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才有看头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说，你已经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报道，但是从我介绍的辛普森案之中，使你对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很想听我继续讲下去。这使我觉得挺高兴的。你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演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在最后被铁一样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因而从一名“嫌疑犯”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证据不足，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察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你的信中谈到，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像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儿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他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捡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这种情况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哪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以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大量的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在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由于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一度美国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且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3月7日纽约州州长所签署的死刑法，是美国第三十八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美国在1967到1977年之间，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二千七百一十六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二十六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被告的“罪名成立”时，心理压力太大，从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模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且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你会说，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经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都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专家进行测试。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美国法庭比作“运动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么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必须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却恰恰相反，他必须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出现漏洞，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很有可能被问得狼狈不堪。
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是在不断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抗议的。“抗议”一提出，法官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通过。如果通过，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过，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本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好准备应付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而换一个角度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诱使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对方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通过”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讲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抗议”得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反应得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都像是在运动场上激烈比赛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先付罚款，二百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程序再继续下去。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一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你在国内的相关报道中一定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橄榄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四十五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也许由于是女性，显得弱一些，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但是，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杀得顺利的话，时间也许是够的。同时却也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问，一是时间到底够不够，二是作为一个预谋杀人犯的话，辛普森为什么冒险给自己只安排非常短的作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开车来回，杀人，然后更衣灭证（凶器和凶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他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切，因为他后面的时间安排把自己给堵死了——他不仅没有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反而还约了一个豪华出租车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机场。如果是一个预谋杀人案，这种安排也是很不近情理的。
正因为他预订了出租车，才出现了对他又是十分不利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的证词说，到他家门外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二分，打电话进去，没人接电话。等候一段，几次打电话，仍然没人接。他与老板联系是否要离开，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等候”。然后，他在黑暗中看见一名身材与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进辛普森的家。后来，看到出现灯光，他再打电话，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辛普森接电话，告诉司机他睡过了头，马上出来。人们听了这样的证词，完全可以这样想，辛普森杀人误了乘车的点儿，是匆匆赶回来假装睡过了头的。但是，即便如此，有关“最愚蠢的谋杀犯”的“笑话”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挥之不去，因为，如果按照他与司机约定的时间，他几乎根本不可能“按时”回来，他为什么要愚蠢到事先约一个人到家里来，以证明自己事发的时候不在家呢？
司机作为一个证人，过关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基本证词都得到他的移动电话的电话记录的证实，因为他曾多次和他的老板联系。而其他一些收集证据的警察局证人都受到辩方律师十分苛刻的盘问。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佛曼，正是他捡到两只血手套作为关键证据的。他不是洛杉矶警察局重案组的成员，他只是碰巧了那天当夜班，接到报警电话是他先到的现场。最初的一些证据，包括辛普森白色福特车上的血迹，那两只血手套等等，就是他发现的。此后，重案组的人一赶到，他把案子交出去，就再也没他的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牵进这个案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显然他在该案里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他是辩方假设的有可能因种族歧视而栽赃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段听证对他来说过得相当艰难。但是，佛曼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基本上还是令检方满意的。尽管他受到被告律师的反复盘问，他还是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没出什么大娄子。对于如何发现一些重要证据，他都能一一道来，没有什么破绽。对于被告律师指责他有种族主义的言论，他也断然加以否认。他非常坚决地回答说，在以往的至少十年里，他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字眼。
另一个在法庭上十分狼狈的，是一个冯姓的华裔警官。他是搞技术的。亚裔在美国的各种机构里，担任技术方面的小头头的相当多。重案组接手之后，就是由他负责收集证据。因此，他也是一个本案“罪证可靠度”的重要证人。
本案的血样证据显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辛普森接到警察报告他前妻死亡的电话后，从芝加哥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被割破的手指。他自称是在旅馆被打破的玻璃杯割伤的。但是，检方要证明的是，在他的汽车和现场发现的血滴中，有辛普森的基因，也就是说，要证明他的手指是在去芝加哥之前、是在杀人现场割破的。
在一开始接受律师盘问的时候，冯警官十分从容，问他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他回答得信心十足，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漏洞。他实在是小看了名律师的细致。实际上，当时取证的全过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警察局的工作录像，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全部证据，所以这些录像在被告律师那里都有一份拷贝。
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的时候，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呈堂。然而被告是一定有权出席的。证据是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一下子突然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这些证据以及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这样，在决定呈堂之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的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寻找它的漏洞，考虑用何种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份证据驳倒。这既是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拥有的权利，也是公平审判的组成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向法庭提交证据，就是犯规了，证据就会被法官拒绝呈堂。在这次审判中，辩方和检方就有过证据交晚了而给作废掉的情况。因此，所有的证据双方都是有一份拷贝的。这也是律师们面对证人个个胸有成竹，可以提得出一大堆问题的原因。
我想，如果下一次这位冯警官还有出庭的机会的话，他非把这些录像全看到能背出来不可，因为，后一段的听证真是叫他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对他的第一阶段的听证结束后，被告律师马上就在法庭上放开了警察局取证的工作录像。反正放出来的和当初冯警官的作证有多处不符。基本上都是技术细节问题，比如说，他曾经说，取证时是按操作规定做了戴橡皮手套等防污染措施，但在录像里却不是这样。再比如，他说某一重要证据是他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却是技术级别还不够的助手在那里操作。另外，取到的血样没有及时送检，在高温的车内放置过久无人看管等等。总之，此类问题一大堆。在法庭上尝到自己信口开河苦果的冯，愁眉苦脸，与录像里的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恰成鲜明对照。问题是被告律师并不满足于把冯定位在一个“马大哈”的形象上，他们直追冯的个人品质问题。他们要通过提问，使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冯前面第一阶段的证词，不是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说错了，也不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而是有意撒谎，是有意掩盖警察局草菅证据，甚至有可能偷换证据的真相。他们要让陪审团明白，冯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阴险的、居心叵测的、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家伙。当不善的提问如洪水滔滔般涌来时，证人真是很难招架得住，有一度，冯看上去简直是比被告还要像被告，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是绝对不过分的。
由于冯涉及的物证特别多，所以听证的时间也特别长。经过好多天，当长长的作证过程终于过去的时候，冯又让所有的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当他结束听证，好歹离开证人席的时候，他走过检察官的座席，非常尴尬地和检察官握了一下手。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本来是检方提供的证人，检方当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一个负责取证的技术官员，至少能向法庭和陪审团提供有力的证词，证明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取证过程是科学的而公正的，没有被调包可能的，但是冯却使他们大失所望。同时，正由于他接触的证据特别多，一旦捅开这个漏洞，影响非同小可。作为一名犯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冯当然知道自己闯的祸不小。如今木已成舟，双方握手道别的心情当然都很复杂，但是却很好理解。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倒是冯和辩护律师的分别场面。
当冯尴尬地与检察官握别，然后经过被告律师的席位时，却出人意料地表情轻松并且热情地与他们握手拥抱，场面之“感人”，成为当天辛普森案报道的最大热点。但是在美国谁也说不上他是吃错了什么药，才会对几天来向他发动猛烈攻势的敌手如此“言欢”。只有在这里的一些东方人才认为“也可以理解”，也许他是有“不打不相识”的东方式逻辑，也许是表示“你们也是为了工作，不是对我有仇，我不怪罪你们”的东方式宽容。谁知道呢？但是，这样一个场面，天知道会对陪审团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所有的人真正关心的焦点。因为法庭上煞费苦心的一切，不就是为了给陪审团留下一个印象吗？
接下来，有大量枯燥的基因化验证据。这些证据谁懂都没用，上了法庭，就是要陪审团能够搞清楚并且相信。因此，除了展示证据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专家上法庭，向陪审团上基因课，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基因，什么是DNA，等等。
我是一直很相信科学证据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难以解脱的原因之一。就在审了一半的时候，我从电视里看到一个几年前发生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那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妇女，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婴儿突然急病，她送他去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宣布孩子是中毒，而且医院化验结果显示婴儿所吃进去的毒药，是一种类似汽车冷却液的东西。于是，医院向警察局报了警。在美国如果是涉及到儿童的犯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鉴于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中毒的婴儿，孩子又一直是这位母亲在喂，这名妇女一下子摆脱不了干系。孩子抢救过来之后，就被社会专门机构暂时收养，与父母隔离开，等候调查，每个星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去看望。同时，对孩子中毒的事件展开调查，警察获准在他们家里进行搜查，在他们家的厨房吊柜里，确实发现了一个空的冷却液的罐子。由于汽车的普及，在美国家家都有冷却液，但是由于冷却液有毒，一般确实不会放在厨房里。这时，孩子的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去暂时收养孩子的地方探望，孩子救过来以后，看上去十分健康，临走前，孩子的母亲单独抱着孩子在接待室里，门半掩着，孩子的祖母看到她用奶瓶给孩子喂了奶。
当他们回到家里以后，接到通知，孩子再一次以同样的中毒症状病危，最后抢救无效，孩子死了。这位妇女被地方检察官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入狱。入狱之后，在等候审判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她始终否认自己有罪，可是除了她的丈夫，其他人都将信将疑。
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是医院的报告，证明最后化验发现，临死前，孩子的血液中总共还有约半汤勺的毒液。这位妇女有一名律师，他的辩护策略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最后，她被判有罪，处以终生监禁。她不服判决，开始上诉。这时，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一生下就和父亲一起生活，过了不久，第二个孩子发生了同样的中毒症状。孩子的父母又忧又喜，尽管孩子又有问题，但是至少证明这和这位妇女无关。但是检察官不同意以第二个孩子发生的情况否认前面的起诉。也许是什么人为了救出那位母亲，存心又给第二个孩子喂了冷却液呢？
这时，她雇用了第二个律师。当时她自己经历了漫长的灾难之后，已经心灰意懒。律师在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之前，也对她到底是否毒死自己的孩子吃不准。她又由于前一个律师办案失败，对律师失去信心。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好。但是当那名律师真正相信了她之后，全力以赴展开调查，最后他找了许多医学专家，发现冷却液在体内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半被排出体外。这样的话，根据那位妇女最后一次喂奶的时间，到孩子抽血化验的时间间隔这样计算，如果化验时还能确定孩子体内有半汤勺冷却液的话，他妈当初得给他一下子灌下去六加仑！
这份证明一出来，检察官马上把起诉给撤了。经过医学专家对她的第二个孩子的反复鉴定，证实他们的孩子有一种非常罕见的遗传疾病。发病的症状就活像是中毒。而医院的化验室当初肯定是先入为主，马虎从事了。至今，这名妇女还保留着对医院化验室起诉的权利。这个案例至少使我了解到，一个看上去已经掌握了科学证据的案子，并不是意味着律师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更不是意味着就不会再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
在辛普森案审理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子，一名二十多岁的妇女被控抢劫，由受害者作形象辨认确定是她。这类案件，受害者的指认，往往成为关键的证据。她本人不仅提供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且根本说不出事发的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否认有罪，但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入狱。在她坐牢大概七个月的时候，真正的罪犯因其他案件被捕，同时供认了这桩抢劫。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两个妇女长得非常相像。
事实上，嫌疑犯表示认罪的情况是最皆大欢喜的。当然，也有一些罪犯虽然不认罪，但是却明显属于“垂死挣扎”，比如，有大量证人目睹其犯罪，证据确凿，当场人赃俱获的。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在纽约地铁开枪滥射的那名黑人，他手持半自动步枪，在车厢的走道上边走边射，总共造成六人死亡，十九人受伤。他也是在法庭上宣布不认罪的。同时，他不要律师，要求自己辩护。由于事情发生在拥挤的地铁上，证人（包括受伤的幸存者）很多，这个牙买加移民却在自我辩护中宣称，所有的证人都是因为他是黑人而在陷害他。尽管他不否认枪是他的，但是他辩称是别人从他手中拿走了枪，杀了人再把枪还给他的。他在法庭上也是西装笔挺，侃侃而谈，以奇怪的逻辑自比是圣徒受难，但是我相信当全体陪审团员一致通过，认定他的六项一级杀人罪“罪名成立”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证人亲眼看到犯罪过程，嫌疑犯则坚决否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要确认罪犯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你从刚才我提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有时即使有证人，都会发生指认错误。有化验报告，也有可能产生偏差。但是对于涉嫌的这一个公民，就很可能要为一个证据上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为代价。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在美国这样一个把公民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国人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么，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
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因此，在法庭上，检察官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辛普森对于他和妮可的离异始终没有想开，而且在他们分开之后，曾多次到妮可居住的地方，不仅发生争吵，还情绪失控动手打过妮可，以至于有一次当他愤怒地冲向妮可住所的时候，妮可吓得打报警电话。这一类电话都是有录音的，这一录音在法庭上曾一再播放。同时，妮可还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有她被辛普森殴打以后脸上带伤的照片，还有一份遗嘱，似乎也在暗示辛普森对她有生命威胁。再者，其他人，包括辩护律师在内，都提不出使人信服的有动机的其他任何嫌疑犯。
可是，这一切都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包括出租车司机所提供的证词等，也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在作案现场没有人证的情况下，真正有分量的，应该是那些现场的血液取样DNA检验报告以及血手套、血袜子等物证，但是提供物证的同时，检察官必须向陪审团证明，取证是科学的，证人是可信的，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
同时，辩方律师却根本不必去证明什么，辩方律师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对证据提出怀疑，并且使陪审团对证据的可信度也产生怀疑，那么，就胜利有望了。
在检方证人非常漫长的作证过程中，辩方律师竭力使人们相信，检方所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警察栽赃的结果。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相信这样一个方向有可能走得通的。要让陪审团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离谱，而且异乎寻常的假设，实在是太难了。在我看来，有几个地方辩方律师使人感觉很勉强。比如，他们假设妮可有可能是被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杀死的，因为妮可有吸毒的历史，如果大量购买毒品又不能支付的话，贩毒集团是有谋杀此类客户的情况。但是，这种谋杀一般都十分“专业”，不仅用枪，而且干脆利落，从此案的现场看根本不像。更何况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另外就是他们对冯警官表现得过分的攻击。他们还曾提出，辛普森在运动生涯中，身体受过伤，这些旧伤导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刀夺两命，可是辛普森在从球场上退役之后，偏偏不甘寂寞，拍摄了大量商业性的健身录像带。检方马上在法庭上放起了这些录像，只见镜头前的辛普森体魄强健、动作自如，还不停地在开着玩笑，看得他自己和辩护律师都哭笑不得。
但是，有几个地方他们显然是成功的，首先是指出了取证过程的操作不规范、血样保管有漏洞，提出辛普森被警察抽去做化验的血少了一些（暗示有人利用了这份血样去栽赃，给栽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还提出辛普森作案时间的疑问。另外，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场面，就是让辛普森试戴在现场捡到的那双血手套。尽管检方此后调动了一切手段证明手套本来的尺码是合适的，只是有些缩水了，但是在法庭上，辛普森吃力地把两只大手硬撑进显然偏小的手套，我相信这样一个景象比任何说明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更为强烈。
尽管如此，当检方的证人纷纷作证完毕的时候，并没有给人一种形势明朗的感觉，也丝毫看不出辩方有绝对取胜的迹象。在美国，被告被警察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却反过来指责警察是栽赃，这种情况毕竟还是罕见的。如果被告的律师不拿出点什么绝招来的话，很难取信于陪审团。同时，形势不明朗的状态，对检方也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这说明检方的证据仍处于被挑战的过程之中。
在这一段时间里，辛普森本人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外界争取同情。他设立了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以收集寻找凶手的线索，以巨款悬赏捉拿凶手，同时他还在牢里写了一本书为自己辩解。从我的感觉，这些举动收效甚微。人们依然将信将疑。
当时，在我周围的美国人中间，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辛普森也许是杀了人，大家的依据主要还是凭感觉，觉得除了他之外，实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有这样说得过去的杀人动机和那么多疑点。同时，他们也多数认为辛普森最后能够“脱身”，因为他们都熟悉美国的司法制度，感觉检方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因此，作为这样一个重大案件的定罪，很可能是不够的。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
祝
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