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千古绝恋》创作谈
杨力
一、写作动机
清代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人胜的历史时期，多年来清代创作热久盛不衰，作家爱写清代，人们爱看清代的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代这样有魅力？
清代从1644～1911年，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
公元1644年，清人关后建都北京，仅人关后大清帝国就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十个皇帝，在此期间既有康乾盛世也有晚清衰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历史浪潮。清代，尤其是清末是中国封建王朝多事之秋的时代。
首先，清代有三多，即传奇多、疑案多、秘史多，其中仅康熙、乾隆微服暗访、七下江南就留下了众多的传奇故事，而其中的风流韵事就更留下了说不清道不完的故事。
清代多疑案：包括孝庄皇太后下嫁疑案、顺治皇帝出家疑案、雍正继位疑案、雍正被刺疑案、风流天子乾隆的身世疑案、慈安皇太后暴崩疑案及光绪皇帝猝死疑案、顺治帝英年早逝疑案、雍正皇帝暴死谜团、康熙皇帝的死疑案……
清代多秘史：包括权臣仕途秘史、官场秘闻、宫廷政变秘史、宦官历史……
所以人们对清代感兴趣的多就是这个原因。
我选这部题材，原因有三：
一是我从来对清代历史及清官文化比较感兴趣，喜欢看清代的史书。
二是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历史卷、人物卷时，曾经对清代的历史及历史人物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珍妃及李鸿章、李莲英等更是下了功夫。
三是我的家就住在美丽的颐和园附近，二十多年来，经常到颐和园散步，更增浓了我对清史的兴趣。
一部颐和园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晚清史。所以研究晚清史必须以颐和园的沧桑为重心，因为颐和园一度成为压倒紫禁城的最高权力场。就是在这个权力场里，住着统治中国长达48年的慈禧太后，也就是在这个园子里曾是囚禁光绪皇帝的住所之一。
一个园子和一个朝廷的关联如此重大，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所以一座颐和园完全可以说是一座清史博物院。
颐和园可以说，就是用牺牲海军为代价换来的皇家行官，每当走到那陈列在湖西岸的当时的战舰时，看着那锈迹斑斑的小兵舰，就不由得想起了北洋水师在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的惨状，便禁不住热血潮涌、感慨万千。
颐和园实在让人有太多的感受，每当走进玉澜堂里看到那堤隔离的砖墙时，不禁又让人想起这正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被杀，光绪皇帝被囚的见证。
仁寿殿还是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袁世凯的地方。
这里记录着历史的兴衰。
这里记录着国家的荣辱。
仁寿殿是慈槽太后独揽大权之处。
乐寿堂是慈禧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也是她和荣禄策划政变的处所。
所以颐和园虽美，但却遮不住当年争权夺利者的丑恶。湖光山色虽然好，却装不尽幽囚皇帝的泪。
历史虽然翻过了一页，但颐和园却记录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荣辱兴衰。所以游览颐和园就像在读中国历史一样。因此，颐和园也应改名为与故宫博物院齐名的颐和博物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悲壮的一幕，我早就准备以光绪皇帝和珍妃的爱情绝唱来反映这段历史，只是因为忙于完成我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而往后推延了，直到我的这部耗时二十年的历史文化著作出版了，我才有时间来完成我的历史小说，好在，我写历史文化著作为写历史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写起历史小说就显得底气充足。
二、关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与史书中的人物应该不一样，就是说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作一定的艺术升华，也即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有一个艺术升华的区别。但这个升华必须要有一定的度，就是说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既不能太美化，也不能太丑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物的褒贬处理当否，是历史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关键。
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呢？
我以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诬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是量这个度的一把尺子。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用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人物进行评析。具体就是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问题，包括评析历史人物。只有对历史人物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后才谈得上艺术升华。所以，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就必须首先把历史人物“吃”透。如《千古绝恋》中的三个主人翁，光绪皇帝、珍妃、慈禧太后。只有把历史“吃”透才能把他们三人“吃”透。
如何确定人物的历史观？
要判断人物的历史观，就必先对历史事件进行判断。
《千古绝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三：
第一，关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发生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因时值甲午年，故又称甲午战争。是日本先对朝鲜及中国挑衅，中国被迫对日宣战而发生的中日战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大起来，对中国及其番属国朝鲜早已垂涎三尺，后趁朝鲜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朝鲜遂向中国清朝政府求援。接着日兵对中国海陆突然袭击，击沉中方船舰，我兵士七百人殉难，8月1日中国被迫对日宣战。由于清政府抵抗不力，中方海陆两军连连失利，日陆军战领了大连、旅顺，黄海战役我方舰队又受重创。继之，日军又攻陷了我海防重地——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主将丁汝昌自杀。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及开放长沙、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我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
《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化。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是非正义的，中国是抵抗侵略的一方，所以是正义的一方。
光绪帝及翁同龢等自始至终坚决主战，并在拒签条约方面与主和派展开了斗争，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则是主和派，他们掌握着重兵却对主战派掣肘，梦求德俄洋人调和，因为不积极抵抗，结果导致全绂惨败。最后，又积极与日人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他们是十足的投降派。
第二，戊戌运动是本书的主要历史事件。
《马关条约》后，打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渠道，从此中。
国更加面临列强的瓜分，挽救民族存亡迫在眉睫。中国人痛定思痛，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变法维新救国运动，得到了开明君主光绪皇帝的坚决支持，开始了决心从体制方面实行改革的维新变法运动，但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竭力阻挠。
光绪皇帝冲破阻挠于1898年6月11日在天安门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进行改革。慈禧太后则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幽囚了光绪帝，把珍妃打人冷宫。杀害了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通缉已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并宣布取消有关新法的一切变法，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中国从此又退落到慈禧太后专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深渊中去。
戊戌变法因为宗旨是救亡图存，改新强国的运动，所以是一场救国运动，是进步的和光明的。发起这场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是爱国的，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珍妃也是爱国的和开明的，而残酷地镇压这场运动，并屠杀谭嗣同等六人的慈禧太后之沆则是腐朽的和反动的，这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观。
第三，庚子事件是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光绪帝名存实亡，满清政府愈加腐败，软弱。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外国洋人教会趁虚而入，在中国横行，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在中国的山东、河南、天津涌现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
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八国联军从天津进攻北京，义和团及爱国清军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把他们推到前线，暗地里又对他们进行镇压，义和团腹背受敌，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朝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义和团余部终于认清了满清政府的真面目，于是改换“扶清灭洋”为“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斗争下去。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并进一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
慈禧太后在这场运动中对义和团先利用后屠杀的卑劣手腕愈加暴露了她的反动和腐朽，也越加证实了她执政以来对内凶狠，对外妥协、求乞的反动卖国嘴脸。被幽囚中的光绪帝，在义和团运动中已经没有实权，但他还向慈禧提出不愿西逃，要求坐镇京城与洋人周旋，对比之下，帝后之争，孰是孰非便昭然若揭了。
历史事件的历史观确定后，接着应进一步确定书中人物在这几个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历史观确定了，人物的褒贬才有历史依据，如是，主题才能鲜明，人物刻画也才能爱憎强烈。这就是历史厚度。
关于历史人物：
第一，本书主角是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是一个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按理，他是人民的对立面，但是，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是历史人物，他处于中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即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衰世之君。他的命运既幸运也悲惨，慈禧太后为了握权方便，看中了他的年龄，于是四岁的光绪就被立为皇帝。光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却都是有名无实的皇帝，只有他亲政至被囚禁之前的十年是他一生惟一能行使一点权力的时期，也只有这一段是他最有作为的时候。
通过两件决定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事，充分反映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爱国精神，一是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帝不顾慈禧太后的反对及李鸿章的掣肘，积极抗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郝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二是《马关条约》之后，光绪皇帝痛定思痛，坚决主张变法救国，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虽然被慈禧太后囚禁，但他变法图强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尤其可贵的是即使在囚禁中，他也不忘记爱国，八国联军破城后，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都忙着西逃，光绪帝却不愿当逃兵，他郑重提出愿留下来和八国联军谈判，结果被慈禧断然拒绝并将他挟走。
被囚禁的十年中，他忍辱度日，刻苦学习英文，学习史鉴，努力研究别国成功的经验，苦盼着慈禧死后他重新掌政，重新以列强方法改变中国的那一天。心爱的珍妃死了，他之所以还愿活下去，就是为了这一天。可惜他未能如愿，他的政敌——慈禧太后怎么会让他活到自己之后呢？于是在慈禧死前二十小时，光绪帝神秘地死了，至今死因无定论。他的死留下了千古遗恨，也留下了千古疑案。
光绪帝一生励精图治，一心一意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为此，他甚至对慈禧太后表示“宁可退位也不当亡国之君”。
光绪帝虽贵为皇帝但严纪律己，从不淫乱，尤其自心爱的珍妃死后更是不近女色，与那些有后官三千还淫乱的亡国之君相比，光绪帝的人品实在是了不起。
变法期间他破例召见四品以下的康有为及平民梁启起、谭嗣同等，并愿广开言路，他一贯亲贤臣，远小人，他始终踌躇满志，如果不是处于慈禧太后的桎梏之下，那光绪帝决心维新变法后的中国或许能提早改变命运。
过去对光绪皇帝的看法是不够客观的，只说他是傀儡，说他软弱无能，其实，光绪皇帝是一位难得的英主，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血性方刚爱国图强，历史对光绪皇帝应重新估价。
光绪皇帝尽管没有康熙、乾隆那样显赫的政绩，但却无疑是一位爱国的、有作为的皇帝。这就是本书主角光绪皇帝的历史观。
第二，珍妃是清代著名妃子，她是光绪皇帝的爱妃，也是本书第二主要人物。
珍妃是光绪皇帝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一对叛逆。她曾与光绪帝一起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长年被囚禁的考验，她曾积极地鼓励光绪帝抗日，支持光绪帝变法，反对慈禧把光绪帝挟走西逃，最终被慈禧太后害死。
珍妃是清代官吏长叙的女儿，生性活泼开朗，又长期在广东生活，因为她的伯父长善，是清廷驻广州的将军，她长期随伯父生活在广州。广州位居沿海比较开放，受其熏陶，所以她从小思想就比较开化，容易接受新事物。加之，她的老师文廷式是江西才子、哥哥志锐都是善于汲取外国先进思想的激进派，珍妃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当然对新事物、新知识比较敏感。人官后，又受翁同龢及文廷式的影响，很快便吸收了康、梁思想，并对光绪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通过三件事表现珍妃的光辉形象，即珍妃三次冒死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为光绪帝求情。
一件是珍妃协助光绪帝理政，被慈禧太后降为贵人，并被处于杖罚；二件是慈禧发起戊戌政变，生死关头，珍妃为光绪帝申辩。
结果珍妃被打人冷宫。第三件是八国联军破了北京，慈禧西逃前珍妃请求皇帝不能走，请让皇帝留下来和洋人谈判。结果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推入井中。所以珍妃的惨死及她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珍妃理所当然地应列为戊戌君子。
光绪帝和珍妃的爱情因为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的生死恋，所以是不朽的爱情绝唱。自古帝妃恋情突出的并不少见，如纣王与妲己，幽王与褒姒，项羽与虞姬，唐玄宗与杨玉环、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但都不如光绪帝与珍妃的崇高和悲壮。
他们或者是昏君与美人，或者是英雄写美女，惟独光绪帝与珍妃是明君与贤妃，他们不是导致亡国的恋情，而是为了救亡强国，为这样的爱而死是真正的生死恋，也才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恋情。正因为光绪帝和珍妃的爱情是崇高的，所以我着重表现他们的忧国忧民，写他们的大义凛然，而不是卿卿我我。
第三，本书第三个人物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也是本书的主要角色，她是中国的无冕女皇，是继武则天之后的中国又一个实际上的女皇帝。她控制着同治、光绪二朝皇权，统治中国达四十八年之久。在她专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她的奢华，腐朽和保守，没有给中国带来兴盛，而是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在她统治期间，签订了三次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震惊中外的《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在她统治期间，她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及义和团。在她统治期间，她发动了两次宫廷政变，第一次辛酉政变，屠杀及监禁咸丰帝指派的载垣、端华、肃顺等议政八大臣，第二次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杀了珍妃及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
慈禧太后也是一个心最毒、手最狠的女人。
慈禧太后一生以权欲为至高无上，谁要犯了干扰她的这一条，都没有好结局。不是吗？慈安太后的暴死、阿鲁特皇后的惨死、珍妃的惨死及光绪皇帝的猝死，难道和她没有千系？
这是一个最有心计的女人。别的女人被送进宫大都哭哭啼啼，惟有她兴高采烈。她原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兰贵人，后来心生一计，用金钱买通了太监，在咸丰帝经过的路上用一曲江南小调勾引住了皇上，以后，母以子贵又从懿妃一路攀升为懿贵妃，最后被奉为圣母皇太后，竞与慈安皇太后平起平坐，足见其手腕。
慈禧太后是典型的卖国贼。对内她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对外奴颜媚骨竭尽讨好，且不说其他条约，仅就《辛丑条约》的签订就足以暴露她的丑恶01900年与八国联军签约时，为讨好洋人，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下令镇压曾被她利用去打八国联军的义和团。
为了让洋人把她从罪魁祸首的清单中抹掉，她竟传令给李鸿章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即只要洋人答应签约，那就不惜付出一切财物。慈禧也同意过办洋务、搞变法，但有一条，必须在不影响她的权力的前提下才行。足见其卖国行为。
慈禧太后认为她是女人中独一无二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后，要做到没有能超过她的，除非规定两条，于是慈禧太后临终遗言竟是：
不许妇人干政！
不让太监干政！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啼笑皆非。
历史要靠后人评说，这是常识，尽管慈禧时代的正史对她竭尽颂扬，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正史对她如何歌颂，也逃不脱历史对她的否定。对外丧权辱国、媚外求和，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扼杀变法维新，幽禁皇帝，杀害戊戌六君子及珍妃的罪恶，是将她永远钉入历史耻辱柱上的铁证。
慈禧是一个葬送江山的无冕女皇，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使中国从此负债累累，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慈禧又是一个有谋杀两个皇后（慈安皇后、阿鲁特皇后母子）一个妃子（珍妃）一帝（光绪皇帝）嫌疑的最狠毒的女人，慈禧还是一个最有政治手腕，最有心计的铁女人，更是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鲜血的人。
装殓慈禧尸体用的是金棺玉缕，棺内的珠冠玉衣、装饰装填的珍宝、珠玉数以千万颗计，棺内外的翡翠、玛瑙、珊瑚、玉雕做的稀世珍宝，金尊佛像皆价值连城，应有尽有，地宫内棺下井穴内奠放的珍宝诸如玉如意、雕夔龙、金尊玉佛、玉珠念珠、缨络东珠……不计其数。
出殡的排场更是空前奢华，皇亲国戚，满朝文武几乎都出动了，前面是森严的仪仗队，后面及两侧是威武的禁卫军，中间才是由一百零八人抬肩的慈禧酌官椁。吹吹打打，浩浩荡荡，行时七天七夜方到达陵地，又举行了隆重的祭仪才下葬，花费白银高达一百二十万两。其生前死后都奢华富贵至极。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皇后之最。
慈禧太后是本书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我通过大量的政治冲突，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将其锁定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之列，并以大量的内心矛盾，充分揭示这个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无冕女皇的内心活动，无遮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的灵魂。
第四，李鸿章是《千古绝恋》的又一重要人物。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早年在曾国藩麾下供职编练淮军，并深得其赏识。后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之后继曾国藩任钦差大臣，晚年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01873年被授武英殿大学士。
李鸿章是晚清汉臣，也是晚清重臣。
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人物。归纳之无非就是对他的功过问题的评价。其实李鸿章的功过并非难论。李鸿章所谓的功，无非是为满清训练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淮军及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可惜这支淮军最大的功绩却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他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不是积极打日本鬼子，而是被动挨打，终致全军覆没。惟有“洋务事业”李鸿章积极修铁路，开矿山，办厂、谩邮电，建海军，尽管收效甚微，但总是从国家富强着想，所以“办洋务”这一条凭良心说倒是应该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一功。但也就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功。
而李鸿章的过却罪恶屡屡，他对内阴险狠毒，凶狠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对外委曲妥协，每以出卖主权，让利失益与外国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仅就《马关条约》就足以定他的卖国罪。
中日甲午之战，他只听慈禧的退让政策，对光绪帝主战的旨意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而“疏于战备”。他一味保全实力，因为不积极抵抗，梦想英俄出面调停，结果把北洋海军葬送，而不得不去与日本签约。就是说在签约之前，他实际上已等于把国家主权拱手出让了，他还有什么可喊冤叫屈的呢！《马关条约》还包括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足见其罪过。
就算1900年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责任不在他李鸿章，因为这次是慈禧太后把他从两广调回签约，他是被迫的，那么1896年出使俄国，他却接受了贿赂，最后与俄人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中俄密约》，居然让俄国在中国修铁路。中法战争中，尽管我方在滇桂边境已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却鼓吹“乘胜即收”的退让政策，与法人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不是他的过又是什么呢？
李鸿章并非不爱国，积极办洋务事业，办海军、练陆军是自强富国的表现，但真正到了敌人面前，他又采取退让政策，对敌人他一让再让，而镇压农民起义军却决不手软。这就是他复杂个性的两面。所以，在我的小说中，集中通过心理矛盾的揭示，来突出他复杂的个性。
李鸿章确实有方，且有纵横捭阖之才，所以谈判桌上列强只认他不认别的人。当然他从政几十年，也有让人同情之处，如到日本去签约时，日人为了恐吓他，被人一枪击中面部几乎丧了命。签订《辛丑条约》时，他是抱病来京，在签约前夕，呕血而死。李鸿章的一生的确是勤政的一生，但由于骨子里的软弱及媚外，使他终于定格于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反动权臣之列。
第五，翁同龢是《千古绝恋》的重要人物。
翁同龢出身官宦书香人家，是同治及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他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父子与光绪皇帝的父宗一醇亲王奕最是世交，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多年的师生情，两人实为师生，情如父子。
翁同龢秉性刚正不阿，他非常不满慈禧太后的专权，对光绪皇帝予以极大的同情。在中日甲午战争，他坚决支持光绪皇帝抗日，对李鸿章的退让政策不满，并鼓励光绪帝拒签《马关条约》，从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忌恨。
《马关条约》引起了国内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的影响下，他痛定思痛深感丧权辱国的耻辱，于是积极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梁，并热情支持光绪帝实施变法维新，走强国富民的道路。因鼓励光绪皇帝夺回应有的权力，从而遭到慈禧太后及顽固派的痛恨，于是在变法前夕被慈禧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又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制。1904年在老家郁愤而死。
翁同龢属贤臣良相，他为政清廉，一人任两朝帝师，又是状元宰相，曾被授协办大学士，官至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又是军机大臣的中枢人物。他地位显赫，但却不卑不亢。他的一生最值得肯定的是中日战争及戊戌变法对光绪帝的支持，对此，本书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尤其突出了他们建立在爱国基础上的师生情，并成为了本书最感人的篇章之一。
其中，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光绪皇帝与翁同龢酌泪眼相对，光绪帝在天安门颁诏后二人热泪盈眶，以及翁同龢被慈禧开缺回籍时，在皇宫门外的翁同龢，跪在地上向金銮帘轿内的光绪皇帝泪眼凝望等场面，最为感人肺腑。
翁同龢走后，光绪帝犹如正在高翔的苍鹰突然被折了翅膀，本书以光绪皇帝化悲愤为力量，加快变法维新速度及翁同龢在长江边对他的遥望，反映了他们高尚的师生情及君臣情。
第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也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们都是改良派旗手，都是思想敏锐、目光远大的激进派，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救国图存的决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高举变法维新的大旗，为中国的变革而抛头颅洒热血。
在我的小说中，对康有为，我是通过《公车上书》引起的震动突出他的号召力，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大臣对他的发难表现他的辩才，并通过光绪皇帝同他长达两小时的召见，反映他对光绪帝的感染力，所以对康有为我是重点刻划这位造反领袖的鼓动性。
对梁启超，我则以他的《时务报》以及他的著名议论文《变法通议》突出这位以文笔为战斗号角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文章如盛夏的洪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文柔的光绪帝看得热血急涌，恨不能立即宣旨维新，足见其文笔的千钧重力。
而谭嗣同，本书则突出他在刑场上凛然大义的光辉形象，并突出他的那句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本可不死，他完全可以和梁启超一齐逃往日本，但他坚决放弃了，为的是决心以他的流血唤醒更多的民众参与变法。我被谭嗣同高尚的情操深深地感动了，所以写菜市口六君子就义时，我含着泪突出挥洒了他的英雄气概。
第七，关于袁世凯。
我觉得他很像安禄山，大头大眼大嘴巴，貌似憨厚，其实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以至于谭嗣同、光绪皇帝都上了他的当。本书我是通过他向荣禄告密前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他的奸佞和狡诈。这段心理活动的描写我的确是下了功夫的。
袁世凯告密，无疑是出卖戊戌变法。明摆着的是出卖，没有必要进行争议，不是出卖是什么？他告密前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的，这个脚踏两只船、居心叵测的人把帝党及后党的方方面面周密权衡之后才作出一边倒向慈禧的决定。
袁世凯不但会出卖朋友，还会巴结上司，否则为什么孪鸿章临死前明明知道他的卑劣，公然还举荐他继任自己的重权。
本书通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及袁世凯告密两个情节表现他的贼骨。他后来威胁孙中山让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公然，称帝等一系列恶行，也证实了这个军人篡权的丑恶嘴脸。
第八，至于隆裕皇后，她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后，却又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因而被慈禧推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由于她和光绪皇帝不是一条心而被终生冷淡，她的婚姻是悲剧性的，可她的政治生涯却是幸运的。慈禧临死前还下遗诏要朝廷大事必须问过隆裕太后。她也想步姑母慈禧太后的后尘，也来垂帘听政，只可惜时代不同了，封建皇帝很快便被扫入了历史的坟墓，隆裕太后也未能做成垂帘听政的梦。但她却把大权拱手交给了袁世凯，袁对她感恩戴德，以致她死后，被袁尊为国母并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国葬，给她带来了本不该有的殊荣。
第九，荣禄也是《千古绝恋》的重要人物。
尤其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就是他把袁世凯的密告及呈帝的密诏连夜从天津送到颐和园。也是他和慈禧太后密谋，准备在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皇帝，他和慈禧共同掌管着大清朝军政大权。其实在袁世凯尚未告密前他已暗中调动军队，把北京包围了起来，包括袁世凯的部队也雎出他的铁围。戊戌政变后也是他建议立大阿哥以准备取代光绪帝。
荣禄坚决反对戊戌变法，他对梁启超发难说：“祖宗的家法不能变。”荣禄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并被慈禧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权倾众臣，只在慈禧一人之下。荣禄为什么能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一是得力于“辛酉政变”护驾慈禧有功，以后便步步高升，从步军统领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军机大臣，及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竞与李鸿章在世时的官位齐。另一原因是传闻他与慈禧的特殊关系，说他是慈禧进宫前那个兰儿的情人。所以慈禧对他格外青睐，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他和慈禧两人密旨商定的。
他与慈禧非亲非戚，如果只是一般君臣关系不可能如此信任，所以在我的小说里，只好采用隐隐约约的暗示，任读者自己去体会吧。
第十，李莲英，也是本书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清朝皇宫太监大总管，清朝的巨阉，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虽卑为太监却势倾朝野，且不说贵为军机大臣的都怕他三分，就连皇帝头上他都敢撒尿。仅两件震惊朝野的事就足以表明他的权势。一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莲英在慈禧太后的授权下，一个太监居然当了监军，陪同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最到天津阅兵。对此，有御史谏言提出非议还遭到了慈禧的贬职遣籍的结局。另一件事，是慈禧太后居然赐给他与李鸿章同誉的二品顶戴并赏黄马褂。这难道不是对封建王朝的讥讽吗？
一个太监为什么能如此发达，如此超常？道理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一般都认为李莲英凭着他会梳头，会按摩，会迎合而得到慈禧的宠爱。其实，会梳头，会按摩……的何止李莲英一人！那么李莲英靠什么让慈禧宠爱到了只要是李莲英喜欢吃的菜她连筷子都舍不得动一下，就专给李莲英留了下来？原因在于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一根得力的政治拐杖，又是慈禧太后的一只耳朵。李莲英生性机警狡黠，敏悟过人，加之长期在宫里生活，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个朝代，对宫廷官宦风云、官里宫外、朝野上下都十分谙熟，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必须依靠他去贯穿上下，了解四方，他的作用是任何一个大臣都取代不了的。
本书就着重反映他在这方面的手腕。如他去窃听光绪帝与军机大臣商议时被光绪帝发现后给了他一个耳光，从此与光绪积怨更深。他经常给慈禧太后献计出策，提醒指迷，这才是李莲英的超人之处。这样慈禧愈加离不开李莲英，对他越发宠爱有加。所以财李莲英我是通过一些小事来反映他的大心计。
第十一，关于恭亲王奕祈。
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办洋务、办总理衙门外交，都是他的功劳。年轻时，曾自动放弃皇位之争，把皇位让给哥哥奕詝，咸丰帝逃往热河时把与英法谈判的重任委托于他。可是，咸丰临死时，又不让他当顾命大臣，以致促使他和懿贵妃很快联合在一起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帮助慈禧太后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位，这大概是咸丰皇帝始料不及的吧！辛酉政变后，奕祈被慈禧封为议政王，位高至一人之下，但很快他又被慈禧猜忌而借故把他闲置回家长达十年之久。慈禧过六十大寿时，甚至拒绝他朝贺。中日甲午战争又被光绪皇帝起用为军机大臣领班，可是复出后，他却又与慈禧太后一鼻孔出气，站到求和派的行列，对光绪帝的主战加以掣肘。
变法维新他仍然站在守旧立场上，但不管怎样，他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毕竟起到了斡旋作用，以致他死后，让光绪皇帝感到怅然若失。我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他的心路历程的刻画从另一个角度揭示清官权力斗争的冷酷。
第十二，关于寇连材。
寇连材是个小人物，他只是一个小太监，一个卑贱的人。但他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为了忧国，他不惜以死相谏，他的死震撼了清朝也震撼了中国的大地。我深深地被他酌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流着泪创作了他夜别光绪帝及朝廷死谏的场面，真正再现了中华民族“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
综上所述，历史小说的人物刻画首先必须确定其历史观，在此基础上作艺术升华，并把握其度，才能作好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统一。
三、关于写历史小说如何应用历史资料的体会
如何应用好历史资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但历史资料的丰缺随朝代不同而异。清代属近代史离现代较近，所以历史资料保存的较多，但良莠不齐，毁誉参半，这就要靠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自己去分析、判断。
正史是官方编的，对人物的褒贬，当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进行的。如清正史有收入《二十六史》的《清史年稿》，是关于清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断代史，包括实录、国史、诏书、典志、纪事、人物传记等六方面，此外，还有《清实录》、《清史列传》等。野史则是自由撰写，未经官方审定，流人民间的史书。野史一般敢于陈述己见，大胆评说，所以研究历史应将正史、野史，综合参考，整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看法而避免偏见。
例如，关于翁同龢的开缺回家问题，是因为慈禧及顽固大臣恨他向光绪引荐康有为、梁启梁支持变法，故惩处他回家之故。这个问题应以正史记载为主，不能根据《翁同龢日记》所载就断言翁同龢是光绪开缺走的。理由是“日记”中写有翁同觫与康有为有矛盾，不承认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等。
其实如果分析作者写日记的背景就不难发现，翁同龢被慈禧太后开缺回老家后，令地方官严加看管，他怕被进一步加害性命，所以在“日记”中将他与康梁的关系删掉和修改，这是可能的，这也是出于他不幸的处境，怎么就能据此而说翁同龢与康梁有矛盾，开缺翁同龢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呢？得出这样的争议显然是对历史资料、历史背景的分析缺当所致。
尤其认为翁同龢走后光绪的变法加快速度是因为踢开了障碍更是大错特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光绪帝颁布了变法开始的国诏后，加快了维新的步伐。所以，写历史小说，如果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很容易误人岐途。
再如，有人据《袁世凯日记》中说，要袁世凯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及到天津杀荣禄一事与光绪帝无关，说光绪帝不知此事，是康梁一手所为，这也是对历史资料应用错误的问题。
其实袁世凯这样做，名则保光绪皇帝，实则为自己开脱出卖皇帝罪名。所以不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只凭一两份历史资料就作判断未免轻率。尤其是当事入的资料，就更应全面分析。
上述可见，写历史小说只有对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关于爱情小说的创作
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题材，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爱情，本书主题是通过爱情写政治、写历史兴亡，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所以全书突出的不是写形体的爱而是精神的爱。从来形体的爱好写，而精神的爱难抒，因为，精神的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珍妃与光绪帝的爱情不同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唐玄宗爱杨贵妃是沉湎于声色之中，达到了形体爱的顶点。而光绪帝爱珍妃则是振奋于政治见解的共同，他们的爱情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升华到了精神爱的颠峰。
所以我写他们的爱情重点不在歌舞升平、卿卿我我，而是突出他们的爱情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紧密相关的特点。重点集中在三次国难面前，突出表现他们爱情经受的考验，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生死恋的高尚和凄美，从而把爱情的精神美挥洒到了顶点，这就是《千古绝恋》中爱情写法的特点。
当然，完美的爱情应该是形体爱和精神爱的完美统一。所以，在我写他们精神爱的同时也尽量挥洒了他们形体的爱，但在封建社会深宫中，形体的爱是受到约束的，本书已经最大限度地作了发挥。但我认为无论突出哪一种爱，写形体的爱都一定耍把握好分寸，否则不但易落于俗套，弄不好还会跌入淫秽肉麻的泥坑。所以如何写好爱情小说，关键在于把握好神爱与形爱的统一，切忌形爱发挥太过。
五、关于光绪皇帝死因的新看法
光绪皇帝之死，疑团很大，如果只看官方的医案，得出的结果很容易认为是正常病死，但从前因后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
光绪皇帝平时所患疾病主要是肺痨（肺结核）、遗精及关节炎，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病。
但病案上始终未见大口吐血及高热不退，那就说明不是死于肺结核。至于遗精是光绪帝的慢性病也不可能因此病而死，关节炎、神经官能症等那就更死不了。那么，一个年仅三十七岁，正值人生壮年的光绪帝究竟死于什么原因？
中毒吗？没有中毒症状诸如七窍出血、面黑、舌黑等，那光绪帝究竟死于何因？
笔者分析光绪帝有可能死于谋杀，只不过手段比较高明而已。
光绪帝被谁所害？当然，以慈禧太后、袁世凯、李莲英等三人嫌疑最大。
其中，袁世凯因告密出卖变法，光绪将他恨之入骨，以至被囚时经常画一个袁贼，然后用飞刀戳他，光绪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严惩袁贼，所以袁世凯知道慈禧太后一死，光绪帝将会怎样的惩罚他。
不过袁世凯毕竟是在宫外，作案条件远远不及李莲英及慈禧太后。
即使有作案动机也奈何不得。
光绪帝是慈禧最大的政敌，慈禧最恨他欲夺权，光绪帝曾经要派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所以她当然不能让光绪帝活到她死之后，否则一旦光绪帝重新执政，就会把一切都翻了过来。
而李莲英因为对光绪帝及珍妃的作恶多端，他当然明白老佛爷没了，光绪帝将会怎样收拾他。
慈禧是最高权力者，李莲英又是掌管监视光绪帝的人，所以两人合谋害死光绪帝，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慈禧长年幽囚光绪帝于瀛台，本来就是置他于死地，她死前害光绪帝不过是加速他的死而已。
年事已高的慈禧自西逃返京后，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加之重新训政后的操心，健康状况每况日下。慈禧不能容忍光绪帝活在她之后，所以对光绪帝一直都是残酷的虐待，不但伙食限制，而且还想把他冻死，内务府大臣杨立山实在看不过去，才派人将囚禁光绪帝的涵元殿的窗户裱了裱，就差点丢丁脑袋。
慈禧七十三岁生日后下痢日愈沉重，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于是更惧光绪帝活下去，就先在舆论上造光绪帝病重的声势，并取消了光绪帝参加重大活动从而让天下知光绪帝已病入膏肓。又故意下诏让全国督抚为光绪帝遍寻名医，而实际上是刻意造声势，目的在于让大家相信光绪帝已病入膏肓，从而绝了要慈禧归政于光绪帝的望，所以她怎么会真心让名医为光绪帝治好病呢。
相反，慈禧自己病情加重却不露声色，依然主持朝政事务，当她已知大限将至时，便突然对光绪皇帝的医疗居食等进行严格监护，并派亲信奕劻负责，凡进出瀛台的人必经奕劻严格监控，给光绪帝看病的医生甚至由袁世凯推荐，难怪把光绪帝的医案，从光绪二十五年（戊戌变法失败）就写得极严重，就像是在等死一样。
慈禧临死前也分秒必争地降懿旨公布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进宫准备继位，并定载沣任摄政王。这一切准备好后，虽已奄奄一息、却故作无事的慈禧便向光绪帝下毒手了：
在已限制光绪帝营养的基础上，断绝给光绪帝的饭食，将其身体本来虚弱的光绪帝活活饿死，或再辅以捂死、勒死，这样岂不更好，可以不留下把柄，也跟医生无关。难怪光绪帝临死前的医案上记载：“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
“……阳散阴涸之象。”
这介办法可谓天衣无缝，既用不着杀人灭口，也不怕开棺验尸，最多就说他不思食，便可掩人耳目。
光绪帝死后不足二十小时，慈禧便戏剧般的死了。
两个年龄相差三十七岁的政敌在近一日之内先后死去，这是巧合吗？
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偶然性存在于必然性之中，没有孤立的必然性，也不存在孤立的偶然性。
光绪帝和慈禧的死，先后只二十小时，而且是光绪帝先死，看起来貌似巧合，然仔细分析疑团重重，这就提示我们写历史小说万万不可只信单方面资料，尤其官方资料，而应在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把握因果关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我的小说中，对光绪帝的死，是慈禧通过李莲英对他进行营养限制或加以捂死、勒死而致死的。试想光绪帝是个皇帝，从小身体单薄，靠的是上等营养滋补，如一旦在营养饭食方面做手脚，那么本来就体虚多病的人当然很快便虚赢而死。清官档案光绪皇帝的医案记载便可知是脉细如丝，阳散阴涸，衰竭而死，并非大咯血、高烧不退、喘咳痰阻而亡，这些都可以作为光绪帝不是死于疾病的铁证。
以下几点说明光绪帝纯属暴亡而非正常病死：
1.慈禧有制造光绪帝病入膏肓的伎俩前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慈禧囚禁，当时慈禧想废帝就曾大造光绪帝病重的声势。现在慈禧下决心不让自己死在他之前，当然更要制造光绪帝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议论。这难道不是慈禧的一贯伎俩吗？
2.所谓病入膏肓：
正史拼命宣传光绪帝患病严重，早已病入膏肓，并日：“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踢翻电灯，情势日亟。”（《苌楚斋三笔》）
其实这只是光绪帝长期抑郁而发的狂症，虽然复杂却非死症。
3.所谓“调治已久，尚无大效”（光绪朝《东华录》），这是出于戊戌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瀛台，慈禧故意制造光绪病重假象以便废掉他的皇位。无疑是慈禧夺权的借口，能相信光绪早已病危重了吗？
4.从野史来看，也各说各唱。御医杜钟骏事后说：“死前四天，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你有何法救我？’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危。’”（《德宗请脉记》）
而名医屈桂庭则说：皇上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并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黄黑’……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诊治光绪帝秘记》载《逸经》29期。）
又御医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载光绪帝临终前一日，宫内并未传医请脉，而清官光绪医案中，又载他人诊云云，足见其自相矛盾，正野不一。
明摆着是各自追述之事，又无旁证岂可为凭？
5.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帝闻太后病，有喜色。”慈禧太后曰：“我不能先尔死。”表明慈禧太后决心要光绪死在她之前。这是慈禧太后要光绪帝先死的重要动机。
6.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官医案（处方来源：《清官医案研究》，陈可冀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分析之，光绪帝死亡头三天药证不符，用药矛盾，有的开表药，有的开里药，但皆非危重病人的药，如十九日，同样为一天的药，同样为咳逆。
张仲元开：生桑皮六钱地骨皮六钱生甘草一钱五分肥知母四钱
而施焕则开：酸枣仁三钱浮小麦六分生龙齿八分海蛤粉三钱桑螵硝五钱肥玉竹二钱黑艺麻四钱枸杞根一钱五分火段龟极一钱引
分析之，上方治表，此方治里，互为矛盾。假如光绪皇帝是死于上呼吸道感染，名医辨症用药岂能矛盾至此？！
又如十月十八日，同样为咳逆，吕用宾方药：霸桑叶二钱、炒枳壳五分、桑螵蛸一钱五分、枇杷叶二钱、苦杏仁二钱、覆花一钱五分、川贝母二钱、地骨皮二钱、黑大豆三钱、云茯苓三钱
周景涛则开：乾桑椹二钱、甘枸札三钱、广化皮四分、抱木神三钱、金石斛三钱
分析之，此二方一是治表，一是治里，不仅自相矛盾，各吹各打，且毫无病势垂危的气氛。
7.死亡头天的药方非急救危重病人的药。
查光绪帝死亡头天夜里开的药，并非急救重危之剂。如海蛤壳一两、石决明五钱、甘枸杞三钱、盐乌梅三枚、酸枣仁三钱、金石斛五钱、广化皮五分、白石英三钱、左牡蛎一两
试看，这是濒死病人的药方吗？
8.光绪帝死前头二天脉象并无危在旦夕之症。尤其死前脉象不符合疾病发展恶化，相反死前头天是“脉渐小”，“喘不甚而但觉气短”，说明疾病已好转，不符合肺炎死亡，且光绪帝死前并无心脏病也非心脏疾患而死。
总之，光绪皇帝不可能死于原患的慢性病如肺结核、遗精、关节炎、郁症。因无肺结核吐血、喀血，也无高热。至于遗精、关节炎、郁症更不是猝死的原因，如死于上呼吸道感染转肺炎之类，那死前应有高热、脉数、咳喘痰阻、面青鼻扇之类危症，但光绪帝死前头一天杜仲骏对皇帝诊的脉症是三部脉较小，惟右关独数，考脉书：“大则病进，细则病退，……秋虚之体，脉宜细不宜大也。今日恙情，火稍平而神益懑，喘不甚而气觉短……”
可见死前头一天，光绪帝的脉象转小，且喘不甚而气短突出属病候体虚，且并无痰壅之症，如此，脉症不符合感冒转肺炎的危症。
9.死时（二十一日），脉症不符合肺部感染而符合循环衰竭死亡。据清官光绪医案，张仲元、金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
方以生脉饮（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尽其善后。
可见，姑且认为这些正史医案是真的，也矛盾百出，处方用药各吹各打不说，还或脉重药轻，或脉轻药重，且所到方子不像给危重病人开的，死前脉症也不符合危重病症发展规律。
10.再从慈禧太后的病分析，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官医案，慈禧十月十日七十三岁大寿后下痢不止，十月十四日大便泄又复加感冒咳嗽，并发上呼吸道感染，十月十九日便泻不止，十月二十日大便泄，气喘痰壅，十月二十一日大便尚泄，气短痰阻，气绝身亡。
显然，慈禧太后的病从十月十四日加剧，既泄痢又重感冒，后又并发肺炎，这在七十三岁的老年人来说却是大忌，所以十九日起，她的病更加恶化，便对光绪皇帝严加监“治”，并不奇怪。对比之下，慈禧的病症比光绪帝重的多，且给光绪帝看病的医生是走马灯式的变换着，一天要变换几个医生，而慈禧太后的医生就只专用一二个，死前十天固定是张仲元及戴家瑜，偶尔加上一个吕用宾。慈禧太后的居心可以见矣！
据慈禧的医案记录：慈禧太后的病要比光绪帝的病严重得多。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三岁生日起，便开始下痢“水走肠间”，之后，在死前的十天之内，下痢一直持续不减。医案记录几乎每日皆有“懒食作泻”、“大便作泻”、“渴泻”、“水泻”到死前三天泻痢加重。十月十九日（光绪帝死前两天）慈禧“便泻不止”。并且从十月十四日（慈禧死前一周）开始“咳嗷、寒热”，至死前“咳多涎痰，喉间有声小痰涎浠壅”，说明肺部感染很严重，有并发肺炎的证据，尤其死前一天用了加味白虎汤及羚羊角退烧，说明正高烧不退。再从慈禧的医案中有持续的“舌干口渴”、“烦热”、“口渴思饮”、“烦躁口渴”、“口渴引饮”、脉弦数，“脉强劲鼓指”等，说明慈禧除患有严重下痢，并发肺炎之外，还可能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所以可以判断慈禧太后的病比光绪帝要严重得多，所以在她病重之际，下决心加速光绪帝的死就不言而喻了。
11.据《内起居注》记载十月十九日，光绪皇帝临死前二天还亲自去仪鸾殿向西太后请安，次日（二十日）即“上不豫”（皇帝病危）之载，第二天便咽了气，“上遘病大渐，酉刻，龙驭上宾。”如果清官这一记载是真的，那么问题就更明显了。
对此，我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申请查阅了光绪三十四年内阁内起居注，结果使我万分震惊，起居簿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光绪帝从慈禧太后七十三岁生日十月十日至十九日之间，每天必到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并陪侍慈禧早膳及晚膳，还接连数日陪她看生日贺戏。到二十日突然病危，二十一日死亡。由此可见，十九日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为什么这一天后，光绪帝就突然病危？其中之谜何在？从慈禧太后十九日的病情可以解开这个谜。
十月十九日，慈禧“便泻不止”及高烧不退，说明她的病情转重，自知大限将至，所以不得不对光绪帝下毒手了。这就是为什么从十九日开始慈禧对光绪就严加监控，二十日传出光绪病重，二十一日暴死的缘故。
说也奇怪，我去故宫查阅的时候，天空尚晴朗，后来，当我查到光绪帝的《内起居注》时，天忽降大雪，沸沸扬扬的大雪把整个故宫都铺白了，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来时，因衣服穿的少，一面抖缩着身子，一面在想，光绪帝的死的确有冤，难道老天也动了容……
诚然，如果慈禧太后的病比光绪帝轻，那就犯不着她下毒手，但分析结果，慈禧的病比光绪帝要严重得多，而且来势凶猛，不断恶化，加之又是老年人，按医学观点，泻痢不止、高烧不止、痰喘不止、消渴不止，都是老年人的绝症，只有一条就够要命了，何况慈禧四条同时爆发，所以从医学的角度看应该是她先死，而结果却是光绪帝先死，这其中缘由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有理由说光绪帝是自然病死吗？
综上所述，光绪皇帝绝非正常病死，而有被人直接害死的重大嫌疑，害死他的人可能性最大的是慈禧太后指使李莲英干的，其手段可能与逼阿鲁特皇后吞金前的伎俩——饿死的手段一样。此手段简单而不留后患，又只有慈禧太后和李莲英二人知道，既不用灭口，又不会留下验尸的麻烦，可谓比毒药还毒。光绪帝身体素虚又久病在床，后来又患了感冒，一旦断绝了饮食营养，当然很快就致其阴涸阳散气绝身亡。
当然也不能排除辅以捂死、闷死或毒死的手段，这只有靠尸检才能断言。但笔者可以肯定地说光绪帝绝非正常病死。而是被慈禧直接害死，光绪帝沉冤百年的冤案应该得到昭雪。如此，那些认为光绪皇帝是正常病死的文章可以休矣。
写到这里，笔者深感中国历史上变革道路之难，除了商鞅车裂、王安石开缺……清代又出了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六君子被杀珍妃、光绪帝被害死的悲剧。如是，珍妃、光绪帝都应列为戊戌君子之列。
另外，把本书的两个称呼问题说明一下，一是关于珍妃的称呼问题：由于她的称呼变化较大，有嫔、妃、贵人、妃、贵妃、皇贵妃等，为了方便读者，于是在小说中统称珍妃，特此说明。二是关于光绪帝对慈禧太后的称呼问题：在旗人，称父亲为阿玛，称母亲为额娘，慈禧太后要光绪帝称她为亲爸爸，我认为太嗲气，于是在小说中统称皇阿爸，特此说明。
我笔耕了大半辈子，真切感受到写科技书、历史文化书主要是伤脑，脑子伤够了，书也就有分量了。而写小说则是伤心，心伤透了心说也就成功了。我从写科技书到历史文化书，又到文学书，深感中国五千年思想文化的渊博，惊叹中华民族历史人物的杰出，真是越写越爱我的祖国。我已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浩浩长空中翱翔了几十年，我想我还要继续下去，要用我的这支笔，尽抒祖国的美，力颂中华人物之杰。要用我的这支笔伸张正义，鞭笞邪恶，总之，要用我的这支笔以文艺小说的形式向中国及世界再次展示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这也许要付出我的毕生，所以，从此我将结束亦医亦文，决心走鲁迅、郭沫若的道路：弃医从文。一改医人的形体而为医人之灵魂。
另外，请让我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张雅南主任及周浣淳先生，感谢他们对这部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杨力
2002年1月1日于北京