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后记
名士风流与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选注》前言
明末著名小品文家王思任说：“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皙，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世说新语序》）傅雷先生在一封给儿子傅聪的信中也谈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魏晋的文采风流叫人神往不已，而《世说新语》堪称这一代风神最生动的写真。
东汉末年，统治者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王道，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集中体现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再也没有人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了，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以记述魏晋文人、名士清谈轶事为其主要内容的《世说新语》，生动地表现了这些士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珍惜、依恋和喟叹，展现了他们玄远的精神、脱俗的谈吐、飘逸的风采和超妙的智慧。
书中所记的士人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才华，爱才甚至于远胜过敬德。曹操欣然领受“乱世英雄”之称，全不计较“治世奸贼”之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又互不买账，有一次桓问殷说：“卿何如我？”殷断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
许询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更相覆疏，王复屈……
——《世说新语·文学》
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真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士人们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种任性称情的生活：“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绝不为名利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企慕的人生境界：“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因为有这种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们才能活得那样洒脱、那样轻松。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荀粲就公开声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世说新语》随处都可见到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叹：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品藻人物与流连山水相辅相成，有时二者直接融为一体，仙境似的山水与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辉：“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语》）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世说新语·言语》
只有优美高洁的心灵才可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对自然的写实表现为对精神的写意，大自然中的林泉高致直接展现为社会中士人的潇洒出尘。
《世说新语》表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不是通过理论的概括，也不是通过整体的描述，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来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通过众多的形象来凸显一代名士的风神。作者只是“实录”主人公的三言两语，便使所写的人物神情毕肖：“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帝的矜持虚伪，顾悦的乖巧逢迎，经这一问一答就跃然纸上。作者从不站出来发表议论，常用“皮里春秋”的手法来月旦人物，表面上对各方都无所臧否，骨子里对每人都有所褒贬。如《管宁割席》《庾公不卖凶马》《谢安与诸人泛海》等，作者于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表达了抑扬臧否的态度，笔调含蓄隽永。
由于书中所记多为名士清谈，所以它的语言受清谈影响很深。魏晋清谈逐渐由义理的探寻转向审美的品味。首先，它要求以简约的语言曲传玄远幽深的旨意，这样才能使名士们“披襟解带”称叹不已；其次，清谈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和俗语，但谈出来的话语又须清雅脱俗，这使得名士们要讲究声调的抑扬和修辞的技巧，义理上的“拔新领异”必须出之以语言的“才藻新奇”；最后，清谈是一种或明或暗的才智较量，名士们为了在论辩中驳倒对手，不得不苦心磨炼自己的机锋，以敏捷的才思和机巧的语言取胜，因而，《世说新语》的语言既简约典雅又机智俏皮。王思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品评：“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因而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世说新语序》）
全书所写的内容为魏晋的名士风流，所用的笔调含蓄隽永，所用的语言简约清丽，这使《世说新语》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为历代骚人雅士案头或床头的宠物。
我们真要感谢本书的编者刘义庆，要不是他组织文人搜集、整理、加工、创作了魏晋士人的这些片玉碎金零缣寸楮，我们就可能无缘一睹名士们迷人的风采了。他是刘宋王朝的宗室，时代上紧接东晋，前朝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不仅记在纸上，也流传于人们的口头，当时还健在的遗老宿臣也许还曾躬与其事，所以他搜集和加工起来，既方便又可信。他本为宋武帝刘裕二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奉敕过继给武帝少弟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为嗣，袭封临川王，历任尚书仆射、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等职。《南史》称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言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他还招聚当世的才学之士，一时如鲍照、袁淑、陆展、何长瑜等著名作家集其门下，《世说新语》可能成于众人之手。全书依内容的不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类。南朝梁刘孝标为原书随文施注，“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涩，捞钱成了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柴米油盐耗尽人们的大部分精力，如今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浅薄，只一味地渴望那种俗气的幸福，只去寻求那种粗野的刺激，多亏了刘义庆留下了一本《世说新语》，让我们能见识见识什么叫超然脱俗，什么叫高洁优雅，什么叫潇洒飘逸……
《世说新语选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