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高兴。你说上封信看故事看得津津有味，我得赶快再继续把故事讲下去。
你一定还记得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下令所有南方的公立学校，必须以一个“审慎的速度”，结束种族隔离状态。你从北方志愿者在南方的长途汽车挑战中，就可以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个要求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对于遍布南方每个角落的公立学校，如果都限时限刻，“全面开花”地要求做出一个重大改变，在一些地区可能会触发普遍的严重骚乱。所以，“审慎的速度”确实是一个必需的附加条件。
可是，什么是“审慎的速度”呢？这对于不同地区，甚至对于各个社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的南方学校，虽然不是立即执行，但是都逐步逐步地执行了最高法院的命令。这里，一方面是南方对于体制的认同，导致对最高法院权威的服从；另一方面则是时代进步改变了他们，他们不管是否喜欢和接受这样一种结构，但是，他们至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抵挡这样一个历史潮流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他们也就从善如流了。如南卡罗来纳的州长，就明智地出来宣布，让民众明白，种族隔离已经是南方历史，“到现在为止，一切结束了”。于是，原来聚集的民众也就渐渐地散去。一个州的新时代也就这样悄悄开始了。
可是在南方深腹地的几个州就不同。首先是他们的类似州长这样的头面人物，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这些州的选民，都是一些低教育的乡村居民。这些地区在当时都相当封闭和保守。那里的行政官员，都是这样的选民的产物。他们本身也许是聪明的，可是，就得看把聪明放在哪一个方面了。如果他的着眼点完全是获取选票，那么，在这样的地区，他很可能选择“顺着当地民意”，而不顺历史潮流。结果，在这样的选民和当选者的恶性循环下，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就可能发生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故事。
在当时的公立学校的种族合并的过程中，大多数平静过度的南方学校都无声无息地越过了这个历史门槛，没有人会对它们有太大的关注。还有一些合并得相当勉强的学校，可是它们引起的冲突并不大。往往是第一批进入南方白人大学的黑人学生，在上学第一天在跨入校门的时候受到围观谩骂，可是在进去之后，一般来说，试图阻挡的人也就认了。而少数几个引起严重冲突的学校，却有着极大的新闻价值，成为轰动全国甚至惊动世界的热点。这些学校常常是僵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被历史逼着实行种族合校，所以合得特别晚，而且合得惊天动地。其中最典型的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和亚拉巴马州立大学。
上封信里我向你提到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在1955年做出有关公共教育必须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定的。而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的州立大学，就以“审慎的速度”为借口，一直到进入六十年代，还没有实行种族合校。可是，显然它们经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最高法院判决形成的压力，还有就是来自南方各地的纷纷实行种族合校的消息。坚持不收黑人学生的学校越来越少，最后的几个“碉堡”显然感到很孤立。再者，就是1955年的判决，事实上成为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原始推动力之一。民权运动转为主动出击后，也开始向这些“碉堡”发起“进攻”。
向密西西比大学的“进攻”，是在1961年的5月。一个名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该校提出入学申请，遭到拒绝。在美国，各个领域的操作都强调公开性，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相关的操作，更是如此。所以，像公立大学这样的地方，一名学生不可能被无故拒绝。学校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拒绝一名学生入学。所以，如果他的成绩各方面达到了要求，学校不能暗箱操作，不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说，我们研究过了，你就是不行。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这是最基本的操作规范，即使在南方，也是如此。如果学生被拒绝，又没有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马上就可能告上法庭。
于是，在杰姆斯·麦瑞迪斯遭到密西西比大学拒绝之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立即派了一名律师，开始为这名黑人学生上法庭打官司。经过不懈的努力，在第二年，即1962年的6月，他们终于在上诉巡回法庭胜诉。法庭签署了发给密西西比大学的禁制令，强制学校必须让这名黑人学生登记入学。三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个判决。
在一般的南方学校，这样的终审判决已经基本上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在较为温和的南方，反对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太强。在极端南方，民众本身非常顽固，可是他们又都是低教育的分散的平民，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进过大学。他们兴许会在黑人学生上学的第一天在校门口吼叫，可是，一进去，他们也就散了。此后，木已成舟，他们也只能默认了。当然，在一些地方会出现个别的KKK极端分子，因此走向暴力。例如扔个土炸弹，甚至谋杀黑人。但是，这已经是极个别的情况。在一个法制传统较强的地方，大多数人毕竟知道触犯刑律对自己是危险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强硬的南方领袖人物站出来，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当时情况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都是因为他们的州长站在抗拒的前沿。结果，大大强化了民众的情绪。州长在校门口一站，说是要阻挡黑人学生入学。这么一来，即使本来没有想来闹事的人，也会很有兴趣要来看个究竟。只要人一多，情绪互相渲染，“广场效应”一起来，局面顿时就很难说了。
密西西比州位于美国南方深腹地，它的州长罗斯·本内特，被称为南方最有“战斗力”的一名州长。在最高法院的禁制令下来以后，他立即上电视讲话，宣称他下面的州政府官员，是宁可坐牢也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他的这番讲话一发表，形势马上就变得严峻起来。联邦政府也因此而派来了执法队员。
1962年9月20日，麦瑞迪斯的律师宣布，当天这名黑人学生要去学校注册。警察立即封锁了学校。由于这是一个属于州政府的公立学校，所以校管会干脆指定州长为这名学生的登记负责人。麦瑞迪斯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黑人，他的律师是一名白人。除了他的律师，同时陪同他前往注册的还有四名联邦执法队的队员，以及联邦司法部的律师。那一天本内特州长本人并没有来，是副州长鲍尔·约翰挡在校门口，终于在大学的校门口与前来登记上学的这一批人相遇。副州长对麦瑞迪斯说，你的申请被学校否决了。联邦执法队的官员在交涉不通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形势，没有强行执行禁制令。联邦一方还是尽最大可能防止冲突的发生。他们退了回去，第一次入校并没有成功。
按照法律再推下去，就应该对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禁制令的大学官员，起诉藐视法庭罪。黑人学生这一方就循着这个路径走。虽然在一开始被一名地方法官拒绝，可是，这条路无疑是可以走通的。所以，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立即签署了一项州的行政命令，命令是发给州警察的，要求他们如果有任何人在黑人入学的案子中，企图逮捕州一级官员，或者企图对州官员罚款的，就逮捕来人。这显然指的是可能出现的前来执法的联邦执法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在冲突的双方，不是黑人和美国政府，而是一百年前老局面，就是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阵营和极端南方的对峙。而与一百年前本质不同的，就是时代不同了。极端南方在这个年代已是强弩之末。它的阵营已经大大缩小了。不论南方如何自我封闭，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在逐步跟上一个历史潮流。
对于此案牵出来的“藐视法庭罪”，在联邦上诉巡回法庭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该法庭认定密西西比州的州长本人，犯有“藐视法庭罪”。可是，在密西西比民众情绪已经完全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时候，联邦法庭判了州长有罪，又如何执法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密西西比大学的校管会不顾州长的立场，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接受麦瑞迪斯为这个大学的第一个黑人学生。在南方，大学始终是变革的前沿。最保守的则是低教育的底层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本内特州长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依然宣布拒绝麦瑞迪斯的入学登记。他说，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密西西比州的和平、尊严和安宁”。就在本内特州长做出宣布的第二天，1962年9月21日，密西西比的校园里又一次布满了州警察。麦瑞迪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入学尝试。在他们到达校园时，人们紧张地注视着这名黑人学生走向校门。这一次，在他接近校门的时候，副州长鲍尔·约翰默默地走开了。在最后一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黑人学生麦瑞迪斯终于成功地走进了校园，虽然受命负责他的入学登记的本内特州长还在僵持，但是，进入校园本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更何况，校管会已经宣布他的入学申请被批准。到了这样的地步，事件应该接近尾声了。可是，在整个事件中，本内特州长的强硬态度和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已经给极端南方星散在各地的类似KKK这样的极端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密西西比大学所在的这个小镇，成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个也叫做牛津的小镇上，挤满了来自整个南方的极端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本内特州长一次又一次与联邦政府对抗的强硬表态，使得人群已经过度亢奋。他们等着本内特州长领导他们与联邦政府做一次决战，这个群体的特性本来就是教育水平低下、缺少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更是人心沸腾。在他们中间，还有着大量的狂热的年轻人。
当副州长给黑人学生让出了校门的时候，本内特州长也应该清醒了。他至少应该明白过来，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大学的校管会已经批准黑人学生入校，副州长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转变。事实上，州的国民兵也表示愿意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控制局面。他的僵持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可是，密西西比大学校园里已经挤满了一片黑压压的被他自己煽动起来的人群，本内特州长此刻就是想退，也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些期待的人群已经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南方“英雄”居然向联邦屈服。
在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再三劝说下，本内特州长终于决定让步。让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确实看到了僵持没有意义。他看到，自己的支持者，只不过是那些聚在校园内狂热的底层民众，而真正有点脑子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他所坚持的立场。本内特州长和总统做了个交易，就是他同意让步，但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有些借口。可是，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敢在预定的时间宣布他的退让。因为他发现，当初由他煽动起来的一把烈焰，如今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熄灭了。现在他出来宣布这个退让，已经太晚。这个宣布假如早一两个星期的话，兴许是一筒灭火剂。错过这个时机，同样的表态，反而是火上加油了。这个时候，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着怎样的历史责任。
黑人学生麦瑞迪斯是在9月29日再一次来到这个小镇的。第二天，本内特州长终于给他作了入学的注册登记，尽管那天是星期天。当晚七点钟，校园内的人数已经超过两千名，已经出现一些攻击记者的暴力倾向。他们骚动不安地聚集在那里，本内特州长又一次发表了他的电视讲话。他为自己的退让辩解说：“我的心在说，‘绝不！’可是我的理智却憎恶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可是，流血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本内特州长也许无法否认，这场流血事件，和他在历史关头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半小时之后，不知为什么，密西西比州的交通巡警全部撤离了校园，只留下联邦执法队和校警。警力的减少使得局势的发展更为复杂，最终终于酿成一场暴乱。夜幕的遮掩也是暴乱的原因之一，人们的顾忌被黑夜抹去。所谓的一夜暴乱，其实只有几个小时。整个过程只是一种狂乱的发泄。期间暴乱者曾经企图冲击学校注册的行政大楼，想把那名黑人学生抓出来，好在他当时正在宿舍里睡觉。可是，混乱中最终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名是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当时有一名受伤的执法者，居然因为救护车就是开不进来，所以躺在地上几小时无法送医院救护，场面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密西西比大学发生的一夜暴乱，惊动了整个世界。美国的一个州，就像一个小国家。所以，这和整个州的民众风格是有关的，和这个州的领袖人物是否有历史眼光也是有关的。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在以前的信中，我们曾经谈起过，在美国独立的时候，当时的十三个州里，南方在蓄奴问题上最极端的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了。然而经过漫长岁月的进步，虽然这两个州的民众还是持有相当强的“南方观点”，也不排除依然有个别极端KKK分子以暴力手段，抵挡历史的潮流。可是，从整体来说，他们的状况已经比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要好得多。在州立大学的黑人入校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的风波。这和州的领袖人物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最典型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赫林。
从1959年到1963年，赫林在南卡罗来纳做了四年的州长，这正是南方的变革期。他作为南方的一个州长，也经历了认识的转变。1963年1月9日，赫林州长在州的立法机构州议会上，以这样一番话，作为他的离职演说：
我们都在那里争辩说，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的判决（指结束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不能算是我们南方的法律。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同意，这已经是我们南方的事实。我们提出异议，运用州的主权、立法提案、个人对抗等等，统统都试过了……而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卡罗来纳已经在所有的法庭上都败诉了。假如所有的合法手段都已经用尽，那么，我们的州议会就应该使南卡罗来纳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政府。正如我们一向所坚定表现的那样，今天的我们必须认识到100年以前的教训，我们必须朝着对南卡罗来纳有利，同时也对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利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必须有尊严地完成。这个转变也一定要在法律和秩序之下完成。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带来进步的跨越，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
你一定从赫林州长的这一番话里，体会到了“游戏规则”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不得不又一次想起在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和他的继任对于战后重建南方的观点。说到底，林肯总统战后对南方唯一的要求就是，南方的领袖们带领南方，回到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中来。可怕的并不是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地区对于某一个问题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可怕的是在一场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从此再也建立不起这样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到那个时候，国家就陷入真正的危险了。
在南方的深腹地，人们似乎还生活在一百年前南北战争的时代里。他们对于一个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种族合校问题，在当时产生的强烈反应，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和历史心态里。这一点，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风波中，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亚拉巴马州，就是马丁·路德·金领导公共汽车罢乘运动的地方。它和密西西比州一样，当时在美国都是相当封闭的，尤其是它的一些小镇和乡间。当年《汤姆叔叔的小屋》故事描写的就是这些地区的黑人故事。自从南方在南北战争以后实行种族隔离，摆出了要建立南方自己的秩序，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架势之后，南方尤其是这些南方深腹地，与北方之间就一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当时亚拉巴马州的州长叫做乔治·沃利斯，由于他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典型性，使他在美国的无数州长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历史名人”。最近还有一部影片，就是介绍他的生平的。拍出这部电影的人，显然不仅是对这名州长本人感兴趣，因为这名州长的整个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经历”。
民主和自由那种四字成语一样的神秘联系被打破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它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在历史上常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与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由多数人掌局还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掌局的区别。相对后者来说，它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它并不一定是全体民众的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对于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结果完全可能演变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美国南方的历史，就向人们做了一个清晰的示范。
毫无疑问，当时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乔治·沃利斯州长的当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南方深腹地，大众民主的意味更强，精英政治的成分更低。在黑人基本上不参与选举的情况下，那里的民众都是教育水平低、生活水平也较低的白人劳动人民。他们推举的州长，当然必须符合他们的口味。乔治·沃利斯本人，就是这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个平民。他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当选的过程，就是南方民主的有力证据。
乔治·沃利斯的州长竞选，并不一帆风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对KKK这样的极端分子，一直没有好感。当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他没有去刻意奉迎这些人的观点，因为就他本人的思想状况而言，他并不属于这个阵营。结果，他的第一次竞选因此失败。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他的选民因此并不喜欢他。
乔治·沃利斯来自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从小在底层长大，他深知他的亚拉巴马的底层乡亲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应该说，和南卡罗来纳的州长赫林相比，乔治·沃利斯也许没有这么深远的历史眼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赫林州长一样，在认识上高于他的选民。于是，在当时极为保守的亚拉巴马选民面前，他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顺从民意”得到他所追求的州长宝座，要么他放弃他的仕途追求。因为，另外一个可能似乎根本不现实，就是他一时半会儿的确实无力改变他的选民。乔治·沃利斯选择了前者。他开始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成为一个坚定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宣扬者，于是，他顺利当选。
这样一个经历鼓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从此全身心地“进入角色”，自诩为南方的代言人。于是，乔治·沃利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一样，成为一个坚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长。因此，亚拉巴马州大学的种族合并也演变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乔治·沃利斯也把自己将要站在校门口挡住前来报到的黑人学生，作为在选民们面前的一个政治表态。
这个态度一经宣布，亚拉巴马州的局势立即就使白宫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仅密西西比的流血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同时，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的罢乘运动黑人获胜之后，蒙哥马利市也发生过一些对于公共汽车的袭击事件。你一定已经发现，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这样的州里，这种状况几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民主怪圈里。就是什么样的选民塑造了什么样的州长，而如此一个州长又引导了这样的一群选民。
亚拉巴马大学的种族合校，已经是在1963年6月。就像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一样，亚拉巴马大学的最初两名黑人学生的入学也惊动了法院。事实上，当联邦法官对亚拉巴马大学做出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接受两名符合招生条件的黑人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官员立即表示服从裁决。要对抗的只是州长乔治·沃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真要实践诺言，站在学校入口，阻止种族合校，这已经是妨碍司法的行为。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也就面临着一场危机。因为，在南北战争之后，谁也不愿意采取一种可能导致一场暴力冲突的做法。
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确实在竭力避免“硬碰硬”。他们既不希望强行将乔治·沃利斯州长从大学校门口拖开，又不希望看到最终乔治·沃利斯真的由于阻挡黑人学生入学，因而以“妨碍司法罪”被抓到牢里去。这就像有些南方的官员并不希望马丁·路德·金坐牢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么一来，反而就“成全”他了。当时乔治·沃利斯的顽固态度，已经使他成为该州底层白人民众的英雄。如果他真的因此坐牢，几乎就要“升华”为一个“殉难者”了。这样的效果，显然对于和平地解决这个危机更为不利。
为了避免密西西比大学的流血事件重演，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安排和乔治·沃利斯面谈，寻找解决危机的途径。他们都是民主党的，不过政党在解决这样的政治危机时，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州长乔治·沃利斯搭足了架子，一直表示没空。他是一州之长，是他的选民们选出来的，又不是联邦政府给的官。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司法部部长也只能协商安排与他的见面，而不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会面。乔治·沃利斯要是死活不见，联邦司法部长是毫无办法的。最终，这次见面的安排，还是通过一个亚拉巴马的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才被乔治·沃利斯勉勉强强接受下来。
见面安排在亚拉巴马，由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6月26日飞往蒙哥马利市，前往亚拉巴马州长办公室。他在事后对他的好友谈到，这真是他一生中最怪诞和沮丧的对话之一。他只觉得，他和乔治·沃利斯是完全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他抵达之前，亚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还特地关照下面的人，把州议会大楼前地上的一个五角星标记，用花环盖起来，以防被罗伯特·肯尼迪踩到。因为这是当年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宣誓就职的地方。可不能让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北方佬给“亵渎”了。
这名南方州长和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部长的对话，几乎是重演了一百年前南方和北方的那场争执。乔治·沃利斯振振有词地与罗伯特·肯尼迪抗争的，就是南方一百年来所没有能够咽下去的那口气，那就是：联邦政府无权侵犯州的权利。
在谈话的一开始，乔治·沃利斯就要求录音，他说要把这次对话“留给子孙后代”。对于他来说，也许胸中正激荡着为一百年前的南方委屈“伸张正义”的“豪气”。作为南方坚守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他有着一种南北战争战败前的“悲壮感”。他觉得自己在代表南方民众，说出他们被北方侵犯了的权利。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重要交叉点上，他要他和北方对阵的这次谈话成为一个历史记录。这个时候，我相信他确实认为，真理在他的手中。
罗伯特·肯尼迪却没有这样一种斗志旺盛的精神状态。他和乔治·沃利斯之间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差异，实在也是反映他们在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上的遥远距离。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进入“南方英雄”的亢奋状态的州长，笑笑说，大概没人会有兴趣听这个录音。乔治·沃利斯立即回答说，但愿你是对的，可我却对此表示怀疑。
寒暄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即切入主题。他完全明白这位南方州长的精神是吊在州的权利这个论点上，可是，危机当前，他不想腾云驾雾地对此展开理论性的大论战。他谨慎地表示，他也希望整个问题的解决是控制在地方一级的范围内，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言下之意，联邦也无意干涉州的权利。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作为联邦司法部长，他有着超越“隔离还是合并”这些具体争论的法定职责。
就是说，罗伯特·肯尼迪希望乔治·沃利斯能够理解，在联邦法院对两名黑人学生入学已经做出判决之后，他作为一个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执法官员，仅仅是想履行职责，使得法院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因此，他并不是来讨论这个判决本身与乔治·沃利斯所代表的南方观点之间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更无意带着“北军”前来侵犯“州的权利”。作为南北双方公认的制度中的一个执法官员，他只是希望乔治·沃利斯继续认同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遵从美国常识，不论是非如何，先服从和执行法官的判决。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败诉一方可以继续自己今后的司法挑战。为了达成谅解，罗伯特·肯尼迪甚至提到，“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乔治·沃利斯还是重复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种族合校，亚拉巴马将“州无宁日”。司法部部长奇怪地问他，州长是否真的觉得一个黑人学生去上学就有那么“可怕”。乔治·沃利斯回答说，可怕的是联邦法院和中央政府居然“重书法律”，并且把它“强加在不情愿的民众头上”。他并不认为种族合校是件好事，这事起码是应该推迟执行。州长宣称，根据他的判断，推迟到他这辈人过去都不算长，至少种族合校“铁定不应该是现在”。
罗伯特·肯尼迪再次试图把这位州长拉回一个简单的服从法律的议题上。他再次重申，他们现在讨论的焦点，并不是“分离”还是“合并”，他们所争执的关键是：到底是否执行法庭判决。如果连州长这样地位的人，都可以拒不服从法律，那么以此类推，任何人只要不喜欢某条法律，或者认为该条法律对自己不利，就都可以拒不服从了。如果这样的哲学被认可，整个美国将不知要混乱成什么样子了。
司法部部长显然是要提醒乔治·沃利斯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可是，提到混乱，正中了这位南方州长的意。他得意地指出南方和亚拉巴马州这样的地方，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当司法部部长承认北方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的时候，乔治·沃利斯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安全、安定。不论在亚拉巴马的哪个大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可你们的北方城市就做不到。
司法部部长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简单，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族隔离以后的北方大城市，种族差别和种族矛盾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安定和秩序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司法部部长赶紧把话题拉回他此行的目的，要求州长服从法律，即服从最高法院已经做出的裁决。他们虽然一个是联邦司法部部长，一个是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但是都属各自的行政分支，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服从和执行法庭的裁决是行政分支的责任。司法部部长说，美国总统所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不得不动用国民兵来处理这一类的法律事务，我们希望还是由州一级地方上来处理，像南卡罗来纳州一样。
乔治·沃利斯一听就跳起来了，他说，我作为州长，绝不会让州法庭下令种族合并。亚拉巴马不是南卡罗来纳。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不做出更多的合法反抗。我们这个州绝不这样。
这儿沃利斯说走了火。他这个州长是州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长官，按分权的原则是不可干预司法分支的立场的。他根本没有权力禁止法庭下令。司法部部长马上提醒他，你以前也是当过法官的：“州长先生，你到底打算服从法庭的命令吗？”
沃利斯回答：“我永远不会屈从联邦法庭要求学校合并的命令。”
司法部部长没有办法了，只好又绕回来，长话短说，联邦政府不愿意再发生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那样的流血事件，但是我们有责任动用联邦合法的力量保证法庭的命令得以实行。
司法部部长所说的只是一个美国常识，法律就是这样定的，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司法部长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沃利斯立即抓住这一点，谴责肯尼迪的联邦行政分支企图重新对南方实行“军事独裁”。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动用联邦政府的所有力量。事实上，你今天想告诉我的就是，如有必要，你们就会把国民兵带进亚拉巴马。”
司法部部长立即否认。
尽管双方都知道，如果司法部部长真的派出国民兵或是执法队，也不过是护送两个黑人学生上学的执法“兵力”。但是，联邦司法部长就是不愿明确说出联邦政府要派出国民兵执法这句话，唯恐触动南北战争留给双方的百年伤痛。一百年前这场武力冲突，虽然似乎是北方和联邦“胜利”了，可是，由于这场内战的复杂性和惨痛后果，这是一百年来整个美国始终在反复咀嚼的一枚苦果。甚至在今天，隔三差五的，我们都会在电视里看到对这段历史各种角度的回顾，对这场战争的发掘越多，它的悲剧性越强。北方和联邦政府一方就越不可能单纯维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相反，却显得底气不足，特别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现在是站在亚拉巴马州的议会大楼里。
司法部部长说：“我只是希望事情还是在法庭里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而沃利斯却要逼着司法部长说出来，“如果法庭命令没有得到服从，你们是否就要动用国民兵？”
联邦司法部部长说：“我希望没有这个必要。”
沃利斯然后就大谈了一番，亚拉巴马人民不喜欢联邦中央政府干预州一级事务，他现在正在专注于新的工业发展，这才是真正对黑人有利的实事，有助于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些实事是有意义的，而学校合并和民权运动之类的事都只是虚假的。
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双方却又为怎样告诉门外等着的记者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利斯坚持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其中指出肯尼迪行政分支为了执行法庭命令计划动用国民兵。
虽然对于司法部部长和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看来，这是近似于荒谬的一场“危机”，然而，罗伯特·肯尼迪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谅解，以便和平地解决这场危机。所以，哪会蠢到谈判不成，反而帮助乔治·沃利斯煽动南方民众呢？他当然不愿意在声明中出现对于南方民众具有刺激性的话语。
最后双方同意告诉新闻界，他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此后的几个星期，气氛越来越紧张。沃利斯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硬，抨击肯尼迪行政分支和联邦法庭。亚拉巴马州的KKK成员和极端分子则誓言站在他们的州长一边和联邦政府对抗。
联邦法庭眼见得判决得不到实行，非常不安，因为司法分支自己没有执法的力量，行政分支如果不能成功地执法，司法分支权威顿失，整个制度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制度性的危机解决不好，就像好端端的足球赛因为一个球的裁决摆不平而演成一场群架。一旦打过群架，以后的球赛是不是能太平公正地举行，会不会动辄开架就难说了。
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这一边，面对着历史性的抉择。所幸的是，和一百年前的林肯总统相比，在这次他们与南方州一级政府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充分的合法性。他们手里有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是在履行行政分支的执法职责。而当初南北战争开打时，林肯手中既没有立法分支国会的通过，也没有司法分支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也是此后一百年中，南方提到南北战争反而一副理直气壮、满腹冤屈的样子，而北方有时却显得气短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肯尼迪，并不存在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他所要顾忌的，一是不要无谓的流血，二是不要造成联邦和州一级的伤害性冲突和对立。然而，鉴于南北战争的历史教训，他希望谨慎再谨慎。
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兄弟俩都明白，如果有必要，今天他们是可以合法地派出联邦执法队，强制亚拉巴马州执行联邦法庭判决的。这一切都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之内。现在破坏游戏规则，抗拒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是乔治·沃利斯。如果州长一意孤行，他就犯了法，就可以依法制裁他。只是，说到底，乔治·沃利斯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他的选民们面前的一种炫耀。有这样的州长，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批不可忽视的、极端的南方白人民众。不去主动点燃这个炸药包是肯尼迪兄弟当时慎言慎行的最主要原因。然而，这样的顾虑并不一定被所有的人理解，因此，在一些黑人写的历史著作中，至今仍然批评当时的肯尼迪行政分支“软弱无力”。
一个联邦法官私下告诉沃利斯，如果他抗拒联邦法庭的判决，他就要被判在联邦监狱里关两年。沃利斯的法律顾问研究了一番亚拉巴马州的法律以后发现，按照亚拉巴马州的法律，州长即使犯法坐牢，只要是关在亚拉巴马州境内的监狱里，他就还是州长，不过如果他是关在其他州的监狱里，州长职务就自动中止了，他就不是州长了。
那么，如果他违抗联邦法庭的判决而要坐牢，谁有权来决定把他关在哪儿呢？有权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判他的法庭。法庭是只管判，不管关的。监狱是归负责执法的行政分支的司法部管的。联邦司法部长和他的助手就私下开玩笑说，如果法庭真的判他关两年，他还是不是州长就要由咱们来定了。咱们不仅可以把他关到外州，让他当不成州长，还要把他关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那儿的犯人黑人最多。尽管这只是开玩笑说说，但是他们私下让这种说法透露给了乔治·沃利斯，也许希望这会给沃利斯一点压力。
说是乔治·沃利斯身后有一个“易燃的炸药包”，可不是一句玩笑。联邦法官下令亚拉巴马大学在6月11日务必让黑人学生入学以赶上夏季开学时间。亚拉巴马的种族隔离激进组织闻讯立即举行集会，动员民众支持州长。KKK举行了他们的公开仪式，包括火烧十字架的仪式，有成千上万人围观。各地的其他激进分子纷纷涌进来，甚至包括美国的纳粹党。
联邦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则派出了他的主要助手司法部副部长，连同有将军头衔的联邦执法队官员和国民兵官员前来协助黑人学生注册。
州长沃利斯的态度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宣布，他将亲自站在校门口，阻挡任何企图进入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形势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流血冲突以前几乎一模一样，紧张气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联邦官员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又一次流血事件，可是沃利斯态度如此强硬，逼得他们也无路可走。
预定注册前一天，肯尼迪总统给沃利斯州长一份私人电报，企图最后一次说服他考虑违抗联邦法庭命令而可能导致流血冲突的后果，要求他服从法庭、做出让步。沃利斯州长立即强词夺理地回答说，我亲自到场就是保障和平。
第二天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校门口发生的一切，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南方州政府在持续了二百多年的黑白种族问题上的对立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表演。沃利斯州长有一个重要动机是在他的州民面前表现他的英雄作为。各个电视台在校门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亚拉巴马的电视台占据了最好的拍摄位置。他的助手在地上用白笔画出州长将站立的位置，让摄影机调好角度，就像一台大戏即将开场。
亚拉巴马州的国民兵封锁了校区。在沃利斯州长到达校园前一刻，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个声明，谴责亚拉巴马州长阻挠执行联邦法庭判决，使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在亚拉巴马州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现，所以，肯尼迪总统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正式命令这种阻挠联邦法庭的行为立即停止。
九点五十分，亚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到达学校，丝毫没有服从总统命令的迹象。他进入旁边的办公室，等着联邦官员的到来。十点四十四分，一队小汽车缓缓开到，里面是司法部副部长和其他高层联邦官员，当然还有准备注册的两个黑人学生。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台的摄像机详细地录了下来，我们现在还能从文献片里看到当年的景象。
当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大楼时，州长沃利斯出现了，他站在大门口，胸前挂着一根麦克风的电线，就像电视台的现场报道员一样。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前来，说他带有一份美国总统的声明，命令沃利斯停止阻挠黑人学生。沃利斯“唰”的一下伸出手来，像一个执勤的警察一样把司法部副部长一把拦住，他说，他也有一份他自己的声明，他将当场宣读。
他的声明就像是一百年前南方脱离联邦时的宣言的翻版：
作为亚拉巴马州的州长，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站在你面前代表本州及其人民的权利和主权。今天，中央政府对亚拉巴马大学校园的不受欢迎的、没有必要的、没有得到合法许可的、滥用权力的入侵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是对本州的权利、特权和主权的压制……因此，我作为这个主权州的州长，今天特地宣布拒绝中央政府非法剥夺本州的权利。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其他成千上万亚拉巴马人民，如果我今天没有尽到责任挺身而出，他们也会站出来。我宣布禁止中央政府的非法行动。
显然，州长沃利斯唯一能够诉求的还是所谓州的主权。但是，他应该知道，如果说，当年南方对联邦的指责还有法理依据的话，那么如今他却是完全站在一个违法者的立场上，他的声明也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更何况，在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做出裁决以后多年，沃利斯州长站在那里，阻挡的不是联邦的千军万马，而是两个拿着书本要来合法上学的南方黑人学生，再重复这番话，就活像一出闹剧了。
于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平静而一针见血地说：“州长先生，我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这种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所关心的是执行法庭的命令。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任地让开。如果你不让开，我可以肯定地说，法庭的命令最终是要执行的。最终，你我都明白，历史的最后一章是这些学生入学，他们将留在这个学校，他们今天注册，明天上课。”
州长沃利斯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塑一样注视着前方。僵持一会儿之后，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司法部副部长按照预先的计划，还是带着黑人学生暂时撤走了。在整个过程中，黑人学生自始至终坐在汽车里，司法部副部长没有把他们带到大楼前，没有使州长与黑人学生直接发生入校与阻挡的冲突。那么从技术上讲，州长沃利斯还没有违抗法庭命令，阻挠黑人学生，他只不过是拦住了几个联邦官员而已。这样，联邦当局就还没有必要逮捕他，因为真的逮捕他而引发联邦政府和亚拉巴马州的对峙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决定尝试另一个合法途径，他签署了一个合法命令，命令亚拉巴马州的国民兵立即归联邦政府指挥。于是，亚拉巴马州国民兵中最受人尊重的亨利·戈拉汉将军，奉命开赴亚拉巴马大学请州长离开。为了避免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出现“军事行动”的恶劣印象，戈拉汉将军受命只带了四个民兵，这四个民兵也都是本地居民。
这一切安排要花几个小时，所以当戈拉汉将军来到亚拉巴马大学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沃利斯一刻也没有离开大楼，当戈拉汉将军走近时，他又出现了。戈拉汉在离沃利斯数米外站住，脚跟一碰，“唰”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用沙哑的嗓子说：“州长先生，我有一个令人痛心的责任，请你离开这儿。”
沃利斯从口袋里又抽出一张纸，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指出自己身为州长，是亚拉巴马州国民兵的最高指挥官。他指责联邦政府实行军事独裁，而亚拉巴马人民面临的是一场保卫宪法的战斗，“我们终将胜利”。然后他也来了一个立正敬礼，在戈拉汉将军回礼以后，他走下台阶，乘车离去。几分钟以后，两个黑人学生顺利注册入校。
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在双方都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结束了。不难看出，亚拉巴马州国民兵司令戈拉汉将军的明确立场是至关紧要的。事后，他曾说过，他之所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责任”，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州长是他的上司。但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有过立法，就是联邦政府如果决定动用州国民兵，那么他就是受合众国总统的指挥。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一幕是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南方州权之间所发生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峙。一百年前，就是这样的对峙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但是现在，却只剩一些象征意义了。
你一定会问，要是戈拉汉将军认为自己应该听从州长的命令为本州效力，而不听合众国总统的命令，或者，沃利斯州长号召其他武装民众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反正民众手里有的是枪，而且亚拉巴马民众中有很多人正在火头上，一点就着，那么，会不会再来一场内战呢。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过去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州出于和南北战争前相似的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或利益冲突而坚持要分裂，说什么也不肯待在合众国联邦里了，那该怎么办呢？还要不要维护合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派兵讨伐叛乱？
我和很多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十分明确，不会。
我的朋友迈克跟我细数过如今不再会发生一场内战的原因。
首先是引发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尽管按照宪法，仍然有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但是各州之间的流通和交流和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一百年前的一个州即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已经在美国大大淡薄了。现在的美国人，依然有对于州的主权的认识，却也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观念。
同时，通过民主机制百年的运作和调整，美国国内不再有南北战争以前那种尖锐而难以调和的冲突。说到底，南北战争的尖锐矛盾是一个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战争的爆发，也说明当时双方的处理都并不是妥当的。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美国人的认识深度。当战争过去，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化解仇恨，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更理智、更理性、更聪明起来。否则，那六十万属于南北双方的父老兄弟的血，才是真正地白流了。
现在的美国，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问题。相反，富人和穷人、白人和黑人、南方和北方，更多地有了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味道。矛盾当然是永远有的，但是大家都有点儿明白了，依靠这个制度来调和矛盾恐怕是最明智的做法。法治为调和矛盾提供了更为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和场所。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对那场兄弟相残的战争的反省，政治家们也达到了一个共识，无论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什么矛盾冲突，再用一场战争来解决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接受的，任何人向内战跨出一步，就会身败名裂。
这就是肯尼迪兄弟和沃利斯州长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周旋的原因，也是戈拉汉将军明确站在联邦总统一边的原因，恐怕也是沃利斯州长最终顺着台阶让步的原因。事件看似惊险，结果实属必然。
人们在今天都已经有足够的智慧看到，一个国家的各民族，各部分之间的最有力维系，是互利共存，而美国人民一百年来的努力正是在完善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能够保障互利共存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逼迫维持。
经过那么多的历史风波，美国已经学会了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它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使得留在这个联邦里的“州们”，个个获益匪浅。同时，自治在今天，依然是美国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理念之下，各个州和区域的个人，能够享受到最充分的自由。在历史的反省中，美国主流思想中一直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在曾经是长期封闭的极端南方区域，也已经普遍被接受。在人性的觉醒上，特定的南方已经不再明显地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区域。发生的问题，人们也已经习惯了遵从游戏规则，寻求在合法的范围内一步步地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早已修炼到这样的悟性，就是一个中央政府要做的，不是考虑如何强行阻止“独立”，而是如何给民众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庆幸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能留在这个联邦里。美国最近在对待它的托管地波多黎各的前途的时候，也决定让该地的民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自行决定。也许，他们会选择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许，他们会选择独立。无论如何，拥有选择权利的是波多黎各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亚拉巴马州立大学门口的那场对峙和平收场，肯尼迪总统一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本来已经预定了晚上的电视讲话，如果亚拉巴马大学出现了密西西比大学那样的聚众闹事的情况，他就将宣布派遣国民兵进入亚拉巴马州执法，强制执行联邦法庭的命令。现在事情和平收场，不必采取什么强制手段，当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肯尼迪总统决定，他不取消当晚的电视讲话。就在那次电视讲话中，总统向全国人民宣布，他将把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递交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法案大大地扩充了联邦政府权力，这一步跨得如此之大，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被国会所通过，所以总统在此之前也已经把法案捏在手里很久，迟迟不敢提到国会去。
作为总统和司法部部长的肯尼迪兄弟，比任何人都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南方黑人民权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要确定保障民权的立法，也就是把它纳入全民公认的契约。所以，提出并且使得国会通过新的联邦《民权法》，成为肯尼迪兄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但是，要走出这一步，黑人的民权运动就不能在行为上过激，甚至有时必须做一些妥协。如果黑人丝毫不约束自己，表现得大有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威胁力量的话，就很难使得这个《民权法》在国会得到大多数议员的同情。可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当时的黑人领袖也有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
我以前提到过，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不论是北方，还是中西部，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种族隔离时期。相对南方黑人，他们已经享受了长久以来的自由状态。尤其在大都市里，他们有的是与白人共同生活中发生的，具有现代意味的种族摩擦和冲突。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是完全激进甚至充满暴力意味的口号。他们根本瞧不上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这一套”。比如说，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在当时就一度提出过“白人全是魔鬼”，并且不排斥暴力。而“黑豹党”甚至比他还要激进。
联邦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试图和黑人领袖们沟通，试图让他们理解他和肯尼迪总统所做的一切。有一次他请十几个黑人组织领袖来聚会谈话。可是，谈话一开始不久，黑人领袖们情绪就激动得难以控制。他们痛诉黑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当然，黑人领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整个过程，罗伯特·肯尼迪坐在那里，只有听的份。他事后谈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因为，他想寻求黑人领袖们的理解，共同配合达到保障民权立法的最终目标，这是黑人民权的真正护身符。可是，他们却并不完全理解他正在努力的一切。
新的《民权法案》虽然被送到国会，离被通过却似乎还遥遥无期。1963年的下半年，黑人民权运动声势浩大，马丁·路德·金决定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广场上举行空前规模的黑人集会。肯尼迪总统企图说服黑人领袖们放弃这个打算，肯尼迪总统的顾虑其实很好理解：现在正是国会要讨论和考虑如何处置《民权法案》的时候，国会里那些从南方选上来的众议员、参议员们，本来对日益增长的黑人声势就抱有顾虑，这样的集会必定挑战性很强，还会有一些黑人提倡战斗性很强的、敌视所有白人的“黑色权利”。这样一来可能就堵死了《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路。
可是黑人组织是另外一种考虑，他们意识到，黑人必须自己起来显示他们要求的自由和平等。他们坚持计划举行集会。肯尼迪总统眼看说服不成，干脆公开支持黑人的集会。以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行政分支明确地站到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一边。
好在马丁·路德·金相当好地控制了集会局面。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的二十万人的集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听到这个演讲的录音：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土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演讲，听着这个演讲，你不可能不想到美国黑人几百年的苦难，不可能不想到美国人民，白人和黑人，为了解放黑人，为了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所做出的努力，你不可能不感动。
鲜为人所注意的是，集会当天，肯尼迪总统邀请了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到白宫做客。肯尼迪总统对黑人领袖们说：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被通过。
三个月后，1963年11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带着这个平常的梦，遇刺身亡。
总统的死终于促使新的《民权法案》被国会所接受。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原来是肯尼迪的副总统，他是来自于南方的。肯尼迪总统的死，使他决心全力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以帮助肯尼迪总统实现他生前的心愿。此后，约翰逊总统频频发表讲话。美国的南方人讲的是一种口音非常特别的英语，南方人几乎以这种口音相互认同。人们回忆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听到一口南方口音的总统竭力支持《民权法案》更令人震动的了。
1964年夏，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一个在联邦扩权方面步子跨得那么大的联邦法案，能够在一个黑人群众运动激荡的年代，如此顺利地被通过，这和当时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所有的人带来的震动密切相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约翰逊总统邀请马丁·路德·金等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法案的总统签字仪式。
尽管以后数年里，仍然发生过种族冲突、骚乱，甚至流血，尽管至今在种族问题上仍有困惑、异见，甚至仇杀，但是，不仅美国黑人的一个新时代终于来到，美国种族融合的一个新时代也因此开始了。
这个新时代真是来之不易。
就写到这儿吧。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