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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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