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夜路冥想(3)
蕾哪，那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明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m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会，如丝如缕，清晰可辨。一时间，我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癫痕。”这是鲁迅在1925年12月对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工作也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优越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淬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都编的《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晤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谈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捐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躺在棺材里的自己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鲁迅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鲁迅自己说，“用干护身”。去世之前，鲁迅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文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林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满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M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怀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抢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音，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f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着“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这时，肥大的身躯和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公。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里满脸笑容的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着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着经潮的疼痛，她们捏着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他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暧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着，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帐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 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表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阳具。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士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14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淄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4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10岁的生日。据柏杨忡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个月；刘枯，13岁；刘娜，8个月；刘保，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