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二章 暧昧立场（1794）
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丹东已经请求国民大会给法布尔一次听证机会，可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所以呢？丹东说。他不愿承认，目前他还不是国民大会的主人，还有，埃贝尔在掌控不同区的权力。“所以呢？我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为了一回单个儿的失败就拧手。我经历过整个事情的过程，赢啦，输啦，再赢啦。有一段时期，”他对露西尔说，“他得到的只有失败。”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他们存有偏见的原因。”
“不在乎他的偏见，”他说。“这个该死的委员会眼下在注意我。只要犯一个错误，他们就赢，我就败。”
这是具有斗争性质的谈话。然而，这可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啊。有人说，丹东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可是，对她来说，他的体格好像已经够健康了。还有人说，第二次婚姻带来的明显的幸福已经使他变得温柔了；不过，关于这些浪漫的废话有多大的价值，她心中有数。在她看来，倒是第一次的婚姻还在影响着他。自加布丽艾尔离世以来，他少了什么：某种果断的心狠手辣。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当然，她希望她错。她相信，心狠手辣将来用得着。
这也是我们眼下的处境：罗伯斯庇尔已经让卡米尔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反复声明。付出的代价：代价是他在讲台上突然停下，几乎当着开心好笑的俱乐部的面哭了。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个“一个受到误导”、正在保护卡米尔的人，为了他自己个人居心叵测的原因，大加讽刺嘲笑。私下里，他四处转悠，偷偷发笑。
科德利埃俱乐部正在寻求指示，要阻止卡米尔，要防止他为了宣传册的目的利用他们的名字。倒不是那样做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德桑拒印再多的期数，而且，别的出版商无人胆敢按照他们所希望销售的那个份数接手这活儿。
“过来跟我一起去见罗伯斯庇尔，”丹东对露西尔说。“喏。把孩子抱起来，我们现在就到他那儿转一趟，制造一场盛大的情感场面。跟他讲和。我们要把卡米尔一起拉过去，如果我们让他好好道歉，你就要摆出共和国家庭的姿态，这样马克西米连就会受到适当的教育。我就会在各色各样的生活举止方面做到与人为善，记住不要用那种贴心的哥儿们的样子拍他的脊背，他觉得那样恐怖。”
她摇摇头。“卡米尔不会过来的。他在写东西，太忙。”
“写什么？”
“革命的真正历史，他说。秘密的‘秘史。’”
“他打算怎么处理它？”
“可能焚烧吧。除此之外，它还能适用于旁的什么目的？”
“倒霉的是，我说过的所有话好像使情况变得更糟了。”
“丹东，我不知道，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罗伯斯庇尔一直在阅读——不巧，他的卢梭——此刻，他正把眼镜摘下。“我不明白，在这个时刻，你怎么说出这些……”这个短语慢慢地拖得听都听不见了，这是他惯有的说话风格。有一会儿，他的脸好像暴露得光光的，经受了令人绝望的骚扰；之后，他重新把眼镜戴好，不过，他的表情再一次变得难以捉摸，含混不清。“我真的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跟法布尔断绝来往，别理睬他了。如果做不到，我跟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愿意——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谈话。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接受委员会的指导，那么我个人将会保证你的安全。”
“上帝啊，”丹东说。“我的安全？你是在威胁我吗？”
罗伯斯庇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瓦蒂尔，”他暗示说。“考洛特。埃贝尔。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我宁愿靠我自己的方式来保证我自己的安全。”
“你的方式有可能会把你毁掉。”罗伯斯庇尔把书合上。“但是要保证他们没有害卡米尔。”
丹东突然感到气愤了。“你要注意，”他说，“卡米尔并没有害你。”
“你是什么意思？”
“埃贝尔总是到处谈起卡米尔，一边咯咯发笑，一边说我保准这绝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这当然绝对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他是没有听懂，还是不愿听懂呢？这就是他的武器，这个职业化了的、精心培养出来迟钝。“埃贝尔正在对卡米尔的私人生活展开进一步调查。”
罗伯斯庇尔猛地伸出一只手，掌心对着丹东；这个动作如此富于表演性，也许是法布尔以前辅导过他吧。
“他们应该给你竖个雕像，”丹东说，“就摆出这个姿态。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知道，在安莱特的那段日子里，你不在身边，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娱乐消遣——多少个下午，在安莱特的客厅里，体面不体面地在闷闷不乐地消磨时光，多少个晚上在西蒂岛上度过，在书面陈述书中做了多少个反常的变更。你从来没有见过佩林先生，是吗？当然，还有其他人。”丹东笑了。“你脸上别摆出那一副样子——没有人觉得卡米尔的品位会跑到你那里。他喜欢那些身材非常高大、长相非常丑陋、对女人始终忠诚的男人。他只是想要他无法拥有的东西。噢，不过，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拿钢笔。之后，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他把笔放下。“丹东，你一直在喝酒？”他说。
“没有。噢，喝的量没有我平时在这个时候喝的量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以前觉得你或许一直在喝酒。我还一直在为你找借口呢。”在这一副善于隐藏事物的蓝色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先是闪到丹东的脸上，然后又闪开。突然没有了情感，似乎已经把他的脸剥开，进入到骨头里去了；他的五官是如此单薄，好像是镂刻在空气上一样。“我认为你已经偏离要点，”他说。“法布尔，我觉得以前是个问题。”又一次，他的手悄悄地向钢笔伸过去；他似乎无法自我控制。
（罗伯斯庇尔的私人笔记本上面这样写道：“丹东说起卡米尔·德穆兰，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把一个隐秘的羞耻的罪恶归咎于他了。”）
“噢，你已经做出决定了？”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是上帝在石头里说话一样。
“我该说什么呢？你期望我干什么呢？我不能拒斥他，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词啊。”
“诚然，他一直是你的亲密同仁。要使你自己摆脱纠缠不容易。”
“他一直是我朋友。”
“哦，你朋友。”罗伯斯庇尔淡淡地笑了笑。“我知道你多么珍重你的朋友——不过，之后我敢说他没有卡米尔的缺点。丹东，国家安全现在是个问题。爱国者应当迫切使国家安全高于他的妻子或者孩子或者朋友。现在没有地方安放个人情感。”
丹东的喘气变得急促起来，泪水从眼中奔涌出来。他揩了揩脸，然后举起发潮的手指。他想说话，可是感到困难。
（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把自己弄得样子滑稽可笑，制造了舞台上的眼泪……在罗伯斯庇尔的屋里。”）
“这样不仅没必要，”罗伯斯庇尔说。“而且也没用。”
“你是个废人，”丹东终于开口了。声音不仅疲惫，而且平平。“不是库颂是个废人，你才是。罗伯斯庇尔，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你有毛病吗？你曾几何时问过你自己，上帝造你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我过去常常拿你开心取笑，我过去常常说你是个阳痿，可是你缺少的不仅仅是睾丸。我纳闷，你还是不是真正的人，虽然我看到你在走路说话，但是你身上的生命元气在哪里呢？”
“我确实活着，”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下看着。他像一位紧张的目击证人，用指尖碰着指尖。“我确实活着。按照我的方式。”
“丹东，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有关法布尔，我们看法不一样。面谈，”他做沉思状，把一只拳头放到另一只手掌上，“毫无结果。”
早上五点半，孔代大街。下面有锤子击打大门的声音，安莱特把被子蒙在头上，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接下来的片刻，她坐了起来，因为被惊醒了。猛地，她下了床：出了什么事？现在出了什么事？
有人在大街上高呼。她伸手去拿睡衣。她听到克劳德的声音，接着，因为惊愕，她的女佣爱丽丝的声音抬高。爱丽丝是个长着少女脸蛋的布列塔尼女孩，讲迷信，待人亲热，手脚笨拙，法语掌握得不是很好。此刻，她把头伸在门口，说，“是从本区来的人。他们想要知道你是不是把你的情人弄在那儿，他们说，嘿嘿，别对他们撒谎，他们不是昨天才出世的，不谙世事。”
“我的情人？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寻找卡米尔？”
“是的，太太，你说得对，”爱丽丝吃吃地笑了。
这女孩正当班。她一只手上拿着冒烟的牛脂蜡烛头。从她身边挤过去的时候，安莱特冲着她猛力闯了过去，结果蜡烛火光从她手中飞出，在地板上熄灭了。埋怨声在一直不停地跟随着她：“那是我的蜡烛头，又不是你的。”
在一团漆黑中，安莱特撞到了一个人。有只手迅速地伸出，然后，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根据此人呼吸的气息，她能闻得出昨晚的葡萄酒味。“这里我们有什么呢？”此人说。她想要挣脱，但是他抓得更紧了。“这里我们有太太在，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够了，让诺特，”另一个声音说。“赶快，我们需要一些光亮。”
有人打开了百叶窗。街道那边的火把像爪子一样翻过了围墙。爱丽丝已经拿来更多的蜡烛。让诺特往后站着，色眯眯地看着。他身穿无裤党人常见的既粗糙又特别宽大的衣服；头上戴一顶配着编织的三色帽花的红帽子，往下拉到了眉毛。他看上去像个畸形儿——要是在别的场合——她要发笑的。此刻，六个男人挤进房间，四处打量着，一边搓着冷手，一边在诅咒。她心想，这些就是人民。这些就是马克西敬爱的人民哪。
把让诺特叫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他长着一张老鼠脸，身穿寒碜的黑衣服。手里拿着一沓子文件。
“女公民，为了健康和友爱。我们是莫蒂斯·斯卡伏拉区的代表。”他把文件上面的材料朝她轻拂过来。“卢森堡区”被划了个叉子，新名字在它旁边给写上了。“我带到这里的是，”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翻遍了整个文件，“一张逮捕退休文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的命令，住在这个地址的居民。”
“这是白痴做法，”安莱特说。“有什么错误。根据什么指控逮捕？”
“阴谋，女公民。我们获得了搜查这个住宅的命令，扣押任何可疑文件。”
“在这个时间你们竟敢到这里来？”
“巴雷·杜彻斯尼火气上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你等不到太阳出来。”
“巴雷·杜彻斯尼？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埃贝尔不敢攻击卡米尔，所以他派你和你的一帮人来恐吓他家人。把那些文件给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逮捕令。”
她伸手去抢文件。这个文员防备性地往后退了退。其中一个无裤党人抓住她伸出的那只手，然后用他的另一只手把她的睡衣拽到一边，半露出她的乳房。她使出全身力气，使自己从他的手中挣脱开。她把睡衣往上拉到喉咙部位。她浑身发抖，与其说是因为恐惧，不如说是因为愤怒，不过，她倒是希望他们知道这一点。“你就是杜普莱希斯吗？”这位文员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瞄了她一眼。
克劳德终于把衣服穿好。他好像晕晕乎乎的，不过，从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丝淡淡的烧过东西的味道。“你是在调查我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这位文员扬扬手中的逮捕令。“快点。我们不能老站在这儿。这些公民要完成搜查任务，还要回家吃早饭。”
“他们该吃早饭了，越快越好，”克劳德说。“嘿，他们费了老大的精力把一户祥和人家叫醒，而且吓唬我老婆和用人。你们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把包收拾好，”这位文员说，“要快。”
克劳德朝他镇定地点了点头。他转身。
“克劳德，”安莱特在他身后喊道。“克劳德，记住我爱你。”
他回头瞥了一眼，朝她酸楚地点了点头。他们一齐说着下流话，跟在他的身后到了房间门口；不过这个分散注意的办法蛮奏效，因为就在他们嘲笑的时候，他把门关上，她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还有他们把肩头抵到门上时传来他们使劲哼哧哼哧的声音。
她转身面对这位文员。“你叫什么名字？”
“这不重要。”
“我确信这不重要，但是我要查清楚。你会因此遭罪。开始你们的搜查。你找不到你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是什么人？”她听到有人在问爱丽丝。
“无神论者，先生，非常神气活现。”
“你知道，她真的跟卡米尔在一起过吗？”
“这大家都知道，”爱丽丝说。“他们把自己锁起来，几个小时。她说，在读报纸。”
“那老家伙对此如何处理？”
“操所有人，”爱丽丝说。
这些人笑了。“我们也许得请你下去，到区里去一趟，”其中的一位说。“要问你几个问题。我肯定你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答案。”他伸出手，用指头摸摸她轮班时穿的衣服，捏捏她的一只奶头。她稍稍惊叫了一声：是装出来的惊恐，装出来的疼痛。
安莱特心想，好像正事还不够似的。她抓住这位文员的胳膊。“让这些人规矩点。他们也有骚扰我家佣的命令吗？”
“她说起话来，像是卡佩女人的妹妹，”让诺特插话说。
“这是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你可以确信几个小时之内这件事将在国民大会上议论。”
让诺特朝火炉吐了口痰，可惜差了一点准头。“一帮律师，”他说，“革命？这个吗？直到同性恋人全部死光。”
“照目前这个速度，”这位文员说，“时间不会长了。”
克劳德回来了，后面跟了两个无裤党人。他穿好大外套，正在戴手套，非常仔细、非常平缓。“想象一下，”他说，“他们责怪我焚烧文件。更加奇怪的是，在我本人和这个窗户之间他们坚持他们自己要插进来。有个公民在窗户下面拿着把叉子。好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会从一楼地下室跳出去，使我自己失去与他们做伴的快乐一样。”他说。“现在，请允许我跟我妻子道别。”
他用戴手套的手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指尖抬到他嘴唇上。“别哭，”他说。“别哭，我的安莱特。给卡米尔捎个信儿。”
大街对面，一辆亮锃锃的新马车停下。一双眼睛朝外窥视；百叶窗帘小心谨慎地放下。
“这是多么令人彻底扫兴，”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说。“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夜晚，或者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谣言？还有很多其他谣言，跟这个几乎相同，或者比这个更好。要是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夜晚，倒也值得起个大早，把卡米尔从他舒适的乱伦的床上揪起来，看一看他能不能被激发出暴力。我当时希望，我们能够因为他破坏和平而逮捕他。可是，这一回会使他吓了一跳。我倒想知道，这一回，他会跑着躲到谁的后面？”
一个小时之后，安莱特到了马拉大街上，神情慌乱。“他们把这个地方拆散了，”她把话说完。“还有爱丽丝。爱丽丝也许完全不满，不过我不愿意站在旁边，目睹我的用人被这帮流氓粗坯从大街上抓走。露西尔，给我来杯白兰地，好吗？我需要。”当她女儿离开房间的时候，她低声说，“哦，卡米尔，卡米尔啊。克劳德忙着烧毁文件。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都化为灰烬了。我觉得。要么那样烧了，要么区委员会得到它们。”
“我明白，”卡米尔说。“好了，我想那些信件非常纯洁无瑕。”
“可我要它们啊。”她眼里噙着泪水。“失去了它们，我受不了。”
他用一个指尖在她的面颊上划了划。“我会给你再多写一些。”
“我要那些，就是那些！我怎么才能问克劳德他是不是把它们烧掉了呢？如果他真把它们烧了，他以前一定知道我把它们保存在哪里，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你觉得他读过了那些信件吗？”
“没有。克劳德是个讲究尊严之人。他和你我不一样。”他笑了笑。“我会问他的，安莱特。一旦我们让他回家。”
“老公，你看上去很开心嘛。”露西尔端着白兰地回来了。
安莱特抬头瞅了他一眼。她心想，他真开心：笃定，他坚不可摧吗？她把要来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卡米尔给国民大会所做的发言简短清晰，但是振聋发聩。传来了不少嘀咕声，说，政治家的亲戚也许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怀疑的对象；不过，当他描述杜普莱希斯一家遭到突然搜查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听众看上去似乎准确地知道他在说谁。他说，假如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算他们走运；也许，很快就会。
在环顾空了一半的座位时，代表们知道，他说得对。当他提到有人对昔日一位剧院的票房侍从进行不受控制的袭击时，大会上传来了掌声：当他正为竟然能让这样一件令人作呕的事发展下去感到难过时，大会上传来一阵附和赞成的啧啧声。他离开会场的时候，丹东站了起来，要求结束逮捕。
在杜伊勒利宫，“把我的赞扬之词奉献给公民瓦蒂尔吧，告诉他灯柱律师就在这里，”卡米尔说。瓦蒂尔被他的职员们从政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给带出去了。“如果你把我的报纸封了，你就能捉拿到我本人，”卡米尔说，一边友善地笑笑，一边把瓦蒂尔推到墙上。
“灯柱律师，”瓦蒂尔说。“我本以为你为这一切感到忏悔的。”
“把它叫作怀旧吧，”卡米尔说。“把它叫作习性吧。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不过一定要清醒，直到我从你那里得到答案，你才能把我消灭。”
瓦蒂尔看上去郁郁寡欢，拖着个长长的大审判官的鼻子。他在这位至尊人士的四肢旁边发誓，他对此事毫不知情。是的，他承认，可能是区官员们已经失控；这有可能，是的，埃贝尔出于私人歹念正在行动；不，他一点也不知道，存在对退休公务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不利的证据。他用直白的厌恶和相当的惊愕表情看着卡米尔。“埃贝尔是个傻瓜，”他匆匆离开的时候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给丹东的暴民们一个考验他们实力的机会吧。”
罗伯斯庇尔出现了，一个紧急消息把他召了过去，他从公安委员会那里一闪身，去忙了。他行色匆匆地向前，抓住卡米尔的双手，对一名秘书快速下了一连串的指示，表明他要在地狱见到巴雷·杜彻斯尼的意向。旁观者们注意到他的语调、他的仓促，最重要的是，他那握紧的手。他们匆匆忙忙地记住了他脸上先是感到疑惑不解，后来要想解释的迹象；很快，把眉毛一扬，眼睛太长时间地瞟一会儿，嗅出了政治风声，鼻孔带着质疑抽了一下，迅速地，不知不觉地，忠诚开始转移了。到了正午，埃贝尔脸上已经变得不像原先那样洋洋自得；事实上，他正在逃跑，而且，在他思想里也一直如此，直至克劳德·杜普莱希斯被放出好久：直至几个星期之后，那时他本人一大早就听到有人在巡逻，而且发现自己没有一个朋友。
新日历不灵。雪月没下多少雪。芽月㊟到来之前，春天总是驻留在这里。春天总是毫无节制地早到这里，结果，卖花姑娘们聚集在街道的角落处，女裁缝们赶缝制简单的爱国服饰迎接1794年的夏天。
在卢森堡公园，在大炮铸造厂之间，树上悬挂着不合季节的绿旗。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从全国大厦的监狱中留意着季节的变化，那里曾经是卢森堡宫殿。遇上湿冷有太阳、刮着大风的日子，他的胸口更疼。每天早上，他对着请人从家里送来的精致的镜子，照照自己，发现脸更清瘦了，眼睛亮亮的，充满了疑虑，是一种与他的前途毫无关系的明亮。
他听到丹东的计划没有得逞，还听到丹东没有见罗伯斯庇尔。丹东，见罗伯斯庇尔，他对着自己牢房的墙壁：欺负、哀求、欺骗、要求。有时候，他躺着，睡不着，在倾听，要发现丹东派的暴民在整个城市喝酒起哄的声音；但是发现的只是寂静。卡米尔跟罗伯斯庇尔又成了朋友；他的狱卒告诉他；还补充说，他和他妻子并不相信卡米尔是贵族，公民罗伯斯庇尔才是劳动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的身体继续好下去才是店铺里的食糖和柴火价格公道合理的唯一保障。
法布尔把他曾经为卡米尔做过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派人去取他的《百科全书》全集，去取他小小的象牙望远镜；有了这些东西做伙伴，他的心也就安定了，好等着自己自然或者非自然的死亡了。
雨月㊟17号，没有下雨，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的演讲勾勒了他未来的政策基础，他对美德共和国的规划。他离开大厅时，一阵令人惊愕的窸窸窣窣声跟在他后面。一个人可能相当累，但是还没累到他那种程度，甚至在他站在讲台上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如此；他双唇毫无血色，因为疲惫，他的眼睛发黑，空空的。从那些日子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一些人提到了米拉波忽然倒下的事。可是，下一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又准时露面了；他的眼睛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看看谁在感到失望。
雨月22号这天夜里，他在拼命呼气的时候醒来了。在间歇性的惊慌之中，他强迫自己走到写字桌边。可他忘了自己要写什么；一阵恶心使他把手和膝盖撑在地板上。当他挣扎着要把堵在肺部的气息排出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死，你没有死，每送出一口气，他就这样说。以前，你从这个毛病中活过来的。
疾病袭击过去时，他命令自己从地板上站立起来，我不愿意站哪，他的身体说：你已经把我耗干了，把我杀死了，我拒绝为这样的主人效忠啊。
他垂下了头。假如我留在这里，他心想，我会摊开身子，睡在地板上，就在我现在趴着的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会着凉，一切都会完蛋。
因此，身体说，你本不该把我当你的奴隶，禁食、不过性生活、睡眠时断时续，你一直在虐待我。现在你要干什么呢？命令你的心智，让你从地板上离开，命令你的头脑让你明天站起来。
他先是抓住一条椅腿，然后抓住椅背。他注视着自己的手顺着木头慢慢地攀爬；他快睡着了。他的手变得无限遥远起来。他梦到外公的家里了。本周酿酒，没有酒桶，有人说；所有的木头已被用来做断头台了。断头台，还是脚手架？焦急不安地，他在口袋里摸索，找一封发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这封信告诉他，“你成了一台电动机器。”
晨曦初露时分，艾蕾奥洛莉发现了他。她和她父亲站在门口担任警戒。苏波尔毕耶尔八点钟到了。他话说得非常缓慢，非常清晰，仿佛在跟聋子说话似的：他说，无法对后果负责，无法对后果负责。他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为了听清他的低语，苏波尔毕耶尔弯下身子。“我可以立遗嘱吗？”
“噢，我不这么觉得，”医生高兴地说。“顺便问一问，你有很多遗产要留下吗？”
他摇摇头；然后任眼睛闭上，之后，稍微笑了笑。
“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波尔毕耶尔说。“我的意思是，从这种病或者那种病的意义上说。在九月份，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将会失去丹东。这么多年来的艰辛工作和恐慌不安也能把像他那样健壮的人变成一个废人，更何况公民罗伯斯庇尔本身就不是个健壮之人呢。不，当然，他不会死。实际上，没有人死于他这种病，它们只不过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难过而已。多久呢？他需要休息，就这么件事，要什么都别干。照我说，一个月吧。如果他早些离开这个房间，我就负不了责任了。”
委员会成员们来了。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脸辨认出来，不过，他立刻就知道，这是委员会。“圣-约斯特在哪里？”他低语道。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别拼命吸气，医生说了。委员会的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他已经忘了，”他们说，“你已经忘了，”他们告诉他。“他到边境去了。十天之后他将回来。”
“库颂呢？他不会被抬到楼上吧？”
“他病了，”他说。“库颂也病了。”
“他要死了吗？”
“没有。不过他的瘫痪已经变得更严重了。”
“明天他会来吗？”
“不，他明天不会来。”
那么谁会统治国家呢？他在问自己。圣-约斯特。“丹东——”他说。别拼命吸气。如果你不拼命吸气，气就会来，医生说了。惶恐不安地，他把手放到胸口。他没法接受那个忠告。这不是他的人生经验。
“你们愿意让丹东接替我的位置吗？”
他们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罗伯特·林德把身子弓在他上面。“你希望这样吗？”
他剧烈地摇头。他听到丹东拖得长长的声音了：“在书面陈述中做了许多不自然的行为……你曾经问过你自己，上帝疏漏了什么吗？”他的眼睛在寻找这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诺曼底律师的眼睛，一个没有理论、不会装模作样的人，一个不为暴民所熟悉的人。“他不是得到我的位置的人，”他终于说出了。“他不是统治之人。没有德性。”
林德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有一段时间我不该跟你在一起，”罗伯斯庇尔说，“可是，过后我又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这些都是熟悉的话，”考洛特说。“他没法记住他以前在哪里听过。别担心。我们本来就觉得你羽化登仙的时辰尚未到来。”
林德轻轻地说，“是啊，是啊，是啊。”
罗伯斯庇尔抬头看考洛特。他心想，他在利用我的身体虚弱啊。“请给我几张纸，”他低语道。他想要做笔记：一旦他身体好了，考洛特非要被处死。
委员会的成员们非常礼貌地跟艾蕾奥洛莉说话。他们未必相信苏波尔毕耶尔的话，他说，一个月之后他的身体会好起来；她明白，如果他随时有可能死去，她将被当作罗伯斯庇尔的遗孀对待，如同西蒙娜·艾瓦纳德成了马拉的遗孀一样。
一个月过去了。苏波尔毕耶尔允许他接待更多访客、阅读和写作了——不过，只是写他的私人信件。他可以获得当天的消息，假如消息不那么令人心烦；不过，所有的消息都令人心烦。
圣-约斯特回来了。在委员会他说，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将要粉碎那些派系。丹东还在谈判讲和吗？他问。是啊，圣-约斯特说。不过，没有别的人做了。正派的共和国人在谈胜利。
圣-约斯特现在二十六岁。他长得非常潇洒英俊，非常有魄力。说话用简短的句子。说说未来吧，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他就谈到了他的斯巴达共和国。为了培养新一类人，他说，孩子们到了五岁的时候就要把他们从父母那里带走，作为农民、战士或者立法者来培训。小女孩也要吗？罗伯斯庇尔问。哦不，她们并不重要，她们跟她们的母亲一起待在家里。
罗伯斯庇尔的手紧张不安地在床罩上动来动去。他想到了他的教子，生下来才一天，他晃来晃去的头被他父亲用长长的手指头稳住；他的教子，几周大时，抓住了他的外套衣领，在说话。可是他的身体太虚了，无法辩论。如今人们说，圣-约斯特与恩瑞艾特·勒巴，就是巴蓓特丈夫菲利普的姐姐有了感情。不过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跟任何人，任何人竟然有感情。
他在等艾蕾奥洛莉离开房间。此刻他感到身体有了点力气，可以把话说得让人听到了。他朝莫利斯·杜普莱招手。“我要见卡米尔。”
“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吗？”
杜普莱把这个音讯送到。真够奇怪的是，艾蕾奥洛莉好像既高兴也不高兴。
卡米尔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谈到政治或者近年来的情况。有一回，卡米尔提到了丹东；他把头转开，摆出僵硬的固执的老姿势。他们谈到过去，他们共同的过去，带着那种强装出来的高兴劲儿在说话，只有屋里有死人尸体时，人们才会摆出那副样子。
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躺着，在做美德共和国的美梦。在他发病五天之前，他就给这个术语下过定义。他指的是正义共和国，社区共和国，自我牺牲共和国。在梦里，他见到了自由的人民，他们温文尔雅，诗情画意，满腹经纶。迷信的黑暗已经从人民的生活中流尽：像带咸味儿的水一样，消失在土壤里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快乐和对至尊之人顶礼膜拜的兴盛。这些人民幸福快乐；他们的心灵没有遭受戕害，他们的肉体没有遭受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没有解决途径的欲望的折磨；他们教子，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收获普通而又丰饶的粮食。田野里有狗，有猫，有动物：所有的动物因为它们自己的天性而受到尊重。戴着花冠的女孩，穿着柔软的淡色麻布做成的袍子，安静地在白色大理石廊柱之间走动。他看见了橄榄树林深黑色的光亮，还有蓝宝石一般的天空。
“看这个，”罗伯特·林德说。他把报纸打开，从报纸里抖出了一块面包。“摸摸看，”他说，“继续，尝尝看。”
面包在他手指之间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还有酸酸的霉味。“如果你以前靠平常的橙子饮食生活，”林德说，“我本来以为你也许不知道。眼下这样的东西很多，不过为了你自己，你还是要看看食品质量。人民不能靠这个生活啊。现在牛奶也没有了，可是更贫困的人牛奶用得很多啊！至于说牛肉，弄到一些羊颈背肉做汤吃，人民就算幸运了。女人凌晨三点开始在屠户门口外面排队。本周国民卫兵已经只好制止打架斗殴了。”
“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他用一只手在脸上捋了一下。“在旧政权下面每年有很多人挨饿。林德，它在哪里呢，锁着的这些食品在哪里呢？国家还在生产。”
“丹东说，根据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们已经冻结交易。他说——确实充分正确——农民害怕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城里来，万一他们站到规章制度错误的一边，结果因为牟取暴利被处以私刑。我们在我们能够购买的地方购买，可是他们把产品藏起来，他们宁可让它烂掉。丹东的人说，假如我们夺取了控制权，供给就会重新流通。”
“你说什么呢？”
“选区造谣惑众的人支持控制。他们告诉人们，这是唯一处理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形势。”
“所以……”
“我等待你的指教。”
“埃贝尔说什么？”
“对不起。把报纸给我。”他把报纸抖了出来，面包屑子像下起阵雨一样散落到地板上。“给你。”
“把无裤党人像狗一样对待、除了骨头什么都不给他们啃的屠户们应该像普通人民中间的所有敌人一样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的嘴唇卷曲了一下。“非常有建设性，”他说。
“不幸的是，人民群众自从1789年以来并没有增长多少智慧。对他们来说，这类建议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有很多骚乱吗？”
“有点儿。他们不是要求自由。他们现在好像对他们的权利不感兴趣。以前，卡米尔和嫌疑犯的释放在圣诞节左右呼声很高。可是现在他们只考虑食品供应问题。”
“埃贝尔将利用此事，”罗伯斯庇尔说。
“在兵工厂里，有不少的骚动不安和麻烦。我们承受不了罢工的代价。目前部队的武器供应不足。”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必须在大街上、工厂里，不管什么地方，逮捕造谣惑众者。我理解这些人有苦处，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听之任之啊。人民为了国家必须牺牲他们自己。从长远来看，这种办法行之有效。”
“在警察委员会的圣-约斯特和瓦蒂尔对局面采取了高压手段。不幸的是，”林德犹疑了一下，“没有顶层的政治决策，我们不能对真正的肇事者采取措施。”
“埃贝尔。”
“要是他能的话，他会怂恿人们造反。政府将会垮台。读读报纸。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有了运动——”
“别告诉我，”罗伯斯庇尔说。“我再熟悉不过了。触发你的勇气爆炸的，还有背后的会议。只有埃贝尔才能抵消丹东的影响。我在这里毫无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拯救人民，使他们免遭敌人的侵略，而且供养他们之后，难道他们会对委员会不忠心耿耿？”
“我本希望不让你知道这个情况的，”林德说。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卡片，然后打开。这是一张官方的通知，说明政府工作坊的工作小时和工资比率。在卡片的每个角落都出现了破破烂烂的磨损，四个角落是从墙上撕下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接。通知上面写着公安委员会六个成员复写的签名。在签名下面，是用红笔粗糙潦草写成的这样几个字：
食人者。盗贼。杀人犯
罗伯斯庇尔任卡片坠落到地板上。“卡佩一家像这样被侮辱过吗？”他把头靠着枕头垂下。“挖出这些误导人民、背叛人民，把他们道德败坏的思想灌输到人民头脑中的人是我的职责。我向你发誓，从现在起，我绝不会让革命脱离我本人的控制。”
林德走了之后，他坐了许久，用枕头撑着自己，注视着午后的阳光变幻，慢慢地掠过天花。黄昏降临了。艾蕾奥洛莉端着几盏灯，悄悄地进来。她在火上摆了块圆木，把散落了一房间的文件收拢在一起。她摞好书，重新把它们放到架上，给他的茶缸重新加好水，然后拉上了窗帘。她站在他身边，温柔地摸着他的脸。他朝她笑笑。
“你感觉好些了？”
“好多了。”
忽然她坐在床脚下，仿佛所有的力气已经离她而去；她肩头耷拉着，她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哦，”她说，“我们一开始以为你会离开人世的。我们发现你在地板上的时候，你看上去像具尸体。要是你死了，会出什么事啊？我们大家都没法活了。”
“我没死，”他说。他的语气既愉快又果断。“而且，我现在对于非要采取什么行动，头脑更清楚了。明天我要到国民大会去。”
日子是风月21号——旧历3月11号。自从他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以来，已有三十天的时间。他感觉到，好像过去所有这些年，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壳子里，只有一点点的光亮和声音可以渗透到壳子里；好像他的疾病已经把壳子劈开，上帝之手把他从壳子里摘了出来，纯洁而又干净。
3月12号：“委员会命令，经国民大会重新批准，再次有效一个月，”罗伯特·林德说。“没有异议。”他非常正式地宣布，好像他就是一份正在演讲的政府报纸。
“嗯，”丹东说。
“不会有异议，是吗？”卡米尔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步。“不会有任何异议。国民大会成员站起来然后坐下听见公共画廊里鼓掌。我心想，委员会已经挤满了画廊。”
林德叹了一口气。“你说得对。什么都不是靠运气。”他的目光跟随着卡米尔。“埃贝尔死亡，你将为之感到高兴吗？我觉得你会。”
“这是预料中果真发生的事？”丹东问。
“一天，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造反。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也是这么要求的。五年之后，没有政府敢于面对造反。”
“不过那个时候，”卡米尔说，“罗伯斯庇尔根本不是政府。”
“确实如此。要么在造反之前他会嗅出苗头，要么是通过武装力量粉碎造反行动。”
“你真是个实干家，”丹东说。他大笑起来。
“你才是，曾经，”林德说。
丹东把一只胳膊猛地挥出。“我就是反对。”
“罗伯斯庇尔威胁过考洛特。如果考洛特对埃贝尔的策略表现出丝毫倾斜，他现在就在牢里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圣-约斯特每周有一天在罗伯斯庇尔身边。你非得理解罗伯斯庇尔，尊重他——圣-约斯特从来没有走偏踏错。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观点有所分歧，但是，现在我们不关心理论。圣-约斯特的态度是，如果埃贝尔走，丹东也必须走。他提到了抵消派系的力量。”
“他们不敢。林德，我不属于哪个派系，我身处革命的核心地位。”
“瞧，丹东，圣-约斯特相信，你是个叛国者。他正在积极寻找你跟敌人有所瓜葛的证据。我非要对你说上多少次？虽然这好像滑稽可笑，但是，这确实就是他的看法。这是他对委员会说过的话。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都挺他。”
“不过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很快说道，“他才是那个重要人物。”
“我觉得，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一定已经吵过架，丹东。我担心，他有了正要努力下定决心的人的架势。我不知道，这将会需要以什么东西作为代价——某个小东西吧。他没有当面顶撞你，但是，他不像他过去那样为你辩护了。在今天的大会上，他非常安静。其他人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病还没有好，但不仅仅如此。他把大会上人家说的话全部记下了。他一直在观察。如果埃贝尔倒下，你一定会倒下。”
“走？”
“你必须滚出去。”
“林德朋友，这就是你给我出的最好主意？”
“我想要你保全性命。罗伯斯庇尔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是个梦想家——我问你，先知先觉者们作为政府首脑有什么记录？他死了，如果你不维护共和国，谁会维护？”
“梦想家？先知先觉者？你倒是非常能说，”丹东说。“不过，假如我觉得那个脸色惨白的太监对我图谋什么不轨，我将扭断他的颈子。”
林德重新坐到椅子上。“好了，我不知道。卡米尔，你能使他明白就好。”
“哦……我的立场处境有些……暧昧。”
“对你来说，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词语，”丹东插话道。
“今天，在委员会上，圣-约斯特公开反对你，卡米尔。考洛特也是，还有巴雷。罗伯斯庇尔任由他们把话说完，之后，他说，你被一些性格更强硬的人引入歧途。巴雷说，他们听到这句话感到恶心，还说，这儿有些来自警察委员会的证据，从瓦蒂尔那里得到的。罗伯斯庇尔拿过文件，把它们放在他桌上自己的文件下面，坐着，用臂肘压住那些文件。然后，他变换了话题。”
“他经常那样做吗？”
“出乎意料地经常。”
“我将向人民呼吁，”丹东说。“他们一定要有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埃贝尔也在向人民呼吁，”林德说。“委员会称之为策划好的造反。”
“他在革命中没有我的地位高。根本没有。”
“我觉得人民再也不会关心这方面了，”林德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在乎你、埃贝尔、罗伯斯庇尔谁沉谁浮。他们累了倦了。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审判，把它们当作消遣散心的东西。审判要比剧院更有意思。毕竟血是鲜活的。”
“大家也许觉得你绝望了，”卡米尔说。
“哦，我跟绝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关注食品供给，按照委员会的指示去做。”
“你对委员会怀有赤胆忠心啊。”
“是啊。所以，我不会再来了。”
“林德，假如我首先解脱了，我会记住你忠于职守的。”
罗伯特·林德点了点头——事实上，还幽默地、不尴不尬地来了一个某种类型的鞠躬。他属于另一代人；革命并没有铸就他。他坚持不懈，他头脑清醒，把过一天算一天当作自己的事业；从周一苟活到周二，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
区里头传来了一些充满暴力的话语：市政大厅有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风月23号，圣-约斯特对国民大会宣读了一份报告，声称，在某些有名的派系分子当中，一场受到外国煽动的阴谋计划将要摧毁有代表性的政府，让巴黎城挨饿。风月24号，清早，埃贝尔和他的同僚们被警察从他们家里给带走。
罗伯斯庇尔： 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弄不明白我的朋友觉得为了什么目的才召开这场会议的。
丹东： 审判进行得怎么样？
罗伯斯庇尔：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明天结束。哦，也许，你不是指埃贝尔的审判吧？法布尔，还有埃罗，几天后要在法庭上露面。准确日子我记不清楚了，不过福奎尔会知道的。
丹东： 你可能不会在试图吓唬我吧？针对这个问题，毫不留情地在这一方面反复地说来说去。
罗伯斯庇尔： 好像你认为我有什么要反对你似的。我请求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你与法布尔不要交往。倒霉的事，有些人说如果法布尔受审，你也该受审。
丹东： 你说什么？
罗伯斯庇尔： 你在比利时的活动也许不是无可非议，不过我主要责怪拉克洛瓦克斯。
丹东： 卡米尔——
罗伯斯庇尔： 再也别跟我说起卡米尔。
丹东： 为什么不？
罗伯斯庇尔：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用辱骂性的言辞谈到他。鄙视他。
丹东： 这正适合你。问题的关键是，在十二月份，你就愿意承认恐怖应该缓和，无辜的人民——
罗伯斯庇尔： 我讨厌那些煽情的短语。用“无辜”这个词，你指的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我所认同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些”。那可不是标准。标准就是法庭找到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丹东： 我的上帝啊！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话。他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罗伯斯庇尔： 我希望你不会弄出眼泪来吧。这是法布尔和演员们具备的那种才能，对你来说并不合适。
丹东： 我最后一次求你。只有你我才是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好吧——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可不，你真的不要怀疑我，正如我不要怀疑你一样。我们身边有些人想要看到我们两人互相毁灭。让我们使他们的日子更加难熬。让我们成就我们共同的事业。
罗伯斯庇尔： 我再喜欢这样的话不过了。我为那些派系感到悲哀。我也为暴力感到难过。但是，我宁愿通过暴力摧毁派系，而不愿看到革命落到错误的人手中遭到颠覆。
丹东： 你指的是我的手吗？
罗伯斯庇尔： 你明白，关于无辜的人民，你说了这么多。他们在哪里呢，那些无辜的人民？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
丹东： 你朝无辜在看着，可是你看到的却是罪过。
罗伯斯庇尔： 我觉得，假如我有你的道德、你的原则，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我将根本看不出有惩罚人的必要。这个世界将不再存在罪犯。将不再存在犯罪。
丹东： 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你，受不了在你的城市片刻半秒。我要把我妻子和我孩子带到塞弗尔去。假如你需要我，你知道，该在哪里找到我。
塞弗尔，3月22号：芽月2号。“噢你回来啦，”安琪莉可说。“你可以享受这儿的好天气了。”她亲了亲她的孙儿们，然后用眼睛把路易丝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找了个机会用胳膊搂着她的腰，挤了挤她。路易丝义务性地吻了吻她的面颊。“你们为什么没有全家过来？”安琪莉可问。“我的意思是，卡米尔还有他们一家？老人也可以过来，这儿有的是地方。”
路易丝在心里记住要告诉别人，作为一位老人，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的形容面貌。“我们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她说。
“哦，是吗？”安琪莉可耸了耸肩；这个愿望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朋友杜普莱希斯从生死考验中恢复过来了吗？”夏庞蒂尔先生问。
“他没问题，”丹东说。“最近他好像老了。可是，如果你把卡米尔当成女婿，难道不好吗？”
“乔治，你自己头上的白头发也长得不少啊。”
“这些年过得多快啊！”安琪莉可说。“我还记得克劳德是个潇洒英俊的男人样子。傻乎乎的，但是潇洒英俊。”她慨叹道。“我真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啊——女儿，难道你不希望吗？”
“是啊，”路易丝说。
“那样她就是六岁了，”丹东说。“不过上帝啊，我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会有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你未必会有后见之明，”他妻子说。
“我记得有天下午，”夏庞蒂尔说，“那是1786年，还是1787年的？杜普莱希斯走进咖啡馆，我邀请他吃晚饭。他说，我们在财政部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一旦眼下的危机过去了，我们会安排个日子出来吃饭的。”
“噢？”路易丝说。
夏庞蒂尔摇摇头，笑了。“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排出个日子出来吃晚饭哪。”
两天之后，天气变坏了。天变得灰蒙蒙的，潮湿而又寒冷。有穿堂风的时候，火就冒烟。从巴黎来的访客源源不断。匆匆忙忙地做完了介绍：这是代表某某某，那是公社的公民某某某。他们跟丹东一起把自己关起来；交谈短暂，但是家里人听到因为惊愕而抬高的声音。访客们总是说，他们得要回巴黎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在这里过夜。他们身上有那种痛苦不堪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有那种短暂的、欣喜若狂的样子，这种样子，安琪莉可辨别得出来，是危机来临的先兆。
她走过去问问必要的问题。她女婿一言不发，坐了一段时间，他那宽阔的肩头现在已经松驰下来了，他那张有疤痕的脸让人害怕。
“他们想要我做的事，”他终于说，“就是回去，发挥我的影响力。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个计划，要动员国民大会支持我，而且，韦斯特曼已经给我捎了信。你记得我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吧？”
“一场军事政变。”她那发黑的、正在垂老的脸松弛下来。“乔治，谁遭殃受罪？这一回谁遭殃受罪呢？”
“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整个问题的要点。如果我做不到用不着流血就能弥补挽救这个局面，我就得把它交给别人去做。那就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全部感觉。我不希望在我的门口再有任何厮杀。我不想我的良心为了他们而负疚。我对什么都不是吃得准，觉得可以哪怕一回拿性命去冒险。这一点就那么难以理解吗？”安琪莉可摇摇头。“我巴黎的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异想天开的顾虑谨慎，是我本人的某种胡思乱想，或者是某种懒惰懈怠，是一种意志力的瘫痪。可是，事实是，我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我已经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乔治，上帝会原谅你的，”她低声说。“知道你没有信仰，但是我每天都在为你和卡米尔祈祷啊。”
“你为什么祈祷呢？”他抬头看着她。“为我们政治上的成功？”
“不，我——我请求上帝仁慈地审判你。”
“我懂了。好了，我还没有为审判做好准备。当你在恳求全能的上帝时，你可以把罗伯斯庇尔也包括进去。虽然我肯定他们私下的谈话比我们了解到的还要更加频繁。”
下午三四点钟，又一辆马车先是隆隆地，然后“吱嘎吱嘎”地开进了满是泥泞的大院里面，雨在下个不停。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孩子们扯着嗓门儿在高声惊叫。安琪莉可受到了惊扰；他女婿坐着，在与他脚旁边浑身湿乎乎的狗在说话。
路易丝用手不停地搓着窗户格子，好朝外看。“哦，不，”她吸了口气。她把做得毫无瑕疵的裙子不屑一顾地揪了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一道道雨水从屠户雷让德勒的旅行衣服上浇下来，然后蜿蜒地滑落：流成了海洋、喷泉和运河。“你愿意看这个天气？”他问道。“再走六步，我就要被淹死了。”不要那样吊起我的希望，他身后那个湿漉漉的形状说。雷让德勒声音嘶哑，脸色粉红，浑身雨水四溅，他转过身，为了表扬他同行的旅伴：“你看上去像只老鼠啊，”他说。
安琪莉可走过来，用手抱住卡米尔的脸，然后用自己的面颊顶住他那淋得精湿的黑卷发。她在他耳边嘀咕了什么毫无意义的话或者是意大利语，一边把湿羊毛的香味儿吸进体内。“我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才好，”他带着一种惊恐，低声地回答道。她滑动手臂，搂着他的肩头；她猛然看到，阳光，活灵活现、歪歪斜斜地悄悄从小小的大理石桌子溜过，她听到了杯子叮叮当当的声响，闻到了新鲜咖啡的香味儿，还有河流，还有敷过粉的头发中淡淡的香水味儿。他们彼此紧紧地拥抱着，轻轻地摇晃着，他们站着，彼此的目光锁定在对方的脸上，像是因为恐惧而被刺伤了，惊呆了。此时此刻，天空浅灰色的云块儿在奔跑，带着雾霭的、令人伤心的瓢泼大雨像块罩子一样把他们裹住了。
雷让德勒自己沉重地坐着。“我要你相信，”他说，“卡米尔和我一道儿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才跑到乡下来消遣的。所以我过来要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从来都是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卡米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给人留下印象的观点。”
“这是你非得要直面面对的事业——不是把它包起来，装得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以前的罗马皇帝身上。”
“那么行动吧，”丹东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路途是什么样子。”
丹东站在火前面，双手紧握在他身后。他咧嘴笑了笑。
卡米尔拿出一张名单，递给了他。“芽月4号的这帮人，”他说，“总共十三次行刑。科德利埃派俱乐部的领导，埃罗的朋友普洛里，两三个银行家，当然还有巴雷·杜彻斯尼。他本应该被他的炉子抢在他前头的；他们可以把炉子变成一种狂欢的游行队伍。他死的时候没有穿他的宽大衣服。他一直在尖叫。”
“我敢说你会尖叫的，”雷让德勒说。
“我非常笃定我会的，”卡米尔冷淡地说。“不过我的头不会被人家砍掉。”
“他们一起吃了晚餐，”雷让德勒大有深意地说。
“你跟罗伯斯庇尔一起吃了晚餐？”卡米尔点点头。“很好啊，”丹东说。“我本人嘛，我不觉得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吃得下去。我觉得我会呕掉了。”
“哦，顺便问问，”卡米尔说，“你知道查伯想要毒死自己吗？至少，我们这样认为。”
“在他地窖里他有一瓶从查拉斯和杜查特勒那里弄来的药，这是两个化学家，”雷让德勒说。“上面写着：‘只供外用’，因此他把他喝了。”
“不过查伯会喝任何东西的，”卡米尔说。
“那么他活下来了吗？把活儿搞砸了？”
“瞧，”雷让德勒说，“你付不起站在这里大笑讽刺挖苦这个代价。你付不起时间。圣-约斯特一直在日日夜夜地盯着罗伯斯庇尔唠叨。”
“他建议用什么罪名对我进行指控？”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从支持奥尔良公爵到试图拯救布利索和王后。”
“这都是平常的罪名，”丹东说。“你建议？”
“上个星期我会说，站好战斗。可是现在我说，挽救你自己的面子。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出去。”
“卡米尔？”
卡米尔不开心地抬起头来。“我们见面时气氛很好。他非常和蔼可亲。事实上，他喝得有点过多了。当他——他才做那件事，当他——试图要把内心的声音喊出来的时候，他才做那件事，假如那样听起来不算太充满幻想的话。我问过他，为什么你不谈丹东的事呢？他摸摸他的额头，说，因为他还处于审判之中。”他把头转开。“你也许要考虑到国外去了。”
“国外？哦，不。1791年我去了英国，而你就站在枫特蕾花园里数落我。”他摇了摇头。“这是我的国家。我就待在这儿。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国家扛在他的鞋底上。”
风在号啕，在烟囱里头噼里啪啦地作响；整个乡下，狗狂吠起来，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毕竟你以前说过关于后代的事，”卡米尔喃喃道，“你现在好像正在说起这件事。”大雨泄了劲儿，变成灰蒙蒙的、四处渗透的毛毛细雨了，把房子和田野浸得湿湿的。
巴黎，摇摇晃晃的灯笼在街上点亮了；灯光照穿了河水，朦朦胧胧的，往四处播散开去。圣-约斯特坐在热量不足的炉火边，身处惨淡的光亮之中。毕竟他是个斯巴达人，斯巴达人不需要家中的温馨舒适。他开始写他的汇报、他的指控清单了。假如罗伯斯庇尔现在看到了这份清单，他会把它撕碎的，不过，几天之后，这份名单将会成为他恰恰需要的东西。
有时，他停下来，转身瞥去半眼。他感觉有人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可是，当他强迫自己看上一眼的时候，什么又都见不着了。他感觉到，这是我的命运，正在房间的阴影里成形啊。这是我以前就有的守护天使，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是卡米尔·德穆兰在偷看，在嘲笑我的语法。他顿了会儿。他觉得根本没有活着的鬼魂。他克制住自己。埋头干起自己的活儿来。
他的钢笔在哗哗地写着。他那奇怪的字母形状力透纸背。他的笔迹很细很小。他在这一页纸上写下了很多个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