悠长的喊声破空而来——收买旧报纸旧瓶啊——

我停了针线，静听着那一声声胜于夜笛的悲凉就此不再传来。可是那声音又在热炽如火的烈日下哀哀的一遍又一遍的靠近了。

想到父亲书房铁柜上那层层叠叠的报纸，几乎想冲下楼去，唤住那个人，将报纸全部送给他，再请他喝一碗凉凉的爱玉冰。

可是我不知父亲的习惯，他收着报纸是不是有另外的用途。又疑心母亲的钱是藏在什么报堆里，怕送走了一份双方的大惊吓。

竟是呆呆的听着那唤声渐行渐远，而我，没有行动，只是觉着滋味复杂的辛酸。

再去阳台上摸摸衣服，都已经干了。将竹竿往天上一竖，蓝天里一件一件衣服直直的滑落下来，比起国外的晒衣绳又多了一份趣味，这陌生的喜悦是方才懂的，居然因此一个人微笑起来。

绉绉的农服在熨斗下面顺顺贴贴的变平滑了，这么热的天再用热气去烫它们，衣服都不反抗，也是怪可怜的，它们是由不得自己的啊！

昨天吃的爱玉冰碗没有冲洗，经过厨房一看，里面尽是蚂蚁。

不忍用水冲掉这些小东西，只好拿了一匙砂糖放在阳台上，再拿了碗去放在糖的旁边，轻轻的对它们说：“过来吃糖，把碗还给我，快快过来这边，不然妈妈回来你们没命罗！”

想到生死的容易，不禁为那群笨蚂蚁着急，甚而用糖从碗边铺了一条路，它们还是不肯出来。

我再回房去缝裙子，等蓝色的那一段缝好了，又忍不住想念着蚂蚁，它们居然还是不顺着糖路往外爬。

我拿起碗来，将它轻轻的丢进了垃圾筒。就算是妇人之仁也好，在我的手中，不能让一个不攻击我的生命丧失，因为没有这份权利。

三层的裙子很缓慢的细缝，还是做完了。我的肩膀酸痛视线朦胧，而我的心，也是倦了。

我将新裙子用手抚抚平，将它挂在另外一条的旁边。

缝纫的踏实是它的过程，当这份成绩放在眼前时，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真的要跟谁去跳圆舞曲，哪儿又响着夏日海上的微风呢！

去浴室里用冷水浸了脸，细细的编了辫子，换一件精神些的旧衣，给自己黯淡的眼睛涂亮，憔悴的脸上只一点点淡红就已焕发。可是我仍然不敢对镜太久，怕看见瞳仁中那份怎么也消失不了的相思和渴望。

星期天很快要过去了，吹不着海风的台北，黄昏沉重，翻开自己的电话簿，对着近乎一百个名字，想着一张张名字上的脸孔，发觉没有一个可以讲话的人。

在这个星期天的黄昏里，难道真的跟谁去讲两条裙子的故事。

听见母亲清脆的声音在楼下跟朋友们道别，我惊跳起来，飞奔到厨房去，将那一小锅给我预备的稀饭慌忙倒掉，顾不得糟蹋天粮，锅子往水槽里丢下去。

父母还没有走上楼，我一道道的锁急着打开，惊见门外一大盒牛奶，又拾起来往冰箱里乱塞。

他们刚刚进门，便笑着迎了上去：“回来啦！好不好玩？”母亲马上问起我的周末来，我亮着眼睛喊道：“都忙不过来吔！只有早饭是在家里吃的，乱玩了一大场，电话又多，晚上还跟朋友去跳了一夜的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