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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盛开-2

中国现代民歌在一连串的抨击炮火中,原本高层文化文艺界中的支持力量渐渐有改变立场的迹象,直到商品化的校园民歌席卷全岛大专院校时,以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为代表的支持力量都转向离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评论认为商业介入是民歌运动终结的原因,但校园歌曲是民歌运动的传承这一事实,使高层文化的转向只是支持力量的变更,并未改变年轻人"唱自己的歌"这一初衷的延续。

中篇:淡江--《夏潮》一、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多年来的教训,使我晓得该把"中国"和"传统"分开了,该把"现代"和"西方"分开了,我想登高一呼:"中国就是我,现代就是我!"--民歌手李双泽李双泽1949年生于福建晋江,父亲是菲律宾华侨。他幼年随家人来台,在中学时代开始画画,学吉他和唱歌。在淡江文理学院数学系毕业之后,曾经分别到西班牙、美国学画。在西方音乐的熏陶下,他在回台后每周定期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厅演唱西洋歌曲,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

1973年底,李双泽认识了颇负盛名的歌手胡德夫,随后一起筹划1974年胡德夫"美丽的稻穗"演唱会,也就是杨弦首次正式发表作品《乡愁四韵》的那场民谣演唱会。那时起,李双泽与胡德夫就决定一起努力"要写自己的歌,要唱自己的歌"。据李双泽《歌从哪里来》一文中描述那个冬天与胡德夫、杨弦在一起的情景:冬天的夜晚,洛诗地餐厅曲终客散,门外飘着细雨,这是一段好时光,可以供我们自己演练。不知是谁唱起了杨三郎的《港都夜雨》:"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灯青青,照着水滴,叫我的悉意;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朝哪里去?"凄凄清清的,确是真实的心声啊!可悲啊可耻,我们这一代怎么唱不出自己语言的歌?在唏嘘叹息声中,胡德夫猛然撇出了一把琴音:"打鱼儿呀,游啊游……"喃喃地,声音还哽在喉头。

"唱呀,肯波①,大声唱呀!""Ijustcant!"胡德夫颓然地把钢琴合了起来。

是的,我们无能,我们这一代无法唱出自己语言的歌,多么可耻的事,我们这一群人脑袋里的音符词汇真被强奸了!杨弦带来了余光中的诗,要求在胡德夫民谣演唱会中发表,他在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的咖啡座上,作了第一次非正式的介绍:"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又是一位有勇气的人。杨弦敢把那不能唱的诗唱了起来,又可以不理会台下有人在骂:"干你娘,长江水是圆是扁,你知道个鸟!"唱吧!是歌都可以唱,可是诗人们到哪里去了?世路艰困,他们都回到上帝身边去了?(注:以上资料来源于夏潮网李双泽专栏)李双泽的这篇《歌从哪里来》可以在夏潮网中找到。在文章的结尾,他说:"我要把这篇东西献给前水瓶社的朋友们,并纪念第一次淡江民谣演唱会--那也是北区大专院校的第一次,更想告诉我们后面的人:我们曾经努力地走过一条错的路。"无从知道李双泽写这篇文字时的心情,而他认为的"错"的路究竟错在哪里。但在这篇文字中,那种悲凉与哀伤却使读者更深地体会到这位英年早逝的少年,曾经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

1976年10月,出国游历学习的李双泽回到台湾。他在文中提到的那场淡江民谣演唱会,就是发生使李双泽引起普遍关注的"可口可乐事件"的场所。某些观点甚至认为,当年李双泽为抗议演唱西洋歌曲在演唱会上摔了一个可口可乐瓶是导致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关于"可口可乐事件",一直有多个版本,据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冬,一如其他大学的学生活动一般,位于台北盆地旁淡水镇上的淡江文理学院举办了一场以西洋民谣为主的演唱会,主持人为当时颇负盛名的陶晓清。

节目进行到第二位演唱者,李双泽,这是一位淡江的校友。除了吉他之外,他还提了一只可口可乐瓶上台;他首先与全场观众、第一位歌手及陶晓清之间有一小段问答,大意如下:李(向全场观众):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向第一位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第一位歌手: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国歌外国歌都唱。

李:那么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陶:今天我来主持节目,没想到还要来考试呢!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李:黄春明在他的《乡土组曲》中说:"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够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陶:那么,我们就请您给我们唱几首吧!接着,李双泽唱了三四首闽南语的台湾民谣,包括《补破网》、《恒春之歌》、《雨夜花》等,以及国语的《国父纪念歌》。其间,台下的观众有鼓掌叫好的,也有开汽水瓶的(笔者注:当时一种喝倒彩的方式之一),李双泽有些愤怒地向台下喊道:"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随后李双泽唱了迪伦的Blowinginthewind,然后下台。

陶晓清上台表示,关于中国人唱不唱英文歌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严肃问题,回家之后不妨想一想,但不适合当场讨论,今晚还是以愉快的心情继续欣赏节目。语毕,现场不知谁在喊:"陶晓清!不要掩饰你的洋奴心态。"这个在台北淡江文理学院所发生的未经排演的突发事件,就是著名的"可乐可乐事件",也称为"淡江事件",并由此发展出一支以李双泽为代表,以淡江文理学院乃至《夏潮》为中心的民歌新脉络--"淡江--夏潮"。

…………………………谈及淡江--《夏潮》民歌路线,不得不提到淡江文理学院的背景。

1976年淡江文理学院创建的《夏潮》杂志,一直以支持乡土文学、主张统一为宗旨。诗人蒋勋曾对大学的《夏潮》集团如此评价:因为过度关爱热情而已陷溺其中的小小的台北的文化圈。我们无法因此评定《夏潮》的功过与得失,但在乡土运动尤其是民歌运动中,《夏潮》的确功不可没。尤其在1970年代,《夏潮》集团以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为掩护而进行的台湾左翼文化运动,是台湾历史上颇为重要的一笔。

正因为此,"淡江事件"才能发展成为具影响力及感染力的民歌运动的一支。

1964年接任淡江文理学院院长的张建邦是创办人张惊声之子,被誉为"台籍青年才俊"。进入1970年代之后,他提出了"没有围墙的大学"、"学校社区化,社区学院化"等口号,以促进"校园与社会结合"(王津平、《淡江青年》),受到张建邦栽培支持的英文系讲师王津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策划者与推动者。

早在1960年代末,王津平还是淡江的学生时,就与陈映真、尉天骢等《文季》文化工作者有所接触,参与《草原》杂志的创办与编辑。他在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与李双泽同时参加淡江水瓶社的活动。1972年,在帮助张建邦筹办首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之后,即在张建邦的支持下赴美留学。当时美国校园正处于学生运动风潮的后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津平除了致力于当代美国文学的研究之外,更广泛地接触转型中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包括民歌复兴。

令他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我很快地接受这样一场洗礼,我深深感觉到过去在台湾所受的一场反共教育完全是欺惘……"(《远望》,1989)1975年,王津平学成归台,回到淡江执教。在张建邦的同意之下,王津平与李元贞、梁景峰、曾宪政等老师一起,掌握着《淡江周刊》的主导权,并展开内容丰富的校内文艺活动,包括民歌、小剧场、乡土文学等等。与此同时,王津平亦是《夏潮》的核心成员。改版前的前三期的《夏潮》只是一份普通的《读者文摘》式的刊物,在第四期改版之后才成为一份标榜"乡土的、社会的、文艺的"评论性刊物,延续了从前《文季》与《大学》杂志隐含的左翼立场。

在这样的条件下,1976年冬的"淡江事件"首先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注意与讨论,在演唱会之后出版的最新一期《淡江周刊》上刊登了《民谣演唱会的挑战与反应》特辑,其中七篇文章大多数都在明显地支持李双泽,并对当天演唱会中的听众与主持人颇多诟评。

在李双泽进一步的现代民歌创作被展现之前,1977年3月底在淡江校园内举办了"中国民俗歌谣之夜"的露天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的歌曲分类包括台湾民谣创作歌曲(如史惟亮的《小鼓手》,陈扬山的《长江水》、《早起的太阳》等)、山地歌谣、中国民歌、艺术歌曲、童歌、流行歌曲等等广义上的民谣,其中更以台湾民谣为主,其中以陈达即兴说唱的叙事歌谣最为突出,也最具民歌的原始特质。演唱者除了从屏东请来的老歌手陈达之外,还有吴楚楚、杨祖君(时为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学生)、淡江的学生合唱团(风谣合唱团与淡江合唱团)以及淡江老师与校外人士陈治欣、蒋勋、陈扬山、郑泰安(《夏潮》发行人)等。

当时西洋民歌演唱会也有在户外演出的,如假日公司自1975年起一年一度举办的"假日乡村民谣演唱会"。但在中文现代民歌演唱会方面,淡江的这一场可以说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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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美丽岛》词:陈秀喜改编:梁景峰曲:李双泽李双泽对于"中国现代民歌"代表人物杨弦"表示钦佩,但他不喜欢杨弦的做法,因为所谓民歌就是要大家都能上口,不能加进太繁复华丽的旋律,太具西洋音乐的色彩"(吕钦文,1976)。

他所想要的"自己的歌",首先必须脱离西洋歌曲色彩。根据王津平的观察,这坚持却成为他创作过程中最大的痛苦,因为他"脑筋里都是鲍勃?迪伦的旋律……没有完整的(中国的)音乐语言",因此李双泽的创作曲风显然是比较偏向西洋歌曲的,甚至毛铸伦在首次听到其作品时"直觉地感到旋律方面,有两三首多少透着鲍勃?迪伦的影响在其中"。除了旋律,其简单的和弦与指法,以及粗着嗓子的、未经修饰的唱腔,也跟迪伦有几分相像。

虽然受鲍勃?迪伦的影响很深,但其实李双泽对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为蓝领阶级写的抗议曲再多也不足以道出蓝领的心声,在本质上,他并不是蓝领的一分子",以及"在为孟加拉国义演的音乐会里,他就不该成为唯一收取酬金的演艺者",恐怕鲍勃?迪伦对此也有口莫辩吧。

他最欣赏的真正平民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Guthrie)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痛恨那些使人以为自己生来就是失败者的悲伤歌曲。"李双泽则说:"我们必须真正从庸俗中走出来,那时我们的艺术才可以长久,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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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伤的狂吟如果你(指音乐家)不属于群众,你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如果你是他们的一分子,你可以当"火车头"来拉动他们。现在的问题是火车头没有拘着车身,你跑了,他们的列车还留在后面。

--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与"中国现代民歌"比较起来,淡江--《夏潮》民歌运动属于台湾非主流的左翼文化中的一支,这使得两者虽然都试图在西洋音乐、国语流行歌曲以及艺术歌曲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歌",然而在音乐形式、主导方向、传播网络以及社会资源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不同。稍后蒋勋倡议将这种歌曲称为"校园歌曲",以取代备受争议的"民歌"一词。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此就局限在校园里面,但它与中国现代民歌的取向是颇不相同的,蒋勋提倡的"校园歌曲"与后来唱片工业介入后的"校园"也是不同的,蒋勋所要突显的是一种民歌社群的概念。

"中国现代民歌"中,杨弦以余光中的诗作入词,呈现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中国的怀想,而这种怀想却处于台湾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歌词中的"中国",仅止于古老文化与历史,而非政治立场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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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歌"与"淡江--《夏潮》"存在若干矛盾,尤其是对杨弦作品的批评以及对余光中(包括他的诗乃至他对民歌的推动)的批评。虽然两者都受美国现代民歌的影响,但"中国现代民歌"关注的主要是1960年代末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而"淡江--《夏潮》"则更注重它早期的发展,甚至追溯到美国1930年代的首次民歌复兴运动。美国1930年与1960年前后两次的民歌复兴都给予"淡江--《夏潮》"的民歌推动者不少启示,除了当中的左翼背景之外,对民俗音乐的采集整理也成为推动者非常关注的重点。

在一次题为"歌从哪里来"的座谈会中,黄春明说:如果你(指音乐家)不属于群众,你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如果你是他们的一分子,你可以当"火车头"来拉动他们。现在的问题是火车头没有拘着车身,你跑了,他们的列车还留在后面。(《夏潮》,1978)在这种学院与民间脱节的情况下,批评现代民歌的炮火自学院派漫天轰来,火车头跑掉,列车被留在了后面。

在1978年,《夏潮》试图结合学院与非学院的民歌工作者,让"双方面的人能够有个机会,坦诚地沟通彼此的想法,然后为中国音乐的重建而携手同进",举办了一次公开的民歌座谈会。相较中国现代民歌发展过程中的座谈会均是"相谈甚欢"或者各说各话的情况,这次座谈会却是火药味十足,尽管"非学院"的发言者大多一再表示出对学院音乐家高山仰止的态度。蒋勋发言说:我觉得,我们或许需要有人出来,一方面提醒一下学院的艺术工作者,低下头来,也看一看自己脚跟底下的大众,另一方面也传达一点专业的知识给大众,让大众独自摸索的艺术,能够有专业者经验的辅助而更快地进步,也让专业者的艺术不至于完全封闭于大众之外而枯干乏味。我想,我是以这样的心情,大胆地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夏潮》,1978)陈映真的发言也是"非常仰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条一条非常简单,又真正能表达目前的现实需要和自己民族情感的歌",但是,"如果他们还觉得这些歌曲实在不屑一顾,或者是没有功夫写这种歌曲,那也没关系,让我们大家,这些喜欢音乐的朋友自己来作。作得比较差,没有关系,凡是好的东西,都是从比较坏的东西发展出来的,我们毕竟从没有歌的时代,进入到我们自己写,自己找一条歌的时代……"但是,陈映真在发言结尾处仍不免呼吁:"恭恭敬敬地向受过音乐训练的专家们请求,垂顾垂顾我们这些需要。"而学院派因此是否真的如呼吁那样开始创作通俗歌曲了呢?效果并不明显。以当时被视为学院派跨向通俗音乐创作的李泰祥为例,他所制作策划的试图"把民歌透过大众音乐的形式来表达"的"传统与展望"演唱会依然受到《夏潮》方面的严厉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学院的民歌工作者"指的基本上是从事传统民歌采集与整理工作的学者,编者举出许常惠、杨兆祯、沈锦堂、吕炳川为例,事实上许常惠与吕炳川对现代民歌是持包容接纳态度的,而杨兆祯亦未明显表现出反对现代民歌的立场,游昌发在座谈会中的发言更被视为是"坦诚的,可敬可爱的"。

三、最遥远的路程把玫瑰的芬芳散播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但请绝对把玫瑰的刺保留起来,作为我们抗议的武器,当我们碰到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把刺拿出来,抗议!--民歌手杨祖君一位参与1976年12月淡江文理学院演唱会的在校学生杨祖君,在"可口可乐事件"当天整夜难眠,《补破网》的旋律在她脑海中久久萦绕着。不久,她写了一篇《中国人唱外国人歌的心声》,文章中说:但愿不久将可听到我们自己的歌,而在那些默默耕耘者中,希望我能偶尔发现一两名是今日痛心疾首地在批评"中国人为什么不唱中国歌"的人们!我衷心地期盼着!这篇文章成为激励李双泽个人创作的导火索。

据报刊的描述,杨祖君是一位喜欢穿T恤与泛白牛仔裤的女孩,非常之简约。她从小学习钢琴,接受的是西方音乐教育,以前她对中国的流行歌曲、民乐都没有聆听的兴趣。在淡江读书期间,受民歌运动的影响,她开始自学弹吉他,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接触中国的音乐以及京剧。

1977年淡江举办"中国民俗歌谣之夜"演唱会后,杨祖君通过王津平的介绍与李双泽认识。在李双泽过世后,接续李双泽"唱自己的歌"的理念,对杨祖君而言,是"生命深处的召唤与深刻的文化反省"。杨祖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受到王津平以及李双泽的强烈影响。李双泽葬礼那天,她许下诺言:"双泽,无论你在哪里,有许多人会坚持你的热情、理想、正义,爱民族爱自由,会有更多人唱你的歌……"而对于王津平,尽管毕业之后他们成为朋友,但她仍称他为"老师",因为"他给了我太多教导,不但教我知识,也教我爱人、关心人,教我放弃个人、服务社会"。

1978年的杨祖君,横跨"中国现代民歌"及"淡江--《夏潮》"两条路线:一方面是前者众多歌手当中相当知名的一位,并数度出席跟该阵营直接相关的座谈会;另一方面又是李双泽去世之后其作品的主要传唱者。

……………………此后,杨祖君全心投入民歌推广的工作,她甚至会在郊游时教路上的小孩们唱李双泽的歌。她主动到各大专院校、工厂以及地方乡镇举办演唱会,安排的曲目包括客家、闽南、原住民(当时称为山地)及内地的民谣。节目的安排与一般演唱会不同,她并不以自己为主体,歌曲的演唱顺序也经过精心的设计,形成一系列与台湾社会转型相应的曲目,并随着演出场合的不同作调整。例如在工厂演唱便会从1960年代的《孤女的愿望》唱起,以反映出台湾社会变迁当中工人阶级的心声。李双泽的作品通常是作为压轴,在台上、台下大家唱的歌声中落幕。

…………………………

现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担任助理教授的杨祖君依然是个积极的社会活动者。多年前她曾经写过一本《玫瑰盛开--杨祖君十五年来时路》,纪念那段充满热情的理想年代。但对于民歌手的称谓,她始终是忐忑的,认为自己没有太多个人作品。在2006年滚石再版的唱片《杨祖君专辑》中,年轻的她坐在淡水龙山寺,一脸的坚强与倔犟,难掩秀丽的脸庞。这张唱片的再版,距李双泽去世将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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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1975年一起在台湾开启了民歌运动,如今李双泽去世已近三十年,杨弦也已移居美国二十多年,当年发动民歌运动的三位倡导者,已仅存胡德夫还活跃在舞台上。2006年,胡德夫凭首张个人唱片《匆匆》中的《太平洋的风》获得第十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与"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胡德夫的成就仅仅是这一首歌吗?远远不止。

《匆匆》收录的作品除李双泽于1977年离世前作曲的《美丽岛》、流传于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中失去作者姓名的台语歌曲《心肝儿》、1950年代卑南族音乐家陆森宝创作的《美丽的稻穗》,以及《匆匆》作词为陈君天之外,其余作品均为胡德夫个人创作。

从1970年代初期,保有"夏潮"精神的胡德夫就开始在民间收集各种本土文化和音符,在那个压抑台湾文化的时代,胡德夫是台湾原住民文化运动的有力倡导者。1970年代中期,胡德夫加入了现代民歌推广的阵营当中,把很多台湾乡土民谣发掘并加以整理发表。包括杨弦、李双泽等都从胡德夫那里吸取了很多的台湾本土音乐精华。

也是1977年,杨弦推出唱片《西出阳关》,其中就有一曲与胡德夫合作的《美丽的稻穗》。这首歌年代并不久远,创作于1958年,陆森宝是卑南族的瑰宝,一生作品无数,除了《美丽的稻穗》之外,像《卑南山》、《颂祭祖先》亦人人会唱。尤其是天主教走本土化路线,卑南语的圣诗几乎都是由他创作、改编而成。

陆森宝生前最担忧的是"最近好像不太能作曲了",最后一首歌只写了一半,第二天就因脑溢血意外离世。民谣依旧传承,《美丽的稻穗》成为胡德夫的身份证,他时常演唱这首歌,在不安的岁月里"给自己壮胆"。

在民歌运动的先驱者中,胡德夫是第一个举办自己的作品演唱会的。尽管早在1981年滚石唱片公司成立后的开篇之作《三人展》合辑中,胡德夫就发表了词曲创作《海鸥飞吧》(李丽芬演唱),但自民歌运动之后再次将自己的作品正式录音,已经是1997年了。在那一年《七月一日生》合辑中,胡德夫首次正式录唱自己创作的《最最遥远的路》,此外还在这张合辑中贡献出他与杨祖君1977年演唱《少年中国》的现场录音版本,完成去世多年的好友李双泽的遗愿。

……………………1990年后,胡德夫持续参与本土、两岸与国际之原住民权益促进活动与运动,返回原住民部落,与义父郭英男再度学习原住民的歌谣。2000年开始,胡德夫开始在各地的演唱会中传唱自己的母语歌谣,并致力于卑南、排湾、阿美等族群传统歌谣之采集与学习。因其在民歌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

对于加在身上的光环,胡德夫保持着警醒:"大家一提我就说我是民歌开路先驱、原住民歌谣之父,那让我觉得沉重。如果我算民歌开路先驱,那陈达他们要叫什么?再说原住民歌谣,祖先们早已传唱好几千年了。我唱歌只是因为想唱、想抒发心声,并不是为了别人,为了运动。"胡德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可他依旧唱着,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白发在风里招摇着,让我体会着某种痛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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