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夜路冥想(4)
叛徒们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5000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一户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倍左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则已录部分地流传下来。‘推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虹”，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找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庤疮的羊羔，庤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30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疾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热爱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党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措异教徒并对待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积也一起烧掉，在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作滚辙的犯罪人们的奖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小“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读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1．5米。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1926年间月8日晚，移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留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囚此有人以为我是个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守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1928年5月，微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书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20年4个月零5天。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2848页，合打字纸4000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12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1933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5个月内体重猛减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他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籍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20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光十因家或离开同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仕观思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蒙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1943年2月22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造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处”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泊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开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反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仅仅是完成一次命名。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农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叛徒”。
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状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因此，他像磁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里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和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迅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迅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迅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都》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星“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爆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Ilg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老——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西建、齐宜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尚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ZW秋日最了解先生。溜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十国民党之手，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别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地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溜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导迅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会迅的命运。秋白说过，日迅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比愚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同葬。那长沃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男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胜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还是汪晖说得好，“鲁迅不仅‘在’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同时不属于两个世界。”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