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的麻烦
卢兄：你好！
我再接着上封信写下去。谈谈克林顿这四年的总统生涯。
你在上封信已经看到了，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各方面有别于他的前任，你甚至可以说，再向上追溯，也很难找到像克林顿这样，在当选之前就暴露出种种毛病，在当选之后又麻烦不断，以致被小民告进法院，缠上民事诉讼案的。四年之后，当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说，克林顿看上去苍老得多了。
克林顿之所以会被预言，不用多久就要踏进类似“水门”的什么“门”去，我想，这和人们对他的时代印记的判断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来自一个作风严谨、价值观念非常稳定的时代。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宽容了他的种种弱点，但是，他的弱点并没有消失。你可以从他身边的一群白宫顾问中看出点端倪来。你也许说不出什么准确的东西，可是那一大群年轻而略显得浮躁的顾问们，总使人有一种放不下心来的感觉。
在介绍尼克松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白宫顾问是总统的小小特权，是他可以自己做主安排的小班底。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事业旅途的一条捷径，所以一些雄心勃勃，或者说野心勃勃的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雄心”和“野心”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这样的语言安排好像还是很有道理。
他们走向这条路的方法，一般都是助选。就是在总统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出谋划策，拼命设法把总统给推上去。也就是在尼克松争取连任的时候，那些在“总统再任委员会”里干的类似角色。当然，助选本身是竞选的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弹性非常大。你可以是一个为自己和政党的理想奋斗的正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满脑瓜私欲的投机者，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于这个位置潜在的“高效益”，所以，心怀鬼胎而来的也不止是一个两个。
最终，整个竞选和此后白宫的风格，总统的个人风格还是决定因素。克林顿在第一任期时的白宫，给外部的感觉肯定不是作风严谨的。这种氛围就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所以，反对党发出预言之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等着克林顿的顾问们，把他给送出什么“门”去。
应该说，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对他们来说，克林顿的白宫“捷报”频传。现在，当克林顿又在面临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扳着指头数数，真是可以数出一连串的已经被称之为“门”的白宫疑案。
记得在克林顿上台不久以后，就冒出一个“旅行门”来。
在白宫有一个旅行办公室，专门负责总统出访期间随行人员的各种旅行安排。这是事务性的非常繁杂的工作。他们要和大量的商业性机构打交道。过于琐碎的安排细节使他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都自己去联系，所以，他们把一些业务就包给一些商业性的服务公司去做。
在我第一次到华盛顿去的时候，看着一幢幢的政府机构办公大楼，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他们可真是养活了多少人啊！我并不是想到大楼里被政府工作养活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到，围绕着这些大楼，一定还养活了许多商业性的小公司。因此，像白宫旅行室的官员，他们手里掌握的岂止是大量业务，在那些小公司眼里，这个旅行室根本就是捏着他们的生命线。
在美国，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机构是不搞经营的。别说小小的旅行业务，就是发一个火箭到月亮上去，也不是什么美国政府经营的重点工程。它的全部零件都会向各个私营公司定制，所有的业务还是都落在私营公司手里。
此类的公私交接点，一直是许多国家感到头痛的地方，连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免俗”。日本、韩国等都是频频爆出这类丑闻的国家。回首看去，在美国倒是确实很少有这一类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远比它的贪污腐化问题要严重得多得多。这肯定不是因为美国更能够瞒得住什么丑闻，因为根据这里的新闻状况，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瞒不住的国家之一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做到一个甚为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的呢？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样的廉洁是靠公务人员的高薪维持的。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因为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挣的够花了，也就不想受贿了。可是，又觉得这种说法并不能解决我的疑问。因为，高薪再高，也无法和意外横财的数量级相比。而且，挣薪水是辛辛苦苦、长年累月的事情。一劳永逸的收获肯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要不，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公务员买彩票呢？
来到这里以后，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前面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大错。政府公务人员确实有一份十分稳定的生活。工资并不是非常高，甚至工资还低于相同类型的私营企业的工作。但是，收入是有保障的，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总之，第一，有了这样一份工作之后，绝对不会因为穷急眼了要去铤而走险。第二，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很想好好工作，保住这样一份工作的。
但是，这并不是政府机构基本廉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制约机制”。九九归一，还是那只聪明的“收银机”阻止了伸向钱箱的手。“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不仅像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监督并且限制了最高层权力不被滥用，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层次的权力都不被滥用。规章制度的严格，监督的完善和司法的健全，使得想大吞一口油水的人很难下咽。
回想起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想想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被新闻界揭露出来、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拿黑钱的重大案件，比较触目的倒是几桩中央情报局雇员一仆二主，做双重间谍的案子。在情报系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人员倒是相对有机会偶尔游离于制约机制之外的。只要失去监督或者监督一松，尽管这种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还经过更严格的挑选，也接受过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人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特性还是会很快显露出来。
我们再回到白宫的旅行办公室。这样与政治政党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机构，在白宫换主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人马的。不论是哪一党当政，他们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为轮番上台的总统安排旅行事宜，所以，他们都是白宫的老雇员了。其中甚至有的人在肯尼迪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但是，在克林顿上台之后不久，这个办公室一下子被解雇了包括主任在内的七名雇员。解雇理由是这个办公室的财务作业不合规定。
这是比较婉转的说法，它的潜台词有可能是简单的违反财务制度，也有可能是损害了公众利益，因为政府的钱都是民众的税金。还有可能是他们以权谋私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在美国绝对就是“经济大案”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政府的工作一般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哪个不想从此有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更何况那些工作时间已经很长，有的也一步步升到了主管位置，谁不希望就此工作到退休，有个完美的工作经历。因此，对于他们七个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你也许注意到了，这一次可不是由政府行政分支以外的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这是白宫在向自己的手下人开刀。记得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许诺过，他上台以后，美国将拥有最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那么，克林顿是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因而严察部下呢？
白宫出了这样的“经济大案”，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谁知道，这被解职的七名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连声地在那里喊冤。他们反过头来像是要“倒打一耙”，指责克林顿所主持的行政分支，因滥用权力才把他们免职的。这样，大家也一下子糊涂了。
事情发生才两个月，参与解雇七名旅行室雇员的白宫顾问，也是克林顿童年好友的福斯特，突然在白宫开枪自杀。尽管从他的遗言和种种迹象看，都显示他是因为承受不了紧张和压力，厌倦生活而弃世的。可是，就算福斯特的死因确是如白宫所宣布的那样，他至少是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他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能让人不起疑吗？胆小的猜测福斯特是因为参与某个阴谋“畏罪自杀”，胆大的干脆怀疑他是让白宫给“干掉了”。顿时乱作一团。
白宫顾问福斯特的死，给本来就很有争议的白宫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罩上了一层几乎是凄凄惨惨的疑云。尽管当时有关那些旅行室雇员的行为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大家已经倾向于从“白宫阴谋”，或者至少是“白宫滥用权力”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件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报纸上成了“旅行门”。这时，距克林顿上台刚刚还不到半年。
这个时候，克林顿的白宫一方面竭力澄清福斯特的自杀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与白宫的各项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宣称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主任戴尔有盗用公款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已经猜到下一步会怎么样了。是的，就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样，终于引发了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和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下的联邦调查局，也同时对七名前旅行办公室雇员进行了各种刑事调查。行政分支下的国税局也开始对他们以前的工作进行稽核。这七名前白宫雇员，不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进入了一生中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原先虽说是在白宫上班，可是，实际上都远在政治圈之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他们都过着普通美国人的非常平静和简单的生活。现在，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竿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像这样由政府机构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像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像前任司法部长米歇尔和尼克松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越轨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那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务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他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他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他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暴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福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挠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拉里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增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的，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解雇了七个小职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照常举行了有关“旅行门”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听证会的形式，你也一定已经在“水门事件”中熟悉了。这一次，前白宫旅行办公室被解雇的七名雇员，全部被传到听证会。这真是今年大选之际，克林顿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之一：这些衣冠楚楚，当了几乎一辈子白宫雇员的公务员，在向全国人民转播的听证会上，以身材高大的戴尔为首，齐刷刷地举起手来，宣誓说，他们下面讲的都是真话。接下来，他们似乎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大吐苦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说，他坚信“行政分支一直不肯放过我”。
国会对“旅行门”的调查还没有了结，国税局的稽核还没结束，克林顿的律师也一再质疑大陪审团对戴尔的无罪判定。所以应该说虽然戴尔被宣告无罪了，可这个事件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的那番怒火，使我第一次真正怀疑他心里明白自己是错的。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恼羞成怒”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当然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写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民众判断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也就是对大选的影响之一。
不管怎么说，前旅行办公室雇员在听证会上宣誓的照片，马上被登上了各家报纸的第一版。大选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煞风景的呢？
可是，克林顿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一个“旅行门”居然还捎带又拖出一个“档案门”来，而且好像麻烦更大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旅行门”的过程中，又发现白宫在开除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几个月后，向联邦调查局调阅戴尔的机密背景档案。随着这条线索拖下去，发现白宫安全室在此期间，超越白宫权力，从联邦调查局调阅了四百零八份前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档案，其中十七份在事情爆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归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的材料，也被白宫调阅。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引起一阵哗然。
这个调阅档案事件，一出来就立即被称作了“档案门”了。因为，这太叫人联想起“水门事件”了。人们当然首先要问，白宫调这些档案去，是为了什么用途呢？原来负责调查“旅行门”的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克林格，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和其他的共和党人马上宣称，白宫调阅这些档案的行动，如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以说是克林顿行政分支行事不当和愚蠢的最新实例。要是往坏的方面想，这就是一种企图找寻共和党政敌不光荣资料的阴谋行为。
既然调阅这些档案是越权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以竞选为目的的对共和党的“侦探”行为，那么，它和溜门撬锁、私闯对手党办公室的“水门事件”，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如果当年尼克松手下的一班人，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就轻松搞到他们所要的资料，他们何至于还要采取风险那么大，结果那么狼狈的“水门行动”呢？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事情一出，大家马上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两厢情愿”才做得成的。当年尼克松之所以搞出自己的一套“管子工”之类的“白宫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不配合白宫的违章运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这是白宫方面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了什么问题。
作为白宫方面，克林顿马上做出道歉，并表示他作为总统愿意负全部责任，但是他负的是什么责任呢？白宫表示，这是“无心的行政疏失”，总统愿意“为管理不当而负责”。后来，白宫进一步宣布，从现在开始，审查背景必须经过被调查者的同意。
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以攻为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佛利，不仅很快摊出了白宫“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违规调阅档案的数量、日期及一些细节，并且还指责白宫“过度侵犯隐私权”。局长佛利在声明中还表示，是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优先提供档案给白宫。但是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白宫的“诚实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和他本人都成了受害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未能有效看管档案，以防“疏忽或有意的滥用”，局长佛利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采取广泛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信誓旦旦：“我向美国人民保证，在我监督之下，此事不会再发生。”
在“水门事件”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联邦调查局是所谓的“联邦独立机构”。虽然说，按照线索去牵的话，它还是白宫下级的下级，它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但是，并不是司法部或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层白宫，想要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自己宣布设立的。
这一类的“联邦独立机构”在权力构架上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的“出生证”都是由国会签发的。在它们“出生”的时候，都由国会给它们制定了章程，这些章程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样，也只有国会，才有权签发它们的“死亡证书”，宣布解散它们。因此，它们的命脉是掌握在国会手中的。
当然，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中心，是供各个机构必要的时候查询的。但是，不论是哪一个机构，哪怕是白宫也好，都无权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调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地调阅对手党成员的档案了。
其原因就是，在美国，众所周知，行政分支的大忌就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走得太近，因为这是美国人和国会最担心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一旦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成为一个危险的“警察国家”就只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如果要想在他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他的要诀并不是迎合他在行政线索上的上级，如司法部或是白宫，而是他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给它立下的章程，保持和白宫的适当距离。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档案门”出来时的表态了。他所做的努力，就是试图在大家和国会面前，显示他和白宫的这种距离。
对于“档案门”发生的原因，白宫的说法显然是一个临时抵挡的招数。事情已经出了，不出来表态肯定不行，不管别人信不信，总得先出来挡一把。我想，克林顿的白宫肯定知道这样的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算是“行政的无意疏失”，为什么，偏偏调阅错了的都是共和党人的档案，而且数量又那么多。至少，共和党就绝对不会满足于克林顿和白宫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档案门”甚至都不用花费国会的额外时间，去讨论和通过是否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和举行听证会。因为，“档案门”是在“旅行门”的调查中捎带出来的。原来的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只需“一会两查”即可。所以，可以说，“档案门”一出来，国会的正式调查和听证会马上就开始了。由于“档案门”看上去非同小可，所以国会参院的司法委员会也很快举行了听证会。
白宫在虚晃一枪之后，也知道必须提出较为实质性的一点说法，否则很难过关。所以，他们又立即提出一种错调档案的合理解释。
白宫宣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白宫的人事安全室需要查阅进出白宫者的背景，这是一种正常调阅。可是又如何解释，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内都要进入白宫呢？白宫进一步解释说，白宫人事安全室向联邦调查局调阅“出入白宫者”档案，通常是根据美国特勤局所提供的持有“白宫出入证”者的名单。而毛病是出在特勤局，他们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的名单，因此，错调档案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又是向公众转播的，我们也恰巧看了那天的听证。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特勤局助理局长断然否认白宫的这种说法。首先，他说，白宫所说的特勤局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名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电脑资料最多三天就更新一次，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再说，这位助理局长宣称，他们的电脑对于“出入白宫者”的记录系统“很复杂，也很难说明”，但是，经过他们的彻底调查之后，发现特勤局的电脑根本就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份名单。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一些背景档案被白宫调阅的人，也出来作证，表达他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愤怒心情。其中有一些是原共和党总统的助理。例如前总统布什的助理格博就表达了他对政府行政分支的“欺骗行为”感到失望。另一名布什的助理卡罗说，当年受雇于联邦政府，在联邦调查局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她回答了那些最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她发现这些资料居然不能按照规定保密，这使她感到极为愤怒。
侵犯个人隐私权，就是侵犯公民权的违宪行为，这种认识成为每一个人与自由概念密切相连的公共常识，这也是美国长年累月的教育的结果。这种概念，在美国确实是比在其他一些国家要强得多。
在“档案门”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来访，当时正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于是，平时十分单调的亚特兰大市，也就成了一个旅游热点。而真的要去玩的话，这个城市可玩的地方还真是不多。于是我们来到了美国的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为这个闻名世界的由特纳创办经营的电视网，它的总部正是在亚特兰大。在美国，所有的这些电视台、新闻中心都是私营的，节目好坏全看主持人的水平和临场发挥。在他们组织的一些“谈论节目”中主持人见机行事，轻松自如，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
这个电视新闻网的总部从外面看，是一幢并不起眼灰秃秃的大楼，里面的中庭却十分壮观。办公室都是大玻璃面对中庭，所以参观者可以看到不少他们的工作过程。如果你花钱买票的话，也可以一直进入内部，站在离那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三四米的地方，看他们最有名的“新闻提要”节目的现场播音。我们进去参观的这些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是慕名而来看个稀罕。
可是，在我们回到大中庭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庭里布置了一个演播场，这个演播场只用简单的围栏围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著名的“众说纷纭”节目，就是在这个到处有游客在旁边走来走去的敞开的演播场里现场直播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主意，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设想。
这个演播场用先进的设备，保证与外界，例如首都华盛顿，请到的一些知名人士的现场对话。然后，它需要的就是参与“众说纷纭”的观众了。每天，一早开始，就有两个年轻人站在演播场的门口，向在大厅里参观游荡的人们介绍今天“众说纷纭”节目的议题，内容一般都是当前与美国有关的、有争议的重大事件或时事新闻，希望人们能够参加当天的现场直播节目。他们发票给愿意参加的人们，票子是免费的。
那天的议题，就是“档案门”。可惜，我们还要赶当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的飞机，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前，当天“众说纷纭”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
场内已经坐了满满的一场人。现场有很大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是被邀请当场回答大家问题的有关人士。我记得那天有千里之外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我趁着我的朋友在大厅礼品店选礼物的时候，站在演播场的外围看了一会儿。
这是现场直播，场内参与讨论的人们，就是那一天像我们一样，偶尔来到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参观的民众。这些人不仅来自全美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真可谓是“众说纷纭”，想说什么说什么。
当时正谈到“档案门”事件中，对于白宫违规调阅所引起的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的看法。一名来自瑞典的年轻人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既然政府部门已经留存了你的档案，本来就是要被人查的，谁查都一样，白宫无疑是最有理由查阅的部门。主持人马上问他，那么如果是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想呢？那个瑞士年轻人回答说，我不在乎，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档案要是需要查，那就看吧。
只见他话音刚落，现场马上举起一片手来。被主持人叫起来的一个美国女孩子马上激动地说，那怎么行，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留隐私是我的权利。
三个月以后，就有一个叫做“司法观察”的监督组织，代表五位前白宫低级职员，提出了一项要求九千万美元赔偿的集体民事诉讼。指控对象从克林顿、第一夫人希拉里，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几个前白宫顾问。指控理由就是被告不当处理前白宫工作人员的背景档案，伤害到了这些人。这场官司刚刚开始，可以预计，这个“档案门”事件仅仅就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保障公民隐私权的第四修正案，就还会有一大堆麻烦跟在后头。
然而，对于“档案门”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关注焦点。它的关键还是牵涉到一个违规的政党运作，就是白宫是否违法搜集对手党“黑材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白宫人事安全室主任利文斯特，他就是一个靠“助选”进入白宫的“总统顾问”。他的直接上司就是已经自杀的前白宫副法律顾问福斯特，利文斯特甚至还被人指认，在福斯特自杀以后，曾经从福斯特的办公室里取走一箱文件，这一直还在调查之中。
尽管利文斯特也只承认调阅档案是一个无意“疏失”，可是很难使人信服。尤其是调阅的档案中，还包括了被解职的前白宫旅行办公室雇员的背景资料。说是调阅他们的档案完全是无目的的“疏失”，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不管“档案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利文斯特在白宫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在短短的一段留薪停职以后，他很快宣布辞职了。在辞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他承认的白宫违规调阅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已经超过七百份。当然，对“档案门”的调查，并不会因为利文斯特的辞职而结束。
同时，由于白宫安全室主任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而已经辞职的利文斯特显然不符合条件，他只是一个“助选功臣”。所以，又展开了关于利文斯特被“错误任职”的调查，在调查中，又一次有人提到利文斯特的任命与克林顿夫人有关，白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可是，居然也一直找不出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个任命。
就在今年的总统选举日不到两周的时候，克林顿所任命的司法部长雷诺，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要求，让正在调查克林顿的另一个案件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进一步扩大调查作业，同时调查“档案门”。联邦上诉法院立即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在“水门事件”里已经熟悉了的程序，也是美国人在“水门事件”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时，运用得很自然的一些调查程序和调查手段。现在，你也看到了，行政分支的司法部长对于总统来说，有时会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这也是当初国会在审查司法部长的任命时，显得十分苛刻的缘故。
司法部长雷诺在这个大选当口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一定经历了再三犹豫。只是不论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她是迫于国会压力，还是她完全出于对正常程序的执行，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有一种必然的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谁都知道，如果克林顿没选上，新的共和党总统会组一个新的内阁，雷诺作为克林顿的司法部长不可能留任。如果克林顿选上了，他也有一个重新组阁，重新任命部长的机会。雷诺在大选前夕对克林顿做出深入调查的指示，完全有可能使她在克林顿连任之后失去部长职位。所以不论从哪一种大选结果来说，站在她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她绝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当一个制度运作成熟的时候，就会促使一个司法部长在其位，行其事。你一定还记得，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里，就有两名前司法部长被判入狱。
在“水门事件”以后，其实所有的人都相对吸取了教训。所以，克林顿对于层出不穷的调查，虽然始终在挣扎，但是，还没有尼克松那样公然硬顶的情况出现。在各项调查中，克林顿与国会最大的冲突，还是对于被要求交出的各种文件，白宫尽可能拖延或拒绝，但是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那样的独立检察官任命风波。现在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过程相对平稳得多了。对于这一类制度性的程序，似乎已经被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你也许会问，司法部长雷诺要求独立检察官扩大调查，插手“档案门”，那么，这名独立检察官在此之前已经在着手调查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呢？这是在克林顿1993年一上台就开始的“白水门”。“白水门”是影响更广、枝枝蔓蔓更多、调查范围更大的一本与克林顿夫妇直接有关的“陈年老账”。这封信已经够长的了，“白水门”我还是留到下封信再写吧。
来信。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