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天下本无诛十族
关于朱棣诛方孝孺十族一事，在中华可谓妇孺皆知。此次空前绝后的屠戮，更是成为永乐暴虐之铁证。然事实果如此乎？且看笔者以下分析：
诛十族一事，不见于明清两代官修正史。民间史书中，凡为史家公认可奉为经典者亦都未载，只见于部分野史和杂史之中。据后人考证，其中最早记载此事之书应为靖难发生一百年后的正德年间，由大才子祝枝山所著之《野记》；出自名家者如晚明朱国桢之《皇明逊国臣传》，最似权威者如清代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现将三文悉数摘录如下：
文皇既即位，问广孝谁可草诏？广孝以方对，遂召之。数往返，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入，方披斩衰行哭。既至，令视草，大号，詈不从，强使搦管，掷去，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野记）
“孝孺投笔哭骂，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逊国臣传）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讬。”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非！”成祖欲草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明史纪事本末）
且不论以上三文以及各类相关史料之互相矛盾（比如按照《野记》记载，朱棣登基时姚广孝在场，那他自应随军一起南下；而根据《本末》中“僧道衍送之郊”的说法，燕军南下时姚广孝并未随军）仅就各文中之所载而言，便都有一个谬误之处，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时自称为“朕”，表明其业已践祚。（《野记》中朱棣并未称“朕”，然其开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这是不合情理的。
众所周知，登极诏应在登基当日立刻发出（《明史·嘉礼·登极仪》中言永乐登基草率，所以仪式情况不太清楚。但翻阅关于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极仪之记载，都是在登基同时下发登极诏），那这种至关重要、且需反复斟酌的诏书自当在登基之前就已备好。当时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拟诏时自称为“朕”？而且我们还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时天下大半尚未归附。为迅速向天下宣布称帝，造成既成事实，登极诏就更是不能有丝毫耽搁，而是会在登基后的第一时间尽快发出，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称帝以后才慢慢命人拟诏这种不合情理之事出现了。可按照各类稗官野史论调，朱棣既自称为“朕”，那诛十族事件发生的整个流程应是：永乐登基→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双方发生争执→永乐怒而诛方孝孺十族，这种向后顺序与逻辑、常识完全不符。
当然，有人可能以为：永乐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已自称为“朕”！这种看法看似不无道理，但究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永乐是打着“周公辅成王”旗号发动靖难的，尽管天下人皆知此不过是一幌子，但明面上，永乐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称帝时也必须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态。而且从后来朱棣篡改《太祖实录》，在《奉天靖难记》中极力美化自己，以及严控天下舆论等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极为在意自己在靖难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称为“朕”，如此既无实际意义，又落人口实，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一个事件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现在既然连最基本的时间都无法对应，那这诸多杂史中关于诛十族的记载，自然也就只能归于“虚构”了。
接下来，我们再对《明史记事本末》中之记载做一详细剖析。《本末》中之内容，可称得上是这诸多记载中最似权威者（之所以如此认定，一是此记述最详细、流传最广；二是后世诸多版本，大都与其大同小异；三是因其前半部分与《明史》中的记载几无二致，只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之语，亦未记载成祖有诛方孝孺十族。《明史》为官修正史，史学地位较普通史料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记载与其近似，那我们在做考证时亦相应加以重视）可《本末》中除了“朕”这个错误称谓外，还提到了一个名词“殿陛”，这也就是说，朱棣是在紫禁城内命方孝孺拟诏。若此记录为真，那我们就必须分析一下，永乐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拟登极诏书的呢？
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可知：燕军于六月十三日破城进京。当晚，朱棣宿城外龙江军营。六月十四日，诸王和文武群臣劝进；六月十五日，诸将继续劝进；六月十六，诸王和群臣再劝进两次，而劝进的地点均为龙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后，在返回龙江途中，才在王公大臣的“强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记载为实。原因很简单：每个华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劝进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因此更需要借此来证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纵然再厚颜，也不可能一边自诩要做周公，一边先跑进紫禁城里住下，再等下属前来劝进。故六月十四与六月十五两日，他肯定呆在龙江营中，而无可能在紫禁城里命人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自然也就无可能在此期间“悲恸彻殿陛”。至于六月十三日，朱棣是有可能进入紫禁城，不过当时刚刚破城，百事芜杂不说，群臣的劝进亦尚未开始，他自无可能急不可耐地于此时命人拟诏。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拟登极诏的可能。
其次，我们再来看六月十七。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登极诏必须精心准备，不可能于登基日仓促起拟。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一直坚决不答应登基，直到这一日，朱棣谒孝陵后，受群臣“胁迫”，不得已答应登基。仅从此处推断，登极诏倒是有可能于登基后仓促起草。但是，朱棣真的是在六月十七日被群臣“强逼”上皇位的吗？
我们从《明史·杨荣列传》中寻找答案。《杨荣列传》里有“成祖初进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驾谒陵”的记载，这寥寥数语中，蕴含着极大的玄机，从对此段话性质的判定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想要的答案。
首先，简要介绍杨荣经历：杨荣在金川门之变后立即归附朱棣，然后在朱棣登基初期迅速得到擢升，成为内阁阁臣。而且，终永乐一朝，杨荣圣眷极隆。
其次，再来分析杨荣迎谒马首进言一事的性质。众所周知，朱棣在接受登基劝进之前，一直是以“周公”形象示人。如果谒陵当天，也就是六月十七日朱棣未答应登基，那杨荣“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的话就是揭朱棣的老底，直指其明清君侧，实欲篡位。这对朱棣而言无疑是一等一的“逆言”，朱棣为维护自己“周公”形象，肯定会将其归入“建文奸党”，严加惩治。而如果朱棣在谒陵之前已答应登基，杨荣的这句话就仅只是要朱棣在登基前先祭孝陵，以全孝道，属于臣子的“忠言”。如此杨荣不仅不会受惩，反倒有可能得到嘉奖。
结合杨荣后来的经历，我们不用想便知道，杨荣进言一事肯定是被朱棣定性为“忠臣劝谏”。由此，我们便可顺而推之：朱棣已在六月十七日前答应登基，《明太宗实录》中朱棣被群臣逼迫登基的记载是为虚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明太宗实录》乃明朝官修国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胁迫”，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胁迫”仓促登基一事为虚构，而他在登基当日才匆匆命拟登极诏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极诏的起拟时间就只有六月十六。由此推知，草拟登极诏的时间，就是在朱棣答应登基之后，进宫正式即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六月十六日当晚！而在这段时间内，朱棣住在龙江大营（如果这天就进宫了，那第二天直接上殿登基就完了，杨荣哪还有机会在半路“迎谒马首”呢？）。所以，在朱棣命拟诏书时，方孝孺或许可以“悲恸彻军营”，但绝无可能“悲恸彻殿陛”！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将每段史料拿出，逐一驳斥。但窥一般而见全豹，连流传最广、最似权威之《本末》记载都能轻易被证明为伪，这诛十族之真伪便很成问题。故笔者以为，朱棣的确诛杀方孝孺，并对其家人大肆株连，但这不过是古代帝王惩治异己的惯常手段罢了，虽则惨烈，但在当时并不出格。所谓“诛十族”，应是无中生有。
判定了诛十族为伪，那接下来又有一个疑惑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会产生“诛十族”这种谣言，并传得天下皆知？这要从明朝中晚期乃至清朝的政治环境中去分析。
明朝中期以后，文官集团崛起，其权力不断扩大，与皇权发生了激烈冲突。到万历以后，两者甚至隐隐成对立之势。而这两者的政治博弈中，皇帝的优势在于掌握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可决定任何文官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文官集团的优势则是代表整个士人阶级，掌握实际的治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控着天下的舆论，拥有道德评判权。文官集团在与皇帝争斗时，利用手中的道德评判权来贬损皇帝，再利用自己的掌控的舆论，将这种道德贬损扩散开来，对皇权形成反制。而既然是要削弱皇权，那不仅是在位的皇帝，整个皇室乃至死去的明代帝王，都可以成为文官集团进行进德贬损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朱棣曾严厉处置支持建文的文臣，自然也就成为文官集团乃至整个士人阶级的攻击目标。士人们通过虚构“诛十族”这样的残酷刑罚，可以有效的抹黑朱棣的的形象；而现任皇帝的威势，也会因为祖宗形象的贬损受到影响，从而间接达到文官集团反制皇权的目的。这也就是明代中晚期出现诛十族说法的原因。
而清朝时，诛十族说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受古代世界观的影响，清朝入主中原后，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受到当时一部分汉人质疑。清朝为维护自身的道德合法性，亦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一条便是通过暗中贬低明朝，来证明自己君临天下是顺天应人。贬明最关键的便是贬低明朝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永乐诛方孝孺十族便再次被揪出来，成为明帝残暴不仁的证据。
而更重要的是，诛十族的说法，从侧面加深了永乐皇位是“篡”来的印象。而这个“篡”字，不仅会影响到永乐皇帝本人的道德合法性，而且由于永乐以后的所有明帝都是他的子孙，他们作为皇帝的道德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这无疑是清朝统治集团所愿意见到的。就这样，在清朝有意无意的引导和纵容下，此事影响不断扩散，数百年积累下来，最终使得诛十族的成为老少皆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